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改革开放３０年来我国的经济外交战略
[摘要]文章从我国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各个时期的外交战略重点的不同出发，论述了期间我国的经济外交战略的三个阶段：“全方位战略经济模式构建阶段”、“突出的吸进来战略经济阶段”和“走出去合作阶段”，同时了研究我国外交战略的一般的几个要点，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经济外交；三个阶段；一般规律
1978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对外政策的逐渐调整，中国外交实践变得日益丰富，我国外交工作也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回首我国的经济外交30年来的，大体上总的方向是不变的，都是紧紧地围绕着经济建设这个基本中心，具有明显的经济外交特点。
一、总特点——突出的经济外交战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外抵制封锁，搞闭关自守。在国际关系中突出，关心安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外交，就主要变成了政治外交和安全外交，试图以权力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和霸权主义的威胁的做法显然也带来了巨大的负面作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重新估计了国际形势，得出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的结论，并进一步指出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正是根据对时代和国际环境的新认识，邓小平同志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决策，决心把工作的重心转到加快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于是，维护国家经济利益在中国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中所占的地位就突出出来了。我国也就呈现出了“突出的经济外交战略”，1982年9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指出：“加紧社会主义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中国人民在80年代的三大任务。这三大任务中，核心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形势的另一重大变化是各国都把战略重点转向发展经济，经济利益成为各国制定对外政策的基本出发点。经济外交在中国对外政策中的比重日渐占主导地位。
二、三个战略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外交战略具有明显的经济外交战略特点，但纵观我国这30年外交史，根据各个时期的经济外交战略重点不同，我国的经济外交战略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这就是“全方位战略经济模式构建阶段”、“突出的吸进来发展战略经济阶段”和“走出去合作阶段”。这三个阶段不是因三代领导人的变化而改变的三种外交方向，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具有长久的战略布局的、不断深化的三个阶段。
(一)全方位的战略经济模式构建部署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各种原因形成的闭关锁国政策，使中国在许多方面大大落伍于时代。经济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改善，综合国力长期得不到提高。其实，当今时代，随着世界科技革命的日新月异，科技的迅速发展并转化为生产力，各国经济相互依存进一步加深。拒绝接受外国的先进文化，任何国家、任何民族要取得发展进步都是不可能的。因此，对外开放，积极发展世界范围内的平等互利的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往来，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就成为发展经济的客观要求，闭关自守，只能停滞落后。自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逐渐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在多年的实践中，中国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步骤来扩大对外开放，采取的是由点到面，通过试点逐步扩大，因地制宜多层次发展，近三十年来，中国已初步形成“全方位、大开放”的对外开放的格局。
1 设置经济特区。1979年春，邓小平同意了广东提出搞特区的要求。1980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正式决定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三个城市和福建省的厦门市设置经济特区。1988年，在邓小平的倡议下，海南岛建省并成为第五个经济特区，实行更为开放的政策。
2 沿海开放城市。1984年5月4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即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由于沿海港口城市的地理位置有优势，经济基础、经营管理基础和科技水平等方面的条件比较好，可以在对外开放方面先行一步。
3 沿海经济开发区。1985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又采取了扩大对外开放的步骤：决定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辽东半岛、胶东半岛开辟为经济开发区。这是加速沿海经济发展，带动内地经济开发的重要部署。开辟沿海经济开发区，可以把经济特区、沿海开放港口城市联成一片，形成沿海经济开发带，由外向内，由沿海向内地逐步推进，从而把发展沿海经济同开发内地经济紧密结合起来，有助于解决中国东、中、西部发展的差距，有助于促进中国经济的全面发展和人民的共同富裕。
4 沿江沿边和内地省区的开放。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边疆地区同周边地区国家的经济贸易往来逐步走向深层次发展，形成了一个陆疆的对外开放带。同时，国务院又提出要以上海浦东开发为龙头和三峡工程建设为契机，推动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的开发开放和经济的发展。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推动下，沿江的内地各省也在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同时，国务院又决定进一步对外开放5个长江沿岸城市(重庆、岳阳、武汉、九江、芜湖)，4个边境、沿海地区省会城市(哈尔滨、长春、呼和浩特、石家庄)，11个内陆地区省会城市(太原、合肥、南昌、郑州、长沙、成都、贵阳、西安、兰州、西宁、银川)。这样，在全国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开放省市的全方位、有重点的从沿海、边疆到内地的对外开放的新格局。
