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6-25
一 一个被忽略的课题
在现有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专著中，谈到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几乎无一例外地都从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货币财富的积累(有的直称为原始积累)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如果采取认真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从这些方面人手，这是无可非议的。然而，遗憾的是：许多说明和引证，给人的印象是没有经过认真思考的，是乍看起来颇有道理而稍作推敲便出现漏洞说明这个市场的，从而论证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出现。撇开用对外贸易数字来论证国内市场的发展是否合适这个理论问题暂且不谈，单看他们所引证的事实，也不能不令人产生怀疑。例如，有的著作中说：1880—1890年进口棉纱值从364万多两上升到1939万多两，棉布由1600万两上升到3000余万两，认为这是国内市场扩大的一个标志。有的著作在洋纱、洋布以外，还提到洋铁、洋油、洋针、洋染料等等的进口，而所引证的数字，也都是19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统计。例如洋铁在1894年比1867年增加了十倍多，洋油在1894年比1886年增长了两倍多，如此等等。人们对此不禁发生疑问：如果这些代表中国国内市场的扩大，那么，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产生，似乎应在90年代以后，方为合理。然而，无论哪一部专著，都又承认工9世纪70年代是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发生时期。拿90年代发生的事情作为70年代发生的事情的历史背景，这起码在逻辑上是讲不过去的。①事实上，从五口通商那一天起，中国的对外贸易，基本上年年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这就是说。如果依照上述的论证方法，那么，不论中国资本主义企业在哪一年产生，人们都可以拿对外贸易的数字来论证它的必然性。这实际上等于不说明问题。单是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说这样的论证是经不起推敲的。然而，重要的还不在这里，这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很快就会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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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的著作说：70年代以后，洋纱已经大量进口，在中国市场“立稳足跟”，然而统计数字表明．70年代初期(1872)，中国进口外国棉纱，不过5万担，和1890年进口108万担相差20倍以上。参阅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1955年版，第72页。
与此相类似，有的著作拿90年代进口洋纱、洋布所替代的土纱、土布的数量，并换算成手工纺织者的劳动日数，从中中国手工纺纱和织布业者的失业数量。以之论证中国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的形成，这种论证是很艰苦的，然而也可以说是用不着的。中国近代社会劳动人民的失业材料，几乎俯拾即是，年年都有，为什么单单70年代他们才形成了中国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中的自由劳动者，这个问题，即使对上述统计作了再精确不过的换算，也是得不到适当的答案的。
至于说到货币财富的积累或者原始积累，问题更加复杂。不少著作引用了马克思的“所谓原始积累不外就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的辞句，但是具体的论证，却是官僚利用国家政权征收各种苛捐杂税、贪污勒索，地主通过增加征租、押租和地租折价，积累大量货币财富等等。如果这就是原始积累，那么漫长的封建社会，都可以处在原始积累的时期。问题可以说解决了，也可以说完全没有解决。
我们还要指出的是：在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的研究中，如果说，上述三个问题成为所有的研究者进行分析的一套程式，那么，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则几乎成为所有的研究者所忽略的一片空白。这就是从生产力的变革方面去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产生。
生产力的研究，也就是用什么生产工具进行生产的研究，这是区别各种经济时代的最后根据。①生产工具的革新，对于正常的资本主义的产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条件。“英国由于蒸汽使它的煤铁矿有了价值，站到现代资产阶级发展的最前列。”②英国的生产技术革新。最先发生在棉纺织业部门。从1733年飞梭的发明，到18世纪和19世纪之交蒸汽动力的普遍使用，中间经过一系列的生产工具和技术的改进。但是，只有到了使用蒸汽动力、即使用人工动力的工厂出现之时，英国纺织才取得了迅速的发展。以人力、畜力乃至自然动力(如风力、水力)；作为动力来源，都不能使工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英国的水力振动机，在1768年就已经产生，但此后30年，用手工操作的珍妮纺纱机，仍广泛用于家内劳动的手工纺工之间。原因是用水力推动的工厂，多方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只有蒸汽动力的使用，才使现代化取得真正的自由。举这样一个例子，只是说明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改进，对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产生，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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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4页。
② 《<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5页。
