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史论纲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6-25
【摘 要 题】中国经济理论史
【关 键 词】中国经济理论/理论史/理论经济学
【 正 文】
一、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史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
（一）理论框架
1.时间和空间范围
本论题所称的“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史”，是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到20世纪末中国经济理论发展的。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完整的时间单元；同时由于新的社会制度的实验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国经济理论在模式、内容、方法等方面形成了比较独特的形态。所以，无论从时间看，还是从思想形态看，这50年的经济理论已有了一个发展过程。过程构成历史。对历史进行整理和解读，可以促进思想资源的积累，催生新的思想，发展出新的分析技术和理论结构。英国经济学家罗杰·巴克豪斯(Roger Backhouse)在其1985年版的《现代经济分析史》序言中说：经济学的对象是不断变化的。不仅经济学家关注的各种课题会由于和社会的变化而变化，而且经济本身也在变化。此外，人类行为本身也不可能一成不变，人们一旦意识到种种新的可能性（例如，发现了一种新的统计学规则），便可能改变他们的行为。由于这一切的变化，历史的观察在经济学中就比在中显得更加重要。（注：参见罗杰·巴克豪斯：《现代经济分析史》（中译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中国文化称历史学为大智慧。夫智慧者，即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辨析、判断、处理和创造能力。历史是人类智慧的源泉，亦是人类智慧的积累。历史学的整理和研究将人类智慧的渊源、演进和积累与现代科学、现代认识相交融，为人类智慧的发展构筑历史基础，揭示历史法则，这正是历史学“出乎史，入乎道”精义之所在。无论是国家、民族的发展，还是科学、学科的发展，都不能脱离历史的渊源和积累，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很难有空间范围的限定。所谓“西方经济学”本不是地理上的概念，而是一种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指称。经济学不曾用地域来划分过。我们可以看到“英国经济史”、“美国经济史”、“德国经济史”，但却不会有“英国经济学”、“美国经济学”、“德国经济学”……因为不论是英国经济学家还是美国经济学家，都使用同一种科学语言、运用相同的分析工具、在相似的理论框架中研究经济学。就像全世界的物家用同一种定理研究物质，全世界的医学家用同一种语言讨论病例一样。即使是文学、等人文色彩很浓的科学，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也存在共同的审美标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雕刻会令中国人叹为观止；中国的《红楼梦》也可以受到西方人的喜爱，成为世界名著。但是，本论题所称“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却有一定的地域意义，指的是特定时间内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状况，或者说是特定时间内中国的经济学者对经济学的研究状况。“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地域意义还在于，在相当长时期和相当大范围内，中国经济学者所使用的概念和分析方法相对来说不具有国际通用性，其使用空间大体上只限于中国这一地理区域。然而，即便如此，我还是认为经济学很难有空间限定。所谓“中国经济理论”，并不是“中国的”经济理论，而是中国的经济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以及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和西方经济学理论分析经济问题、解释经济现象。如果说在这一过程中有什么理论上的修正或创新，那也是对上述两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改进和完善，并没有发展出一门有独立框架体系、独立理论范式的“中国经济学”。
值得强调的是，我虽然基本上不认为经济学可以用地域来划分，但我认为在不同的文明形态中，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可以有不同的学术体裁或理论款式。由于自然环境不同、基本生活资料的获取方式不同以及社会结构不同，从发生学角度看，每个民族或每种文明所关心的基本问题是有差异的，或者说他们的思维形态是有差异的。例如，同样是配置土地资源，古代西方由于土地贫瘠，为保持地力，便发展出了休耕制。这种休耕制的性质是草田轮作，休耕期间让耕地长草，发展畜牧业，以弥补粮食生产的不足。即使到了中世纪，欧洲发展了三圃轮作制，其中仍有一圃是休耕。而古代东方由于土地肥沃，所考虑的便不是休耕轮作，而是农作物轮作，以充分利用地力，提高粮食产量。所以，发源于大河流域的古代东方文明所关心的基本问题不是保持地力以及寻找粮食以外的其他食物来源，而是灌溉和治水。由于所关心的基本问题不同，因此知识背景、思维形态也就不同。只要有文明的形态差异，也就有思维和学术的差异。只要经济学还没有变成一门纯粹的自然科学，这种差异就会一直正常存在。有差异并不妨碍交流，因为不同的文明形态之间会普遍存在一些最基本的元素——思维中的同异律和相关律，中的本体论，经济学中的资源稀缺和选择，等等。这些最基本元素构成了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交流对话的基础，也为追求科学普适性提供了路径。科学的普适性是一种包容，天然排斥地理上、种族上、文化形态上的褊狭。这就是睿智的科学精神。
2.研究对象和技术路线
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史是研究经济理论的发展历史。经济理论研究包括纯理论研究和现实经济问题研究。前者是对经济理论体系的修正、改进和完善，对原有的命题或定理进行深入地研究，使得根据这一命题或定理建立起来的理论体系更为合理和完善；后者是对经济实际运行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理论研究，对有关经济现象做出理论上的解释，并发展出新的理论。经济理论研究的主要功能是对各种经济现象做出具有普遍性的解释，并进行经济理论和经济分析方法的创新。根据这一定义，本论题所研究的经济理论涵盖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和西方经济学研究。
