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差异的收敛性分析：一项实证研究（上）

「摘要」：本文以增长中有关收敛性理论为基础，对自建国以来，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省际间的经济增长差异进行实证分析。本文认为中国地区间的经济增长，不仅存在着显著的“俱乐部收敛”（club convergence）特征，即按东中西划分的区域内部人均产出具有明显的聚集现象；而且存在着条件收敛（conditional convergence ）　的特征，即在具有相同的人力资本、市场开放度等结构特征的经济地区间存在着一定的增长收敛趋势。本文实证分析的结果还显示，各地区间化水平的差异和产业结构的变动对增长收敛性构成显著的影响。

　　「关键词」：β-收敛/σ-收敛/条件收敛/俱乐部收敛

　　「Abstract」：Based on the convergence theory implicated in economic growthdocuments ，this paper carries out 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growth varianceacross provinces in China since 1949，especially since 1978.Our results show thatnot only the club convergence has been obviously exhibited，that is ，the outputper capita congregates within the east，middle and west districts respectively；but also the conditional convergence has been identified，that is ，given the samelevel of human capital，market openness and other factors the economic provinceshave demonstrated a certain growth convergence.The outcome of the paper also showsthat the variance of the industrialization across provinces affects the growth convergencesignificantly.

　　「Key words 」：β-convergenceσ-convergence conditional convergence club convergence

　　一、引言

　　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整体经济水平的上升，省际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也在扩大，以可比价格，中国的人均GDP 标准差从1978年的330上升到了2000年的1366①。应该看到，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一定的地区差异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但是，这种差异长时间的存在和过分的拉大却会影响到整体经济的效率，也不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再者，从社会福利、稳定性方面考虑，地区间经济发展失衡，从而引起的收入分配地域性差别也会影响社会的整体福利水平。因此，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对于保持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显得意义重大，而如何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也正成为研究的重点。

　　当然，如何缩小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异，则要深入分析造成省际间经济发展差异的深层原因。从理论上讲，解释经济系统之间经济增长的理论体系不外乎侧重于从要素总量入手的总量分析方法和从经济结构演化角度入手的结构分析方法。总量分析方法主要采用动态最优化方法，将增长的动因归结为要素供给总量在数量上的增加和质量上的提高；结构分析方法则强调，发生在非均衡要素市场上的要素由生产率较低部门流向生产率较高部门的转变过程，即工业化过程支持了实质经济增长。事实上，任何一个经济系统的增长过程都同时伴随着要素总量的增长和经济结构的转变，因而两种分析方法在考察特定的增长过程时是相辅相成的。

　　本文以收敛性理论为基础，结合结构分析方法考察中国省际间经济增长差异，并分析影响省际间经济增长差异的因素。本文的结构安排是：第二部分对有关收敛性理论作简要的文献回顾和评述；第三部分对中国省际间增长差异作统计描述；第四部分对造成省际间经济增长差异的因素进行计量检验和实证分析；最后是本文的基本结论和政策含义。

　　二、经济增长收敛性理论的文献回顾及评述

　　近十几年来，经济增长的收敛性问题正引起经济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期间不仅涌现出了大量构造模型的理论文献，而且也不乏将理论模型付诸于经验数据的实证分析。收敛性问题之所以引起如此高度的研究热情，这与最初收敛性理论所预测的经济增长趋同和经济增长差异日趋扩大的现实世界构成强烈反差密切相关，而正是在对这一矛盾的解释和讨论的过程中，经济增长收敛性的概念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对收敛性的分类也日益细化。

　　一般将经济增长的收敛性区分为β-收敛和σ-收敛。β-收敛是指初期人均产出水平较低的经济系统趋于在人均产出增长率、人均资本增长率等人均项目上比初期人均产出水平较高的经济系统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即不同经济系统间的人均产出增长率与初始人均产出水平负相关。σ-收敛是指不同经济系统间人均收入的离差随时间的推移而趋于下降。β-收敛是针对产出增量而言的，而σ-收敛则是对产出存量水平的描述。关于两种收敛性质的一般性评述可见Sala-i-Martin （1994），为行文方便，本文中所提到的收敛性若不特别指出则均指β-收敛。

