企业内农民工工作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湖南、黑龙江、浙江三省的实证研究

来源:岁月联盟 作者:薛翔 时间:2013-02-15
   论文关键词:工作满意度  农民工  企业
    论文摘要:本文利用20o5年湖南、浙江和黑龙江三省的调查数据,采用多元回归模型,对决定企业内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外部报酬多少、技能培训情况、打工距离及其他因素,如性别等,对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影响比较显著。
    “农民工”这个词汇最早是由社会学家张玉林教授1983年提出来的,对于“农民工”的界定至今还存在着争论,所以,“农民工”这个词汇在这些年城乡二元格局与城市经济发展的进程中,逐渐被赋予了一些特殊的色彩,“农民工”也就逐渐成为社会中一个特殊的群体。鉴于此,本研究基于此次调查的结果,首先对农民工做了概念上的界定。

    通过表1我们不难看出,我们这里研究的农民工主要是指:“户口仍在原籍,但在城市从事非农业劳动的劳动者”。我们之所以作此区分,主要是由于一方面在调查中户籍仍在原籍的占了绝大多数,另一方面,户口仍在原籍的人与户口已迁人打工城市的人相比,在“边缘感”、“城市歧视感”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弱势心理会更显著,所以,如果我们将两种情况下的人放在一起来研究工作满意度的话,必然会产生误差。
    我们常常会探讨怎样提高企业员工的满意度,以及影响员工满意度的因素,往往会忽视企业内的农民工满意度。事实上,通过此次调查发现,农民工在企业中还是占有一定的比例,会对企业的运行和发展产生较大的影响。以湖南省为例:在长沙我们向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共发放了26份问卷,有效回收14份。农民工占全体员工10%以内的企业仅占了14,3% ;10%一30%的企业占42,8%;31%-60%的企业占28,6% ;60%以上的企业占14,3%。在常德市共发放问卷30份,有效回收28份。对应上面的分组百分比分别为25%,39,2%,17,9%,17,9%。在临酸县共发放问卷25份,有效回收23份。对应的百分比分别为13,1%,39,1%,21,7%,26,1%。在黑龙江省,农民工占的比例和湖南省的情况差不多,而在浙江省,有一半以上的企业农民工比例在60%以上。
    农民工在企业中已经占据了较大的比例,这个群体的工作满意度如何呢?各种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工作满意度?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以实际调查为基础,通过数据比较和经济模型分析,对影响农民工满意度的因素,以及各因素对工作满意度的决定作用进行了简要的探讨。
  1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史蒂芬罗宾斯教授在《组织行为学》中指出:“决定工作满意度的重要因素是具有心理挑战性的工作、公平的报酬、支持性的工作环境和融洽的同事关系,最后,不要忘记人格与工作的匹配”。上面讲的因素并不是针对农民工所提出的,并且也体现了在美国文化这个中介变量的影响下影响满意度的因素,但是,对于我们的研究仍然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由于企业的绝大多数农民工仅仅具有初中或高中文化,如果给其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以其文化水平将很难驾驭,反而会产生挫折和失败的感觉,他们袋不会感到满意;由于社会歧视、制度限制等因素的存在,使得弱势心理对农民工的人格形成影响很大,这将大大降低农民工对工作成功的预期,因而,也不可能从工作中获得较高的满意度。在这种被动工作的情境下,金钱和情感上的满足会极大提高农民工的满意度,所以,我们认为报酬体系、支持性的学习环境及社会资本的积累等因素影响着企业内农民工的满意度。
  1.1报酬体系
    “一个组织能够分配的报酬类型远比人们一般的想象要复杂。”但是在绝大多数中国企业中,农民工能够享受的报酬类型却很少。我们的文章借鉴了罗宾斯教授提出的报酬体系结构,将报酬分为内部报酬和外部报酬。
    内部报酬主要是通过提高员工的工作满意度,使工作的内部报酬增强,而本文主要探讨的是提高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因素;外部报酬包括了直接报酬、间接报酬、非金钱性报酬,这些因素的某些表现方式将会使企业内农民工获得最大程度的满意。

