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资本和生活世界
来源：岁月联盟
作者：佚名
时间：2010-09-05
——过去30年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批判理论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批判理论经历了一系列重要，从最初的新工具论与结构功能主义的争论，经过资本逻辑学派、系统分析学派、生活世界理论、国家自主论、后马克思主义的新葛兰西主义，走向了综合性的国家理论。国家不再被看成是外在于生产方式的阶级工具，而是就在的构造之中作为社会关系的特定形式发挥作用。由于市场交换本身存在着固有的缺陷，劳动者并不能完全靠劳动力商品化维持生活，而是还被社会生活所构造。国家在人的构造和维持劳动力商品化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缺陷意味着它不能对非经济因素起绝对的决定作用，国家并不完全建立在经济基础上，而是在经济领域、领域和生活世界领域相互分离和相互作用的过程之中被定位的。 二十世纪70年代以来，福利国家危机和资本全球化使国家的命运成了人们关注的重要问题。与伴随着凯恩斯主义国家政策失败而来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多元主义的社团主义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国家问题给出了自己的回答。以往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对现代国家进行批判时，一方面，从韦伯的合理化思想出发批判了现代国家极权主义，另一方面，延续了葛兰西的思想，主张以掌握领导权的斗争替代打碎国家机器的暴力革命。随着福利国家政策的失效，现代国家问题开始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关心的焦点。针对国家与资本的关系，围绕着行动、代表和客观结构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在方法论上出现了许多分歧。在分歧和争论之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国家问题的讨论逐渐摆脱了简单的阶级还原论观点，深入到资本积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分化、人的再生产、权力的话语构造这些更深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层面中去，拓展了国家理论的视野。本文对过去30年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批判理论的发展线索和基本内容进行了梳理，探讨了它的未来走向。 一、主体实践与结构之争、福利国家限度的批判 二十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批判理论新的发展起点有两个，即米利班德和波朗查斯的争论、西德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对“福利国家限度”的批判。波朗查斯与米利班德之间的论战更多地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本身的辩护和发展有关，所涉及的主要内容是国家理论的方法论问题、国家的阶级本质问题、国家自主性问题。 波朗查斯指责米利班德的工具主义仅仅把国家问题建立在主体实践和主观意识上，认为他的认识论前提中没有结构、整体和具体性分析，而是过于注重阶级划分这样的经验问题，完全忽视了社会与经济相互关联的重要性。波朗查斯强调应该基于充分的基本社会结构理论进行具体研究，“任何对具体进行分析的前提是弄清它自己处理具体的认识论原则，”[1]这种原则是充分处理具体的研究资料和对象必须首先具备的。米利班德的反驳是强调以经验观察为依据具有重要性，波朗查斯只阅读马克思关于国家和政治方面的作品，把马克思的原文当成信息来源，实质上只是不能处理现实经验的抽象结构决定论。 关于国家的本质，米利班德反对多元主义主张的国家中立性，目的是要证明资本阶层化不能排除它们的阶级一致性和两大阶级分化，那些操纵国家系统的各个部门指挥岗位上的人，由于社会来源、地位、环境、意识形态倾向与统治阶级存在着联系，保持了与统治阶级的一致性，也说明了国家的阶级本质没有根本变化。波朗查斯强调了国家与经济之间的分离，国家的阶级性质在于总体上维护资本积累的社会条件，国家机构的成员按照特殊的结构内部统一发挥作用，他们的阶级来源、阶级地位、阶级立场并不是主要的，国家与阶级利益总体上一致完全在于客观的结构关系和资本主义体系的特征。米利班德认为，只强调“客观关系”决定国家行为，即体系的结构约束是绝对强迫的，就会得出结论说，结构会操纵那些把国家当作纯粹功能和政策执行者的那些人，这完全是要用客观结构和客观关系取代统治阶级这个概念，无视作为体系主要因素的统治阶级、国家和经济之间的现实关系。他强调，与结构主义的观点相反，阶级社会中的国家不可避免地成为经济利益的保卫者和保护人，在于这些经济利益支配着他们，国家的真实目的和任务是保证它们连续性的条件，而不是阻碍它们。 