　　针对新古典增长理论预测出的收敛性，Baumol（1986）采用Maddison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自1870年以来在16个较富裕的国家间显示了较强的增长收敛性。然而DeLong（1988）认为Baumol的选样有偏，分析结果不能令人信服，在包括了更广泛的样本分析后，DeLong发现并不存在显著的收敛性。Romer （1986）基于Arrow （1962）提出的知识创造是投资的一个副产品，而且重复相关联的学习过程受制于报酬递减这两方面的假设，发展出内生增长理论模型。Romer 模型中，知识资本对一般消费品生产具有递增效应，而且“干中学”的知识外溢产生了规模经济，这使得起初产出水平越高，经济越发达的国家，就具有更高的人均知识资本存量，从而也就会产生更高的人均产出，因此Romer 从理论的角度提出了对增长收敛性的怀疑。Lucas （1988）将人力资本引入经济增长模型，并将人力资本区分为通过正规的脱产所产生的一般化人力资本和通过“干中学”导致的专业化人力资本。通过在产出形式中包含一般化人力资本的外溢效应，Lucas 得出结论：具有较低水平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经济系统在稳态中将持续地具有比起初就具有高水平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水平的经济系统更低的产出水平。在引入专业化人力资本后，Lucas 指出，国际贸易对两国经济增长模式产生了锁定：即起初具备丰富人力资本的国家在生产高技术含量的商品上拥有比较优势，并通过专业化生产和两国间的贸易不断积累高技术含量商品的生产经验，巩固对该商品专业化生产的优势和垄断地位，由此将持续地获得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反之最初就处于人力资本劣势的国家将只能专业化生产低技术含量的商品，由此获得较低的经济增长率。Lucas的研究支持了与经济收敛性不一致的理论结果。然而，Barro ，Sala-i-Martin （1997）发展的技术扩散模型则认为，知识技术在技术领导者和跟随者之间可以发生低成本模仿，这就使得经济系统之间产生一定的收敛性质，其中经济系统的开放程度是决定收敛速度快慢的关键因素。

　　面对新理论的兴起，经济学者们开始转向实证分析，力求从经验数据中寻找判断理论正确与否的依据。Barro （1991）利用98个国家在1960-1985年期间的样本数据进行收敛性分析，结果显示，人均GDP 的增长率与人均GDP 初始水平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只有当人均GDP在一定的水平之下时才成立，突破临界值后，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变得模糊起来，甚至出现微弱的正向关系。与此同时，Barro 发现人均GDP 增长率与初始人力资本水平之间呈现出正相关关系。Mankiw等（1992）的研究发现，在将人力资本因素整合进Solow 模型后，Solow 模型对经济增长条件收敛性问题所作的解释具有合理性。他们将投资占GDP 的比率、人口增长、人力资本投资以及初期人均GDP 水平共同作为回归方程的解释变量，结果发现人均GDP 增长速度与初期人均GDP 水平显著负相关，同时与初期人力资本投资水平显著正相关，产生了很强的条件收敛。由此可见，Mankiw与Barro 的实证结果都在突出人力资本作用的同时，实证了条件收敛性的存在。

　　与此同时，收敛性理论也被用于一国内地区间经济增长的研究。Barro ，Sala-i-Martin（1992A ，1992B ）分别对美国48个州以及日本47个县的增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不仅证实了β-收敛的存在，而且证实了σ-收敛也是成立的。Sala-i-Martin （1996）对美国、日本以及欧洲的五个国家各自内部的地区间增长差异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再次证实了收敛性的存在。