在中国有文字的历史上，出现过使用人力、畜力乃至风力、水力作为动力来源的记载。但是，使用人工动力来源进行生产，这是在鸦片战争、五口通商以后，也就是在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后才出现的事物。也就是说，这种新的生产工具的使用，不是出自中国封建社会内部手工业生产力的自然发展，而是来自入侵的外国资本主义的技术引进，这是毋庸讳言的客观事实。西方技术的引进，这是引进了封建的生产关系不能容纳的一种新的社会生产力。
从技术引进的角度看，19世纪70年代对于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产生，可以赋予什么意义呢?如果我们现在是站在19世纪70年代的人口处，那么，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幅情景：
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已经建立了78家工厂企业．其中有后来称霸上海的大型造船工业一一样生和耶松船厂。而且都已设立了5年以上。至于垄断华南造船工业的香港黄埔船坞公司，则已存在10年之久。这些船厂，不但制造了不少轮船和机器，而且引进了大量的造船设备和技术人员。①一个引人注意的事实是：广州第一家中国人自办的机器厂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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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阅拙作《关于十九世纪外国在华船舶修造工业的史料》．载《经济研究》1965年第5—6期。
陈联泰机器厂，最初在修理外国轮船的时候，要“由轮船的司机来指导工作”①。
二、在前此10年中，洋务派官僚已经创办了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和天津机器局等一系列军用企业。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同时和外国洋行有过交往的容闳，在前此7年(1863)就第一个到美国为曾国藩采办军火工业所需的机器。官办军火工业的主要发动者李鸿章在前此5年(1865)就曾购买上海美商旗记铁厂的全部设备，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江南制造局。②60年代末以至70年代，洋务派官僚还开始使用外国机器疏濬河道港口。白河、永定河以及的安平、打狗，在李鸿章、丁日昌等人的主持下，都曾有过这方面的计划或试验。③
三、这个时候，通商口岸和外国洋行有所接触的中国商人中，已经开始有引进外国机器的酝酿。不但在工业上有过招股聚议机器织布的计划④，而且在农业上也有过拟用西洋机器进行“垦辟之事”的试探。⑤60年代以降，在外轮势力集中的通商口岸已经涌现出一批由中国人组成的技术力量。广州、上海固不必说，如上海在60年代下半期，已经出现成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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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滚滚：《陈联泰与均和安机器厂的概况》，载《广东文史资料》第20辑。1965年6月。
② 参阅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268—276页。
③ Commercial Reports form Her Majesty's Consul in China(以下简称Commercial Reports)，1869—1870年，第161页；1875年，天津，第114页；1876年，台湾，第87页；1877年。台湾。第135页。
④ 《新报》1878年8月6日、1879年2月27日。
⑤ 《申报》1887年3月27日：《上海新报》1869年10月19日。
“驶舡之人”和“通晓轮机”之“舵工水手”①。就是浙江宁波、福建漳泉和广东香山、新会一带这时也有不少人已经熟习驾驶轮船的技术。②60年代末期，在上海的报纸上，出现了“华商富民若在上海兴办船厂，可买西人做成各种机器”③的宣传。这说明此时中国商人投资船厂，已经引起广泛的注意。
四、这个时候，中国第一家现代缫丝厂的创办人一一广东南海继昌隆缫丝厂的主人陈启沅，正在遍历南洋各埠，他后来之所以创办缫丝厂，就是由于他在安南一带看到法国人所设的缫丝厂，看到法国式的“机械制丝，产品精良”而蓄意仿效。④而在此之前10年，中国境内已经出现了第一家外国缫丝厂。⑤和陈启沅之于缫丝厂一样，中国第一个提出创办电报局计划的华侨商人王承荣，这时已在法国“贸易多年”，并和另外一位华侨王斌等人“公同倾资雇匠”，研究电报技术，并从法国带回自制的汉文电报机器，准备在上海开办。⑥而这个计划之提出，也是在外国资本的大北电报公司将海底电线引至中国之后。
从这一系列的事实看，到了19世纪70年代，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发生，用一个现成的成语，可以说是呼之欲出。而所有这些，和40—70年代这一段期间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入侵，外国生产技术对中国的引进，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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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84页；《船政奏议汇编》第4卷，1898年版，第9页。
② 《洋务运动》(一)，第31、112页。
③ 《上海新报》1869年12月18日。
④ 参阅拙作《关于继昌隆缫丝厂的若干史料及值得研究的几个问题》，载《学术研究》1962年第6期。
⑤ S．R．Brown。The Two Filature，载Technology and Culture．1979年7月号。
⑥ 《海防档》，电线(一)，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57年版，第100—105页。
当然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入侵，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如毛泽东同志所引证的一系列事实表明。它们只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①对西方国家引进生产技术的目的，亦应作如是观。当外国技术向中国铁路的引进不过10年，一个外国侵略分子就说：中国的每一段铁路，不但从外国引进铁轨机车，而且引进工程师、师、站长、车务长、司机乃至护路警卫。②这就是说，随着技术的引进，是控制的引进。“西方商人不是出自帮助中国人取得现代化的无私愿望而向中国人转移技术。”③这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这不应该妨碍外国技术的引进对中国资本主义发生的关系的研究。而到现在为止，这仍是一个被人忽略。需要认真加以探讨的课题。因为正是这种引进，在某种程度上规定着中国资本主义日后发展的道路。