(二)突出的吸进来发展战略经济阶段
邓小平说：“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孤立状态下实现现代化，实现现代化总是要靠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激励，做到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又说：“中国是一个大的市场，许多国家都想同我们搞点合作，做点买卖，我们要很好利用。这是一个战略问题。”邓小平强调：“现在世界上有人在讲‘亚洲太平洋世纪’，亚洲有三十亿人口，中国大陆就占十一亿多。所谓‘亚洲太平洋世纪’，没有中国的发展是形不成的。”邓小平在经济外交之中，十分注重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交往原则。邓小平经济外交的思想主要是以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中国经济为目的的思想，兼有以中国的经济力量为依托，为世界和平作出贡献的思想。邓小平同志(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后)和江泽民同志(前期)为代表的两代中央领导集体为我国的战略经济第二阶段作出了极大的努力。在这个时期，我国积极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模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我国的经济外交突出地表现为吸进来发展的战略经济外交。
1 努力汲取一切文明成果。邓小平同志认为，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但中国的经济发展还比较落后，与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经济建设的成败是关系中国命运的头等大事，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一定要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松。学习和引进国外一切有用的东西。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模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首先，吸收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和科技发展的重要手段。其次，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中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和商品经济一般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对社会主义也是有用的。再次，对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中反映了现代社会政治、、伦理、文艺等文化遗产中一切有价值的养料，也要兼收并蓄，博采众长，为我所用。他强调：“搞社会主义，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方法，包括利用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我们都采用。”“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2 积极吸引和利用外国的资本。邓小平说：“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要搞开放，西方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就是相互融合、交流的。”1986年8月他在视察天津时对当地的负责人说：“你们准备向外国借一百亿美元，有没有对象?可以多找一些国家。人家借给我们钱都不怕，我们怕什么?”“只要讲效益，有什么危险?”中国则有着对外开放的优势，一是劳动力优势，二是资源优势，三是市场优势。基于这一分析，邓小平指出：“中国是一个大的市场，许多国家都想同我们搞点合作，做点买卖，我们要很好利用。”“要抓住西欧国家经济困难的时机，同他们搞技术合作，使我们的技术改造能够快一点搞上去。”如果“我们抓不住机会使经济上一个台阶，别人会跳得比我们更快，我们就落后在后面了”。要改变这种状况，邓小平认为“必须把国内推上激烈竞争的国际市场，加速我们经济技术的发展，使我们的经济一定要在国际上有竞争力”。他在1985年发表的题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的讲话中说，“欧美国家和日本是发达国家，继续发展下去，面临的是什么问题?你们的资本要找出路，贸易要找出路，市场要找出路，不解决这个问题，你们的发展总是要受到限制的。我过去跟很多日本朋友谈这个问题，跟欧洲朋友、美国朋友也谈这个问题，他们脑子里也是装了这个问题”。
冷战结束后，无论是江泽民同志提出的综合安全的新安全观思想。还是胡锦涛同志的和谐，都是在合作的基础上，把的推出亚洲，推向世界，谋求新的发展。走出去是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正面策略。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今天，江泽民同志认为，“要适应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新形势，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拓展经济发展空间，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加人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在更大范围、更广泛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充分利用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拓宽发展空间，以开放促改革发展。”在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上，江泽民同志进一步指出：“这是一场全球范围的大竞争，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回避不了；在这场竞争中，就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胡锦涛同志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化建设事业不能置身于全球化之外，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在参与中赢得发展的主动权。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谁也回避不了，都得参与进去。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既要敢于又要善于参与这种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并学会趋利避害。
