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农业资金非农化对城乡经济差距扩大的影响

　　1979—1993年,农村累计资金外流总额从168亿元增加到1153亿元,1984年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存货差额曾一度缩小,其原因在于当年农业大丰收,农副产品收购货款大幅度增长。1986—1989年,由于国家宏观调控和治理整顿对乡镇企业的影响,农业生产额相对收益略有回升,年度资金外流数额因而增长不显著。此后,每年流出农村的资金总额又迅速增加。 
　　在农村经济内部,资金也不断从农业部门流向乡镇企业。到1995年,农户在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存款余额总数达3576亿元。但是,他们得到的货款总数仅仅为881亿元,相当于只是使用了本身存款的1/4。农户存货款的差额总数达到2695亿元,其中1639亿元转入乡镇企业,剩下的1056亿元则转入其他部门,主要是城市工商部门。由于农副产品国家收购价格和市场价格的差距不断扩大,农户的储蓄和资金也加速流向乡镇企业和其他部门,政府的价格政策降低了农业生产的收益,资源当然会流向其他生产部门,如乡镇企业和城市工商业部门,甚至流向证券市场和房地产业,这种诱发的资金外流无疑将进一步削弱农业部门扩大生产力的能力。 
　　 
　　4 农业投资 
　　 
　　对农业投资的减少,若总投资额一定,则对农业投资的减少就表明对其他方面的增加,也就意味着投资从农业转移出去。农户农业投资的逐渐减少,对于小型农业投资项目,从农民投资行为的变化可以看出他们对投资收益的预期。近几年,由于农产品市场需求疲软。农民收入增加受阻,1998年增长4.3%,增速又下降了0.3个百分点。1999年增长4.8%，增幅再次下降。2000年增长2.1%,跌到历史最低点。农业比较效益下降,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加上各种过重的负担,从而使农户家庭对农业的投入信心不足。我国农户处于半自给半商业化的阶段,其生产投入既受自身生活需求及资源限制,又受社会经济、市场环境及政府政策影响。农业是农户生活需求的主要来源,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户家庭资源的配置在满足生活消费和国家任务之后,受经济收益的驱动,而出现投资非农化的变化趋势。1996年、1997年和1998年,农户家庭用于农业生产费用支出,下年比上年分别增长15.2%、38%和35.6%,但1999年却比1998年下降了0.9%,出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第一次负增长,2000年再次出现投入减少。目前农民无能力或不愿投资已经成为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政府对农业的投资减少,如同大多数国家一样,我国政府也是大规模基础设施的主要投资者,其投资项目为改善农业生产潜力的大型农业基础设施。 
　　农业投入积聚的物质能量所增加的农业生产能力是长期形成的过程。农业获取日益增多的各种农产品是以不断的投入活劳动和以资金转化形态的物化劳动为前提的。农业的发展决定于投入,但目前我国农业的投入面临着比较严峻的形势。国家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占社会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比重：“六五”时期为6.3%,“七五”时期下降为3.6%,“八五”时期则不到3%。金融机构农业贷款余额占总贷款余额的比重也由1981年的6.2%下降到1997年的4.4%。实行分税制后,由于价格机制和现行农产品管理体制的影响,一些地方政府投入农业的积极性也降低了。1978年以来,地方财政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则提高了20个百分点,但地方财政支出农资金占地方财政比重则下降了16个百分点。另外,乡村集体组织投入也呈趋减态势。乡村组织对农业的投放主要来自乡村工农业投入对农业的补贴和转移。近些年,乡镇企业发展速度下降,效益下滑,以工补农的能力减弱。
　　我国拥有农民9亿多人,占全国人口的3/4。这个现状告诉我们：农民丰则国家昌,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民强则国家旺。随着胡锦涛主席的上任,农村的发展已经有所回升。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一个很好的政策。2010年农村的各项指标数据都相对往年要高。但“三农”问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是全国经济建设的重中之重。中央要求21世纪全国人均收入达到小康水平,则完全取决于“三农”问题解决的好与坏。通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实现这一目标并不是那么艰难。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坚信在不久的将来,我国将成为一个政治经济超强的国家。拥有13亿人口的农业大国会以惊人的成绩和综合国力让世界瞩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