关于国家自主性问题，两人总体上都不否认国家相对自主性。但是波朗查斯强调，如果把国家权力看成是某个统治阶级的权力，实际上会否认了国家任何形式的自治，使国家彻底成了统治阶级的工具。然而，国家权力实质上不存在于结构的各个层次中，而是这些层次整体上结合的结果。米利班德则认为，相对自主只意味着国家机构、国家权力、阶级权力之间的不完全一致，作为统治权力的国家权力建立在阶级一致的基础上，它不是结构总体及其关系的产物，而是阶级斗争导致阶级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上融合的结果。 尽管人们可以从这一争论中看到他们俩人都潜在承认了一个共同前提：国家能够符合资本主义的长远利益，国家政策在再生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方面是成功的，但是，实际上这一争论中的分歧预示了后来国家批判理论发展中存在的基本分歧，即从经济决定论的工具主义出发还是从超经济的视角出发来研究国家问题。按照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可以把国家批判理论的各个流派分为两类，具有经济决定论特征的是新工具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新李嘉图主义、资本逻辑学派；而具有相反倾向的包括结构功能主义、系统分析理论、生活世界理论、国家自主论、新葛兰西主义、综合理论。 西德马克思主义学者批判福利国家政策的目的是要探讨工人阶级支持改良政策和放弃斗争的现实问题，以解决左翼政党和团体在福利国家政策面前遭遇到的严重困难。显然，仅仅简单地把国家看成根本上是代表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的，并不能有力地说明现实问题。西德马克思主义学者试图比阶级斗争理论对国家和经济的分析更进一步，主张从资本理论出发批判“福利国家的幻觉和限度”，揭示资本主义国家功能的实质和政治改良的局限性，使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意识觉醒。米勒（Müller）和诺伊聚斯（Neususs）强调，修正主义、改良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没有看到国家与生产之间的根本联系，因此没有理解资本积累规律强加于国家行动的限度，而是错误地以为国家独立于生产过程和生产规律，可以干预危机，独立于生产方式重新分配收入，并且逐步改造资本主义。他们两人认为，国家与资本主义生产和市场有着根本的联系，国家并不独立自主，国家必须在分配之前保证生产所需要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国家活动不是以限制市场和分配为目标的次要活动，资本主义国家具有基本的阶级特征并且是理想的集体资本家[2]。 70年代西德的福利政策失效进一步促进了人们对福利国家限度问题的研究。为了反对迷信福利国家，西德马克思主义学者深入到资本与国家的深层关系之中探讨国家与经济的关系，他们试图说明国家与资本整体利益内在一致性。在他们看来，国家干预对危机的控制根本上是为了维持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关系，国家并不是超经济的。这些西德学者受到了叶夫根尼·帕舒卡尼斯（Evgeny Pashukanis）[3]的影响，因为他首先试图把商品循环过程与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国家形式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明确要从市民社会的私人经济领域中得出资本主义国家形式。[4]阿尔维塔进一步在理论层面上推进了对福利国家限度问题的研究，他认为，特殊资本的活动不能使总资本的利益得到保证，总资本必需借助超出个别资本束缚的特殊制度，找到自身行动的代表。约阿希姆·希尔施（Joachim Hirsch）指出，所有阶级社会都需要力量关系和政治统治能力来保证阶级之间的剥削，国家如果要实现保证资本长远利益的经济功能，就必须抵制反资本主义的力量。这些讨论为后来的国家批判理论拓展到更深的社会层面上去做了准备。 二、从新工具论到资本逻辑学派 工具论认为传统的工具论对国家的界定只适合说明自由资本主义国家，[5]他们转而借用了考茨基的观点即资本家阶级统治但是不自己进行管理，而是满足于支配连续的政府，目的是说明在现今时期，资产阶级是通过绝对优势才决定国家政策和行动的，而社会民主党可以通过选举进入政府、议会（欧洲共产主义也曾经这样主张）或者进行广泛的联合来争取建立具有“领导权”的政党（米利班德的主张）。为了维护阶级斗争理论，它从国家机构、国家权力和阶级权力的划分出发，强调阶级权力被看成是国家权力、制度和组织的基础，资本主义没有因为出现普遍中产阶级化、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人民资本主义、社会的分层与社团多元化、国家干预现象产生基本阶级关系的变化，资产阶级仍然存在并且没有失去统治权。