　　此外，实证结果还反映出影响条件收敛的其它因素。Razin ，Yuen（1998）发现，对于地区性经济增长来说，在存在知识外溢的情况下，劳动力的流动能够产生地区间收入的均等化，相反对劳动力流动的禁止将使得人均收入出现分化。Ben-David ，Kimhi （2000）则发现，贸易伙伴间进出口贸易的增长，特别是落后国家向富裕国家出口的增加，可以促进贸易伙伴国之间经济增长收敛性的产生。

　　在条件收敛日益得到肯定的同时，一些学者又提出了“俱乐部收敛”的概念，将收敛性的理解进一步深化。Galor （1996）认为“俱乐部收敛”的概念与条件收敛不同，它指的是初期经济发展水平接近的经济集团各自内部的不同经济系统之间，在具有相似的结构特征的前提下趋于收敛，即较穷的国家集团和较富的国家集团各自内部存在着条件收敛，而两个集团之间却没有收敛的迹象。Galor 将这种现象归结于微观层面上劳动要素禀赋的异质性，Ben-David（1997）则将生存消费的假设引入新古典增长模型进行分析，得到了与经验数据一致的结论，从而解释了“俱乐部收敛”现象，Deardorff （2001）则以专业化和国际贸易为背景，进一步阐述了“俱乐部收敛”存在的原因。由此看来，“俱乐部收敛”有其理论依据并的确存在，即初期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经济集团内部其增长速度和发展水平趋于收敛，而集团间的增长差异却无法缩小。

　　近年来的地区差异现象已引起学者们的关注。Jian，Sachs ，Warner（1996）对中国自1953年到1993年的经济发展做了考察，结果发现，1978年改革后地区经济增长出现了明显的收敛。他们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收敛性的出现与中国的改革有关，并且收敛性在具有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自由化的沿海地区尤为显著。魏后凯（1997）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地区间存在着明显的增长收敛。然而，王绍光，胡鞍钢（1999）对中国地区间增长收敛性的存在总体上持怀疑态度。根据蔡昉，都阳（2000）的研究，中国省际间的人均GDP 增长趋同是有条件的趋同，除了地区因素外，他们认为需要考虑人力资本、投资率、贸易依存度等因素；蔡昉，王德文，都阳（2001）还指出，劳动力市场扭曲程度也是影响中国地区间经济增长条件收敛的因素。刘强（2001）的研究结果显示，大规模劳动力的区际迁移是中国地区间经济增长收敛的重要诱发因素。

　　当然，由于收敛性理论提出时间不长，并且一直处于发展过程中。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在对最新理论进展做进一步的基础上，为中国省际间的经济增长差异提供进一步的实证分析，从而推进对中国地区间经济增长收敛性的研究。在对省际间增长差异做分析之前，需要对目前中国地区间的增长差异有一个概念性的认识和把握。为此，笔者首先对中国省际间经济增长差异的变化作统计描述，以期揭示差异变化的特征，以此为基础，分析影响省际间经济增长差异的因素。

　　三、中国省际间经济增长差异的统计描述

　　为描述和分析省际间经济增长水平差异的变化，笔者选用省际间真实人均GDP 标准差指标反映绝对差异的变化，获得建立在1953-1999年期间的时间序列图（见图1）。由图1可见中国自建国以来省际间人均GDP 水平的绝对差异总体处于持续上升的状态，呈现出明显的σ-趋异现象，这也是有关学者的研究形成的共识，刘树成等（1994），魏后凯等（1997）以及王绍光，胡鞍钢（1999）的研究结果都证实了这一结论。

　　注：数据资料来源于《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以及《中国统计年鉴2000》

　　上述省际间人均GDP 绝对差异的扩大可以从“倒U ”曲线中找到理论的解释②：因为中国目前尚处于化初期阶段，所以部门与传统部门在地区间分布存在差异，这导致了地区间生产率从而是人均GDP 水平绝对差异的持续扩大。然而这种差异是否只是一个阶段性的问题，以及这种差异是否能如库兹涅茨预言的那样会随工业化的进程和经济增长的推进而自动消除，则需要进一步地对这种差异变化的原因和可能的演化趋势进行分析。当然，中国经济发展进程有其特殊性，因其不仅有着世界上其他国家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增长的一般，而且由于中国正处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时期，经济发展无时不受到政策和市场化进程的影响，因而需要将体制方面的因素纳入到讨论中才能对这一问题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

