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饱的社会反而是高风险的社会

    2003年，我国人均收入超过1千美元，总量达到1.3万亿美元。
    国际公认的，人均收入达到1千美元，经济社会就算解决了温饱问题；超过3千美元，就算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不要以为我们已经跨越温饱阶段，已经基本解决了吃穿住的大问题，我们的社会问题和矛盾就必然地少了起来。没有错，人民吃不饱饭，穿不暖衣，这样的社会一定是不稳定的社会，一定是高风险的社会。但是，这可不是说温饱问题解决之后，社会问题和矛盾就必然地少了下来，社会风险就必然地降低了下来。个人的看法，温饱之后、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之前的社会反而是高风险的社会。
    说温饱之后、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之前的社会反而是高风险的社会，不是说这个阶段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强度变得更大了，而是说在这个阶段引发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因数会多起来。在温饱之前的阶段，我们也面临一些社会问题和矛盾，甚至是棘手的问题和矛盾，但这个阶段的问题和矛盾毕竟单一得多。然而在温饱之后、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之前的这个阶段，我们不得不面临很多特殊的问题和矛盾：一是经济起飞阶段遗留下来的大量问题和矛盾；二是收入增长引起需求变化带来的一些新的问题和矛盾；三是伴随经济增长，国家的对外依存度提高了，从而必然地要面对来自外部世界的更多的冲击和风险。
    首先是经济起飞阶段遗留下来的问题和矛盾。有环境污染问题、资源枯竭问题、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地区不平衡问题、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经济起飞，不可避免地要带来这诸多方面的问题和矛盾。某种意义上讲，这些问题和矛盾乃是经济起飞的必要的代价。所以我们讲这是发展中的问题，要通过经济发展得到解决。在经济起飞阶段，没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的。这些问题和矛盾，有待于我们在现阶段给予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又制约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因而需要我们从现在起逐步地给予解决。纵观先发国家的成长路经，莫不是先发展后治理的路子。当年莱茵河污染是极端严重的，是经济发展了然后得到治理的。当年西方国家也存在比较严重的不平衡和不平等问题，也是经济发展了然后才得到解决的。
    其次是收入增长引起需求变化带来的一些新的问题和矛盾。人均收入达到1千美元，这是收入增长了。收入增长后，人们当然地要增加消费。但是，人们的消费可不是平稳增长的，而是伴随了结构的巨大变化。恩格尔法则讲的就是这样的结构变化。温饱之后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之前的阶段，是消费结构剧变的时期。
    收入增长了，人们就不只是骑自行车和坐公交车了，而是要购买私车的。沈阳的经济形势不算好吧。但就是在这经济形势不算好的沈阳，平均每天售出100多台汽车。一年是个什么概念呢？一年就是3万多台。车多了，必然要求道路要加宽。道路跟不上，老百姓就会不满意，就要闹意见。他买车花的是自己的钱，又交了税，你政府不能提供通畅的道路，他就有意见。车多了，油的消费也会大幅增长，油价的涨跌就会造成巨大的社会影响。你政府油都搞不回来，你的外交能力在哪里？老百姓还是不满意，还是要闹意见的。这从居民用电电价上涨后老百姓表现出的强烈不满意可见一斑。还有安全问题。收入增长了，外出旅行和参加商务活动的人就会频繁和多起来，这对于政府的安全服务显然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如此等等，是不胜枚举的。
    收入增长了，人们不只是增加物质产品的消费，还必然地要求增加精神产品的消费，还必然地要求参与生活的方方面面。俗语“饱暖思淫欲”，讲的就是这个意思。话虽丑，但理是端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经济体制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也无须讳言，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相对滞后的。我们最终是要面对这个不可逾越的问题和矛盾的。
    再次是来自外部世界的冲击和风险。与收入增长相伴随，必然地对外依存度要提高的。对外依存度提高，这既是增长的结果，也是增长的原因。今天，我国50％的原油要依赖进口，我们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原油进口国。我国钢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但我们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今天，我国GDP的25％是出口部门创造的；我们是世界第四大贸易国，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外资接受国。今天，我们不得不面对各种贸易和其它方面的摩擦。比如我们与欧盟的贸易摩擦，而我们与日本在东部海域的争端就与能源争夺不无关系。今天，人民币汇率是否低估已经成为国际经济政治中的重要的议题了。但是十年之前、二十年之前，是没有几个国家关心这个问题的。
    我们经常批评美国政府充当世界警察，到处伸手，到处管事。殊不知，这背后也有收入增长后美国对外依存度提高的缘故。一个可以观察的事实，是发达国家参与国际事务的程度远远高于欠发达国际。这不只是有没有能力参与的问题，更多的是需要还是不需要参与的问题。对外依存度提高客观上要求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当年小平同志讲韬光养晦，但是我们现在不得不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是形势使然的缘故。参与国际事务，也是巨大的挑战。
    是的，人均收入在1千至3千美元的时候，社会反而是高风险的社会。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社会就很是动荡，工人罢工、学生罢课、民族运动此起彼伏。我们不能说是他们的绝对生活水平下降了的缘故吧？事实是，那时他们的绝对生活水平是大大地改善了。个人的看法，这些动荡恰恰是收入增长的产物。是收入增长带来的新的需求引发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社会的动荡；是在物质生活极大满足的情况下，人民对于人权、平等、自由、民主、参与等方面的需求带来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社会的动荡。
    很多的后发国家就是在这个阶段停滞下来的。一些拉美国家也曾有过骄人的增长业绩，人民生活水平也曾得到过极大的改善，但就是在这个阶段，社会动荡起来，停滞了下来。原因纵然很多，但没有能够较好地解决这个阶段特殊的社会问题和矛盾，此点不可忽视。与先发国家相比，后发国家在这个阶段有着一些特别的困难。一般来说，后发国家人口众多，特别是农业人口众多。我们知道，如果一个社会收入分配呈橄榄球状，高收入和低收入的居少，中等收入的居多，那么这个社会就具有稳定性；如果一个社会收入分配呈哑铃型，高收入和低收入的居多，中等收入的居少，那么这个社会就不具有稳定性。当年艾柯卡就讲，美国社会稳定的基础来自于像克莱斯勒工人那样每小时挣十四、五美元的广大中产阶级。但在一个人口众多，特别是农业人口众多的国家，如何创造出广大的中产阶级呢？
    在这一点上，的问题尤其突出。中国面临八、九亿农民的约束。现实的情况是，20％的人口占有着80％的储蓄存款。我们能够做到收入分配呈橄榄球状吗？不能够做到的话，它对我们的其它制度安排会产生怎样的要求呢？比如会对我们的政治体制提出怎样的要求？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走怎样的道路呢？西方的民主政治体制能够简单地移植到中国来吗？所有这些问题，并没有现成的答案。但问题已经提出来了，我们该如何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