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资本形成差异看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差距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6-25
关键词：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资本形成
1 问题的提出及回顾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中部与西部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差距逐渐扩大的趋势日益明显。仅从人均GDP来看，1978年东、西部分别为457.4元、254元，西部为东部的55.53%。1994年，东部、西部人均GDP分别为5438元、2392元，西部为东部的43.99%。1997年，两地区人均GDP分别为8843元、3810元，西部为东部的43.09%，[1]差距是越来越大。2002年东部、西部人均GDP分别为14358元、5514.6元，西部为东部的38.4%。①这些数据印证了研究区域差距的学者们的观点：普遍认为区域差距比较大，且存在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西部各省区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一直都比较慢，到目前为止，饥饿和贫穷仍然在困扰着一部分地区。因此，如何缩小区域经济差距， 促进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稳定发展已经现实地摆在了国人面前。
思考与解决这一问题必须首先探寻出区域差距形成的原因或影响因素。在区域差距影响因素的已有研究文献中，存在较大争议。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利用不同的经验数据，给出了不同的答案。林毅夫和刘培林分析区域差距并指出:中国大陆各省区市之间发展水平差距的主要原因在于重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下形成的生产要素存量配置结构与许多省区市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符合程度不一致。[2]蔡昉和都阳考察中国地区经济增长中，发现存在着俱乐部趋同以及条件趋同的现象，认为人力资本禀赋稀缺、市场扭曲和开放程度不足使得西部难以实现和东部趋同。[3]魏后凯认为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落后地区之间GDP增长率的差异，大约有90%是由外商投资引起的。[4]沈坤荣和耿强则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在区域间的不平衡分布加剧了地区间的不平衡发展。[5] 梁琦从产业集聚的视角对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区域非均衡发展加以解释：东中西区域发展差异表现在东部地区的制造业集聚、出口贸易集聚和外商直接投资集聚及其相互促进、相互补充所形成的工业化差异。[6]（p198-213）有学者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区域经济差距进行了论述，认为差距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投入要素背后的制度根源。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从市场化程度、所有制结构差异等方面解释区域差距的成因。陈秀山和徐瑛认为上述研究所作的各类因素分析，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并认为区域差距的形成过程在不同的时期，其主要影响因素也不同，总体上是受多个因素共同影响的，这些因素往往交织融合在一起，发挥类似于合力的影响作用。他们通过基尼系数、变异系数、塞尔指标描述了区域差距变动状况；根据指标所显示的区域差距发展阶段性，利用投入要素的量和质、要素配置效率、要素使用效率、空间格局变动四个因素的区域差距影响因素框架，分阶段研究了不同时期区域差距形成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影响因素。[7]
综上，区域经济差距的成因是的、的、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诸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古典与新古典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理论的观点来看，资本形成的大小无疑是其决定性因素和关键约束。②发展经济学强调加速资本形成是实现工业化和经济起飞的一个关键性前提条件。[8]（p180）本文就从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的资本要素投入在经济增长中贡献对区域经济发展与增长的差异的进行分析解释。
2 基于资本形成理论的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
