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才是中国主流经济学的灵魂

摘  要：实践表明，化马克思主义乃是中国主流学。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从西方经济学抄过来的既不符合事实，也抹杀了它的社会主义性质，这一崭新范畴完全是中国人的自主创新。新自由主义决不是我国改革的指导思想，肃清它的负面影响，正是为了沿着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正确方向深化改革。贯彻“双百”方针必须坚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主旋律，刘国光先生再次倡导马克思主义在经济学中的主导地位会得到理论界的广泛支持。
关键词：主流经济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自由主义

哪一种学说可称之为中国主流经济学？大体有三种观点：一种是以吴敬琏先生为代表，认为西方经济学是中国经济学的主流派（称之为“经济” ）；一种是以何伟先生为代表，认为中国还没有主流经济学或经济学主流派 ；再就是以刘国光先生为代表，明确主张马克思主义才是中国的主流经济学 。现在看来，这不是简单的名词之争，也不是纯粹的学术派别“文人相轻”之争（吴敬琏语），而是以什么理论作为中国改革的主导意识问题，也关系到中国改革的方向。我本人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完全赞同刘国光先生的主张，认定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是中国的主流经济学。现在就一些争议问题发表个人看法。
“主流经济学”的内涵和标准及其在中国的历史定位
“主流派”一词来自西方，系指为当时政府采纳、学术上一时占强势的经济学派。在那里过去古典经济学长期为主流派，“经济大萧条”之后的二三十年凯恩斯学派为主流派，在近三十年内新古典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又成了主流派（事实上，后者在其国内并未真正实行，却在国外大肆兜售）。中国确实没有主流派的正式提法，但近几年也有人仿照西方，把这个头衔搬到中国来，以至把新自由主义也称为中国经济学的主流派。吴敬琏先生赞颂西方“现代经济学”在我国的传播和在改革中的“指导”作用，极力批驳所谓“中国有自己的实际情况，西方经济理论不符合中国国情”等说法，而“用西方理论剪裁中国的实际”是无可厚非的 ，毫不掩饰地认定只有用西方经济学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北京大学一位学者说得更明确：不管在教学人数上还是内容上，到现在应该承认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主导地位。何伟先生一方面说“目前在中国还没有出现”经济学主流派，同时又说中国“借鉴国外的多，自己独创的少，一个独具特色的、有鲜明观点的、得到社会公认的中国经济学派还没形成” ，实际上也是赞成西方经济学主导中国改革的（如产权改革），并对批判新自由主义采取否定态度（故意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混入人们共识的“西方经济学”范畴）。
到底中国经济学实际上有没有主流派呢？如果硬要说有或无的话，应当肯定地回答：有，那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派。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有句名言：“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 中国宪法早就明确规定：我们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邓小平曾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要“在思想界真正发挥主导作用”，它“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应当是也必须是我国思想界的“主流派”，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应当成为中国经济学的“主流派”。明确坚持这个基本观点，既有充分的实践根据，也有丰硕的理论建树。
那么，有没有一个评判主流经济学的标准呢？有的，那就是社会历史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主流”经济学不是自封的，不是随意贴上的标签，而是由历史实践选定的。换言之，哪种理论能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问题，它就是中国理论的“主流派”。在我国评判一个学说的地位，不在于人们怎样夸耀，不在于它如何玄奥新奇，而在于能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是不是有用。毛泽东说过：“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实际的事物相结合，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 邓小平突出强调“要管用”。如果从辛亥革命算起，已有94年的历史，那么，究竟是什么理论解决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的问题？不是西方的、经济理论，而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如果从建国算起，在55年的中国建设中也还是中国化的了的马克思主义指明了方向，使落后的中国变为初步全面富强的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的27年，年均增长率达到9%以上，GDP总量增长达10倍之多，人均超1千美元。这些靠的是西方经济学吗？不是，正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
在理论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可视为人类经济学领域的最新成果。它回答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最困难的问题，比如什么是社会主义本质，在东方经济落后的国家能否通过社会主义道路走向富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能否结合和怎样结合，面对中国实际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及其所有制结构特征，在现代建设中如何解决特殊的城乡二元结构和人与的关系（包括人口问题），发展中大国如何实现跨越式发展，在加快发展中如何实现全面、协调、和谐而避免“恶性循环”，如何以“先富”带“共富”，在对外开放中如何既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又保持独立自主地位等等。这些都是包括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内的西方经济学及发展经济学所没有解决的难题，新自由主义的药方更是庸医害人。通过比较，我们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博大精深，现在需要进一步进行系统地深化研究。怎么能说中国经济学没有建树、没有主流经济学？否定了中国主流经济学也就等于否定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至于说有没有代表人物？当然有，首推的最杰出代表就是邓小平。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未印度学者就说过：“诺贝尔奖金委员会应该停止为任何经济学家授奖，……而所做的令人信服的事，就是把下一次诺贝尔经济学奖授给邓小平。” 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转型国家的学者认为：中国最大的幸运就是有了邓小平理论。现在理论界，一贯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刘国光先生，也是一个重要的领军人物，还有一大批有建树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自主创新