二 关于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
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以及被称为货币财富积累的原始积累，要不要研究呢?当然需要。“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前提。”④从商品市场到劳动力市场，从国内市场到原始积累，这都是需要研究的课题。但是，需要从的历史条件出发，进行符合实际的分析，不能从概念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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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22页。
② 《洋务运动》(八)，第407页；《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第248页。
③ R．F．Dernberger．The Role of Foreigner in 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1840—1949，载D．H．Perkins编：China’s Modern Econom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1975年版，第43页。
④ 马克思：《资本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67页。
这里我们不妨先从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方面作一点例证式的说明。
还是从陈启沅的缫丝厂开始谈起。陈启沅之所以在南洋动起办丝厂的念头，固然是由于他在海外看到先进的缫丝技术，然而设厂之所以有此可能，毫无疑问，是由于他同时考虑到生丝的销路。也就是说，继昌隆丝厂的创设，是和生丝的市场条件分不开的。但是，能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先有生丝市场的扩大然后才有丝厂的创设呢?具体到陈启沅的继昌隆，看来还是值得研究的。因为正是在陈启沅蓄意办丝厂的时刻，中国生丝质量的下降，在国际生丝市场上，已经构成一个引入注目的严重问题。一向进口中国生丝的英、法丝织业资本家，就不止一次抱怨中国生丝缫制和包装的粗劣。他们的舆论机关警告说：“中国人必须严重地意识到中国生丝在欧洲的真正地位，并尽一切力量加以改进。”“除非在这两方面采取改进措施，他们的生丝就必须从我们的消费中排除出去。”①也就是说，在陈启沅蓄意创办丝厂的时候，中国生丝在国际市场上，正处在竞争劣势的危机之中。相反，在广东新式丝厂出现以后，当中国手工制造的土丝从国际市场节节败退之时，机制厂丝的出口，却显示了长足的进展。70年代初批评中国出口生丝的外国报纸现在说道：“自从1884年以来，广东的厂丝已经逐渐排除困难，打开销路，目前在他们的出口中，已经占据很重要的地位。”②由此看来，究竟是生丝市场的扩大刺激了丝厂的创设，还是丝厂的创设，扩大了生丝的市场，未必能遽下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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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North China Herald(以下简称Herald)，1873年5月3日，第386—387页； Shanghai Evening Courier，1874年4月29日。
② Herald．1888年5月26日．第59页。
应该及时指出：中国生丝的海外市场，即使在新式丝厂生产的厂丝出现以后，也并没有明显的扩大。一般说来，国外市场对正常资本主义的产生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但是，半殖民地条件下的中国资本主义，却不足以语此。这个时候，国外市场的控制权，是掌握在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手中。中国的出口，基本上无力加以左右。80年代以后，中国生丝在国际市场上面临着日丝竞争的严峻形势。中国厂丝出口之所以还能有所增加，是在牺牲土丝出口的条件下实现的。就拿广东的厂丝而言，广东厂丝出口之见于海关之单项统计，始自1883年，这一年的出口，总共不过1200多担。到了19世纪终了，这个数字已扩大到近3．5万担，不到15年，增加近30倍。然而在同一时期，手工生产的土丝的出口，则由5．8万担下降到3．7万担，厂丝出口的增加，基本上不过是弥补土丝所失去的海外市场。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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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阅《学术研究》1962年第6期。第69页。
这一分析，对于我们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的国内市场问题，有很大的启发。
我们在上面提到，现在许多中国近代史的专著，都是拿洋货进口的增长作为中国资本主义国内市场扩大的一个指标。有的甚至作了具体的论证。例如，一本研究中国棉纺织史的专著中说道：由于进口洋纱、洋布之汇聚上海，19世纪90年代上海已将长江流域各省的“无数小市场的供给线总揽于一处，上海既已获得这样的地位以后，由上海向内地散发的棉纱布是进口的外洋货物还是在上海制造的本国货物，都是无所不可的，这就是说，洋纱布的流人上海，为上海资本主义生产的发生，造成商品市场的客观条件”①。