    图1是农民工收人状况的柱形图,纵轴表示各段收人的农民工占总样本的百分比,横轴表示农民工平均月收人区间,以元为单位,从中可以看出,湖南农民工的月收人主要在601-800区间中,浙江农民工月收人主要集中于801-1000区间,黑龙江集中于500-600中。由于浙江经济发展水平明显好于其他两省,收人高,相应的食宿、娱乐等支出也高,剔除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因素,我们发现农民工收人主要集中在500-800这个区间中。可见,农民工来城市打工主要是由于城乡收人差距过大,但是农民工获得收人的边际效用高于城市劳动力,所以,提高农民工的基本工资、按时发放加班费、发放津贴等措施,会大大增加满意度;企业给农民工支付社会保险,提供各种服务,比如提供日托服务,减轻照看孩子的负担,也会增加满意度。
      可以认为,获得外部报酬越多的农民工生活水平也越高,也有更多的精力用于生产活动,因而,越容易获得工作的满意感。
  1.2支持性的学习环境
      学习环境包括了工作的物理环境和提高个人技能的环境。人只有在比较舒适的环境下才能更好的完成工作,但是,当前绝大多数农民工的工作环境比较恶劣,吃、住、用方面的消费以最低限度的使用价值为准,一项关于贵州农民工的调查显示,农民工的人月均消费仅为200元左右。良好的工作环境是增进学习的有力保障,而提高个人技能环境的优劣,则会直接影响农民工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只有提高了个人的技能才能有机会获得好的工作环境,进而增加工作满意度。可见,个人技能环境的塑造对农民工满意度的提高起了关键作用。
     企业提供的技能培训会提高农民工个人技能,进而增加工作满意度。技术是农民工进城的谋生手段,只有当提供的技能培训与农民工的个人预期相符合时,才能产生激励作用。技能的提高反过来提高了农民工的学习能力,提高了农民工创新的意识,促进了技能培训水平进一步提高。我们对农民工外出打工原因的调查结果显示,40%多的农民工认为增加收人是第一原因,有30%多农民工认为学习技术是第二原因。
  1.3社会资本积累
    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包括社会网络、信任和社会规范等要素。可以通过诸如社团组织的数量、社会关系的多少、成员之间的信任程度等指标来衡量和表征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功能在于促进信息的流通、促进协调合作、控制违规行为、减少交易费用、提供非正式风险化解手段和社会支持等。丰富的社会网络、较高的信任,可以增加社会成员之间的信息传递,帮助人们获得更充分的信息,提供更多的社会经济活动风险化解方式。可见,社会资本越多,农民工就越有安全感,也就更会对当前的工作感到满意。
    进人城中的农民工,往往因职业工种相同或相近、或有地缘关系,而聚居在一起,形成了如“的士村”、“垃圾村”等具有准社区性质的“移民村落”。由于社会歧视、居住条件限制等因素,农民工进城后的社会经济活动往往仍建立在亲缘和地缘关系网络上。可见,社会网络在适应城市社会及适应企业生活和工作等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个进城农民工在工作中是否感到满意,与其拥有的社会资本是密切相关的。
    打工距离与平均工作时间长短会影响农民工跳社会资本,从而影响其工作满意度。
    其一,打工距离。社会资本的积累往往具有一定的区域性。也就是说,农民工打工城市离家乡越远,在打工地可资利用的社会资本越少,对于就业、城市社会及企业生产生活等方面的信息了解也越少,意味着风险越大。同时,由于打工距离长,农民工因此而丢弃的原迁出地积累的社会资本也较多。本次调查中,有近80%的农民工来自当地的城市,数据显示他们更容易对自己的工作满意。
    其二,平均工作时间。由于农民工在城里主要从事一些脏、累、重的体力活,他们大部分人每天工作时间在8小时以上,平均48.5%的农民工一个月保证不了一天的休息时间。那么,农民工也就没有时间去进行社会交往,没有时间去认识和理解城市社会生活,也就不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积累太多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只能维持在进人打工城市初期的水平。
    可以认为,农民工平均工作时间越少,从事社会交往的时间将会越多,工作满意度也会越高。
    综上所述,我们将影响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因素归结为外部报酬多少、技能培训、打工距离与平均工作时间,并提出如下假说:
    (1)获得的外部报酬越高,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收人差距就会越小,工作负担会减轻,工作满意度也就越高;反之,外部报酬越低,工作满意度就会降低。
    (2)技能培训越多,农民工自身竞争力会越强,工作满意度会越高;反之,技能培训越少,农民工自身能力得不到提高,工作满意度就会越低。
    (3)打工距离越近,农民工可资利用的城市社会资本越多,工作满意度就会越高;反之,打工距离越远,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资本越贫乏,对输出地的眷恋和依赖性越强,因而工作满意度也会越低。

    (4)平均工作时间越少,农民工用于社会交往的时间越多,对城市的社会理解力、适应性、融人性越强,同时,在打工地被信任的程度越高,因而越会对工作满意。反之,平均工作时间越多,交往时间就越少,农民工就越可能感觉自己不属于打工城市,满意度就会于低。
    我们将利用关于湖南、浙江、黑龙江三省农民工的实地调查资料,检验这些假说。
  2数据、变量及模型选择
  2.1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数据来自于2005上半年对湖南、浙江、黑龙江三省农民工的问卷调查。
    由于东部、中部和东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所以我们在各个区域选取一个省份作为我们研究对象,每一个省分别选取三个有代表性的城市,他们代表了大、中、小三种类型的城市。在湖南选择长沙市、常德市和临澄县;在浙江选择宁波市、嘉兴市和桐乡市;在黑龙江选择哈尔滨市、绥化市和庆安县。由于我们样本的选择考虑了区域间的差异,从而有利于我们得出正确的结论。共回收有效问卷671份,其中湖南222份,浙江225份,黑龙江224份,按照严格的农民工概念的界定,户口已迁人打工城市的不属于农民工的范畴,去除50个户口已迁人打工城市的人,有效样本为621份,以下分析均是基于621份有效问卷。
  2.2变量与模型选择
    本文在借鉴以往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选择了外部报酬、技能培训、打工距离和平均工作时间作为衡量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指标,同时引人性别和地区虚拟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具体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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