吴敬琏、何伟先生都以中国改革的市场取向作为佐证，说明西方经济学主导中国的改革，这是与历史事实不相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崭新的科学范畴恰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自己的重大理论创新。
追溯历史，“市场经济”这个概念就是列宁首次使用的 。新经济政策时期他领导苏俄进行了初步的尝试，在苏共决议中就有“转而采取市场的经济形式”的提法 。20世纪30年代，波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奥•兰格与新自由主义鼻祖哈耶克争战时论述过“市场社会主义”。我国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陈云在20世纪五十年代提出过两种市场和利用市场调节。70年代未，邓小平明确主张“社会主义也可搞市场经济”时，完全是基于社会主义几十年的实践经验提出来的，并不是什么西方经济学的“泊来品”。就理论界而言，早在1979年春首先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观点的是于祖尧先生，他所根据的乃是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历史经验和我国的实际 。笔者也在80年代初明确主张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发达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也决非搬用西方经济学。至于80年代中期以后，邓小平力排众议多次讲社会主义实行市场经济时，不能说没有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但主要的还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立足于发展生产力，可以说与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新自由主义风马牛不相及。最有力的证明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十四大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西方经济学家纷纷起来反对和嘲讽，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好像水和油一样不能溶合。这表明，西方经济学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分明是“两股道上跑的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知识产权不属于外国人，而属于中国人。至于号称“吴市场”的吴敬琏先生提市场经济要比邓小平提出的时间晚了十几年，他受西方“现代经济学”脱胎换骨改造后而“醒悟”则完全是他自己的事情，并不能代表中国主流经济学，更不能依他的观点作为中国主流经济学的标志。
在市场经济的性质问题上，吴敬琏先生的逻辑是，以资源配置方式的相同性掩盖财富占有配置方式的区别性，混淆两种市场经济的本质差异，强调“就市场经济本身而言，并没有什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分”  ，抹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质的规定性。这是十分片面的。应当看到，尽管我们借鉴了西方实践中的某些成功经验，但我们搞的不是旧式的那套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是新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现了资源配置方式和财富占有配置方式的辩证统一。有意混淆两种市场经济性质，否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恰好是新自由主义新的图谋和新的手法。我们知道，为了弄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邓小平在1993年9月着重讲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四个坚持是成套设备”。并且认为没有四个坚持会出问题，“出问题就不是小问题” 。就是说，“四个坚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灵魂和优点，脱离了四个坚持就要出方向性问题。后来江泽民同志作了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几个字不是‘画蛇添足’，而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市场经济的性质。” 我们将市场经济视为“手段”，不但要它为社会主义服务，而且要把两种优势结合起来，用社会主义优势充分扬市场经济之利、抑市场经济之弊。市场经济是配置资源的基础，其优点在于焕发经济活力，但它不是万能的、完美无缺的，经常有市场失灵之处。就连不少西方经济学者（如斯蒂格里茨）也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即新自由主义）那种一切依靠市场自发调节、取消政府的宏观调控的观点。象社会公平之类问题就不是靠市场化所能解决的，所谓“充分市场化”并不能自发地达到共同富裕、实现分配公平（发达国家已经证明这一点）。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 。实践表明，仅仅突出资源配置的有效性而形成财富配置的悬殊性，最终也不能形成经济社会整体的良性循环。我们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任务，就是既有针对性地提高市场化的深度广度，又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政府的宏观调控，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怎么能说是按西方经济学主流派（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实现制度安排呢？