他们掌握了财富、地位、暴力和知识这些资源并且具有了使自己的这些权力在社会层面上制度化的能力，凭借其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行使了对其他阶级的统治权，借助暴力手段维护了自己的利益。尽管统治阶级掌握统治权力的上层部分并不是能够掌握所有国家机器，他们实现自己的统治与自身的能力、国家机器的相对自主性有关，但是可以通过控制关键资源维持现存的生产关系、保持对决定性投资和资本配置的控制。[6]尽管新工具论引入新的理论因素，但是它根本上仍然以阶级一般利益的代表来解释国家的实质和国家政策，没有看到客观的生产关系与阶级、社会团体、国家之间的客观性结构关系，把国家的分析建立在动机和利益上。雅索普在谈到波朗查斯对工具论的批评时强调，结构主义确实看到了工具论的主要缺陷在于它把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本质完全建立在外在于国家的偶然因素上，这意味着资本主义对于国家来说没有必要，因而工具论不能解释国家的社会政策方面和具体的情况，正如斯科波尔指出的，美国的资本家缺乏政策能力来追求国家范围内的阶级利益；奥菲也强调，无政府主义竞争支配的资本主义生产使得从相互竞争的各种具有特殊利益的集团中形成普遍的资产阶级利益根本上是不可能的。[7] 在与基础主义[8]的争论中，英国马克思主义学家中的那些新李嘉图主义者在研究国家问题时，仍然以实证主义的方式区分经济与，把国家干预与资本的需求联系起来，根据收入分配讨论讨论国家干预。他们的分析中心是分配而不是生产，并且倾向于把劳动过程视为纯粹技术性质的。在他们看来国家仅仅是能够进行干预的“第三种力量”和工具，其功能是通过干预经济维持公司的利益是对工会斗争和国际竞争压力的反应，即压缩特殊利润并且维持阶级力量平衡。这样的解释完全集中于资本循环中分配环节，忽视了生产关系的重要性、国家在重构生产中的基本作用，不考虑国家经济干预的原因、实质和限度。[9]新李嘉图主义代表人物伊恩·高夫（Ian Gough）从资本主义积累的基本趋势、波朗查斯和米利班德共同承认的国家自主性出发，放弃了考虑资本积累与国家的关系，国家只是作为独立实体在阶级斗争领域代表着统治阶级利益。国家活动的限度源于阶级斗争而不是资本的逻辑。他没有考虑《资本论》是从资本、剩余价值的榨取理解资本社会政治的。格林和萨克利夫（ Glyn， Sutcliffe）对政治斗争的双方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国家对经济危机的解决是强制性的，资本利用国家政策和减少工资成本、重新进行资本在私人部门之间的分配、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而工人阶级会抵制资本和国家的这些活动。因而在税收范围和公共开资的范围内会产生阶级冲突。他们希望把这个冲突转变为革命的行动。 另一种工具主义的国家观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它从资本主义经济垄断发展的历史中得出国家干预的必然性，强调国家与资本融合在一起。阿法纳西耶夫(Afanasyev)强调，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国家和垄断已经融合成一个机制，国家成员的阶级从属关系、国家政策的内容和执行证明了在此阶段中的国家行动只代表垄断资本的利益。在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中，利润率下降和生产力发展停滞的长期趋势，使社会面临着激烈阶级对抗的可能性。大资本与包括中小资本、无产阶级在内的大众联合形成了激烈对抗，为大众联合夺取国家政权提供了客观基础。 资本逻辑学派从资本范畴中得出国家，也正是在这一点上资本逻辑学派又被称为国家起源论。它认为：工具主义与结构主义争论的主要问题是阶级代理人或结构究竟哪一个能更好解释国家的本质，他们忽视了国家是否能够维护资本主义长期利益的问题。现实中更重要的是，随着福利国家危机的发展，国家越来越失去了保证经济增长和福利服务的能力。为了解释这个问题，新的方法论应该放弃单纯的阶级或中立性的视角，从国家与资本积累过程之间的客观关系出发，说明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和基础。国家是“理想的集体资本家”，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和资本积累总过程中的基本因素，它提供私人资本不能提供的必要条件。资本主义并非是自我调节的系统这一事实，说明了国家维护资本家阶级的一般利益是必然的。这一新的方法论原则试图从《资本论》中发展出经济和社会关系的政治形式的概念，以便把国家理解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特殊形式。资本逻辑学派强调《资本论》证明了经济范畴表现了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历史形式，也揭示了以经济形式存在的社会关系。“由于研究的对象是资本主义社会，由这些政治形式掩盖并且导致这些政治形式的社会关系，对于马克思在他的政治经济学中揭露这些社会关系是根本性的……正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关系导致经济形式和政治经济学范畴一样，他们导致政治形式和政治范畴。