这是一个很乐观然而未必切于实际的估计。既然洋纱、洋布向中国内地的散发开辟了中国自制纱、布的内地销路，那么，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商品倾销，就将变成是值得欢迎的事。而中国资产阶级后来发动的多次抵货运动，就将变得不可理解。实际上，事情恰好相反。就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而言，外国商品在中国市场的扩充，只能说明中国资本主义的不发展，而不能说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洋纱、洋布乃至洋铁、洋油、洋针、洋染料、洋火柴等一系列洋货的进口，它们的市场，尽管是在中国，却不能直接看成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国内市场。当中国开始建设棉纺织工厂之时，机制纱、布市场(土纱、土布市场不在内)，已分别处在英、印棉纱和英、美棉布的控制之下。一直到19世纪90年代的下半期，长江七口所销国产棉纱，平均只占各口输入棉纱的13．6％，而华北四口则仅占6．3％，其余的86．4％和93．7％，均为洋纱所独占。②华南市场也同样没有中国机制纱布立足之余地。上海织布局开工以后，曾经试图打开华南市场，然而1892年不过以棉布数匹试销福州，即“不旋踵而复运回申”，连一匹都销不出去。③开平煤矿开办以后近10年，才开始在临近的天津市场上排除进口洋煤的竞争。但在全国范围内，国产煤炭却始终敌不过洋煤的压力。在天津进口洋煤几乎绝迹的80年代末期，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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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严中平，上引书，第94页。
② 以上系1894—1898年5年平均数字，根据历年《关册》．转见严中平，上引书．第145页。
③ 《关册》，1892年．福州，第75页。
洋煤进口却由26．8万吨猛增至37万吨。①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两个主要部门的情况尚且如此，其他发展更加微弱的工业部门，其处境之恶劣，就可以想见了。正如中国生丝出口市场是在外国资本主义控制之下一样，洋货在中国的市场，也是在外国势力控制之下，把它的扩大等同于中国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扩大。这实际上是抹煞了入侵者和被入侵者的界限，否定了半殖民地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产生的条件的原则区别。
不错，外国资本主义商品的入侵，对中国原来的自给自足的经济，起了分解的作用。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过：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自然经济的破坏，给资本主义造成商品市场，而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又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劳动力市场。②这当然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需要做的工作，是对此作出正确的估计。
上面我们提到，有的著作是从洋纱、洋布的进口来进行论证的，我们就不妨先对此稍作分析。首先，我们可以拿中国和印度进行比较。在1853年，也就是鸦片战争结束以后的第10年，英国输华棉纱、棉布总值为140万英镑，而同一时期，印度每年消费英国纱、布总值达到570万英镑。③将近30年以后(1881)，英国输华棉制品总值为800多万英镑，而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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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历年《关册》的统计；并参阅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05页。
②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20—621页。
③ 参阅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史料》，载《经济研究》1955年第1—2期。
至印度的，则上升为2300万英镑。①印度市场对英国的重要性，仍然大大超过中国市场。事实上，即使到了90年代中期，当进口洋纱、洋布控制了中国机制纱、布的市场时，洋纱、洋布的绝对量，相对土纱土布的数量而言，仍然是微小的。以1893—1894年而言，洋纱。年进口在100万担左右，洋布进口比较多一些，年约1300万匹左右。然而，即使是棉布，相对于土布的销量而言，也是微不足道的。根据研究这个问题的专家估计，在鸦片战争前的嘉庆时期，江苏松江一府的棉布上市量，约在2500万匹至3000万匹之间。②这个估计，也许高了一点，但人们至少可以据此判断：19世纪90年代洋布的进口量，不及前此百年松江一府棉布的上市量。
上面我们还提到，有的著作从洋纱、洋布所替代手工纺织业者的劳动量，以之论证手工纺织业所受到的破坏和手工业者遭到的破产，给资本主义的产生造成了客观的条件和可能。我们说那种论证是很艰苦的。然而即使根据原著者自己也认为“很不”的换算方法，加以计算，即使到了19世纪的90年代，进口洋纱、洋布所能取代的手工纺纱和手工织布的劳动者加在一起，也不过200多万人。③在一个农民和手工业者加起来达到几亿人口的国家中，这样一个数字，也不能说是“很庞大”。因此，逻辑的结论应该是：一直到19世纪的90年代，我们还不能过分夸大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对中国自然经济的破坏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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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Commercial Reports．1881年，九江．第55页。
② 参阅吴承明《明代国内市场和商人资本》，载《经济研究所集刊》第5集。
这一点，在现在晚出的某些中国近代经济史的著作中，已经被注意到：“不能夸大这种扫荡的规模和程度，不能认为在这一阶段，中国的小农业与小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结构就普遍地、彻底地分解了”，“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不可能一下子到达所有地区，总还会给我国手工业留下一些市场”。我国手工业还有“一点回旋的余地”①。这种判断，当然是正确的。但是，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的资本主义国内市场就有广阔的“回旋余地”呢?不是的。恰恰相反，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形成是以对小生产者和小私有者进行无情的扫荡为前提的。这一点入侵的外国资本主义在19世纪还不能做到，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以后产生的中国资本主义，更不能做到。②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现代企业，但是并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而是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原因，或者说原因之一。