在发展经济学中，资本形成（Capital Formation）是指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或地区如何筹集足够的、实现经济起飞和化的初始资本。资本形成理论的早期开拓者纳克斯（Nurkse）定义资本形成为：社会不把他的全部现行生产活动，用之于满足当前消费的需要和愿望，而是把其中一部分用之于生产资本品：工具和仪器、机器和设施、工厂和设备——各种可用来大幅增加生产效能的真实资本（Real Capital）。他认为资本形成过程的实质，是将社会现有的部分资源抽调出来增加资本品存量，以便使将来可供消费的资本品的扩张成为可能。[8]（p180-181）按照美国的罗斯托提出经济“起飞”理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在成长中实现“起飞”，主要是其突破传统经济的不发达状态，在二、三十年的时间内通过工业化实现基础经济和生产方式的革命，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罗斯托认为资本在经济“起飞”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缺乏资本，储蓄率太低，经济发展就难以“起飞”，他把区域内的资本积累率（即储蓄率）达到10%以上作为经济“起飞”的第一个条件。刘易斯（Lewis）更直接地把一国由原来储蓄和投资占国民收入的4%或5%不到的社会本身变为一个自愿储蓄增加到国民收入12%到15%的经济发展过程，称之为“经济增长的中心问题”。[9]（p15）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快慢、与他国或地区的经济差距，取决于其储蓄能力的大小和储蓄率的高低。
新古典区域经济增长理论，强调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三要素通过在空间上的移动，来满足特定区域的生产要求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的均衡增长。当区域间收人出现不均衡时，其储蓄也会出现相似的不均衡倾向，低收人、低储蓄的区域将不可能有充足的资本进行生产投资。为了维持均衡，资本应从高收人区域向低收人区域流动，从而促使区域间差异缩小而呈均衡的态势。但问题是低收人、低储蓄的区域一般不可能提供良好的投资机会，在理性的纯经济行为下，经济主体在逐利动机下的行为，会导致社会资源在一定的空间范围集中，并且形成“贫者越贫，富者越富”的“马太效应”局面，致使区域差距存在并且越来越严重，因此，自发的资本流动是不可能促进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均衡，这就需要政府的干预和调控措施。在我国，地方政府竞争行为对区域资本形成差以及经济增长绩效存在深刻的影响。[10]
2.1 我国东西部资本形成差异的现状
资本形成的主要根源于储蓄，③储蓄可分为国内储蓄和国外储蓄。国内储蓄可再细分为政府储蓄、储蓄和个人储蓄，相应地表现在资本形成上就是政府融资、企业自我融资以及市场融资；国外储蓄就是外部融资。所以，从外在表现来看，资本形成来源于自身积累、财政注资、金融市场融资和外资。但这只是资本形成的来源，此时只能称其为资金，而非现实资本，只有当储蓄转化成投资时，资本才真正形成。因此，有效率的资本形成机制不单单指资金的来源广泛，还要具备将资金迅速转化成现实资本的能力。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3》的数字，在2002年东部地区11个省市资本形成总额为29740.09亿元，占全国资本形成合计额50607.05亿元的58.77%；西部地区12个省市区资本形成总额为9303.21亿元，占全国资本形成合计额的18.38%，不足东部地区的1/3。④从资金来源的角度看，长期以来，西部地区无论自身资金积累还是外部资金的引入都严重不足。从城乡居民的储蓄存款指标来看，西部地区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占全国的比例1998年、2000年和2002年分别占全国的16.35%、17.77%和17.37%，而同期东部地区这一比例为59.31%、58.50%和59.45%。在银行方面，代表地区自身积累水平的金融机构存款余额指标中，1998年西部地区占全国的16.74%、2000年为17.01%、2002年为16.23%，远低于同期东部地区的62.96%、63.02%、64.48%；在外部资金引入方面，西部地区金融机构贷款余额1998年、2000年和2002年分别占全国的19.22%、18.26%和17.34%，而同期东部地区这一比例为55.04%、57.75%和60.95%。在企业上市权益融资方面，西部地区1995年融资14.04亿元，占当年权益融资额的18.09%，1998年融资130.89亿元，占比18.59%，2000年融资255.08亿元，占比19.09%，2002年融资急剧下降到66.29亿元，仅占当年的9.86%；而同期东部地区这一融资比例都在60%-70%。西部地区上市公司数量少，上市融资的规模小，再融资能力不强。再看外资方面，东部地区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吸引着80%以上的外商投资额，1995年—2002年东部利用外资额占全国利用外资总额的85.8%—87.91%，而西部利用外资额仅占全国利用外资总额的35%左右。[11]
2.2 我国东西部资本形成机制差异的演变与比较
在计划经济时期，全国处于“大一统”的管理体制下，实施的是各地区平衡发展战略，东西区域之间的资本形成机制是大同小异，中央政府在各地区资本的形成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政府通过对个人采取低工资、对国营企业采取高利税上缴的方式，集中经济剩余，形成当时资本供给的主要来源，也成了国家支持国有经济部门资本形成高速增长的基础。因此，改革前我国独特的资本形成机制使资本形成主要依赖于政府财政投资，因而也就不存在区域间的资本形成差异。
改革前，东西部的资本形成差距不是很大，而改革后，差距逐渐加大。有效率的资本形成机制的建立与否是造成东西部地区资本形成差异，进而导致区域经济差距的关键因素。换句话讲，东部地区快速发展的关键就在于东部地区建立了有效率的资本形成机制，这种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大大促进了资本的形成，从而满足了东部经济发展的需要，而这种机制正是落后的西部地区所缺乏的，因而也就加大了与东部地区的资本投入差距，进而造成了区域经济差距。[12]
