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金元时期北方经济(4)
二、各行业状况
1.畜牧业
北方地区有着辽阔的草原即天然牧场，历来是畜牧业的主要基地。金元时期，大批游牧民族拥入中原并成为统治阶级，畜牧业的专业地域扩大，呈现出新形势。
金初沿袭辽代旧制，在水草丰美且无蚊蚋之地设置5群牧所，金世宗时扩展为7所，所牧牲畜有马、牛、羊、骆驼。马作军用，“牛或以借民耕”。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官营牧场拥有马47万匹，牛13万头，羊87万只，骆驼4千峰。[i]此后仍有发展。虽无总数传世，但金末仅桓州（今内蒙古正蓝旗西北）就有监马近百万匹，[ii]可知其时马匹超过百万是没有疑问的。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年）又将骟过的马分散于中都路、西京路、河北东、西路民间牧养，[iii]仍属官营牧马业的一部分。当时在内地也设置了牧场，明昌三年的统计数字表明，南京路有牧地63520余顷，陕西路有牧地35680余顷。[iv]两地合计99200余顷，仅此就已超过了北宋时官营牧地98900余顷。[v]陕西地处边防，原本即有牧地，但南京路地处中原腹地，原为人口密集的农区，此时牧地多出陕西3万余顷，就农业而言是倒退，就牧业而言则是发展。金世宗时唯有河南、陕西两地“人稀地广，藁菜满野”，与大面积的牧地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由此也可知，两地的“藁菜满野”并非全是荒地，只是利用方式、产品结构改变了。
民间畜牧业也有相当规模。如养马业：相州（今河南安阳）“家家有马”。[vi]海陵王正隆年间，为南侵攻宋，大括民间马匹：“凡调马五十六万余匹，仍令户自养饲以俟。”[vii]民间总数大约也超过百万匹。养牛业：金章宗承安二年（1197年），曾派官到东京、西京、北京、中都、河北等路买牛5万头。[viii]民间实有牛数远多于此。金朝末期，蔡州新蔡（今河南新蔡）征收赋税以牛数多少为差，[ix]说明牛是主要产业。养羊业：大定年间，诏以羊10万只拨付乌古里石垒部畜牧，“其滋息以予贫民”。[x]养猪业史料很少，但从地处东北的会宁府金朝前期曾每年贡猪2万头来看，[xi]民间养饲是极为普遍的。
以游牧民族而建国的蒙元，“以兵得天下，不藉粮餽，惟资羊马”，[xii]将其擅长的畜牧业推行大一统的全国，一度将境内都变成牧场：“周迴万里，无非牧地”；养马业尤为兴盛：“元起朔方，俗善骑射，因以弓马之利取天下，古或未有之，盖其沙漠万里，牧养蕃息，太仆之马，殆不可以数计，亦一代之盛哉！”[xiii]由于元代畜牧业太广泛太兴盛，以至于没有具体数字传世。可以肯定的是会超越以往，达到鼎盛期。而畜牧业尤其是养马业、养羊业的重心无疑在北方地区。畜牧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加大，是这一时期的特色。
2.桑蚕棉麻业
发祥于白山黑水间的女真人，虽仅产麻，“土产无桑蚕”，[xiv]但那是当地条件造成的，并不影响其建国南下后对桑蚕业的高度重视。在大力发展各地原有桑蚕业的同时，尤其注意培养督促猛安谋克户从事桑蚕生产。金朝规定：“凡桑枣，民户以多植为勤，少者必植其地十之三，猛安谋克户少者必课种其地十之一，除枯补新，使之不缺。”金章宗明昌初，针时猛安谋克户再次下令：“如有不栽及栽之不及十之三者，并以事怠慢轻重罪科之。”[xv]照此，金朝的桑树种植面积，大约占垦田数的十分之一二。
