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现代经济的政治－经济周期

　　[关键词]周期 新制度经济学 中西比较 

　　[论文摘要]在我国的经济过程中，每当经济高涨，通货膨胀率上升和国民收入高速增长时，中央政府就采取紧缩政策；每当经济衰退、国民收入增长率下降和财政收入减少时，中央政府就放松紧缩政策以及采取某些刺激政策。反过来也就是说，紧缩政策导致了经济衰退，对紧缩政策的放松导致了经济高涨。上述现象可以说是“政治经济周期”的一个体现。 
　　　　 
　　一、经济的政治-经济周期 
　　新中国的经济发展从1949年至今，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积累，国民经济整体实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反思我国经济发展的历程，不仅有很高的增长速度，同时也存在着周而复始的经济波动。究其原因，政策(主要是经济政策)对经济的导向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甚至有可能使经济出现与正常波动表现特征差异很大的现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从1953年起开始大规模的化建设，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国共经历了5个经济周期。从1977年到现在，又经历了5个周期。在前5个周期中，曾有三次“大起大落”。每次“大起”， GNP增长率的高峰都在20%左右(1958年为23.1%， 1964年为16.6%， 1970年为19.1%)。1977年后，曾有四次大起， GNP增长率的高峰明显下降，但仍然较高，均超过了10%。 
　　1952-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经济高峰； 1954-1955年，反冒进运动，温和衰退 ；1956年，中共八大会议，经济高峰；1957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温和衰退；1958-1959年，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八大会议，经济高峰；1960-1962年，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七千人大会，经济严重衰退，大饥荒； 1963-1965年，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经济高峰；1966-1968年，文化大革命高潮，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经济严重衰退，停工、停产；1969-1970年，党的九大，经济高峰； 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经济衰退；1975年，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经济高峰；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经济严重衰退；1977-1978年，党的十一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五届人大一次会议，经济高峰；1979-1981年，经济衰退、高失业率和高通货膨胀；1982-1985年，党的十二大，经济高峰； 1987-1988年，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经济衰退；1992-1993年，党的十四大，八届人大一次会议，经济高峰；……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存在明显的政策周期，且与经济周期变动呈一致性特点，中国的政策总是不断变化的，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对中国经济产生了深刻影响。 
　　中国经济波动的根源主要来自于两个冲击，包括“政治动员冲击”和“政治命令冲击”，前者直接引起经济扩张，后者直接引起经济紧缩。 
　　政策反复变动的原因是中国国情限制因素的现实性与领导人发展目标的主观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我国的经济运行中，我们时时都可以感受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的力量。其主要原因在于，经济与政治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我国的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在大部分时间是合二为一的。政府是公有制产权所有者的最有权威的代表。各级政府作为国营的代表主导着投资需求的总趋势，放开缰绳的是政府、拉紧缰绳的也是政府。而作为政府调控经济的主要手段之一的经济政策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意义尤为深远。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天赋要素、技术、偏好以及制度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四大要素。制度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产生激励作用，为实现合作创造条件。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是为了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套涉及社会政治、经济的行为规则，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个人行为。
　　在丹尼尔·布罗姆利看来，“公共政策本质上是关于规定个体和集体选择的制度安排的结构。”因此，政策问题关注的是那些制度安排的结构。而政策是政府或社会公共权威在一定的时期，为达到一定的目标，经过一定的合法程序而制定的行动方案和行为依据。其本质上是一种直接或间接地对社会资源和利益进行权威性分配的方案。由此可以得出，政策本质上是政府或社会公共权威对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一种制度安排。 
　　以前政策仅仅是作为一种外生变量在对经济波动起作用。将经济政策纳入到经济波动的内生变量，就有助于深入考察政策周期与经济波动的相互关系；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政府在经济衰退期使用反方向的刺激经济的政策手段；为什么在经济过热时期政府运用紧缩性政策来抑制经济的不正常。有助于理解为什么我国经济波动呈现出“大起大落”、剧烈震荡的特征。 
　　 
　　二、和西方政策性周期的不同 
　　（一）体制不同 
　　西方是多党执政，政治家的主要目的是保住他们的职权。从而他们会以一种使他们可望获得的选票数最大化的方式来干预经济。在选举和当政的问题上，执政方会尽可能地使用各种有利于自己的政治资源。在各个层面上给选民以感染力和心理暗示，增大自己当选的几率，从而在外部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很显然这是一种短期行为。同时，由于每个参选者都代表一定的团体利益，因而为了能够顺利当选，必然对选民许下种种诺言。当其当选后，必然对经济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已体现其执政能力并维护其所代表的团体利益。这样造成的后果就是经济过热，当政者不可能让经济一直过热下去，必然在一定时间采取抑制经济的相关政策，从而使经济转入紧缩期。这种种非经济因素造成了经济的跌宕起伏，客观上形成了西方国家所谓的政治周期。 
　　在我国，由于我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政治体制，也就不存在中国共产党为了自己能够顺利再次当政而人为地拉动经济、刺激经济发展而扭曲经济发展的。这就决定了我国在政治层面上(选举)主要体现为各层级领导人的更迭变动，而且也主要是人事变动，大政方针没有很大的变化。统一的政治制度使得每一位领导人在任时的经济政策必须服从于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目标，同样也不存在着某位领导人为了当选而人为地拉动经济的观点。 
　　（二）平台不同 
　　西方国家政策平台是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他们遵循以市场调节为主的观点，变动的主要是政府调控经济手段的强弱，有些时间段政府调控要强些，而有些时间段政府则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 
　　中国的政策平台是正在健全与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起主导作用。从建国伊始就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高度集权的政府控制与管制经济，主要采取一些政策性的行政指令来调控经济，导致经济波动的起伏较大、波动剧烈。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对经济的管理以宏观调控为主，所采取的也不仅仅是行政命令的方式，各种手段逐渐占据了重要地位。但是，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不是完全在市场化改革中发育，发展的市场不是一种演进的市场，而是一种以行政政策催发的“人造市场”。这是一种不完全意义上的市场，政策性指令仍有一定的影响力。 
　　中国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历来就非常重要，考察1949年以后的中国经济史，就是一部政府干预和主导经济的。在传统的政府经济管理职能履行过程中，政府的指令与权力安排成为整个经济史中的主线。这条主线的走向与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曲线高度重合，显示了政府导向型经济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