三 关于原始积累
我们依次看一看原始积累的问题。
原始积累，如果单纯地理解为资本主义积累以前对小生产者进行暴风雨式的掠夺，像15世纪末开始的英国圈地运动那样．在，的确难以找到与之平行的原始积累过程。但是，如果把原始积累理解为资本主义前史时期创造资本关系的过程，亦即“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③，那么，这个过程，在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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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方中：《中国近代史稿》，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235—236页。
② 一直到本世纪30年代中期，全国棉布产量中，手工织布产量，按码，仍占73％，这就是证明。参阅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3u页。
③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83页。
上是存在的。①中国的特点，即在于这个过程还没有完结，即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之转化为资本和直接生产者之转化为雇佣工人，还没有达到创造资本关系所要求的程度时，外国资本主义就拦腰插了进来，打乱了这一过程的程序。中国资产阶级不是(或主要不是)来自手工工场老板或商人包买主，而是(或主要是)来自官僚地主和包括洋行买办在内的商人；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也没有完全“摆脱行会的控制”。没有完全从“行会束缚下解放出来”。其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关于中国产业工人的特点，这也是一个很值得认真研究的课题。全面地研究这个问题。不是本文所能负担的任务。这里仅从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入侵的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这个角度，提供一个值得研究的论点，供大家批评讨论。
我们还是从一两件具体的事实谈起。
早在19世纪60年代末期，受雇于牛庄的外国榨油厂的中国工人。就开始有了罢工的行动。1869年一年之中，刚刚开工不满一年的怡和洋行榨油厂，便发生了两次工人罢工。这些工人原来都是组织在行会中的手工榨坊的劳动者，罢工使得油厂的外国老板远至山东登州觅雇“从来没有到过牛庄”的人前来替补罢工工人的工作。②在第一次罢工发生的时候，油厂的老板就抱怨这都“多多少少受到原来雇佣他们的[手工榨油作坊]老板的影响”③。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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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请参看拙作《再论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产生》，载《研究》1983年第5期。
② S．R．Brown，Cake and Oil：Technology Transfer and Chinese Soybean Pro- cessins(打印稿)，1860—1895．pp．8—13。
③ Brown．上引文，第12页。
工油坊之所以“竭尽全力阻止”外国油厂雇佣这些工人，则是由于外国油厂威胁手工油坊的存在。同样，油厂老板之所以从遥远的登州去雇从来没有到过牛庄的人，看来也是要摆脱本地手工油坊老板对工人的影响。工厂中的劳资冲突。反映了外国资本主义工厂和中国封建制度下的手工作坊的矛盾，反映了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国封建行会的矛盾。这是出现在19世纪60年代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土地上所特有的现象。
这种特有的现象，至少一直延续到19世纪的终了。从1899年的一份对上海外国纱厂进行的调查报告中①，人们可以看到，这些纱厂中的中国工人“都组织在行帮之中。每个行帮都服从某个头目或头领的管辖，他们[指工人]通常通过这个人[指头领]才能找到工作。他们看他的眼色行事，把自己的工钱偷偷地分出一部分交给他。他们实际上把他看作是自己的老板，他们服从他的命令，在他的指挥下，举行罢工或者要求增加工资”。这种现象，既表现了中国工人和外国资本家的斗争，同时又体现了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国封建行会势力的矛盾。
至于行帮的浓厚地方色彩对工人团结的影响，那一直延续到20世纪。发生在1902年和1911年上海船厂工人的罢工斗争，由于工人中间分为对立的广东帮和宁波帮，就没有能够采取始终一致的行动，影响了罢工斗争所应发挥的力量。②
半封建、半殖民地条件下产生的中国工人阶级的特点，当然远远不止这一点。但是，就在我们所考察的有限的角度内，人们已经可以看出问题的复杂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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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C．Denby，jr,Cotton Spinning at Shanghai，载The Forum，1899年9月。
② Herald．1902年5月28日，第1069页；1911年9月23日，第753—754页。
如果说，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产生的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的身上，还没有完全摆脱封建行会的影响，那么，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产生的中国资产阶级，在和封建势力发生联系的同时，则突出地表现了和入侵的外国资本主义发生错综复杂的联系。
在中国资产阶级产生的舞台上，主角不是资本主义前史时期的手工工场主或商人包买主，而是封建社会的主要剥削者官僚、地主和商人。这是事实。然而，真正站在舞台的前列的，也不是他们。不是地主，不是官僚，不是封建社会原有的各式商人，而是作为外国资本主义侵华工具的洋行买办。如果说，洋行买办也是商人，那么，他是半殖民地上生长的特殊商人。洋行买办和中国近代的密切联系，这是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一个突出的特点。