金代桑蚕业以河南、河北、山东最为发达。金朝末年，宋军北上，从洛阳向钧州、许州、蔡州、息州（今河南洛阳、禹州、许昌、汝南、息县）行军途中，因粮饷不继，有两天全靠采食桑叶活命。[xvi]足见这一带到处都有桑林。唐州泌阳县（今河南唐河）金末新种桑树30万株，“县以之致富”，[xvii]经济效益明显。又如相州（今河南安阳）也是“桑枣相望。”[xviii]金哀宗正大五年（1228年）郑州（今河南郑州）发生雹灾，“桑柘皆枯”。[xix]河北献州（今河北献县）“桑荫障目”，[xx]燕京更是“桑、柘、麻……不问可知。”[xxi]真定府（今河北正定）有扫帚桑，望都县（今河北望都）有大龙桑、小龙桑，[xxii]种类丰富，也是桑蚕业发达的表现。此地还很多人工放养的柞蚕，如金章宗明昌四年（1193年），“邢、洺、深、冀及河北西路十六谋克之地，野蚕成茧。”[xxiii]山东济南府的济阳（今山东济阳）“有桑蚕之饶”。[xxiv]东平府（今山东东平）大面积的桑柘之林令人惊奇：金熙宗天眷二年（1139年）夏，宋将岳飞率兵10万攻东平，金军仅5千，“时桑柘方茂”，金帅使人在林间广布旗帜以为疑兵，竟使10万宋军不敢进攻，相恃数日而退。[xxv]则这片桑林之广，至少能容纳数万人才能吓退宋军。金朝境内桑蚕业兴盛，还有一例可以证明：金末发生大饥荒，饿死许多人，到夏初青黄不接时，“其桑椹已熟，民皆食椹，获活者不可胜计。”[xxvi]桑树之多之旺盛，可以想见。
尽管经过战火的摧残，元代初年北方的桑蚕业仍兴旺不减当年。文天祥被押解北上时，有感而发的几首诗中对此予以称赞。如《新济州》言济州（今山东济宁）“时时见桑树，青青杂阡陌”；《发东阿》言东阿（今山东东阿南）“秋雨桑麻地”；《发陵州》言陵州（今山东德州）“远树乱如点，桑麻郁苍烟”；《献州道中》言献州（今河北献县）“乃今来中州，万里如一概。四望登原隰，桑麻蔚斾斾。”[xxvii]马可波罗所看到的更多是桑蚕业的结果――蚕丝：北京附近“丝之多且贱”，每日入城的丝“计有千车”；河间“饶有丝”；山东东平“产丝之饶竟至不可思议”；河南开封“有丝甚饶”；山西沿黄地区产“丝不少”；山西太原“亦种桑养蚕，产丝甚多”，山西临汾“亦产丝甚饶”；关中地区“田野桑树遍布”，西安“产丝多”；西安以南至汉中“有丝甚饶”。[xxviii]此后持续发展，仅从桑蚕灾害就可以看出。元成宗大德九年（1305年），清州、莫州、沧州、献州（今河北清县、雄县南、沧州、献县）4地桑遭霜害，毁桑2417000余棵，坏蚕12700余箔。[xxix]元文宗至顺二年（1331年），真定路（今河北正定）、汴梁路（今河南开封）、晋州、冀州、深州、蠡州、景州、献州、恩州、冠州（今河北晋县、冀县、深县南、蠡县、景县、献县、山东武城东、冠县）发生桑树虫灾，其中冠州受灾桑树就多达40余万棵！[xxx]冠州仅领1县，桑树至少有40余万棵，则上述各地桑林之广，是不言而喻的。山东桑蚕业仍是当地主要产业，“山东农家因之致富者，皆自丝蚕旬月之劳。”[xxxi]又如大宁路（今辽宁朝阳西）也有4州、3县“皆土产桑”。[xxxii]一直至元朝末年，不少地方还在进一步发展桑蚕。如元顺帝至正十年（1350年），保定路庆都县（今河北望都）通过劝课，“四郊之桑皆郁然成列矣。”[xxxiii]元末陕西宜君县一石姓农民养蚕30箔，据传说其蚕发生变异，化为一巨蚕，吐丝15斤。[xxxiv]如果不去理会其传奇色彩，我们得到的是当地养蚕业兴盛的信息。