大抵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基本上沿着两种理论体系发展，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一是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1949年以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逐渐演变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包括以“苏联范式”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而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则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中沉寂，直到1979年以后才重新显现，并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所以，这两大理论体系基本上可以构成中国经济理论研究的发展线索。但是，与这两大理论体系相联系，中国经济理论研究还有另一条发展线索，即试图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或西方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现实经济和文化传统相结合的基础上，发展出一门独立形态的“中国经济学”。在20世纪50-70年代，这条发展线索表现为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分析、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并在理论上作若干创新，以及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国情出发，对“苏联范式”政治经济学所作的若干修正；而在80-90年代，这条发展线索则表现为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框架体系基础上构造新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在西方经济学的框架体系基础上构造“中国经济学”。这一发展线索虽未形成独立的理论形态和完整的理论体系，而且作为一条发展线索也不是十分地明确和清晰，对前两条发展线索有较强的依附性，但无疑是中国经济学者所进行的重要的经济理论研究，因此也构成本论题的研究对象。
所以，以中国经济理论的发展为研究对象，可以依据以下技术路线展开研究：
中国经济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概念、范畴的学习、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把握——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分析、解释中国经济问题——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苏联范式”政治经济学的消长——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与西方经济学研究的融合趋势。
中国经济学者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西方经济学基本原理及各流派学说的引进、学习、研究——对西方经济学理论范式及分析方法的借鉴——对西方经济学新学科、新理论的介绍——运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分析、解释中国经济问题——对西方经济学的批判借鉴和全盘接受之争——西方经济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融合趋势。
中国经济学者构造“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尝试——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对“苏联范式”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根据现实经济发展对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修正——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道路的探索——对新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和教科书体系的探索；运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变革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将西方经济学与中国的传统文化资源和思维特点相结合——联系中国经济发展的制度特征——探讨“中国经济学”和“中国过渡经济学”在理论上的可能性。
（二）研究方法
较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能否参照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用他的框架和方法研究中国经济理论史。熊彼特所谓的经济分析史，是指经济思想中带有分析性或科学性这个方面的历史。熊彼特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技术由经济史、统计学、经济理论构成。经济史是经济学家分析材料的主要来源，如果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就不可能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历史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让人们了解经济与非经济事物的联系。熊彼特认为，历史的研究在经济分析史方面不仅是最好的，也是惟一的方法。经济理论图式是在一定的制度框架内发生作用的，而这种制度框架则来源于经济史（甚至来源于更为宽泛的社会发展史）。统计数字对于经济学是极为重要的。经济学家不仅需要统计数字来解释问题，而且也是为了弄清有什么问题需要解释。为了从统计数字中得到信息，有必要掌握统计方法。经济理论是用以描述经济现实、或从某些经济现实出发按照一定的逻辑程序推断和确定其他经济现象的模型。经济史、统计学、经济理论这三个要素构成了（科学的）经济学。在熊彼特的论述中，“分析”是一种科学研究的方法，“分析性”的经济学也就是“科学的”经济学，经济分析史也就是“科学的”经济学发展史，即运用经济史、统计学、经济理论等工具所阐述的经济学的发展过程。
如果要用熊彼特的框架或方法研究中国经济理论史，那么就要求中国的经济学者在分析经济问题时必须使用“经济史”、“统计学”和“经济理论”这三个要素，换言之，中国的经济学者所作的经济学研究必须是用经济史、统计学、经济理论等工具来阐述的。但是，这种“分析性”或“科学性”的经济学研究在中国是缺乏的，因而写一部以这种经济学研究为对象的“经济分析史”也是不可能的。我在这里不打算讨论中国的经济理论缺乏“科学的款式”的原因（这在根本上可能与思维形态有关），只是想说明由于没有用一种严密的概念系统和通约的分析方法来阐述经济现象，中国的经济研究缺少概念范畴体系的累积和理论范式、分析技术的累积，有时往往是用不同的概念范畴、不同的理论范式和分析工具讨论同一个问题，因而很难从分析技术角度整理出一个历史过程。所以，我的研究较少关注结论如何产生以及使用了哪些分析技术，更注重的是有些什么样的观点和结论——这恰恰与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的趣旨相反。当然，我所谓的“经济理论史”，其思想素材必须可以提炼出理论要素，它可以归入某一理论体系中，而且基本上是专业的经济学者的论述。
