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影响经济发展的软因素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6-25
[关键词]经济发展；人力资本；制度；文化
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在于把握经济活动的运行，促进经济的发展，增进人们的各种福利。为此，经济学家形成了各种学说流派，提出各种增长模型。总体说来，二战以前的研究比较注重“有形”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比如地理区位、资源、资本、技术等。二战之后，人们越来越注重“无形”因素的影响，比如人力资本、制度、文化等因素。
关于“有形”因素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已有很多，几乎任何一本经济学的教科书，或者任何一篇探讨经济发展影响因素的文章都会提到这些“有形”的因素。然而，探讨“无形”因素对经济发展影响的文献却很少。本文简要梳理了“无形”的“软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目的在于扩展经济发展影响因素的研究视野。
一、人力资本的影响
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认为，对长期增长发生作用并能影响增长率变动的因素主要有七类，其中四类属于要素投入量：就业人数和年龄-性别构成、包括非全日工作的工人在内的工时数、就业人员的年限、资本存量的大小。另外三类属于全部要素生产率范畴：资源配置、规模的节约、知识进展和它在生产中的应用。后来丹尼森利用自己设计的增长因素分析法对美、英、法等9个国家的真实国民收入进行因素分析，结果发现把应该的因素都计算后，经济增长率中仍有“余值”或“剩余”存在[1](P203-205)。“余值”从何而来?应该归人哪一因素的影响结果?有人把它归于人力资本，有人把它归于制度，还有人把它归于文化。我们首先看一下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舒尔茨第一次系统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他通过对农业经济的研究指出：“改善穷人福利的决定性的要素不是空间、能源和耕地，而是人口质量的提高和知识的进步。”[2]舒尔茨认为，单从自然资源、土地和资金已不能解释生产力提高的全部原因。人力是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原因，一国人力资本存量越大，人力资源质量(人口受教育程度、科技文化水平和生产能力)越高，其国内的人均产出或劳动生产率就越高。舒尔茨的分析有力地证明了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作用。根据舒尔茨的论述，人力资本大概包括如下意义：(1)人力资本体现在人的身上，表现为人的知识、技能、资历、经验和熟练程度等，一句话，表现为人的素质。(2)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人力资本是稀缺的，特别是家型的人力资本。(3)人力资本是通过对教育、健康的投资形成的资本。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和健康支出是生产型的。(4)人力资本像一切资本一样，都应当获得回报。人的时间的经济价值的提高是一种趋势。(5)人力资本使人的时间的经济价值的提高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大[2]。
贝克尔对人力资本进行了系统的微观分析，研究了人力资本与个人收入分配的关系。在《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中，贝克尔从效用最大化原则出发，对人类的经济行为作了十分广泛的分析，人力资本问题是这些分析中的重要内容。并且，贝克尔首次使用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对人力资本投资进行分析，弥补了人力计划理论的不足。贝克尔认为人力资本状况的改善是战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余增长率”的根本原因，改善贫困人口的决定性因素是人口质量的改善和知识的增进，贝克尔反对古典经济学家的“自然资源决定论”和马尔萨斯的“人口决定论”等悲观论调，他认为决定人类前途的并不是空间、土地、自然资源，而是人的智慧和能力。从发展家的角度来看，基础教育与在职培训应当成为政府援助的项目，因为人力资本的投资不仅能提高国民素质，增加社会资本存量，而且可以提高一国的比较优势[3]。
总之，人力资本理论认为，空间、能源、耕地以及地球上的其他物质资源，并不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条件。人的后天能力(比如教育、经验、技术等)才是实现经济发展的最基本要素。
二、制度的影响
较早注意到制度对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的是科斯。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提出了交易费用这一概念，并指出企业的存在是为了节约市场中的交易费用，用费用较低的企业内交易替代费用较高的市场中交易，企业的规模即选择市场还是选择企业，取决于企业内的交易费用与市场中的交易费用孰高孰低。言外之意就是，市场的运行是有成本的，通过成立组织建立制度就能降低市场的运行成本，进而促进经济的发展。后来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指出，通过严格界定产权可以克服外部性问题[4](P162-166)。这引起了人们对产权制度的重视，后来有人根据科斯的论述提出了著名的科斯定理：若交易费用为零，无论权利如何界定，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但事实上经济生活中的交易费用不可能为零，由此可以推出科斯第二定理：在交易费用为正的情况下，不同的权利界定会带来不同的资源配置效率。正如诺思所指出：“该文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即当交易成本为正时，制度发挥作用并且最终决定市场结构。”[5](P14-18)
