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武汉城市圈生产力的干预型区域协调
【摘要】国务院批准设立中部崛起的协调机构，本文通过分析区域协调的理论与实践， 对武汉城市圈生产力发展与布局提出要以技术的构建为方法论，以政策经济为调控保障，做好本区域生产力的协调布局，进一步提出了关于武汉城市圈生产力协调发展的干预型布局的设想。
【关键词】武汉城市圈 政策调控 干预型区域协调 建议
引 言
最近，国务院批准设立中部崛起的协调机构，其背景之一在于：中部崛起的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中发[2006]10号)4月15日出台后，中部六省区实现崛起均存在着选择突破点的问题。例如江西、安徽以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为点；河南以农业产业化为点；山西以能源产业优势为点；湖南以长株潭经济一体化为点；而武汉要崛起，一个重要机遇就是依托“1+8”大城市圈的形成和发展。所谓“1+8”，“1”就是湖北的龙头武汉；“8”就是距武汉百公里范围内的黄石、鄂州、孝感、黄冈、咸宁、仙桃、潜江、天门8个城市。其实“长江中下游武汉经济协作区”的概念由来已久，“武汉城市圈”的提出只不过是这一概念的顺势而为。武汉市经济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2006-2010年）是武汉实施中部率先崛起战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的重要规划。为使武汉实现生产力发展实现协调布局，笔者以为必须以技术经济的构建为方法论，以政府的政策干预调控为基本保障，在“一盘棋”的基础上，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率先实现中部崛起。
一、政府干预型区域协调论
中部区域生产力发展的区域差异、综合经济实力差异是的客观存在，它是各区域的经济区位优势和社会劳动地域分工长期发展的产物。如何协调中部区域生产力布局平衡发展，对中部经济的崛起，以及对武汉地区生产力协调布局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在此有必要先对区域协调发展理论进行简要的分析。
西方经济学家曾认为区域经济差异完全可以通过市场的自动调节作用来解决，但到了20世纪50年代，德、法、意等国由于原先发达地区主导产业衰退，引起大片的经济衰退、失业率大幅度上升等问题之后,又提出需要加强政府干预，依靠政府采取种种政策手段来进行宏观调控，促进区域经济在政府计划的引导下有目的地发展。因而西方理论界出现关于区域发展的协调模式的政府干预型区域协调论。
政府干预型区域协调模式又可分为两类：一是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模型”，二是赫希曼的“联系效应理论”。
“循环累积模型”论认为边际收益递减率虽然会促进部分资本由发达地区流向欠发达区域，但发达地区本身仍具有吸引资本、技术、劳动力等的区位优势，它直接导致不同区域的“累积循环”发生，使经济发展的差异扩大，从而形成所谓“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因此，缪尔达尔提出应由政府出面干预，采取必要的政策调控措施，刺激欠发达区域经济发展，防止区域间经济差异的进一步扩大。
“联系效应理论”则认为“发展是一种不平衡的连锁演变过程”，因为不平衡增长能激励创新，使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活力。但为了突破各种外部条件的限制，赫希曼也认为政府必须进行相应的干预。即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政府要引导投资集中到产品需求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最大的产业，使之获得收益后，再来进行基础设施的投资，以改善投资环境，使欠发达地区经济得以发展。
政府干预型区域协调模式既承认区域间初始优势（区位差异）的不同，因为它将造成区域间经济差异的扩大；同时又强调政府对区域发展差异进行干预的必要性。但其理论缺陷在于把累积因果循环看成，而实际上导致区域发展差异扩大或缩小的还有很多其他因素。
二、我国区域生产力发展与布局的协调实践
我国理论界关于区域发展的诸多观点可概括为两类：一是“一个重点论”（包括梯度发展和反梯度发展论、中心开花论、战略西移论、东部决战论等）；二是“一个半重点论”（包括“三沿”战略、“四沿”战略、“三环”战略等）。这些观点的提出无一不是假设在投资有限的条件下，依托各地区位优势来发展经济，结果形成了我国今天的东、中、西部区域发展间的巨大差异。中央几届政府先后提出进行“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等战略决策，其目的就在于宏观上协调各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因此笔者以为，要做好区域生产力发展与布局的协调发展，其任务最主要的有两个：一是要变区位发展优势为区域间协调发展，二是要使政府协调机构在其间发挥重要的干预型协调的战略指导作用。
１、变区位发展优势为区域间的协调发展
从投入产出等经济效益分析上来看，区位优势无疑是生产布局的重要原则，即经济开始起步的初期阶段，由于区位优势的影响，其区域差异的发展总是逐渐扩大。但是制造业首要考虑的布局因素重点已有所改变：即首要考虑的是是否会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其次还要考虑能耗、资源综合循环利用、产品与市场等一系列布局因素的影响，以及能否可持续发展，等等。
笔者以为，要实现变区位发展优势为区域间协调发展，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在“一盘棋”发展布局的思想基础上，以技术经济的构建为方法论，不间断地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以期实现投资、技术、产业链的转移或延伸的良性循环；通过加大市场开发力度，资产重组、产业布局调整等手段实现社会劳动力地域重新分工，使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生产力得以有机会发展。
２、中部崛起协调机构对区域发展的干预性调控的战略指导作用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央对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拟定了一系列保护性政策措施：如“优先在中西部地区安排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加快中西部地区开放步伐，引导外资更多地投向中西部地区”等，这些政策对实施区域间协调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最近在安徽黄山市召开的中部地区城市规划工作座谈会公布，中部地区将重点规划武汉城市圈、中原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和皖江城市带四大城市群。四大城市群的规划还将突出支持城市间及周边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引导资源整合，形成资源节约，增强对全国发展的支撑能力，并推动中部地区构建布局完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体系。
