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比较研究的思考
（一）我国增长方式转型比较研究的与现状
从广义上说，我国经济理论界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型问题开展比较分析或研究经历了不同发展时期。第一个时期在60年代初为萌芽时期。60年代初，党和国家了经验教训，实事求是的作风开始恢复，推动理论界初步探讨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扩大再生产区分为外延扩大再生产与内涵扩大再生产的问题。第二个时期自80年代初开始至90年代初中期，为起步时期。党和国家在明确提出实现化目标的同时，注意总结经济发展的经验，指明要走出一条新的发展路子，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并且在80年代中期还明确要求从粗放型经营为主逐步转上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以此为背景，国内经济学界在探讨如何提高经济效益、加速科技进步、优化经济结构、转变扩大再生产类型等问题时也介绍和研究了一些国家的经验。这时的研讨活动和论著数量有较大增加，运用比较方法做有针对性的专门研究开始出现，但是因为我国尚未明确提出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论断及其理论，因而这些分析大都包含在某方面经济发展问题或国别经济和世界经济史的研究之中，不很直接和深入，因而影响还不很大。第三个时期开始于90年代中期，为发展阶段。1995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的命题，随后理论界在系统探讨这一理论的同时也积极推进了此方面问题的比较研究。
(1)涌现了一批直接并较为广泛介绍和研究国外和境外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情况、经验和认识的论著。较早开展这一工作的是曾培炎主编的《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一书，其中专门辟出“国外借鉴”部分研究了“国外关于经济增长方式问题的认识与经验”、“美国是怎样建立效益经济的”、“前苏联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情况”、“新加坡如何实现从外延增长型向内涵增长型经济转变的”、“韩国经济增长方式探析”等问题。（注：曾培炎主编：《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计划出版社1995年。）王保安著《中国经济增长与方式变革》一书更广泛地介绍了美国、德国、日本、新加坡、韩国、印度、巴西、前苏联等国经济增长方式的突出特征。（注：王保安：《中国经济增长与方式变革》，人民出版社1997年。）与此同时，在《世界经济》、《世界经济与》、《东欧中亚经济研究》等刊物上也发表了一批研究上述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其中包括对我国、香港地区这方面问题进行专题研究的论文。
(2)出现了一些对若干国家和地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进行综合性分析的论文。如《不同类型国家是如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主要特征及启示》、《亚洲四小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等。（注：见《理论前沿》1997年第一期、《湖湘》1996年第6期、《世界经济与政治》1997年第1期、《经济改革与发展》1997年第4期、《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年第8期、《学术月刊》1999年第5期。）这些论文对某些具有共同特征的国家或地区做出了较系统的分析，有的还明确总结了可供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借鉴的若干点启示，直接运用了比较研究方法。(3)开始了对我国国内某些地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问题的研究。有的著作专门介绍了部分省市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提高经济整体素质方面的经验、问题和对策。（注：曾培炎主编：《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中国计划出版社1995年。）一些报刊还分别介绍了上海、天津、广州等城市和省份有关此问题的一些研究思路和对策。
由此可见，90年代中后期是我国经济学界开始正式运用比较分析方法集中研究国内外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时期。研究问题所具有的直接性、针对性、广泛性是前所未有的，从这种意义上也可以说，现阶段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比较研究。然而也应看到，这种研究仍处于初始阶段。许多论著还基本停留在对某个或某些国家、地区的介绍分析之上；比较方法的运用还较含蓄，不太明确和全面；运用比较分析法开展综合性研究、国内不同地区研究的论著还较少；一些专题性研究还需拓宽、加强和深入，国内外目前还没有专门就此方面问题做系统、全面比较研究的专著。这些还有待于学界做出不断的探索与尝试。
（二）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比较研究的必要性与特殊性
随着经济增长方式转型问题比较研究的推进，理论界也遇到并思考了一些问题。
第一，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作为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属于同经济体制变革相对独立的经济发展运动过程，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曾经历过，有着可资借鉴的经验。诚然，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原因与过程无不打上经济体制的烙印，也可以说，我国长时期采用着粗放型经营方式并且至今实现转换较为困难，和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并且至今仍深受其残余影响有直接关系。但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毕竟主要属生产力发展方面的问题，与经济体制变革有相对独立性。如若考察很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史，就可以发现这些国家和地区尽管现在处于集约经营阶段，但历史上都经历过粗放型经营阶段或二者的转换阶段。