　　为剔除掉人均GDP 总体均值的上升对标准差的扩大所产生的影响，有必要引入变异系数指标进一步考察省际间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差异的变化，图2是建立在1953-1999年期间省际真实人均GDP 变异系数的时间序列趋势图。

　　由图可见，改革前的变异系数值有过两次上升，分别在1960年和1978年达到0.93和0.96的峰值，而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变异系数值经历了直至1990年为止历时12年的持续下降，1990年后再度上升，至今没有回落。

　　一般认为，变异系数出现上述波动，与我国不同时期的投资战略有关。改革开放前中国曾有过两次投资重点的西倾：1952年开始以重工业化为主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将工业布局由沿海向内地逐步推进以及1965年以备战为中心在中西部地区大举投资进行的“三线”国防建设。

　　然而，这两次“中西部开发”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省际间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对差异。

　　事实上，从工业化推进的效率角度出发，通过行政计划强行推进的工业化进程显然忽视了资源的利用效率和一般的经济规律，特别是在“三线”建设时期工厂布点片面强调“分散、靠山、隐蔽”，这使得工业生产被人为地与周围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分离；更由于当时建设的一般是能源、原材料采掘等位于产业链条最初端的工业类型，从而造成这些工业厂点的产业关联度低，无法通过前瞻、后顾以及对周围地区的旁侧效应带动中西部地区整体经济的发展，成了经济“飞地”。因而两次投资重点的西倾无法形成甚至牺牲了长期有效率的生产能力，省际间人均GDP 水平的差异恰恰也是在这两个时期内出现了扩大的现象。

　　相反，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省际间人均GDP 发展水平的相对差异在1990年以前一直趋于缩小。为考察其原因，笔者采用水平法出分地带的各省份在1978-2000年期间以可比价格衡量的人均GDP 增长率，并将初期1978年各省份的人均GDP 水平列出（见表1）。

　　表1数据显示，地区间的初期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率都沿东中西三大地带的空间推移逐渐下降，东中西三大地带间的差异并未减小，而三大地带内部各省份间的经济增长却出现较为明显的收敛迹象，因而相对差异的缩小源于三大地带各自内部省份间人均GDP 水平差异的缩小超出了三大地带间差异扩大的程度。

　　进一步，笔者采用如下的回归方程：γi ，t=α1+α2·㏑（yi，0）+εi ，t 分别对东中西三大地带内部各省份进行回归分析，其中γi ，t 为1978-2000年期间各省份的真实人均GDP 增长率，yi，0为1978年各省份的初期人均GDP 水平，εi ，t 为随机扰动项，得到的回归结果见表2.

　　由表2可见，除西部的收敛迹象并不显著外，东中部两大地带内部的收敛迹象十分显著，均以约2%的速度收敛。至此可以看出中国改革以来省际间人均GDP 的增长出现了较为显著的“俱乐部收敛”现象，即分东中西三大地带各自内部的收敛明显，而三大地带间的差距却没有缩小，甚至在不断地拉大。