从操作的角度看，写经济理论史可以有以下几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以人物（及与人物密切相关的学派）来安排章节，即按照时间顺序将一些重要的、次重要的、不甚重要的经济学者（或学派）的主要理论观点罗列一番，再加上作者的点评。这是一种习惯的方法，古代经济思想史、近代经济思想史基本上都是这样写的，外国经济学说史著作很多也是这样写的，也有学者用这种方法来写中国现代政治经济学史或现代经济思想史（如对领袖人物的经济思想的研究）。我觉得，用这种办法来写现代经济理论史不是很合适。首先，现代乃至当代的经济思想、经济理论的发展虽然已有了一个过程，但毕竟还未完全沉淀，有些理论的发展还在延续，有些观点仍在发生变化，有些结论有待于修正……经济学者的重要性或“等级”也还需要经历一个“历史选择过程”，而且他们作为经济理论史讨论的对象，大部分还在世，因而很难用对待历史人物的方法处理；其次，按人物编史的信息容量有限，罗列的人物不可能很多，每一个人物所涉及的知识范畴和学科领域也不可能很广，因此这种体裁很难吸纳大量的思想素材，不可能全面反映该时期经济理论发展的面貌；再次，在现代中国经济理论发展过程中，罕见能建立完整理论体系的经济学者，也尚未形成有完整理论体系的学派，因而仅靠人物编排的套路无法构成一段完整的历史。
第二种方法是根据年代顺序提炼出一些热点（或重点）问题作为专题，然后将围绕这些专题而展开的讨论、研究、争论的场景以及各种观点作一番归纳综合，构造出章节。这是一种编年史的写法，现在一些“中国政治经济学史”大多采用这种写法。它的优点是包罗面广，信息量大，也能客观反映历史面貌。但如果缺少分析，缺少对理论要素的提炼，尤其是缺少连续性历史过程和理论史自身发展线索的揭示，则很容易流于“争鸣大系”一类——只能提供庞杂的思想素材，而没有科学研究的分析介入和理论清理。
第三种方法是循着历史的发展过程对浩繁的思想资料作一梳理，整理出理论史的线索，将理论史的发展过程合理地表现出来。同时，运用经济学的概念和工具对所占有的思想资料作理论分析，并给出评价和判断。本文即试图采用这一方法。这种方法要把握两个要点：其一，在整理理论史的连续性线索和发展过程时，应奉行“还原历史”的原则，而不能主观地割裂、连接、构造、越俎代庖地“制造历史”；其二，理论史的研究不能仅止于历史线索的整理和发展流程的描述，还要有科学分析的解释。如果只满足于“还原历史”，而不在研究过程中融入研究者的分析和认识，不做出研究者“主观判断”的阐释，那么理论史研究就成为历史资料的整理和考证，其学术价值固然不可抹杀，但其理论品格则不容易提升。 二、理论著作技术统计
技术统计是理论史研究中一种重要的信息获取方法。我根据新闻出版署信息中心和中国版本图书馆编《全国总书目》、新闻出版署信息中心主办的《全国新书目》及北京图书馆编《中国国家书目》、辽宁大学图书馆编《全国经济总书目》中所收录的经济学理论著作目录，给出各年代经济学理论著作总量统计及分类统计。
（一）统计口径
在本项统计中，归入经济学理论著作的大体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及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生产方式方面的著作；经济学方面的著作、教材；西方经济学方面的著作、教材；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方面的著作；中外经济思想史方面的著作和翻译作品；著名经济学家的文集；宏观经济管理及管理方面的理论著作；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和生产力经济学方面的理论著作；世界经济方面的理论著作；以及一些综合性的、大型的经济学工具书。其中“大跃进”、“反右”以及“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些算不上理论著作的出版物已作了基本的删除，但要删除得十分精确则很难。另外，在“理论著作”标准的把握上也是比较模糊的，一些集、教材、通俗读物、工具书、资料等，严格说并不能算是理论著作，但只要其书名或内容与经济理论有关，也将其归入经济理论著作。
在统计中，如果一部书同时在几个出版社出版（20世纪60-70年代这种情况较多），仍作为一部书计数；但如果是不同的版本（重版、修订版、少数民族文版），则以版本计数。有些书是分册或分卷出版的，基本上以册或卷计数；但如果以章、讲、分册为单元出版，且出版时间又是同一年内，则以整部书为单元计数。在学科分类上，这里所统计的著作大体上属于基本经济理论。其他如、农业、财政、、商业贸易、经济史学、、统计等学科的理论著作则不包括在本项统计内；但本项统计将企业管理归人经济管理一类，以求完整和全面。
在本项统计所依据的资料中，《全国总书目》所收的书目是最齐全的，但1992年以后该书的出版一度停顿，到1999年6月，《全国总书目》1993、1994、1995年尚未出版，而1996年则已出版。为了弥补资料缺口，我转而借助于《中国国家书目》、《全国经济科学总书目》和《全国新书目》（月刊）。但《中国国家书目》和《全国经济科学总书目》于1995年以后即查阅不到（可能已停版），而《全国新书目》（月刊）从1998年起不再收录所有书目，改为择要介绍，同时于1999年新设《中国在版编目快报》（周刊）收录新书全目。以上情况反映了我国在出版物的统计上仍比较粗糙，统计资料的出版缺乏连续性，给研究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由于这一原因，本书关于经济学理论著作的统计可能有交叉和疏漏，给出的数字难求十分准确。但经过技术处理，基本上还是能够反映中国现代经济理论著作出版的总体状况。另外，由于资料的限制，本项统计截止到1997年。
（二）总量统计
1949-1997年，中国（本文统计不含港、澳、台地区，下同）共出版经济学理论著作约10487部。其中1949-1959年出版了390部，1960-1969年出版了123部，1970-1979年出版了179部，1980-1989年出版了4040部，1990-1997年出版了5755部。在所有这10487部经济学理论著作中，既包括中国经济学者撰写和编著的著作，也包括翻译的国外经济学理论著作。每一年代的著述和翻译状况如表1所示。
表1
年代 总数 著述 翻译
1949-1959 390 227 163
1960-1969 123 76 47
1970-1979 179 166 13
1980-1989 4040 3463 577
1990-1997 5755 5193 562
总计 10487 9125 1362
从以上统计资料看，20世纪50年代中国经济学者撰写和编著的经济学理论著作与翻译的著作大体上是2∶1的比例，这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正处于初始阶段，大量还是靠引进吸收国外的理论，尤其是苏联的理论；60年代著述与翻译基本上仍维持2∶1的比例，但两者的数量均明显下降；70年代翻译著作急剧减少；到80年代，著述和翻译著作的总量大幅度增加，惟翻译著作在总量中所占的比例较50、60年代则大大下降了；90年代经济学理论著作的出版总量比80年代又有较大增加，而著述与翻译的比例与80年代相差不大。
1949-1997年间，翻译的经济学理论著作共计约有1362部（不包括各应用经济学科的翻译著作），从绝对量上看不算多。其实，新中国成立后真正全方位、大规模引进国外经济学理论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在此之前，国外经济学理论著作的引进严重地受政治气候及对外政策的影响，在1949-1979年的30年中，一共才翻译出版了223部国外经济学理论著作，而且其中绝大部分是引进苏联的经济理论。长期缺乏正常的国际交流，无疑是中国经济学研究发展滞缓的一个重要原因。
现将翻译出版的经济学理论著作按国别、地区和组织列示如表2。
表2
国别 年份 1949-1959 1960-1969 1970-1979 1980-1989 1990-1997 总计