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体制的不断改革与完善， 工农“价格剪刀差”的缩小、劳动力价格体系的矫正以及多元产权主体竞争局面的形成，原来的国家通过对个人采取低工资、对国营企业采取高利税上缴的方式控制社会经济剩余的独特资本形成机制逐渐瓦解，政府依靠传统的财政资金进行资本投入的途径受阻，但这时设立了至今仍在运转的支撑经济发展的新渠道——金融支持体制。此时，中央政府依旧凭借强大的国家控制力，在财政能力下降的同时，通过国有银行体系和邮政储蓄系统集中社会储蓄，来支撑国有经济。[13]（p115-116）但这种单一的金融制度安排忽略了非国有经济的融资问题。在此金融制度条件下，东部地区抓住改革开放的大好机遇，大胆尝试，在国有金融体制外，建立了非国有经济的融资机制，进而形成了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资本形成模式，在进行国有经济改造的同时大大促进了非国有经济的发展。而西部地区却没能突破全国统一的金融供给制度，也没有建立起有效的资本形成机制，西部的非国有经济因而遭到资金瓶颈的制约，在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方面所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
随着改革的深入，在国有经济普遍陷入困境的情况下，这种东西部地区资本形成机制的差异，使东西部的差距逐渐拉大。具体来讲，东部地区除国有金融制度安排的资本形成模式以外， 还建立了以下几种非公有制经济的融资机制：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深圳模式、区域性金融机构及沪、深证券交易市场。[14]（p73-77）沪、深证券交易所的建立为东部地区企业的直接融资又提供了便利。可以看到，东部地区以非国有金融机构占主导，这种金融组织制度安排增强了东部地区吸纳资金的能力，促进了东部地区金融机构的竞争，提高了金融效率；另外，这种金融制度安排还决定了金融机构的投资选择主要是以市场为导向，承受的行政干预较小，经营体现效益原则。[15]上述资本形成模式促进了东部地区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使东部地区的经济在体制内外均赢得了发展空间。对比而言，西部地区却没能形成有自己特色的资本形成机制，只能依靠国有金融机构的存贷款作为其资本形成的主渠道。国有金融机构主要是服务于国有经济的，西部地区的金融机构在投资选择上必然受到较多的行政干预，支持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是其主要任务，因而大量的中小企业、民营企业被排斥在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之外。自1998年国家强调金融风险的防范以来，再加上国有银行的商业化、股份制改革，国有金融机构逐利性逐渐增强，地方分支机构通过资金上存而成为落后地区资金流向发达地区的主渠道。这样，西部地区一方面现有金融体制使其有限的金融资源遭到扭曲配置流向了投资回报高的东部地区，从而产生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缪尔达尔（Myrdal）的“倒流效应”和赫尔希曼（Hirschman）的“极化效应”。另一方面，西部地区又缺乏向东部地区那样的体制外的金融制度供给。这种状况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极为不利，资本形成严重不足，经济发展受阻，与东部的差距愈拉愈大。
改革开放前，尽管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落后自我积累能力很低，但基于“三线”发展战略，国家通过行政性的计划导向和财政的转移支付，极大地提高西部的储蓄率，加速其资本形成，从而使东部与西部的经济差距趋于缩小。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区域发展战略的调整，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导向逐步形成居于主导，1993年以来的中央与地方分权化改革，资本形成已经成为地方政府的核心行为目标。[16] 中央与地方分权的结果也使政府在西部地区资本形成中的动员能力的不断降低。从一开始就非均衡发展的中国市场化改革，中央政府以设立特区等特殊的政策和制度，安排构筑了地区间的市场化落差，奠定了各地区间市场化差异的基调，使之成为地方政府间竞争的重要初始条件。在此条件下，市场化水平越高的地区（主要指东部），在政府间竞争中，资本形成格局的市场化程度也越高，资本形成水平也就越高；反之，资本形成市场化程度越低的地区（西部），则越不利于资本的形成和积累。东部地区则充分利用改革开放、战略调整的机遇，在除国有经济的资本形成之外，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资本形成模式，从而造成东西部经济的差距不断扩大。因此，基于资本形成理论来解释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是比较合理的。3 结论与建议
资本作为一种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其对增长的作用巨大，资金在我国地区间的分布极不平衡，资本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均衡的一个重要的“瓶颈”。地区生产要素察赋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金要素的丰缺。资本投人的差异是区域发展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资本投入不足是落后地区经济滞后的主要原因，但同样的投入率在不同地区却有着不同的经济增长率，这是因为资本形成机制存在差异。资本投入的多寡并不表示经济增长的快慢，倘若缺乏有效的资本形成机制，就不能将资金转变成现实的资本。不同的资本形成机制导致区域差异，反过来，金融差异又会造成资本形成能力的差异，从而影响着区域经济的发展。
由于区域经济“割据”、市场不统一，笔者依据发展家经济增长的资本形成理论，从东西部两地区资本形成机制的差异可以较为合理的解释我国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平衡性。东部地区之所以快速发展是因为东部地区通过非国有金融制度安排，建立了一套有效的资本形成机制，极大地促进了满足该地区经济发展需要的资本形成；而落后的西部地区之所以发展缓慢就是因为缺乏这种有效的资本形成机制。