这是可以采用量化手段进行大致描述的。由于粗放型增长的主要特征是依靠增加资源投入数量来推动增长，集约型增长的主要特征是强调依靠技术进步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来推动增长，我们可以用技术进步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率这一指标来大体判断经济增长方式的发展阶段。当贡献率水平30%时，表明主要依靠非技术进步的因素支撑产出的增长，可以大体视为粗放型经营阶段。当贡献率超过50%时，表明技术进步的因素已开始成为产出增长的主要动力，可以大体视为进入集约型经营阶段。二者之间的状况可以大体视为从粗放型向集约型增长的转型阶段。用这一方法测量，我们可以了解到，西方发达国家大体在19世纪中后叶开始走向增长方式转型之路，于20世纪中叶基本完成了这一转换。日本实现这一转变过程则晚一些，但却快一些，于本世纪中期大体用了20余年时间。作为亚洲“四小龙”中的新加坡、中国香港特区和台湾省于20世纪80年代实现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既然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是多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对这一进程进行考察并开展比较分析，肯定会对我国这一进程的顺利发展有积极意义。
第二，目前发达国家早已渡过了增长方式转型时期而处于集约型增长阶段。他们现阶段的做法与经验对于我国说来是否过于超前或无用了呢？不能做出这种结论。从我国来看，当前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关注点主要包括产业结构优化、实现规模经济、追求科技进步和加强管理等方面，而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面对20世纪末国际经济一体多极化发展趋势和知识经济已现端倪的情况也非常关注结构调整与升级、兼并调整规模、科技进步与改进管理等，这又为我国研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供了极好经验。西方经济学界没有对转型问题做专门系统分析，但却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有深度的研究，并且提供了一些有关的研究方法。就此方面积极开展实践与理论的比较并非是脱离现实的超前举措，而是保证我们避免重复历史旧路，在高起点和顺应世界经济发展新格局条件下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必要条件。
第三，由于我国的确是在特定条件下提出和加速推进转型战略的，因而还必须认清我们当前开展这种研究的特殊性。
1.更为注重比较研究。西方国家政府和经济理论界没有刻意提出和集中探讨经济增长方式转型问题，显然是由于在市场经济体制运行下此种转型进程成为了一种过程。
我国情况则有明显差别。虽然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主要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经过程，而且历史上长期实行粗放型增长也主要是和我国生产力发展所处阶段密切相联，但是从我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轨的必要性和艰巨性看，却需要就此予以专门的理论研究，其中也包括重视开展比较研究。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经过近20年来的快速增长，经济总量和许多产品总量已跃居世界前列。但就总体上说技术水平还不高，各个地区发展仍很不平衡，经济发展的资源约束日益突出。我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换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也已大不同于西方国家实现这一转换时所处的国际背景。国际经济一体化和多极化正在发展，世界范围内竞争更加激化，21世纪和知识经济时代已经来到我们面前，这些无不使我国转换增长方式打上时代的烙印。国内经济体制仍处于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之中，国有企业改革的攻坚战还正在进行，而旧经济体制的残余及其所伴生的陈旧观念和体制约束正是真正实现增长方式转型的一个突出障碍。这一切决定了我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轨的过程是异常复杂的，政府和理论界必须要专门系统深入地思考和研究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理论，其中必须包括从不同角度运用比较方法做出探讨，以便正确总结和吸收国内外、历史与当前的经验，更好地推动增长方式转型实践的顺利进行，使其富有时代性和必要的前瞻性。
(1)从内容比较上，因为我国是针对长期以来形成的依靠增加投入、追求数量扩张的增长路子而提出并强调转型问题的。因此，要突出产业结构调整、规模效益、追求科技进步、加强企业管理等方面。
(2)从时段比较上，要把考察外国处于转型时期的过程和它们面临跨世纪需要在近期就有关方面所做出的新举措和新经验结合起来，突出近期情况的介绍和比较。这样做更有利于得出结论的超前性，有益于理论指导实践。
3.更为注重拓宽领域。
(1)既要进行实践比较，又要开展理论比较。由于我国在转换增长方式方面向国外的借鉴基本体现在实践方面，因而进行国外有关方面研究时必定要着重考察其实践方面的历程和重要举措。但是也不要完全忽视其理论探讨。原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的经济学家在20世纪60-80年代分析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的问题和改进方向时提出经济增长区分为“外延增长”（又译为粗放增长）和“内涵增长”（又译为集约增长）两种类型，认为这些国家经济发展存在问题的症结在于主要依靠外延增长而不是内涵增长。就这些理论方面开展比较分析同样有益于我国此方面的实践特别是理论的深化和系统化。 (2)既要进行横向比较，又要开展纵向比较。横向比较是指对同一时期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比较。纵向比较是指对同一方面问题的历史比较。
(3)既要进行老牌发达国家间的比较，又向开展新兴化国家、发展家间的比较。前者是市场经济发展较充分，实现集约化经营较早的国家。历史经验提供较早，当前的做法更具有先导性和超前性，因而在开展比较研究时必须予以注意。而近几十年来迅速实现经济起飞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韩国、中国的香港和地区等的转型历程和经验，与我们更有接近的方面，更是我国开展比较研究所要注重的。