苏联、俄罗斯 136 14 1 87 13 251
美国 8 12 6 153 206 385
英国 12 10 4 83 82 191
日本 1 140 83 224
法国 4 1 18 26 49
德国 3 3 21 27 54
欧共体 7 7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3 10 13
世界银行 5 15 20
联合国 2 16 18
意大利 8 15 23
瑞典 1 9 4 14
南斯拉夫 8 5 13
奥地利 2 4 3 9
匈牙利 7 2 9
罗马尼亚 1 3 3 7
瑞士 1 2 2 5
荷兰 3 4 7
新西兰 1 1 2
澳大利亚 2 8 10
朝鲜 1 1
韩国 11 11
比利时 1 1 2
墨西哥 1 1
埃及 1 1 2
特立尼达—多巴哥 1 1
波兰 1 1 9 2 13
加拿大 4 4
秘鲁 1 1
越南 1 1
阿根廷 1 1
挪威 3 3
冰岛 1 1
新加坡 2 2
乌兹别克 1 1
捷克 5 5
印度 1 1
*德国的统计数字包括联邦德国与原民主德国。
从以上统计数字看，在20世纪50年代，主要是翻译引进苏联的经济学著作，大量的是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大百科全书中的经济学有关条目，60年代由于中苏关系恶化，从苏联引进的著作急剧减少，一直到80年代才又开始增多。在1949-1989年，从西方国家引进的经济学理论著作以来自英国、美国的为多，在英、美两国之间美国又超过英国，这种情况也是符合世界经济学发展实际的。因为西方古典经济学主要是在英国发展起来的，进入近代以后西方经济学也主要以英、美两国发展最为显著，20世纪以后美国更是成为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中心。
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翻译引进的经济学著作仍以来自英、美为多，但日本的经济管理、企业管理、产业政策等方面的著述也开始被大量引入中国，苏联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著述也占重要的地位。同时，这个时期我国翻译引进的经济学著作在国别上有很大的扩展，不仅包括了东欧、欧美各主要国家，还涉及许多中小国家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这是这个时期我国经济学发展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和重要表现。
20世纪90年代翻译引进的经济学著作中，来自美国的占绝大多数，来自俄罗斯的著作有较大幅度减少，来自其他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著作数量变化不大，而来自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组织的则明显增多。这种状况反映了中国改革的深化和对外开放的扩展，对市场经济学理论及国际经济组织的文献有更大的需求。
（三）经济学理论著作分类统计
分类统计的目的在于说明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在不同时期的侧重方面，以及经济学理论研究所涉及的学科范围。各年代经济学理论著作的分类统计见表3。
表3
学科分类 年份 1949-1959 1960-1969 1970-1979 1980-1985 1986-1989 1990-1997 总计
政治经济学 138 16 74 176 452 810 1666
社会主义经济（中国经济） 99 33 35 147 493 1758 2565
资本主义经济 56 5 24 20 20 110 235
经济管理 27 4 12 293 1452 634 2422
西方经济学和经济学说史 43 51 24 107 152 491 868
各国经济、世界经济 4 2 2 2 248 318 576
城市经济和区域经济 3 241 776 1020
劳动经济和人力资本 2 3 3 39 88 120 255
生产方式和生产力 10 1 2 8 27 73 121
发展经济学和经济增长 164 164
其他 11 8 4 71 315 186 595
在这项统计中：政治经济学类主要是有关的教程、著作及译著；社会主义经济和中国经济类主要包括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及中国当代经济发展和改革的学术著作；资本主义经济类指研究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及资本主义发展史方面的理论著作和译著；经济管理类包括国民经济管理、计划经济学、企业管理以及计量经济学、数理经济学方面的理论著作和译著；西方经济学和经济学说史类包括西方经济学及中外经济学说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方面的论著、译著和教材；各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类包括中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史方面的论著和译著；城市经济和区域经济类包括城市经济、市政建设、房地产、生产力布局、国内地区经济等方面的理论著作和译著；劳动经济和人力资本类包括劳动经济学、劳动力资源、劳动生产率、人力资本方面的论著和译著；生产方式和生产力类主要包括社会生产方式演变、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及生产力经济学方面的论著和译著；发展经济学和经济增长类包括发展经济学的译著、论著及中外经济增长方面的论著（这一类著作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因数量太少而归入“其他”类）；“其他”类则将以上分类未能收入的经济学理论著作归在一起，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新引进或新产生的一些学科和研究领域，如物资经济学、比较经济学、国防经济学、民族经济学、消费经济学、生态经济学、技术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流通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经济地、实用经济学等方面的论著和译著。这些方面的论著和译著的数量逐年增多，说明我国的经济学理论研究所涉及的分支学科已相当广泛了，是经济学繁荣发展的一种表现。另外，在“其他”类中还包括国内一些经济学家的文集以及辞书、手册等工具书。
在表3中，我将20世纪80年代分两个阶段统计，为的是更准确地反映这一年代经济学理论著述的发展概况。在这一年代，各大类著作的总量均比以往年代增加许多，但这些著作大部分是在1986-1989年这一阶段出版的。尤其是政治经济学类、社会主义经济和中国经济类、经济管理类、各国经济类、城市经济和区域经济类以及生产方式和生产力类，1986年以后出版的著作数量与以前相比更是占了绝大多数。在“其他”类的著作中，大量的经济学新学科方面的著作也是在1986年以后出版的。如果将1986-1989年出版的著作分年统计，可以发现每一年出版的著作都比上一年的要多，这正是经济科学正常发展的写照。 三、理论史的阶段和发展线索