所谓站在舞台的前列，就是说，在这一场活动中，他是先行者。为了充分证明这一点，我们不妨就工、矿、运输、保险和海外贸易等逐行逐业作比较详细的考察。
首先．我们考察部门。
在船舶机器修造业中，最先进行活动的可以说，不是洋行的买办，就是和洋行有过密切接触的人物。在最早的船舶修造中心之一的广州，最先仿造外国轮船的是和外国洋行早有接触的十三行商人。①在另一个船舶修造中心的上海，最早一家船厂一一甘章船厂的创办者，是大英火轮公司的买办。②80年代上海三家规模较大的船厂一一均昌、虹口和广德昌，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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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阅拙作《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产生过程》，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2期。
② E. J. Eitel, Europe in China, The History of Hongkong from Begining to the year 1882, 1895. p. 414。
们的老板，一个是曾任英商公正轮船公司的买办李松云①，一个是和上海洋商有密切交往的张子标②，另一个是在70年代就充当外商耶松船厂领班的何德顺。③另有三家较小的船舶机器厂，也和洋行关系密切。其中恒昌机器厂为外商祥生船厂的一名副脑和老公茂洋行的一名领班合开，家兴和合昌两厂，一个专为一家洋行修造进口袜机的配件，一个接受一家外国轮船公司垫借的款项。专修这家公司的轮船。④
在缫丝工业中，出现在广东的中国最早的缫丝工业，虽然是以华侨商人首开其端，但是在缫丝工业重要中心的上海和无锡，却是来自洋行买办和买办商人的发动。上海的第一家商办丝厂一一公和永，是一个和洋行关系密切的湖州丝商黄宗宪(佐卿)创办的。⑤而首次租办英商公平丝厂的人，也是一些洋行的“伙友”⑥。无锡第一家缫丝厂的创设，也是出自一个有洋行买办经历的茧行老板周舜卿的发动。⑦同样，在北方缫丝工业中心的烟台，第一个改组外国洋行所属一家丝厂的人，就是英国怡和洋行的买办唐茂枝。⑧而著名的买办徐润就是改组以后的股东之一。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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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Herald．1882年10月18日．第421页：《申报》．1883年5月23日。
② A. Wright, 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Hongkong, Shanghai and other Treaty Ports of China, 1908. p. 532。
③ 《申报》，1879年11月11日。
④抄为众：《从一个行业看资本家的剥削起家》，见《光明日报》1965年4月15日；参阅《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5、91页。
⑤ Herald，1902年7月16日．第131页。
⑥ 《申报》1882年2月5日、1885年3月20日、1887年12月22日。
⑦ 钱钟汉：《周舜卿》，见《工商经济史料丛刊》第4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05—110页。
⑧ 《申报》1883年7月25日、1887年12月3日。
⑨ 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以下简称《徐润年谱》)，第73页。
在棉纺织工业中，中国第一家棉纺织厂一一上海织布局的资本，最初大部分来自买办。在创办人彭汝琮所罗致的帮办、会办中，有三人(郑观应、卓培芳、唐汝霖)已确知其为买办。①而彭汝琮本人则和怡和洋行颇有瓜葛②，他上李鸿章的8条办厂章程和24条节略。都是从一个外国商人那里抄得来的。③上海织布局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在郑观应主持之下，这已为人所熟知，用不着多说。
除了这几项主要工业以外，在其他工业部门中，买办的投资，也多处于首创的地位。如上海第一家碾米厂一一源昌的创办者，是怡和洋行买办祝大椿。④第一家面粉厂一一裕泰恒的创办者，是协隆洋行买办陈可良。⑤第一家玻璃厂一一中国玻璃公司的创办者，是上面提到的怡和买办唐茂枝。⑥第一家造纸厂一一上海机器造纸总局的主持人，是禅臣洋行买办曹子俊。⑦而最早的轧花厂和火柴厂一一棉利和燮昌的创办者，是和洋行交往密切的商人丁玉墀和叶澄衷。⑧在上海以外的地区中，也可以看到同样的事例。如在香港第一家华商糖厂一一利远糖厂中，就有徐润的投资。⑨天津第一家火柴厂一一天津自来火公司和第一家硝皮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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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阅拙作《从上海机器织布局看洋务运动和资本主义关系问题》，载《新建设》1963年第8期。
② E．LeFevour，Western Enterprise in Late Ching China，1970．p．42．
③ Commercial Reports，1878年，上海，第29页。
④ A．Wright，上引书，第548页。
⑤ 《申报》1882年9月11日、1884年1月1日；A．Wright，上引书。第548—550页。
⑥ 《申报》1882年8月2日。
⑦ 《申报》1882年8月12日、1892年3月22日、1892年9月4日。
⑧ 《申报》1891年12月16日；叶贻鉴：《澄衷府君行状》，见《叶公澄衷荣哀录》。
⑨ 《徐润年谱》，第82页。
一一北洋织绒硝皮厂的主要创办人，是汇丰银行买办吴懋鼎。①
在煤矿业中，买办的投资，也占相当大的比重。规模最大的开平煤矿，早在李鸿章派唐廷枢正式开办以前，就曾经有一批天津的买办打算集资开采。②唐廷枢主办开平煤矿以后，依靠的力量，仍然是买办的投资。他的哥哥买办唐茂枝在上海拥有“巨大的势力”，由于唐茂枝的“努力奔走”，吸引了一批“港粤殷商”的资本③，其中就有徐润、郑观应以及“在夷人处作伙”的吴南皋等人的投资。④而徐润一人的股份，即达15万两。⑤至于唐廷枢的家族，则“拥有最大数量的开平股份”⑥。比开乎还要早一年开办的池州煤矿，先后由两个买办进行开采。一是汉口宝顺洋行的买办杨德⑦，一个就是在开平附有股本的徐润。⑧徐润投资煤矿，看来还不止这两家，根据他自己的记述：在开平、池州以外，他至少还在盛宣怀经办的金州煤矿中，投下了5万两资本。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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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屠仁守：《屠光禄奏疏》第3卷，1922年版，第34—38页；O．D．Ras- mussen，Tientsin，1925年版，第268页；吴焕之：《关于我父吴调卿事迹的回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49辑。