只有建立了有效率的资本形成机制，培养出西部地区的资本形成能力，金融资源大量聚拢，投资规模不断扩张，从而有效地推动经济迅速发展，经济环境不断改善，进一步创造聚集更多金融资源的良好条件，该地区经济发展才能步入良性循环；反之，若不能建立有效的资本形成机制，难以聚集足够的金融资源，进而投资不足，经济发展受阻，可供积累的储蓄不足，金融资源会更加缺乏，资本形成能力进一步弱化，从而落入缪尔达尔（Myrdal）的“循环积累因果原理”导致的积累性的循环发展趋势与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Vicious Circle of Poverty）理论”引起的区域非均衡发展状态。
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导致了引发资本在不同区域间流动转移的资本利润率差异，当资本流转的收益足以抵偿其流转的费用时，就会产生资本存量的空间转移。区域经济发展非均衡的程度越高，投资边际收益率的差距就越大，资本转移的规模也就越大。加上资本流动带动的其它市场要素的流动，在乘数效应的作用下，就可很好地解释了1990年代中后期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
由此得出，东部地区坚实的经济基础、有效的资本形成机制和良好的发展环境以及较高的投资收益率吸引资本流向该地区，资本流动的增加进一步促进了该地区的经济增长，由此形成良性循环。而西部地区内外部投资环境不理想，资本在该地区的投资回报相对低，外援资金难以吸引到域内；又缺乏有效的资本形成机制，域内存量资本反梯度流向东部地区，造成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中面临着资本短缺的困境。
因此，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必须依靠中央政府的力量，通过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财政政策等，引导资本从发达区域流向落后区域，以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缩小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几年前我国政府制定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是十分英明的举措。此外，发达的东部与落后的西部地方政府之间围绕资本形成进行合作而非单纯的竞争，实现共同的市场化，将会最大化社会收益。
建立适合西部的资本融通机制，打造国有金融体系外的金融制度结构，是加速西部地区资本形成，缩小东西部差距的关键。根据林毅夫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制度变迁需要潜在的获利机会的诱致，西部地区金融制度变迁的关键在于增加制度变迁的获利机会，降低变迁的交易成本；并培养一批对获利机会自发响应的微观经济主体。
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过程中，发挥金融的作用，不是单凭金融机构数量的扩张以及政府强制性的金融制度供给，因为仅凭一个强制性的制度框架是无法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而是应大力培育对获利机会自发响应的微观经济主体——和个人。⑤通过这些经济主体的行为诱致性的对现有金融制度进行变迁，创新形成像东部那样的非国有金融制度安排的资本形成模式与有效的资本形成机制，才能从根本上消除造成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动力源，逐步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注释：
①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3）》55页和62页的数据得出。
②诺斯认为仅考虑技术因素、不考虑制度因素的传统经济增长理论存在狭隘性，而产权制度的变迁对经济增长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参见：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20。此后制度作为一个内生变量被引入经济增长模型，文章在下面的行文中也看中制度在解决我国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作用。
③资本形成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资本形成包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物质资本形成；狭义资本形成主要是指金融资本形成。本文所述的资本形成仅限于金融资本，即狭义的资本形成。从实物形态上讲，剩余劳动力的利用与对外贸易也是资本形成的两个主要来源。关于资本形成的来源可参见张培刚.新发展经济学（增订版）[M].郑州：河南人出版社，2001:180-190。
④东部11省市包括：上海、北京、天津、浙江、广东、江苏、福建、辽宁、山东、河北、海南；西部12省市包括：新疆、重庆、内蒙古、四川、宁夏、陕西、云南、广西、甘肃、贵州、青海、西藏。《中国统计年鉴2003》给出的2002年全国的资本形成额为42355.4亿元，笔者根据各地区资本形成总额合计的全国资本形成合计额50607.05亿元，出入较大，文中数字是根据笔者的合计算得的。
⑤张杰认为，金融成长的真正动力来源于微观经济主体对金融活动经济而富有理性的参与，金融内生成长的必要条件是企业部门和个人部门的自主融资行为。参见张杰.中国金融成长的经济分析[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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