　　我们认为，中国目前出现的“俱乐部收敛”现象主要源于：一、从的延续和经济发展的基础来看，东部地区不仅具有中西部地区无法比拟的资金总量，而且拥有水平较高的专业技术和管理人员，拥有比中西部地区丰富的人力资本，因而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更加容易学习相关的先进生产和管理技术；二、东部地区在初期就拥有较高的人均收入水平，因而具有比中西部地区更高层次的需求结构，这使得东部地区在需求的带动下，产业结构的转变和工业化进程的步伐也明显快于中西部地区，尤其是产业关联度高、附加价值大的制造业产值的比重远高于中西部地区，因而在结构转换的带动下资源的配置效应明显的优于中西部地区；三、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采取的市场化改革在空间上表现为，由东部沿海向中西部内地逐级推进的渐进式战略，因而在体制方面，东部地区较为灵活的政策机制和多元化的所有制结构，使其产生了比所有制结构较为单一的中西部地区更高的经济效率；四、由于东部地区具有良好的政策优惠和投资环境，因而吸引了大量台、港、澳以及外资的进入，这进一步地为东部的发展筹集了更多的资金。所有这些相关的因素都导致了，东中西三大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增长差异不断扩大。

　　与此同时，三大地带各自内部相似的起始发展水平，类似的结构特征和政策环境，使得各自内部省份间产生了经济增长的趋同。

　　中国省际间相对差异在1990年后再度上扬（见图3），这说明，三大地带各自内部省份间的收敛已不足以带动整体的省际间人均GDP 水平相对差异的缩小，地带间的趋异超过了地带内部的趋同，从而人均GDP 水平的绝对差异在1990年后出现了加速上扬（见图1）。因而省际间发展水平的差异能否由倒“U ”曲线假说预示的那样，随我国市场化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而自动趋于下降，值得提出疑问。

　　我们首先采用如下的自回归方程：⊿σt =β1+β2t +δ·σt-1+α⊿σt-1+εt ，其中⊿σt=σt –σt-1，⊿σt-1=σt-1–σt-2，是标准差的差分形式，对1953–2000年的省际间人均真实GDP 的标准差做ADF （Augmented Dickey-Fuller ）单位根检验（unitroot test ），结果如下：

　　⊿σt =–14.56–1.081t +0.202·σt-1–0.045⊿σt-1

　　t =（–1.0879）（–1.0480）（2.9924）（–0.2349）

　　R2=0.4501Ad.R2=0.4108d =1.99

　　由检验的结果来看，效果很好，回归方程不仅具有较高的拟合值，而且Durbin-Watson检验的d 统计量也表明没有明显的序列相关存在。由于该检验得到的ADF 统计量的绝对值为2.992397，而由麦金农计算的1%、5%和10%临界统计量分别是-4.1678、-3.5088和-3.1840，可见ADF统计量的绝对值小于临界统计量的绝对值，因而我们不去拒绝该时间序列呈现一单位根的虚拟假设，就是说，该标准差时间序列表现出非平稳性，存在明显的单位根，这表明标准差时间序列的值有一个持续扩大的内在趋势。

　　进一步，再根据方程σt=α+ρ·σt-1+εt 的检验，得到如下的结果：σt=-22.305+1.145·σt-1，而且残差分布图表明，并未发现明显的序列相关，因而回归的结果是有效的。分析的结果发现系数的t 检验量为46.895，在99%水平上显著。由差分的形式进一步可以推得差分方程解的形式为：σt –153.83=1.145·（σt-1–153.83）。这样的结果表明，当省际间人均GDP 的标准差达到了高于153.83的水平后（这个值在1969年以及以后的年份就已经达到并超出了），这种差异会在将来通过大于1的等比系数，以1.145为基数的几何速率扩大！

　　我国省际间相对差异在1990年后再度上扬（见图2），这说明三大地带各自内部省份间的收敛已不足以带动整体经济而言的省际间人均GDP 水平相对差异的缩小，地带间的趋异超过了地带内部的趋同，从而人均GDP 水平的绝对差异在1990年后出现加速上扬（见图1）。

　　因而省际间发展水平的差异能否由倒“U ”曲线假说预示的那样随我国市场化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而自动趋于下降，值得提出疑问。笔者认为，如果不采取措施，那么省际间发展水平的差异在将来还会持续扩大（见图3）。

　　那么究竟是那些因素造成了省际间经济增长的差异呢？为此有必要进行计量检验和实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