② North China Daily News(以下简称Daily News)．1884年11月17日，第480页。
③ Herald，1897年9月3日，第460页；《新报》1878年3月14日。
④ 静吾、仲丁编：《吴煦档案中的太平天国史料选辑》，1958年版，第71页；李鸿章：《李文忠公全书》(以下简称《李鸿章集》)第42卷，奏稿，1905—1908年版，第27页。
⑤ 《徐润年谱》，第82页。
⑥ E．Carlson，The Kaiping Mines，1957．p．39．
⑦ China Maritime Customs，Decennial Reports on Tradc(以下简称Decennial Re- ports)，1882—1891年，芜湖，第268页；Daily News，1883年1月10日。
⑧ 同上，另参阅《益闻录》，光绪十八年四月四日；《徐润年谱》，第s2页。
⑨ 《徐润年谱》．第82页。
在金属矿中，买办的投资，也十分活跃。在最早开办的铜矿一一平泉铜矿中，有徐润的投资。①最早开办的银矿一一承平银矿中，有唐廷枢和轮船买办李文耀的投资。②广东境内第一座银矿一一天华银矿，先由买办商人何献墀创办，后转手于唐廷枢、徐润。③安徽省内第一家铜矿一一池州铜矿，则为和徐润争夺池州煤矿的买办杨德所首创。④而徐润在上述铜矿之外，又主持建平金矿达6年之久。⑤
在交通运输业中，轮船运输业是买办投资活动最集中的部门。早在中国第一个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一一轮船招商局成立以前，航运业中就有过买办和买办商人的活动。最早在上海设立船厂的广东籍买办甘章，就是民间轮船运输业的最先涉足者。他在招商局成立之前6年(1866)就备置轮船一艘，航行华南口岸。⑥大约与此同时，另一广东籍买办、上面多次提到的唐廷枢也打算集股10万元，租船两艘，往来港沪。⑦而在长江酝酿轮运的1868年顷，前面提到的那一个“曾在夷人处作伙”的吴南皋，也曾向曾国藩递过“购办轮船，试行漕运”的禀帖。⑧招商局成立以后，买办的投资，很快地占了重要的地位。在唐廷枢、徐润接手以后的10年间，招商局两次增加资本，在200万两资本中，徐润一人占48万两⑨，唐廷枢至少有8万两⑩，而且还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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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徐润年谱》，第82页。
② 《沪报》1885年6月15日；《申报》1885年6月16日。
③ 《徐润年谱》，第47页。
④ 《申报》1891年7月8日、1893年8月9日；Herald，1893年8月18日，第248页。
⑤ 《徐润年谱》，第92页；孙毓棠编，上引书，第1150页。
⑥ 《汇报》1874年10月16日；DailyNews，1866年4月24日，第1601页。
⑦ 《洋务运动》(六)，第124页。
⑧ 丁日昌：《抚吴公牍》第13卷，1877年版，第1页。
⑨ 《徐润年谱》，第37页。
⑩ 《徐润年谱》，第40页；参阅《沪报》1885年]2月3日。
原来附人怡和洋行的南浔号轮船“随带人局经营”①。在徐、唐以外，还有一批买办参加了投资，如重要股东刘绍宗、陈树棠，都是洋行买办。其中陈树棠一人，就有股份10万两。②而围绕在徐润周围的人投下的资本，不下五六十万两。③估计其中大部分都是买办的投资。
70年代以后，洋行买办在轮船招商局以外的活动，也十分活跃。当1877年美商旗昌轮船公司将全部船产转让给轮船招商局之时，公司中一部分买办不愿归附招商局，集资另外组织了一个宁波轮船公司，然存在不过一年，即行停业。④80年代以降，买办创办轮船公司的活动，在上海有怡和买办祝大椿之购买轮船航行新加坡、日本⑤。在汕头先后有怡和、太古两家洋行买办之分别组织小轮公司。⑥他们的活动，也都没有得到发展的机会。但是，他们企图挤进航运业的脚步声，人们是可以听得出来的。
航运以外的交通运输业中，买办的投资也处于领先的地位。中国第一条铁路一开平煤矿附设的唐胥铁路，是由唐廷枢发动和主办的。当铁路和矿局分离，成立开平铁路公司之时，主持人之一，又是上面提到的“曾在夷人处作伙”的吴南皋。⑦中国第一个电讯企业一一中国电报局，总办是盛宣怀，但资本却主要来自郑观应所代表的势力。因为郑观应是电报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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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教会新报》1873年6月28日。
② 《申报》1887年10月7日。
③ 《徐润年谱》，第86页。
④ Herald，1878年3月21日；American Neptune，1957年7月，第228—229页。
⑤ A Wright．上引书，第548页。
⑥ 《洋务运动》(六)，第122页；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出版社1955年版，第223页。
⑦ 《李鸿章集》第2卷，海军函稿，第2、18页。
的重心上海分局的总办，而包括总办、会办在内的“上海分局的经理”。全是“电报局的主要股东”①。
在金融、保险和海外贸易业中，买办的投资活动，十分活跃。其中和航运发生密切关系的保险业，是买办投资的一个重点。早在1868年，当一个英国商人来到四川重庆向当地中国商人介绍欧洲保险公司时，中国商人之中，有人就愿意出银3万两进行举办，表现了“极大的兴奋”②。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保险公司一一由徐润、唐廷枢主办的保险招商局以及以后的仁济和保险公司，资本主要都是来自买办。它们的重要股东，除了徐、唐以及上述刘绍宗、陈树棠以外，还有麦加利银行的买办韦华国、柯化威洋行的买办郑廷江和汇丰银行的买办唐国泰等人。③创办人徐润一人在仁济和的投资，即达15万两，占公司全部资本15％。”在仁济和以外，还有4家商办保险公司。其中安泰公司的发起者是一批“和澳洲以及旧金山的贸易有联系的最有势力的中国商人”⑤。这个公司的董事，有前面提到的广东籍买办甘章，它的经理是上面也提到的买办商人何献墀。⑥常安、万安和上海火烛保险公司的主要投资者，和安泰的发起人，几乎是一流角色。例如上海火烛的首董是怡和的买办唐茂枝，经理是高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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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Herald，1882年4月22日，第421页。
②．G．C．Allen等，Western Enterprises in Far Eastern Economic Development．1954年版，第120页。