目前国内已出版的中国经济学史方面的论著，在阶段划分上多以重大政治事件为依据，也有的以重要经济理论问题的论争为依据。我认为，经济理论发展的阶段必然要受到背景的影响，因此，阶段划分应当比较准确地反映历史状况。中国现代经济学的发展过程，同其他社会学科一样，既由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所决定，又在相当程度上受到社会政治演变的制约。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到1979年这一段时期，由于当时特殊的社会背景及历史条件，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发生了某种扭曲，社会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十分强烈，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与此相联系，经济学乃至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也就必然非常深刻地受到当时社会政治的影响。因而经济学理论发展阶段的划分就很难以一条清晰的社会经济发展线索为依据，不得不打上深刻的社会政治变革的烙印。
为了使经济理论发展阶段的划分既能基本反映社会经济的发展线索，又具有鲜明的历史标记，我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1949-1978年初期发展阶段；1979-1991年繁荣发展阶段；1992-1999年深入发展阶段。
（一）1949-1978年中国经济理论初期发展阶段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科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中国的经济思想在历史上曾形成过几个大发展时期：一是春秋战国时期；二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三是1949年以后。这第三个大发展时期除了20世纪60-70年代的一段曲折以外，可以包括80年代，并延续到90年代。1949-1978年作为这个大发展时期的前期阶段，曾产生过一些相当重要的思想和理论，并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确立了一个基本的框架。
从发展特征看，这一阶段经济理论的发展线索承袭了“五四”运动以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著作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并运用其原理来分析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同时还表现为对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以及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系统引进以及对我国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影响。这一时期我国经济理论界对于一些重要问题的论争以及在论争中所产生的一些卓越的思想观点，基本上都是从这条发展线索的不同角度出发考察、研究问题而引起的。例如，毛泽东在建国初期先后发表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理论著作，对社会主义化和经济建设的全局发展做出了战略规划。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既是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出发分析研究现实经济问题，也充分吸收借鉴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并进而提出了许多有创见性、发展性的理论观点，对我国经济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又如，这一时期对一些重要理论问题的论争，如政治经济学的对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社会主义基本经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价值规律和商品生产、按劳分配、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等等，基本上都是以上述发展线索的不同侧面为阵营而展开的。再如，这一时期所产生的一些卓越的理论观点，如毛泽东关于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关系的论述，李平心关于生产力经济学的论述，王亚南运用《资本论》体系来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论述，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顾准和孙冶方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与价值规律的关系及经济体制改革的论述，等等，也是循着上述发展线索在有关问题上互相探讨、论争而产生的。
在这一阶段，对西方经济学的引进、研究大抵限于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介绍和对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批判。这种介绍和批判在当时较难构成一条明晰的线索，对主流发展的影响也相当微弱。
在这一发展阶段，尤其是从新中国成立到1957年，中国经济理论界基本上还是相当活跃的。各种思想、理论、观点的争论此起彼伏，呈现出“百家争鸣”的景象。但从20世纪50年代末起，随着社会政治生活中“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指导思想的确立，经济理论研究也深受影响，活跃局面逐渐消失。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科学、客观地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学术思想受到压抑和打击；而片面、教条、形而上学地理解和运用社会主义理论的学术思想占主导地位，并日益向极端化发展。在1958-1960年的“大跃进”时期，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开始具有更多的政治色彩而学术色彩逐渐淡化。在片面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政策路线（总路线）指导下，经济理论界围绕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多快好省”与经济规律的关系、政治挂帅与经济利益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讨论。从讨论的情况看，比较多数的意见是主张政治第一、经济第二，认为经济工作及其他业务工作都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政治要统帅经济。虽然也有学者提出政治要落实到生产、落实到业务，但在当时这些意见遭到批判。随着“大跃进”以后的经济调整及党内政治斗争的尖锐，经济理论研究中的“唯政治”倾向越来越严重，并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了极端。