关于元代北方蚕事，农学家王桢有不少论述载于《农书》。王桢著《农书》的目的之一，就是南北各地经验教训，以利取长补短，所以多进行南北比较：“北方养蚕者多，农家宅院后或园圃间，多种萑苇以为箔材……南方萑苇甚多，农家尤宜用之，以广蚕事。”[xxxv]“北方蚕小时，用刀切（桑）叶碪上，或用几，或用夹。南方蚕无大小，切桑俱用碪也”；所言“夹”即桑夹，为挟桑叶的工具，以便于铡刀切桑，此为北方特有的工具，一般高二三尺，“若蚕多之家”所用的大桑夹，“实纳桑叶高可及丈，人则蹑梯上之……南方切桑唯用刀碪，不识此等桑具，故特历说之，以广其利。”[xxxvi]又言：“南方例皆屋簇，北方例皆外簇。然南簇在屋，以其蚕少易办，多则不任；北方蚕多露簇，率多损压雍阏。南北簇法俱未得中……南方夏蚕不中缲丝，惟堪线纩而已。”[xxxvii]缫丝时，南方用冷盆，所出丝“细缴何轻匀”；北方用热釜，所出“丝圆尽多缕”。质量各有千秋，但若论数量、速度，则以热釜为佳：“凡茧多者，宜用此釜，以趋速效。”[xxxviii]以上不同情况归结起来，有三点可以明确：一，北方桑蚕多，养蚕业规模大；二，北方蚕事工艺先进；三，北方由于养蚕多，只好屋外露簇，相比南方蚕少可以屋簇显得粗放。由此可知，元代北方桑蚕业并未衰退，不但是发展的，而且发达于南方，至少不比南方落后。元世祖中统四年（1263年），“天下户一百五十七万九千一百一十。赋丝七十万六千四百一斤，钞四万九千四百八十七锭”。[xxxix]户均丝4.47斤。元代科差专有丝料一项，户口专有“止纳丝户”、“丝银全科户”和“五户丝户”等;其时蒙古统治区主要是北方地区，丝是主要赋税品种，充分证明北方桑蚕业的发达和在当时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而统一南方近50年后的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年），全国科差丝总共为1098843斤[xl]，仅增加39万余斤而已。当然，其中主要恐怕是赋税结构变化造成的，但至少可以说明，就丝而言，朝廷并不依赖于南方。非但如此，元朝以五户丝为王公贵族食采邑的主要方式之一，一般每位数百数千斤，多者上万斤，全部出自北方。[xli]
桑蚕业之外，麻的生产也很普遍，女真人的发祥地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南）“田宜麻谷”，[xlii]麻是最主要的种植作物。金代陕西“种艺不过麻、粟、荞麦”，[xliii]麻也被放在首位。元代北方麻业进一步发展。王桢言：“北方种麻颇多，或至连顷。”收割时，使用专用工具刈刀，优于南方用手工拔麻“颇费工力”。并专作诗云：“森森麻幹覆荫浓，顷亩方期一捲空。谈似吴侬初未信，中原随地有刀工。”在沤麻方面，北方作法优于南方：“大凡北方治麻，刈倒即束之卧池内，水要寒暖得宜，麻亦生熟有节。须人体测得法，则麻皮洁白，柔韧可绩细布。南方但连根拔麻，遇用则旋浸旋剥，其麻片黄皮粗厚不任细绩。虽南北习尚不同，然北方随刈即沤于池，可为上法。”纺麻技术以中原地区最先进，使用大纺车，“昼夜纺绩百斤……中原麻布之乡皆用之。今特图其制度，欲使他方之民视此机栝关键，仿效成造，可为普利。”[xliv]元代北方麻业发展的另一标志是从南方传入苧麻：“近岁以来，苧麻艺于河南……滋茂繁盛，与本土无异。”并取得显著效益：“目今陈、蔡间，（苧麻）每斤价钱三百文，已过常麻数倍。”[xlv]丰富了麻业品种和人民生活。
