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科学发展中的“包容性增长”

　　三、对国内经济发展的影响
　　国家主席胡锦涛一年中在两次国际公开场合阐述对“包容性增长”的中国式理解，这是对未来中国民生建设的宏图扩展，它不仅阐述了未来经济建设工作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元素，还指导了未来的经济建设的根本出发点。
　　我国正是处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重要调整的时期，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我国经济增长将从依靠外需型转为内需性的经济增长。因此，胡锦涛主席强调：“应结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提高全社会就业水平，增强抵御危机和风险能力；加强社会保障网络建设，着力解决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民生问题，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目标。”旨在建立一个内需性的经济增长。所谓包容性增长，寻求的应是 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相对立。
　　包容性增长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其中最重要的表现就是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它涉及平等与公平的问题，包括可衡量的标准和更多的无形因素。前者包括作为指标的基尼系数(衡量收入分配)、识字率、公共产品的一般供应和分配，包括教育、卫生、电力、水利、交通基础设施、住房、人身安全等；包容性增长也包括无形的因素、观念和“感情”。其关键词是希望和参与，使社会上尽可能广泛的人群有共同的愿望。当一些社会成员觉得他们永远也不可能指望得到那些富人所得到的，排斥和不包容就产生了。
　　四、在国际间的演进和对中国的意义
　　由于未能正确认识到经济增长与不平等之间的复杂关系，单纯强调增长的理念未能在20世纪后期为国际社会带来预期的效果，相反，大量事实显示不少国家在拥有正的经济增长率的同时，贫困问题却在累积。
　　世界银行于1990年提出“广泛基础的增长”(broad-based growth)，其后更进一步提出“对穷人友善的增长”(pro-poor growth)的理念。“对穷人友善的增长”关注穷人的收入和生活状况能否随经济增长而改善，而且这种改善既要满足绝对意义的要求也要符合相对意义的标准。进入21世纪，由于意识到亚洲地区各国在普遍实现持续增长的同时，收入和非收入不平等状况却在恶化的问题日益突出，亚洲开发银行在“对穷人友善的增长”基础上，率先提出了“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的理念。
　　根据亚行的官方解释，“包容性增长”可以界定为倡导机会平等的增长。这一界定将产生收入差异的根本原因区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个人背景(individual circumstances)的不同，另一类是个人的努力与勤奋程度(individual efforts)的不同。这一分类使人们得以区分“机会的不平等”(inequality in opportunities)与“结果的不平等”(inequality in outcomes)这两个相关而又不相同的概念。机会不平等通常是由个人背景的不同所造成的，而结果的不平等除了一部分反映机会不平等外，还有一部分反映的是个人努力和勤奋程度的差异。
　　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依然存在，世界经济形势好转的基础并不牢固。对于中国的崛起，美国在政治军事遏制无法奏效的情况下，美国正在采取经济、外交等各种手段试图延缓中国崛起的步伐和规模。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对世界提出的“包容性增长”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