1966年5月，我国进入了“文化大革命”的非常历史时期。在此期间，社会经济、文化、、科学等都遭受了一次浩劫，基本上处于发展停滞的状况。这一时期事实上已不存在经济学的研究，一些所谓的“经济理论”只是出于政治目的而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歪曲和篡改。例如，在批判“唯生产力论”、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批判“按劳分配”、批判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等的“思想理论界的斗争”中，一些违反乃至“修正”科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谬论以极“左”的面目蛊惑人心，左右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这一时期极“左”的经济理论主要集中在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组织编写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书中。以后，全国各地都相继围绕这本书出版了一些学习小册子。这些出版物就是这一阶段经济理论的“成果”。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思想理论界仍在“两个凡是”极“左”观念的禁锢下，经济理论研究领域未有实质性的松动。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二）1979-1991年中国经济理论繁荣发展阶段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思想学术界再次获得了蓬勃发展的生机，经济理论也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阶段。而且，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理论发展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和实践性，在努力使经济学研究成为真正的科学研究方面前进了一大步。
这一阶段的经济理论大体上有两条发展线索。一条线索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并与中国的经济改革实践相结合进行理论创新，在基本理论的建设上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时，以斯大林理论和苏联范式为核心的所谓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影响则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而日渐衰竭（当然，其积习的消除则是旷日持久的）。另一条线索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引进、研究和应用。这后一条发展线索虽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显现，但与1949-1978年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介绍和批判有传承关系，并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到20世纪80年代末，已初步显示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交融会通的主流趋势。例如，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理论与经济改革实践相结合所产生的一系列突破与创新，包括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关系、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以及国有改革理论等，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吸收与借鉴西方市场经济理论中的合理因素而提出和创立的。又如，20世纪80年代中国市场化改革及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经济现象，诸如财政赤字、通货膨胀、产业结构调整、农业劳动力转移、失业、非国有经济的成长、要素市场尤其是证券市场的产生和发育等等，由于这些经济现象是发生在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而这个转轨目标又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一种社会经济环境中，所以无论是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还是纯粹的西方经济理论，都不可能单独适用，只有将上述理论相互补充、互相交融，才能对特殊社会环境、特殊经济条件中出现的经济现象做出准确合理的解释。再如，从经济学研究人员的构成看，当时大多数经济学者都在不同程度上兼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西方经济学的基本训练。他们通过对中国经济的分析判断，认识到墨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成结论不足以解决中国的经济改革问题，故必须创新；又认识到仅靠西方经济学亦不能准确地分析和解释中国经济，故须对其做科学的分析与借鉴。
另外，在这一阶段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这两条发展线索的交融还突出地表现在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变革上。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主要是采用规范分析的方法，侧重于依靠逻辑推理构造抽象的理论和规律，而疏于对现实经济生活的解释和分析。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西方经济学的引进，随着新一代经济学者的成长，经济学的实证分析方法逐渐被推广采用，与规范分析方法相互交叉、迭代。这方面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发展经济学的结构分析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分析在中国的迅速传播和被广泛采用。结构分析和制度分析由于其规范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论特征，符合中国经济制度变革创新的实践需要，因而具有较强的适用性。
这一时期之所以被称为中国经济理论的繁荣发展阶段，一个主要的表现就是经济改革和发展对经济理论的迫切需求以及经济学界的空前活跃，研究成果大量涌现，学术观点层出不穷。经济学著作的出版状况已如前述。至于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经济学期刊和所发表的经济学，则更是卷帙浩繁、汗牛充栋。在这一发展阶段，与欧美、东欧、国际组织及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学方面的学术交流也全方位展开，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发展，同时也推动了中国经济理论走向世界。
（三）1992-1999年中国经济理论深入发展阶段