(4)既要进行国别比较，又要开展区域比较。不同国家间的比较，可以为我国探索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整体思路提供。不同区域的比较则有着更强的实践针对性，如对世界沿海港口城市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历程与经验进行比较，将有助于我国这些城市此方面实践的推进；对不同国家的自由贸易区或工业园进行比较也会有助于我国各个特区和大型开发区在转换经济增长方式的过程中发挥领航员的作用。
(5)既要进行国外比较，又要开展国内比较。服务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比较研究必须把重点放在国外经验的考察与借鉴之上，但是由于我国自1995年明确提出这一大思路已有几年，加之党和国家号召经济发展要重效益，要注意实现向集约经营转变已有十几年，各个地区都针对本区域的实际情况就此方面做出了努力，形成了不少特色。而且面对新世纪的到来和知识经济已现端倪，国内各省市和地区又就产业结构调整、高新技术发展、企业兼并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新举措。因此选择典型地区，就这些方面开展比较研究，不仅可以从整体上丰富我国的转型理论与实践，而且可以给许多地区的实践提供更直接的启发。
（三）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比较研究需要把握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含义与特点
有些研究国外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常常大量介绍某些发达国家于本世纪末加强科技进步和企业管理、调整产业结构和企业规模的做法。于是引发了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这些国家是否仍在继续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呢？对此做出肯定式回答又显然与发达国家已完成了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结论相矛盾。
有的研究西方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论文将这些国家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特征概括为：经济增长速度经历了一个由快转慢的过程；从货币投放看，持续实行紧缩政策；产业结构、产品成本构成呈软化趋势；从劳动力构成看，脑力劳动者所占比重不断上升；从生产、制造特点看，自动化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从资源耗费看，逐渐建立起资源节约型的国民经济体系；从工人劳动时间看，普遍趋于缩短。（注：谭颂德：《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主要特征及启示》，《湖湘》1996年第6期。）国外现阶段经济增长方式的特征和转变增长方式的途径是开展比较研究时需要密切注意的方面，但如若进一步深思，又感到上述观点是否存在着过于宽泛地理解经济增长方式及其转换的问题。
要搞清上述两方面问题，较准确地开展比较研究离不开把握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含义与特点。我们认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确是一个长期动态的过程，涉及相当广泛的内容。但是更应看到，我们所要研究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是特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由粗放型增长为主向集约型增长为主的转变。这种转变的主要特征在于：
(1)阶段性，从致力于实现转变开始至基本转入集约化阶段后告一段落。
(2)总体性，即指从整体上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如何和何时实现转型，不应拘泥于细节和具体方面。
(3)完善性，即基于上述两个特点并由于科技进步及生产力发展无止境，因而基本进入集约化阶段后的各个国家或地区仍需不断致力于发展科技、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效益。
由此可见，首先，不论从现状看，还是以科技进步对产出的贡献率等指标衡量，应当确认众多发达国家或地区已完成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于本世纪中后期先后就总体意义上进入了集约化阶段。然而，集约化增长为主不等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各个产业和企业都实行了集约化经营，集约化增长仍有不同质量和水平的差异，这些国家和地区仍需在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后不断完善集约型增长方式。他们面向21世纪国际经济的新形势和新要求，纷纷发展高科技、调整产业结构、实施企业兼并与重组，正是对集约型增长阶段的完善，并非不断在转换经济增长方式或又在转向新型的增长方式。在开展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国际比较研究时必须防止对此发生误解，否则将不利于落实我国制定的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的重大战略。
其次，必须看到经济增长方式是与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相联系又有明显区别的范畴，前者只是实现后者的一个重要途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更具有阶段性和总体性等方面的特征。因此，上述论文正确地从产业结构、资源消耗、技术状况、人才培养、企业管理及其体制等方面做了较深入分析，然而从货币政策运用、劳动时间长短等方面概括经济增长方式的特征，把企业经营的具体做法视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途径却超出了所研究问题的核心内容，是不妥当的。这样容易将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与经济发展相混淆，反而降低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地位，不利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理论的研究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