另一位强调制度影响经济发展的学者就是上面提到的诺思，为什么把问题集中于制度呢?因为“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制度一直被人类用来使其相互交往具有稳定性……制度和所使用的技术一道，通过决定构成生产总成本的交易和转换(生产)成本来影响经济绩效。由于在制度和所用技术之间存在密切联系，所以市场的有效性直接决定于制度框架。”[5](P14-18)诺思将制度引入经济史研究之中，分析制度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1600－1850年海洋运输生产率变化的原因》一文中，诺思通过对海洋运输成本的多方面分析指出，尽管这一时期海洋运输技术没有大变化，但由于海洋运输变得更完善和市场经济变得更完善，即船运制度和市场制度发生了变化，从而降低了海洋运输成本，最终使得海洋运输生产率大大提高。诺思指出，在没有发生技术变化的情况下，通过制度创新也能提高生产率，进而实现经济增长[1](P203-205)。
1971年，诺思和戴维斯一起发表了《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增长》一书，在书中诺思用制度变迁解释了美国的经济增长。1973年诺思和托马斯一起发表了《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在书中诺思用制度变迁理论对欧洲经济史进行了解释，把产权制度的形成看作经济绩效的关键。两本书都强调制度对经济发展是重要的。1990年诺思出版了《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一书，在书中他力求发展出一种制度变迁的理论，对许多概念进行了明晰界定，此书可以看作是诺思对制度变迁理论的一个系统。诺思还用该书总结出的分析框架对荷兰、英国与西班牙之间显著的发展差距进行了考察，指出，在荷兰和英国，进化而来的政体演化出的产权结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基石。而在西班牙，其政体却引发了长期的停滞[5](P14-18)。
总之，新制度学派论证的基本思路是：市场中的交易是有成本的，而合理的制度安排能减少市场中的交易成本，进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三、文化的影响
较早提出并系统论述文化对经济发展影响的是马克斯·韦伯。通过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分析，韦伯指出：“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基本要素之中，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6](P352)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伦理中的天职观、职业成功意识、节俭致富倾向等之间存在着很强的亲和力，正是这一宗教伦理包含了促进“资本主义精神”发展的因素，这在客观上推动了西方的经济发展。韦伯认为东方所以没能发展成资本主义的原因“应在宗教领域中寻找，……发展资本主义只是受阻于他们巩固的传统”[7](P76-77)。韦伯比较了儒教与清教，认为清教伦理打碎了亲族的桎梏，建立了非人格化的道德，而儒教伦理中心是讲人伦，其道德是对具体人而言的，儒教人格化的道德阻碍了非人格化的工作关系和大企业的建立[7](P76-77)。韦伯认为宗教中的这些文化因素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7](P76-77)。 然而事实的总会出人意料。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以东亚为中心的儒教文化圈出现了的繁荣，东亚的崛起促使人们进一步思考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较早解释儒家伦理对东亚经济发展贡献的是赫尔曼·康恩，这位“大过渡理论”的创始人认为东亚社会所共有的儒家伦理是：工作勤奋，敬业乐群，和睦人际关系，尊敬长上，强调配合协调与合作，而不是突出个人或个人利益等。这些“儒家伦理”不同于早期新教伦理之处是它提倡个人对组织的忠诚、奉献、责任，这对现代化和现代组织都大有裨益，这种“新儒教文化”比西方的新教伦理更加适合经济增长[8](P211-212)。美国波士顿大学宗教与社会学教授彼得·柏格在韦伯研究的基础上指出，没有读过儒家经典的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的工作伦理，如对现实世界的积极进取态度、实用主义、守纪律与自我修养、勤俭、稳定的家庭生活等等，是一种世俗的儒教，或称为“后儒家伦理”，这种伦理对东亚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东亚的经济发展可以称之为“儒家资本主义”[8](P220-221)。基于儒家文化与东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李光耀还提出了亚洲价值观的主张，这种价值观包括：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社会关怀，尊重个人；协商共识，避免冲突；种族宽容，宗教和谐。这一价值观体现了以儒家文明为主题的价值观[9](P2,8)。
福山从信任的角度探讨了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一书中，福山把文化分为高信任的文化和低信任的文化。高信任的社会是指信任超越血亲关系的社会，低信任的社会是指信任只存在于血亲关系之中的社会。高信任社会造就经济繁荣，低信任社会的繁荣难以持久。信任度的高低影响着人们之间的自发性社会交往。高信任的社会往往造就出发达的社会中间组织——教会、商会、工会、俱乐部、民间慈善团体、民间组织，以及其他自愿团体。这些组织在非血亲关系之间建立了信任，从而可以建立有效率的大企业。低信任的社会往往不利于造就这一类的社会中间组织，结果社会组织形态近似马鞍型。总之，福山的论述逻辑是：文化影响信任，而信任影响着社会的经济繁荣。