③ 《申报》1875年11月5日；《沪报》1889年3月30日；《万国公报》1878年1月5日、1883年1月20日。
④ 《徐润年谱》，第82页。
⑤ Daily News，1877年3月14日，第239页。
⑥ The Chronicle and Directory for China，Japan and The Philipinc(以下简称 Chronicle)．1880年，第205页；《沪报》1886年5月2日．
洋行的买办李秋坪。①而常安的经理和董事名单，和安泰几乎无法区别。②
在金融和海外贸易的领域中，70年代以后，也出现了中国人设立新式企业的计划。这些计划都没有成为事实，但买办在其中的活动，仍然清晰可见。以唐廷枢为例，中国第一家新式银行一一荣康银号和第一家海外贸易公司一一宏远公司的筹设，都是出自唐廷枢的发起③，而计划中的出资者，也多是唐廷枢原籍所在的广东商人。
买办之投资资本主义现代企业，这是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事物，而不是买办有什么发展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愿望。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土壤上产生的买办，他的活动，首先是服从主子的需要，而不是独立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他在直接投资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同时，又往往从事代表最落后的生产关系的活动。怡和洋行买办唐廷枢是中国新式银行的首创者，但是他又曾极力怂恿他的主子接办一家代表典型高利贷业的当铺，而他自己也参与其中。④如果把洋行买办扩大为所有为洋行进行贸易服务的工具，扩大为所有利用为洋行服务求得最大榨取的中介入，人们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他们不但利用洋行的资金对中国的小生产者进行高利贷的剥削，而且千方百计维持小生产者的分散、落后的生产方法，以便于他们的榨取。出现在为洋行收购蔗糖的中介人的活动中，就典型地表明了这一点。作为中介入的糖坊老板，千方百计维持落后的生产方法。糖坊的生产工具，一直到19世纪80年代后期，仍然是“两盘磨石，一头水牛”， 一根甘蔗要榨三次，过程缓慢而出汁率低。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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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Daily News，1882年11月14日。第466页。
② Chronicle，1880年，第205—206页。
③ 《申报》1876年3月18日、1876年4月3日、1881年4月29日；参阅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第8卷，1920年版，第1页。
④ 刘广京：《唐廷枢之买办时代》，载《清华学报》1961年6月号。
使用当时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使用的榨糖机器。不但一次榨完，蔗汁反而增加30％。①然而，为洋行收购蔗糖的糖坊老板却“顽固地坚持使用这种既粗糙，又费时的老办法一一两盘磨石，一头水牛”②。因为这种方法，便利他对分散的蔗农的榨取，使他能在榨糖季节用这种简单的榨糖工具轮流到一家一户的蔗农那里。一方面就地进行压榨，一方面就地分取蔗汁，作为对他的高利贷的偿还手段。③而这种简单的工具，对榨取蔗汁，虽然效率不高，但在榨取蔗农的血汗方面，却是最有效的。在封建的高利贷重压之下．蔗农根本没有能力使用现代化的机器生产。即使有这种机会。也会受到作为外国资本主义爪牙的中间商人而兼糖坊老板的反对。因为“这等于绝了中介人的生路”④。
蔗糖贸易中的中间商人如此，其他贸易中的中间商人，也是如此。例如，茶叶贸易中的中间商人，对于采用外国“行之有效的烘焙及拣茶的机器，可能会嗤之以鼻，他们墨守陈规，只关心尽快地把茶叶送往市场”⑤。一般“办茶者，多以用新法式为戒”⑥。
买办在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活动中，得风气之先，这是没有疑问的；同样，买办的企业投资活动，在他的全部经济活动中，不占重要的地位，这也是毫无疑问的。徐润是投资工矿交通企业的活跃人物，但是，在他的全部财产中，工矿交通企业的投资不过24％，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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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Commercial Reports，1888年，台湾，第3页。
② Commercial Reports，1886年。台湾，第4页。
③ Commercial Reports，1888年，台湾。第3页。
④ Commercial Reports，1888年，台湾，第3页。
⑤ Herald，1887年10月27日，第446页。
⑥ 《盛世危言后编》第7卷．第30页。
房地产和典当的投资达到76％，仅地产一项投资，就超过了他在所有工矿交通企业上的投资的总和。①他投机地产失败，其他企业也随之消歇。房地产投机、高利贷剥削以及各种各样的投机活动，这才是买办的真正安身立命之所。
其次。在半殖民地土壤上产生的买办，在他独立创办新式企业的同时，又不忘情于他的主子的故旧。唐廷枢离开怡和洋行以后。在他主持招商局和开平煤矿的过程中，都曾向他旧日的主子怡和洋行进行过借款，以周济他所主持的企业。而1885年开平煤矿的借款，甚至以怡和洋行接管开平矿局的经营管理全权为条件。②许多买办在创办独立的企业的同时，又向洋行企业投附大量资金。所有这些都说明买办之不忘故旧。
但是，所有这些，也不应该妨碍我们对洋行买办在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产生中所起的作用的研究。对于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而言，我认为，这也是一个需要认真加以探讨的课题。因为买办的这种投资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同样规定着中国资本主义日后发展的道路。
(原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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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徐润年谱》，第34、82页。
② LeFevour，上引书．第7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