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发展需求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其一,增加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提高投资效率。国际经验表明,公共基础设施是实现工业化的基础。特别是在工业化初期,包括基础设施在内的基础产业,更是推动经济快速持续增长的主动力。特别是考虑到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当前面临内需不足、公共基础设施总体落后的现实情况,公共财政体系加大基础设施投资,无疑是一项符合国情的正确选择。这将有助于刺激国内有效需求,避免重复建设,调整改善投资与经济结构,为下岗职工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以增加城乡居民消费,实现国民经济 的良性循环和稳定发展。尽管目前我国用于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占公共投资总量的比重最大,但考虑经济发展水平的现状,我国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还存在着许多“瓶颈”。因此,今后一段时期还应加强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公共财政投入,加大对农业、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和灾后地区重建的投资力度,为企业和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其二,转变投资方向,优化产业结构,引导国内市场需求。投资结构作为经济结构演进的巨大推动力,影响着经济建设和产业结构。投资结构调整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先导,从优化投资结构人手,将有效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国际经验表明,一国产业结构的演化升级一般要经历产业结构重心依第一、二、三次产业逐次转移的过程,第三产业的比重标志着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但就我国当前产业结构特征来看,第三产业的比重还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据国家商务部发布的《中国对外贸易形势报告(2010年春季)》的统计数据,2010年第一季度,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仅为45.1%,而世界平均水平则超过了60%。
　　具体而言,优化产业结构可以从三个方面人手:第一,提高第三产业的投资比重,使三次产业的投资结构趋于合理。第二,通过产业生产率的调整促使投资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化。要提高第三产业的相对生产率,引入竞争机制,增强第三产业的竞争力,缩小三次产业间生产率的差距。第三,第三产业的发展还有赖于其内部结构的合理化。加大服务业投资力度,着力提高现代服务业投资比重。加快建设服务业集聚区,不断提升金融、物流、信息软件产业和服务外包产业等高附加值的知识型服务业。
　　总之,在经济增长趋缓的大背景下,稳定当前的投资总量,将有助于保证经济平稳运行健康发展,避免经济“硬着陆”可能带来的巨大冲击;而适时转变投资方向、优化投资结构,引导和创造更多与国内消费需求相适应的供给渠道,则可为产业升级和产品升级创造良好的市场条件。
　　三、切实增加居民收入。实现最终消费率有效提升
　　扩大投资规模是刺激经济增长的常用手段,但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受投资乘数制约。而投资乘数效应除受投资规模影响外,还取决于边际消费倾向。通常情况下,边际消费倾向越大,投资乘数的效应也就越大;反之亦然。而且,如果没有相应的最终消费需求的支持,还会带来下一轮反向的“乘数收缩”效应。
　　在短缺经济条件下,居民存在“消费饥渴症”,消费需求主要随投资需求的变化而变化。当社会需求不足,经济增长乏力时,政府管理当局松动银根,扩大政府投资支出,扩张银行贷款规模,社会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就能迅速扩张。但当前中国的短缺经济在大多数领域基本结束,部分行业出现相对过剩,市场已由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与之相应,居民的消费行为和方式也日趋理性化。这使得消费需求脱离投资需求的决定性影响,“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越来越难以解释现实的经济活动,消费需求不足成为限制投资乘数作用的主要制约因素。虽然目前的生产过剩、消费需求不足有结构方面的原因(比如供给过剩和有效供给相对不足并存,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矛盾突出等),但归根结底还是一个总量失衡问题(即生产出来能够用作消费的商品及劳务总量,相对于购买能力来说出现过剩),也就是有效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则在于居民的收入水平不够高,扩大消费的关键在于提高居民收入。
　　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来谋划增加居民收入、提升最终消费率的具体路径:
　　1.推动税收和产权制度改革,以增加居民收入
　　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政府就应该尽量回归到“守夜人”的角色。也就是将更多的资源和财富从公共部门转向民间部门,实现“藏富于民”,减税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举措。一方面要大力减轻中小企业的税收负担。中小企业在解决社会就业方面贡献突出,是保障国民消费的重要力量,给予适当的政策扶持是很必要的,不仅可以增强中小企业的生存能力,也可确保更多劳动者就业并获得劳动报酬。另一方面,进一步提高个人所得税中工资薪金所得的税前扣除标准,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强居民消费能力。
　　另外,需要进一步完善居民的市场化收入形成机制,逐步提高其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通过政策指导逐步完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优化供需关系,形成合理的市场竞争环境,最终提高居民的市场化收入。财产性收^是居民市场化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首先要增加居民的有价资产,这就需要逐步明晰产权制度,提供有效的产权保障和财产的市场化运行机制,尤其对于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来说,财产性收入更是解决其可持续收入长期性增长问题的关键。
　　2.完善分配和保障体制,提高边际消费倾向
　　提升国民消费能力,还需要进一步推进公共财政转型,不断提高财政资金用于医疗、养老、教育、安居住房等具有一定公共产品属性的支出。目前,政府在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上还不够完善,这使得居民不得不将其收入的相当份额用于这些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国民的消费资金,使其消费能力相应降低。
　　未来消费的持续增长能力,取决于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预期的改善。因此,要提高国民消费,就必须健全公共财政体系。增加对低收入群体的补贴,提供保障性住房以减轻住房信贷对消费的挤出效应,较大幅度地增加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等公共服务支出,消除因公共服务供给不足而出现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增强居民消费信心。
　　四、促进产业升级,提升国际贸易竞争力
　　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贸易造成了较大影响,在经济增长前景仍不明朗、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日渐抬头的情况下,保出口需求的任务显得十分关键且艰巨。目前。需要在产业转型和升级的大趋势下,逐步转变依赖出口产品低成本优势的观念,转而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商品发展,提高出口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同时,需要进一步深化汇率制度改革,降低出口企业的汇率风险,稳定出口需求。
　　第一,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增强出口产品竞争力。我国已成为贸易和经济大国的基本事实,意味着要通过适度降低外贸依存度,充分利用大国优势加速产业结构升级,及时调整出口导向战略,避免向产品附属化增长模式的方向发展。放弃单一的出口导向型战略,尽管在短期内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出口规模,但通过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鼓励与扶持高附加值产业以扩大其产品出口,将最终有助于完成向技术引领的增长模式转型,实现内外需求均衡的大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政府近期调高部分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商品的出口退税,就是为了引导企业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加快产业升级的步伐。
　　第二,强化中央外贸发展基金管理,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中央外贸发展基金的管理,改变过去注重培育出口生产能力和按照项目来分配使用基金的做法,把重点转向开拓和保护出口市场方面,并注重把中央外贸发展基金与出口信货、出口信用保险、国际保理业务等金融手段相结合。同时,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有效稳定市场预期,降低出口企业的汇率风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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