这样的经济和政治关系的研究不是以询问经济基础以何种方式决定政治上层建筑开始，而是询问：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使社会关系表现出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分离形式的社会关系是什么？”[10] 从叶夫根尼·帕舒卡尼斯1932年的研究中资本逻辑学派得到了极大的启发。叶夫根尼·帕舒卡尼斯最早讨论了法律和国家形式起源于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特性，提出了国家形式的社会起源问题：为什么一个阶级的统治无法进行下去，而要采用脱离统治阶级和社会的公共权威的客观国家机器形式？资本主义存在的一般抽象条件是对于促进生产、商品交换和资本积累来说必要的法律、货币体系和国家。在这个总的原则下，这个学派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和国家干预阐述了不同的观点。布兰克（Blanke）强调国家必须建立起货币体系促进交换并且允许合理的经济。阿尔维塔（Alvater）认为，国家需要保证工资劳动的再生产并且使它从属于资本，因为这种生产不能通过市场力量被完成，这个需要导致了国家在工厂立法、监管联合活动、和社会福利上的干预。罗斯多尔斯基（Rosdolsky）认为，法律、货币、劳动训练形式的必要性是通过总资本的考虑被建立起来的。帕舒卡尼斯、于尔根斯和卡斯腾迪克（Juergens ，Kastendiek）认为国家是商品交换发展的结果和维持商品交换关系必需的控制形式，而且这种控制只能来自超越商品生产关系之外的组织。弗拉托和赫伊斯肯（Flatow，Huisken）认为国家是维护总体利益的中立机构。 希尔施（Hirsch）以利润率下降趋势为参照点，把国家问题与国内阶级斗争、国际资本竞争联系起来，通过资本需要不断重组自身的生产关系、不断进行阶级斗争来认识国家。[11]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剩余价值的占有形式需要把暴力关系从生产直接过程中分离出来，并且寻找一个独立于直接生产者之外的机构，统治关系的特性在于，剥削不是直接运用暴力，而是主要依靠法律。由此出现的是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分离，这决定了国家不是天生地就代表阶级的统治工具或资本的总体利益，而是代表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社会剥削关系形式；国家与资本总体利益没有建立起绝对一致性，国家机器中包含着资本主义的矛盾。约翰·霍洛维和索尔·皮乔托（John Holloway和 Sol Picciotto）从引入历史分析的必然性出发，强调利润率下降趋势导致社会关系不断重组的过程是历史发展的过程，必须在逻辑上建立起资本与国家的关系后具体去分析国家职能和国家制度发展的实际历史，从而把逻辑和历史结合起来。 阿尔维塔则强调国家的职能在于弥补私人资本的缺陷并且把个别资本组织成一个有生命力的机体，以便在政治上控制工人阶级，维护总的国家资本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存在和扩张。由于剩余劳动是通过自由市场而不是超经济强制直接实现的，资本积累就必然要求不直接从属于市场力量的制度在总体上要提供一般前提条件，以国家补助的形式保证资本积累必需的使用价值的供应并且促进民族资本发展。在与一般的资本需要相应的特殊政治制度这个范围来说，自主的国家是必需的并且国家是理想的集体资本家。国家的形式和功能可以从资本历史的活动中推出。国家干预当然还存在着一定的限度，它不能超越市场力量，也不能消除利润率下降的倾向来维持资本积累的一般条件，而只能借助货币和法律媒介。资本主义国家在这方面的权利必然是受那些基本经济规律制约的，尤其是它不能直接确定私人资本下决定的形式，在此限度之内，私人资本总以自由地决定自己的经济行为，而资本主义国家始终被限制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矛盾和危机之中。 资本逻辑学派在更深层面上的国家批判为国家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但是，总的看来，它所说的理想的集体资本家式的国家仍然停留在还原论的框架之中，把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每件事情都看成是必然符合资本积累需要的，在其分析的背后，总是可以发现资本的总利益决定着国家的本质和功能。因而这一学派不过是复杂化了的还原论。[12]拉克劳（Laclau）和格斯腾贝格尔（Gerstenberger）明确指出了这个学派的缺陷：资本的需要仍然是解释国家的惟一原则，它没有真正引入阶级斗争和各种不同类型非经济力量说明国家问题，只是把历史完全还原到资本自我实现的逻辑上，完全忽视了历史发展是各种力量冲突的结果。