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市场经济中的“斯密问题”

　　论文摘要：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也伴随着各种各样问题的产生，而这些问题的出现往往会归结到人类的自利心理上。如何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解决现实中的“斯密问题”已成为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对于解决市场经济中的‘斯密问题”，中外经济学家都曾给出过答案，但都不尽如人意。针对中国国情，从传统文化中汲取适应新时代要求的伦理道德思想、吸收外来文化中优秀的伦理道德思想、建立一个降低利他成本的制度环境等，应是解决现实经济生活中“斯密问题”的根本途径。
　　论文关键词：“斯密问题”；市场经济；社会道德规范
　　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实行至今已30周年。在这30年中，我们欣喜地看到，中国正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人均GDP已接近20000元人民币的历史最高水平、约2亿农民走进城市成为产业工人、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首次举办奥运会和世博会。但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在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尤其是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不平等、生态环境恶化、为了逐利而发生的不正当竞争、人们之间的关系日渐疏离等问题日益凸显。客观地说，在一个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上述问题是不足为奇的，尤其是当一个国家处在人均GDP1000～3000美元之间的时候，正是社会矛盾最容易激化的高风险阶段。因而如何协调好社会各阶层、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化解社会矛盾，以利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追根溯源，这些问题的出现应归结到人类的自利心理上，是追求自利的市场经济理性的恶性膨胀与社会道德规范的矛盾导致了上述问题的出现。
　　
　　早在18世纪，英国的道德哲学家亚当·斯密便预见到：在即将到来的产业革命中会发生人类的自利心理与社会道德规范的冲突，并力图在矛盾激化之前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在其有生之年并没有完成这一心愿。在斯密过世之后，德国的历史学派却向其发出责难，声称斯密的理论体系中存在着矛盾，即斯密的经济理论是建立在人性自利的基础之上，而他的伦理学却以人性利他为基础。人们称这个矛盾为“斯密问题”。虽然在争论百余年之后，大多数学者认为，所谓的“斯密问题”并不存在，但在现实生活中社会道德规范与个人经济利益的矛盾却时时引发着各种问题。所以“斯密问题”不是斯密理论体系中的问题，“斯密问题”成为现实经济生活中这类矛盾的代名词。我国上世纪30年代的著名小说家张爱玲曾在她的小说《金锁记》中用“苍凉的手势”来比喻面对人性中的丑恶的一种无奈。笔者认为，现实中的“斯密问题”同样是市场经济中的一个“苍凉的手势”。尽管作为商品经济的高级阶段的市场经济是最活跃的经济形态，也是生产力发展最迅速的经济形态，但它也是出现问题最多的一个阶段。
　　在亚当·斯密的理论体系中，总是把人的心理和思想有机地融人经济学分析中，这同他所处时代的科学发展水平有关。而恰恰是这点似乎可以为我们解决现实中的“斯密问题”找到一条途径，但这一点是当今一些经济学家难以做到、甚至不屑于这样做的。因为“大约从凯恩斯主义盛行以来，经济学家们一直忽略了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问题……英美经济学各个时期的主流学派不讨论或用不着讨论市场机制运行所必需的道德基础，主要是由于现代经济学的狭隘分工和技术倾向，由于背离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传统，由于西方社会传统遗留下来的道德基础尚可维持其市场机制正常运行”。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现实中的经济与道德呈现的内在紧张却不时地困扰着我们，经济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发展又使得经济学与伦理学渐行渐远，经济学更加技术化、理性化，人只被当作与自然界中其他事物一样全然没有情感、道德，只有趋利心理的高度理性的“经济人”，成为经济理论研究的一种理性工具。而伦理学也愈来愈脱离现实生活，只沉醉于抽象的道德概念、逻辑、评价等纯理论的研究之中，其发展道路愈益狭窄。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使得各自的发展都遇到了窘境。而现实中的道德与利益的冲突却又使人们不得不去面对。人们为了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往往放弃对道德规范的遵守，见利忘义、为富不仁、金钱至上、物欲横行等现象在现实生活中屡见不鲜，而个人欲望的过度膨胀必将导致社会道德的沦丧、生存环境的恶化甚至是社会的动荡，其最终结果并不利于利益的增长。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引用了邓宁格在《工会与罢工》～书中的一段话来形容资本家追逐利润的贪婪：“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非常胆壮起来。只要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就会到处被人使用；有百分之二十，就会活泼起来；有百分之五十，就会引起积极的冒险；有百分之百，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有百分之三百，就会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绞首的危险。”这段描写即使今天看来依旧刻画得人木三分且极具现实意义。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为人类物质财富的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但自由的市场经济却有其自身所无法克服的盲点，它可以使人们竭尽所能地追逐利益，却不能让人们自觉地遵守道德规范。如何使道德与利益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相得益彰，如何使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在市场上能够实现个人、他人、社会利益三方共赢，是摆在人们面前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斯密在世之时已经洞察到这个问题，只是他没有来得及深入探讨和研究其解决办法。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的研究》及《亚当·斯密关于法律、警察、岁人及军备的演讲》中，我们可以窥其冰山一角。斯密认为，解决道德与发财致富的矛盾的途径有二：一是利用“看不见的手”，二是建立道德规范和社会立法。
　　利用“看不见的手”使市场经济在有序的轨道上运行，在斯密之后论证最为深刻的，当首推1944年数学家约翰·冯·诺伊曼和经济学家奥斯卡·摩根斯坦发现的博弈论。后经数位经济学家更深人的研究和拓展，博弈论成为解释市场经济困境和确定市场经济竞争策略的理论依据。为人们所熟知的博弈论经典案例“囚徒困境”则阐明了市场经济的窘境，同时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只有人与人的相互信任与合作才能使所有人分享市场经济带来的利益之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