元代北方纺织原料生产大发展还有一划时代的标志，即棉花种植推广到内地。南北朝时新疆已植棉，至蒙元时已很兴盛。如喀什“出产棉花甚饶”，和田“产棉甚富”。[xlvi]大约在金末元初，传向陕西：“近岁以来……木棉种于陕西，滋茂繁盛，与本土无异”，当地人民“深荷其利”。[xlvii]并很快推广到关东地区。从此，种植业结构有了较大调整，并为北方经济的发展增添了新的活力。[i] 《金史》卷44《兵志》。
[ii] 《元史》卷122《槊直腯鲁华传》。
[iii] 《金史》卷44《兵志》。
[iv] 《金史》卷47《食货志》。
[v] 《宋史》卷198《兵志》12。
[vi] 《攻媿集》卷112《北行日录》下。
[vii] 《金史》卷5《海陵纪》。
[viii] 《金史》卷10《章宗纪》。
[ix] 《元史》卷160《刘肃传》。
[x] 《金史》卷7《世宗纪》中。
[xi] 《金史》卷24《地理志》上。
[xii] 《元史》卷205《卢世荣传》。
[xiii] 《元史》卷100《兵志》3。
[xiv] 《大金国志校证》卷39《男女冠服》。
[xv] 《金史》卷47《食货志》2。
[xvi] 周密《齐东野语》卷5《端平入洛》，中华书局1983年版。
[xvii] 《秋涧集》卷52《金故朝请大夫泌阳县令赵公神道碑》。
[xviii] 《攻媿集》卷111《北行日录》上。
[xix] 《金史》卷23《五行志》。
[xx] 《金文最》卷42，初昌绍《成趣园诗文序》。
[xxi] 《大金国志校注》卷40，许亢宗《奉使行程录》。
[xxii] 《攻媿集》卷111《北行日录》上，卷112《北行日录》下。
[xxiii] 《金史》卷23《五行志》。
[xxiv] 《金文最》卷78，陈大举《济阳县创建先圣庙碑》。
[xxv] 《金史》卷84《昂传》。
[xxvi] 《农书》卷9《桑椹》。
[xxvii] 文天祥《文山全集》卷14，北京市书店1985年版。
[xxviii] 《马可波罗行纪》第96、134、137、148、113、110、114、115章。
[xxix] 《元史》卷50《五行志》1。
[xxx] 《元史》卷35《文宗纪》4。
[xxxi] 《秋涧集》卷62《劝农文》。
[xxxii] 《元一统志》卷2《大宁路• 土产》。
[xxxiii] 《滋溪文稿》卷18《从仕郎保定路庆都县尹尚侯惠政碑铭》。
[xxxiv] 明·叶子奇《草木子》卷3。
[xxxv] 《农书》卷20《蚕椽蚕箔》。
[xxxvi] 《农书》卷21《桑碪》、《桑夹》。
[xxxvii] 《农书》卷6《蚕缫篇》。
[xxxviii] 《农书》卷20《缫车》、《热釜》。
[xxxix] 《元史》卷5《世祖纪》2。《元史》卷93《食货志》1作“丝七十一万二千一百七十一斤”，与此数稍异。
[xl] 《元史》卷93《食货志》1。
[xli] 《元史》卷95《食货志》3。
[xlii] 《三朝北盟会编》卷3。
[xliii] 《金史》卷92《毛硕传》。
[xliv] 《农书》卷22《麻苧门》。
[xlv] 司农司《农桑辑要》卷2《论苧麻木棉》、《苧麻》，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实际上陈州在先秦时已产苧麻，《诗•陈风•东门之池》：“东门之池，可以沤纻”即是。
[xlvi] 《马可波罗行纪》第50、53章。
[xlvii] 《农桑辑要》卷2《论苧麻木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