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理论的发展线索仍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阐发和某些方面的创新以及对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引进、研究和应用，而且这两条发展线索进一步交会、融合，分野虽可辨析，但绝不是泾渭分明。
在20世纪80年代发展的基础上，90年代的中国经济理论逐渐深化。比如，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就不仅是对经典著作的解读以及运用标准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和概念对“苏联范式”进行批判，而主要是力求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并努力将这一开放性理论体系向前推进，使其对现实经济（包括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和改革中的社会主义经济）有更强的解释力和指导意义。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一些理论要素上、概念范畴上乃至分析方法上的创新。又如，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和应用也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对理论的引进不再是零散的，而是整个理论体系、整个学派的引进介绍；对基本理论把握得更准确，对基本分析工具也运用得比较娴熟，而且对现代经济学发展的前沿学科及新学科也有更多的介绍和了解；对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借鉴应用也更理性、更求实效。在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化的态势下，西方经济学对现实经济运行的解释力、预测力等应用价值愈益明显。再如，20世纪90年代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也有一番新气象。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基本假设、理论框架上力求简洁、力求严密的特点，以及力图使每一个经济学范畴都可作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学界。在对现实经济的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的解释力和预测力确实颇具魅力。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高度抽象力、强大的逻辑力量以及对社会经济生活中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利益关系的透彻分析又是西方经济学所不及的。从这一层次看，20世纪90年代这两大理论体系的融合就不仅仅是若干范畴、概念上的交叉和吸纳（如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加进均衡价格、机会成本、效用函数、消费函数、乘数原理、市场均衡等范畴），而是在基本理论框架、分析方法、基本范畴体系方面的相互借鉴、交叉和融合。当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两种理论体系，虽然都是研究人类社会经济问题，但由于理论视角不同，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基本范畴体系、理论框架和基本内容都有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不是同一理论体系中不同流派的差异，而是两种理论体系的差异。从科学发展的角度看，这两大理论体系最终能否融为一体，目前尚无法做出定论。至少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这两大理论体系虽然有交会、有融合，但尚未整合于同一框架中。
这一时期讨论和研究的重要理论问题包括：社会主义本质，生产力标准，所有制及公有制主体地位，私营经济、股份制经济乃至市场经济的姓“资”姓“社”，私有化，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经济改革的道路，等等。此外，经济学界还对现实经济运行展开深入研究。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中国经济连续的高增长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GDP增长率1992年为14.2%，1993年为13.5%，1994年为11.8%，1995年为10.2%。1994年通货膨胀率为21.7%，为改革开放以来最高值；1995年虽有所下降，但仍处在14.8%的高位。1994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开始对国民经济实施宏观调控。在这一经济背景下，经济学界就通货膨胀、失业、经济增长、泡沫经济、宏观调控手段等论题各抒己见，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中有相当一部分具有政策咨询价值，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发挥了重要作用。
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国的经济理论研究也更趋成熟，更趋理性。这一时期，一批中青年经济学者对中国经济理论的发展作了冷静的思考，从全新的角度提出了一些有关经济理论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如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中国经济学寻根、经济学的中国学派、中国的过渡经济学等等。围绕这些问题的讨论，经济学界凸出了“中国经济学”这一命题。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学”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术浯，主要是指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80年代初基本上是苏联范式；尔后主要是运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借鉴一些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对苏联范式进行修正，谈不上是一种独立形态的经济学。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学”这一命题有了新的涵义。如何理解“中国经济学”，学术界见仁见智，说法不一。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学”是在综合了古典经济学、现代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基础上产生的、有独立文化价值和“经世致用”价值的经济学体系；有学者指出，“中国经济学”是立足于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发展实际，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过渡经济学的有益成分相综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框架。