普特南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探讨了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所谓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社会资本提高了投资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普特南以意大利的经验说明，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强大的公民参与传统。参加投票、阅读报纸、参加合唱团、读书会、狮子俱乐部和足球俱乐部都是一个成功的地区的标志。具体说来，社会资本对经济发展的促进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公民参与网络培养了普遍化的互惠惯例，即我现在这样对你，希望你或者其他人能够相应地回报我；其次，公民参与网络有利于协调和沟通，并且放大了其他人值得信任的信息；最后，公民参与网络体现了过去协作的成功，后者是未来协作的文化模本。总之，普特南的思路是：公民参与精神、公民之间的社会网络表现为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影响经济发展；而一个地区的公民参与精神和公民之间的社会文化网络又受该地区文化传统的影响。
硅谷是科技园区的典型代表，硅谷的成功吸引了众多学者对之研究。萨克森宁通过对比128公路地区与硅谷两个美国高新技术产业基地的不同发展，指出了文化对地区发展的重要影响。在硅谷，不同企业的企业家之间有很多非正式的交往。工程师们经常在同一家饭馆吃饭，到同一家酒吧喝酒，参加同样的聚会，在那里他们交换意见，传递信息。在这种非正式的交往中，人们获得了有关竞争对手、顾客、市场和技术最新情况的重要信息。硅谷的工程师与企业家们之间建立的非正式的网络系统不是围绕单个企业而是围绕专业技术网络而建立的。这种网络鼓励社会团结和个人竞争、鼓励冒险精神和富于竞争的个人主义。硅谷企业建立了分散化的组织系统，取消了传统公司所实行的身份和等级标志，采用的是协力合作的方式，公司的自我形象在不知不觉中已成为一个大家庭的形象，营造出一种以人为本的文化，以便激发创新精神、进取精神与协作精神。这一管理模式的特点是对个人能力的充分信任、极高程度的专业化自主性以及优厚的雇员福利，强调参与性管理，鼓励个人的自由和自主性，强调团队精神。总之，萨克森宁的论证思路是：硅谷内企业家之间的非正式网络及硅谷精神，即硅谷的文化造就了硅谷的成功。
四、结语
从上面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出，在影响经济发展的诸多因素中，“无形”的因素越来越受到重视，这表现出经济发展的研究视野越来越开阔。事实上，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本身就是复杂多变的，任何一种理论，任何一种解释都是在一定范式的影响下，戴着“有色眼镜”透视经济发展的结果，都是对经济发展这一事实的一个侧面的认识。理论是简单的，而现实是复杂的，任何一种理论都是对复杂真实的抽象。正如界中存在着“万紫”、“千红”，而我们却往往用“紫”、“红”符号代表现实中的真实一样，理论也往往是对现实的一种简化。上面列举的“无形”因素依然没有穷尽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影响因素还会被发现、重视，已发现的影响因素作用于经济发展的机制还会被进一步深化。当然，只有透过不同的理论，把各种因素综合在一起，才能对经济发展有一个比较全面、比较完整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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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发展出版社．1996．
[2]李义平．人力资本理论的脉络及其现实启迪[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2，(3)．
[3]李守身，黄永强．贝克尔人力资本理论及其现实意义[J]．江淮，2001，(5)．
[4]傅殷才．制度经济学派[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6．
[5]诺思·绪论[A]．约翰·N·德勒巴克，约翰·V· C·奈．新制度经济学前言[c]．张宇燕，等，译．北京：经济出版社，2003．
[6]韩水法．韦伯文集[c]．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
[7]郑也夫，李强．西方社会学史[M]．北京：能源出版社。1987．
[8]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9]吕元礼．亚洲价值观：新加坡的诠释[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
[10]弗朗西斯·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M]．彭志华，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11]罗伯特·D．普特南．繁荣的社群一社会资本与公共生活[A]．李惠斌，杨雪东，主编，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12]安纳利·萨克森宁．地区优势——硅谷和128公路地区的文化与竞争[M]．曹蓬，等，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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