令人吃惊的是，曾经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学的何伟教授竟然用这样一段话来说明我国是照抄西方经济学：“虽然在市场经济前面加上‘社会主义’的定语，并不影响市场经济的本质。如俄国十月革命后曾把铁路分为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但这些并没有改变铁路的实质。” 这样的语言违反了基本常识，有意无意地把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混淆起来了，以前者来掩盖后者。不错，铁路就是铁路，不是土路，但铁路属于谁是很重要的社会属性，就象机关枪拿在日本侵略军手里还是拿在抗日的中国军队手里，其结果能一样吗？如果一样，我们又何必拿起枪去抗日呢？市场经济也是有两重性的，即共性与个性。按照邓小平的说法，市场经济作为交换关系的总和，两类在方法上基本相似，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有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关系，也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但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 。就是说，两类市场的基础、主体及方向是不同的，所受的社会制约条件有质的差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以人为本、共同富裕、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实现改革发展稳定相统一的优越性，特别是要发挥独具的社会主义政治优势。如果仅仅把“社会主义”当作一个无足轻重的定语，那就必然落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老筐子中，放手加快两极分化。江泽民同志说得好，对于“市场经济”前边的“社会主义”几个字，有人“认为是多余的，总是感到有点不顺眼、不舒服”，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看惯了西方的市场经济，也希望中国照他们那个样子去搞。” 难道这是我们的一些学者内心世界所追求的吗？我想应当自觉地划清界限。再者，有些学者含沙射影，硬说刘国光先生是“留恋计划体制”。事实上，正是刘先生较早地系统论证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改革的两大基石之一，撰写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本名著。现在他进一步强调市场经济必须与社会主义结合，正是一种理论上的拨乱反正，旗帜鲜明地捍卫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肃清新自由主义负面影响方能保证深化改革的正确方向
一些学者嘲讽肃清新自由主义负面影响是把“新自由主义当做一个筐，什么都往里装”，认为这是否定、干扰改革。令人玩味的是，如今在一些人手里的“改革”一词也成了一个筐，真的是什么货色都往里装。目前许多国家讲改革，实际上我国的改革与西方国家以及其他类型国家的改革有着根本不同的含义。早在苏联解体前夕江泽民同志就指出：“要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同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的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的根本界限。” 这个重要观点，今天仍未过时。我国的改革定义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不是向资本主义私有化蜕变。被一些学者奉为“主流”的新自由主义（特别是“华盛顿共识”），其“改革”的宗旨乃在于私有化、自由化和国际资本的自由进入，以“改革”为名让社会主义公有制丧失主导地位，让市场“自由”地加剧无序状态和两极分化，让独立国家丧失经济主权。实际上他们自己的国家并不实行，却塑造了俄罗斯、东欧多国、拉丁美洲等的“改革”样板，以至为之造成灭顶之灾。
拿“产权改革”来说，的确我们借用了西方的用语，但却有不同的含义。何伟先生讲的是对的：不能将明晰产权 = 私有化 = 科斯理论。但是他又主张“国退民进”；吴敬琏先生更明确地提出：国有经济“从竞争领域退出”，“寄希望于民间经济”，并极力支持科尔奈“尽快地消灭国家所有制”的主张 。实质上仍是私有化。中央早就批评“国退民进”的提法，而是坚持国有经济“有进有退”，“进而有为，退而有序”。现在看来，“产权”这个概念过分泛化，也可算做一个“筐”，什么“权”都可以往里装。而装进去的大多是货真价实的私有化，公式为产权改革=私有化（或如刘小玄同志所说的“民营化” ）。如果这样改革下去，把国有经济退光，一卖了之，一送了之，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贫困人群越来越大，那还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吗？我们不是重走和平演变的老路吗？诚然，我们应当吸取西方经济学中有益的东西，包括对新自由主义的不同派别也要采取分析的态度，不能封闭起来。不过，必须区分两个层面，即经营管理的方式方法和基本经济制度。对前者可以更多地学习，也要结合中国的实际；对后者则应当坚持自己的方向，以前者为后者所用。如果忘记了自己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具体国情，依样画葫，那就非西化不可。试想，倘若按新自由主义的方案实现“休克疗法”式的或渐进式的私有化，那还有没有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事实上，摒弃公有制主体地位、颂扬私有化神圣的调子在许多人中已经相当流行，不少干部特别是一些青年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改革过程中某些地方的国有资产流失已经相当严重，许多重要资源为“权钱”勾结的势力破坏和掠夺得十分惊人，重大的国际风险也在经常威胁我国的经济安全，更不要说收入差距还在扩大了。
需要再次明确的是：我国的改革路线不是来自新自由主义，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的实践，是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的伟大创新，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这个过程也借鉴了别国的经验，但并不是新自由主义。虽然也采用了新自由主义的个别名词（如产权），却赋予它新的内涵。所以说，新自由主义与中国改革理论和路线没有什么直接关系。至于少数人受了它的影响，那只是支流，清除它的负面影响正是为了更好地坚持中国改革的既定路线。况且，我们并没有笼而统之地批新自由主义，更没有把它当作“筐”，而是清理它损害社会主义和民族独立的负面影响，避免误入歧途。
贯彻“双百”方针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地位
按照党的“双百”方针，理论上的争议应当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不能乱扣帽子，更不能只准自己讲不让别人讲。更重要的是“双百”之中必须有一个主旋律。二十多年前邓小平就曾经批评过这种倾向：“有些人把‘双百’方针理解为鸣放绝对自由，甚至只让错误的东西放，不让马克思主义争。这还叫什么百家争鸣？这就把‘双百’方针这个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方针，歪曲为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方针了。” 在一些重大经济理论问题上展开讨论是有益的。放弃对错误思潮的批评，就等于丢失思想阵地的主权。刘国光先生说得非常好，切不可淡化客观存在的意识形态的斗争。大家应当积极响应和坚决支持刘国光先生的倡议。我们曾提出“马学”（马克思主义）为灵、“中学”（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为体，“西学”（西方经济学）为用的中国经济学发展方向，现在越来越成为多数学者的共识。真正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学者，应当在贯彻“双百”方针中壮大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主流经济学，团结起来，互相切磋，更好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