对于以上观点，有论者提出修正意见，指出不能将几种基本范式不同的理论体系混在一起形成一种“大杂烩”式的理论体系，而是必须以基本范式最为科学、最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基础和主体，去对西方经济学的优秀成果进行兼收并蓄。也有学者从过渡经济学的视角来阐释“中国经济学”，主张应当视“中国经济学”为现代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中国学者从中国经济的现实基点出发、在现代经济学的共同语境下、用于解释中国由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一种认识工具。此外还有其他一些理解，如将“中国经济学”视为专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经济学、是由中国人所从事的经济学或是中国学派的经济学等等，不一而足。
在关于“中国经济学”命题的讨论中，一个重要现象是对经济学说史研究的重视以及对中国经济思想的文化特质及人文意蕴的回溯。这一现象是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史研究蓬勃兴起这一学术思潮相联系的。学术史研究的兴起，不单单是因为“世纪末”的文化反省，更重要的是显示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走向成熟的趋势，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对学术价值、学术本质的严肃思考和对学术的人文底蕴、文化传统的理性探索。从经济学角度看，一些学者从中国思想文化传统这一背景下考察中国经济理论的思维特质，探究其历史文化传统脉络；有学者从世界经济学说史这一视角审视中西学术文化的历史交融，力图证明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在世界经济学说史中的应有地位；也有学者致力于纠正经济学的“唯科学主义”偏颇，使其归复于古典的“人文学科”学术规范，旨在将经济学从经验主义和工具理性形态提升到“意识形态”——科学理性逻辑形态，或至少能够涵摄人文学科。学术史研究的张扬也说明中国的学术研究在学术规范、学科分类、知识体系、学术语言、分析方法等学术本质和学术表现方式方面正在逐渐与世界学术接轨，表达了进一步加强中外学术交流及世界学术研究方法一体化的时代要求。如果将“中国经济学”指认为是具有中国思维形态和文化传统的一种学术体裁，我认为这似乎更容易理解。这一学术体裁注重综合，注重人文意蕴，注重规范性质。如能有效借鉴西方学术体裁的注重分析、注重科学主义、注重实证性质的特点，那将实现一场伟大的经济学革命。【】
[1] 赵晓雷：《新理论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 《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编辑部编：《建国以来经济学重要问题争鸣》(1949-1980)，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1年版。
[3] 《经济研究》编辑部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争鸣》(1985-1989)，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
[4] 张问敏等主编：《中国经济大论战》（第一辑、第二辑），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
[5]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编：《中国经济学》(1994、1995、1996)，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1996、1997年版。
[6]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编：《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7] 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版本图书馆编：《全国总书目》（1960-1979年），中华书局版。
[8] 新闻出版署信息中心、中国版本图书馆编：《全国新书目》（1980-1996年），中华书局版。
[9] 北京图书馆《中国国家书目》编委会编：《中国国家书目》，书目文献出版社版。
[10] 辽宁大学图书馆编：《全国经济总书目》，辽宁大学出版社版。
[11] 《中国经济科学年鉴》编委会主编：《中国经济科学年鉴》(1984)，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2] 晓亮主编：《中国经济科学年鉴》(1985、1986)，经济科学出版社1985、1986年版。
[13] 李京文等主编：《中国经济科学年鉴》(1990、1991、1992、1993)，中国统计出版社版。
[14] 薛暮桥主编：《中国经济年鉴》(1981-1997)，经济管理出版社、中国经济年鉴社版。
[15] 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十年》，经济管理出版社、改革出版社1988年版。
[16] 张薰华主编：《社会科学争鸣大系·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7]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译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第三版修订本。
[18]新闻出版署信息中心主办《全国新书目》1993年第1-12期；1994年第1-12期；1996年第7、9、10期；1997年第1-12期；1998年第1-12期；1999年第1-6期。
[19] 胡代光、周叔莲、王海波主编：《西方经济学名著精粹》，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
[20] 于光远主编：《中国理论经济学史》(1949-1989)，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21] 项启源等：《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回顾与反思》，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2] 赵晓雷：《中国化思想及战略研究》，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23] 赵晓雷：《西方经济学的引进、研究及其对中国经济理论发展的影响》，《财经研究》1997年第9期。
[24] 赵晓雷：《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理论的发展与创新》，《财经研究》1998年第12期。
[25] 约翰·伊特韦尔等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译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