基于以上精神，武汉城市圈应在中部崛起的发展中抓住机遇，要在中部崛起协调机构的指导下，努力把武汉城市圈建设成为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和综合运输枢纽之一，而湖北则应成为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之一。
三、对武汉城市圈生产力协调发展的干预型布局的建议
武汉的GDP占了整个湖北的三分之一，武汉要重点发展高技术、深加工、高附加值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只有充分发挥大武汉城市圈的优势，把武汉周边的城市带动发展起来，形成武汉城市经济圈，才有可能实现本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战略发展格局。针对武汉经济圈发展问题的实际，笔者以为政府执行干预型协调布局将对武汉城市圈的协调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以下谈谈个人的几点看法。
所谓干预型调控主要是针对的短期运行，解决经济的周期波动问题，主要手段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包括汇率政策、收入政策；在现实情况下，还要辅之以行政措施。但是，调控绝不是直接解决资源的市场配置问题。调控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和协调微观经济活动的灵活性、自主选择性同宏观经济活动的统一性之间的关系。宏观经济调控对微观经济的作用，是通过市场机制间接实现的。
２、重点抓好高端制造业产业链的干预型调控
宏观调控的过程是政府依据市场经济的一系列，运用调节手段和调节机制，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为微观经济运行提供良性的宏观环境，使市场经济得到正常运行和均衡发展的过程。
例如政府可以控制住两头：即上头抓以“技术经济”思想方法论为指导，把握住公司的总部产品的设计、研发，投资与规模化；下头则抓好市场的营销，品牌的打造等发展关键；而对于一般的制造、加则可以通过延伸布局的方式到周边地区发展。这样才能在武汉经济圈的大范围内构筑起新的一体化的产业链，使区域内经济得到平衡发展。并通过武汉经济圈和中部其他地区进行竞争，赢得新的经济增长极，甚至在某些项目上能够跟珠三角、长三角间进行竞争，而不是单靠武汉一个城市的力量去与之竞争。
３、抓好对社会主义新建设的干预型调控
在这方面主要是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宏观政策手段（如减免农业税等各种税收，稳定粮食收购价格等），来间接影响微观主体的行为选择，以熨平经济波动，保证经济稳定增长。
政府调控的着眼点在于使农民增收，使农村面貌发生较大的改变，因此武汉经济圈的发展要与湖北县域经济的发展并重，并通过以工扶农方式，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只有把县域经济搞上去，农民就业的机会增多了，收入增加了，农村落后的状况才有可能发生较大的变化。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使湖北成为全国重要粮食生产基地之一的首要条件。
４、抓好对大的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干预型调控
大企业的收益在GDP中所占的比重较大，政府要抓好大企业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与促进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发展并重。当前政府的调控在钢铁、汽车、烟草等行业上取得了很大成效，而具有增长潜力的石化、高技术产业以及化工业也初见成效，全省县域经济的发展涌现出一批很好的经济增长点。但民营经济所占的比重依然偏低，结构不尽合理，因此要积极鼓励、扶持民营企业的发展。政府应加强对“无形、小型和转型”的关注。汪海粟教授认为，武汉在发展中应完成两大转型：一是所有制结构的转型，从国有经济为主体转到以混合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二是产业结构的转型，有必要把武汉从“制造设计中心”逐渐转型为“设计制造中心”。武汉在此方面具足够实力，转型不仅能促进一、二、三产业结构优化，同时能带动武汉制造业的升级。
５、抓好综合运输枢纽基础设施建设的干预型调控
交通是武汉城市圈一体化建设诸多成效中最为显著的领域。武汉综合交通枢纽的建设，特别是七条高速公路的建设，对于周边县市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拉动作用，使得周边8市的投资环境得到很大改善。政府对交通运输枢纽建设的宏观调控应考虑在一体化布局下，通过周边各成员城市的产业发展定位来构建交通。例如，武汉周边的黄石、鄂州宜定位发展于高附加值的产业；黄冈、孝感、咸宁宜定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与武汉配套型产业和特色产业；仙桃、潜江、天门则宜定位发展现代农业，推进新型工业化。
６、抓人才资源的调控，建好信息化、数字化的大武汉城市圈
湖北是个人才大省，科研院所、高校林立，所以武汉城市圈最大的优势不是资源，而是人才资源。政府在人才资源的储备与发展的调控上除了要注重“产、学、研”与产业链一体化发展外，还要特别注重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的契合，注重信息时代未来人才的前沿需求。政府只有建设好信息化、数字化的大武汉城市圈，才能统领全局，促使产业布局协调的发展。
四、结论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要打造好武汉城市圈这张牌，使“1+8”的大武汉在中部真正崛起，政府以“技术经济”为方法论的干预型调控显得尤为重要。现在，武汉中国光谷的光纤、激光产业链已占有40%以上的市场份额，另外钢铁和汽车产业在国内也已享有盛名，成为最具竞争力的产业；加快武汉老工业基地的改造与振兴，也离不开民营经济的发展。因此，武汉将“三轮并驱”：着力把国有大型企业发展为混合经济；发展都市工业园；发展高科技民营企业。这方面的工作还需要加大力度，要争取多占领中西部经济的制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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