1 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机制。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全面融入现存的国际机制，包括国际经济机制。1997年7月，东亚发生危机，同年11月在温哥华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江泽民主席在讲话中强调：“加强地区和世界的金融合作，维护正常的国际金融秩序，共同防范国际游资过度投机的冲击，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对所有国家都有利。我们对加强亚洲地区金融合作持积极态度，愿意参与有关合作机制的讨论。”对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江泽民认为：“加入世贸组织是中国政府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所作出的战略决策，是与中国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一致的。”
2 反对和应对来自国外的经济制裁。1989年风波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邓小平说，“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锁、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国”，“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都是站得住的”，“我们别的本事没有，但抵制制裁是够格的”。又说：“哪怕是拖100年，中国人也不会乞求取消制裁，如果中国不尊重自己，中国就站不住，国格就没有了，关系太大了。”另一方面，邓小平指出，尽管西方七国制裁中国，但要坚持一个方针，即继续同他们打交道，搞好关系。要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保持中国社会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 3 合作开发有争议的领土。对中国周边地区存在的遗留的不稳定因素，如钓鱼岛、南沙群岛、中印边境等国际纠纷，邓小平提出了新途径和新方法。这里提出的新办法的总原则是“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具体方式则是：“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无论是从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的重要讲话中，还是从各种对外经济战略决策上，无不体现了我们国家在强大、要走出去、要合作的意愿。
三、经济外交战略研究的一般
我国的经济外交战略是合乎经济外交战略研究的一般规律的。
(一)经济战略外交研究须联系我国的制度变迁
中国从1978年开始启动制度变迁的过程，至今仍方兴未艾。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拉开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根本解除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勾画了新体制的基本框架，为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指明了方向。2002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21世纪头20年，是中国必须紧紧抓住而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阶段。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为新世纪改革确定了新的任务。中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努力为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新的动力。政治制度包括国家的领导体制、管理体制、决策体制等。尤其是政府机构的调整，其目的是使政府职能从适应计划经济的需要转为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1)中国的政治体制逐渐从中央高度集权的模式转变为中央集权、地方适度分权的模式。现在地方政府拥有的权限已超过建国以来的任何时期，包括财权、人事权等，立法体制也从一级立法改为国家和省二级立法。(2)中央的决策机制正在发生变化。在对某个方面的问题进行决策时，决策圈和征求意见的范围都比以前有所扩大。现在，不仅各职能部门可以直接向最高领导层提供信息和建议，来自学者和专家们的意见甚至普通群众的意见也往往受到高层的重视。(3)改革干部制度，加强对干部的监督，增加选拔干部程序中的民主成分。(4)扩大基层民主，在基层的村民委员会实行直接选举。据初步统计，迄今已有6亿农民参加了基层组织的选举，参选率高达80％。对于一个缺少民主传统的国家来说，这种自下而上的民主改革很可能会对社会进步产生重大影响，并影响到国家的各项对外政策特别是经济外交战略政策的调整。
(二)国家利益是经济外交战略研究的核心
邓小平在1989年10月31日与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谈话中指出：“我非常赞赏你的看法，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用这样的思想来处理国家关系，没有战略勇气是不行的。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邓小平在1978年后多次指出，现代化建设是中国的主要任务，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邓小平还指出，各项工作，其中当然也包括外交工作，都必须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
(三)主权和安全是经济外交战略研究的首要问题
国家主权始终放在第一位。邓小平多次谈到这一点，1982年他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明确地说，“主权问题是不能谈判的，中国1997年要收回整个香港”。1982年12月邓小平会见樱内义雄为团长的日本访华团时说，“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对这一点我们比过去更清楚了。西方的一些国家拿什么人权、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不合理不合法等做幌子，实际上是要损害我们的国权”。“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是摆脱落后，使国家的力量增强起来，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要做这样的事，必须有安定的政治环境。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什么事情都干不成。”后来他又说：“中国要摆脱贫困，实现四个现代化，最关键的问题是需要稳定。”总之，邓小平认为，政局稳定是政治利益的重要内容，是实现国家各方面利益的前提，而国家主权始终放在第一位。
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的经济外交战略的三个阶段：“全方位战略经济模式构建阶段”、“突出的吸进来发展战略经济阶段”和“走出去合作阶段”是相互联系的、具有长久的战略布局的、不断深化的三个阶段。现在我们在改革开放的30周年里，对这个无比丰富的体系进行探讨，这无疑对我国的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都是极具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