三、结构主义和系统分析理论 波朗查斯在他最后的一部重要著作《国家、权力与社会主义》中对待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以前他大量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和思想，现在强调靠马克思主义不能建立一般的国家理论，而是只有部分的价值。在他看来，把国家视为“特殊的机器”的工具论概念不能回答这样的问题：假如资产阶级一直能按自己的需要裁减国家，它为什么还求助于民族大众国家、代议制国家形式来维护其统治？他还批判了后主义和极端技术主义的意识形态所强调的国家没有阶级本质而只有技术和任务的观点，认为他们与传统观点一样，终究是把国家看成为技术手段和工具。他进一步远离了以往结构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因素，重新明确阐述了结构主义所理解的和经济的关系，国家不再是再生产的外在条件并且不能被还原于经济，也不是外在于生产关系之中的，它就存在于生产关系之中，在经济之中起构造作用。 与国家是“机器”或“工具”的主张相反，波朗查斯强调国家机构具有“制度物质性”，它不能完全被还原到政治统治和国家权力，因为国家不是按照统治阶级的意志构造出来的，也不是他们能简单接管和控制的。国家的构成也不能由政治统治标志。“国家实际上确实展示了绝不能被还原到只是政治统治的特别具体的结构，国家机构——特殊的并且因此是强大的东西——没有被耗尽于国家权力之中（完全由政治权力支配）。”[13]政治统治本身被铭刻在国家的制度物质性之中，一方面，应该从更广泛的社会关系类型范围分析权力，揭示出阶级是复杂的和多元决定的权力关系的结构统一，进而说明国家组织框架中的权力；另一方面，要在具体结构基础和劳动的社会分工中分析国家，阶级、阶级斗争、权力形式、国家就存在于经济结构之中。 在分析国家构造和被构造于经济过程之中时，波朗查斯从经济与政治的分离出发，根据生产关系给国家定位。生产关系划定了特定的国家领域，构成了国家的组织基础；国家被生产关系本身所生产。国家被纳入到生产关系之中的方式构成了其与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主要关系，确定了它与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关系类型。他指出，要分析国家在生产关系层面上与阶级斗争的关系，必须阐明劳动过程中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相互联系，关键在于生产关系应该被看成是生产力的组织前提，它不能彻底还原于生产力。虽然生产力确实具有绝不能被忽视的物质性，但是，它们总是在特定生产关系之下被组织起来的，事实上，生产过程建立在劳动过程和生产关系（由经济所有权和占有构成）的统一上，这个统一是通过生产关系对于劳动过程——通常所说的生产力、技术和技术方法——的优先被实现的。“除非社会一致，它从来就不存在而且从来没有被再生产。”[14]生产过程本身就包含着政治统治和服从的关系，政治关系和权力本身存在于生产关系的构造之中并且在阶级权力中找到表达。政治、意识形态并不是像阿尔都塞所说的那样只进入到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之中的，政治关系与经济在更深的层面上存在着多元关系。生产关系本身包含着社会劳动分工差别（生产关系）和社会客观地位差别（社会阶级）。阶级权力就植根于这个根本层面之中，并且与使它们具体化和合法化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生产关系不是自发和自我形成的，阶级权力不是附加在已经存在的生产关系之上并反作用于生产关系的，它们就存在于阶级差别之中。国家存在于制度和生产关系再生产之中，也存在于社会阶级的再生产和构造之中，因而国家也存在于阶级斗争之中。在此基础上，波朗查斯明确取代了他早期提出的国家是社会形态的水泥这个观点，强调国家是政治斗争凝聚的场所，是“阶级力量关系的凝聚”。 波朗查斯在《国家，权力，社会主义》这一著作中的国家思想包含着明显的含糊性，他在试图超越经济还原论和工具论时，根本上还是依据生产关系对国家进行分析的。在反对国家外在于生产关系时，由于他仅仅把国家看成是内在于经济之中大，实质上仍然无法彻底摆脱经济还原论。显然，如果要在社会总体和更复杂的权力关系中分析国家，就不能仅仅停留于生产关系的范畴之中，而是必须扩展到社会关系领域。 尽管奥菲的系统分析理论具有还原论的特点，但是其从经济学和政治社会学的结合出发，在揭示了资本主义国家保证资本积累和资产阶级的合法性两方面的作用所引起的策略矛盾时，把资本主义国家看成是资本积累和民主合法性需要的政治权力制度形式。这一点被广泛地看成是对国家理论的重要贡献，它不但使人们放弃了国家必须总是发挥作用来保证资本家阶级的普遍利益这样的观念，而且为说明国家与社会民主之间的实质性关系带来了可能性。 系统理论主要探讨了国家内在结构和政策上始终存在的矛盾和张力，分析国家政策在维持资本积累和社会秩序方面的能力限度。“近来后马克思的关键论题是：不管国家精英们的努力，国家在维护维护和影响资本积累、调解导致资本主义全面崩溃的社会矛盾上正在变得无效。”[15]资本主义国家并不能有效地实现他们的理想集体资本家的基本功能，除非它能消除铭刻在它的制度中的、在一般利益和民主合法性名义背后的阶级偏向，因此，它具有“结构选择性”特征，即必须在两个矛盾的要求中不断地试图保持平衡。系统分析反对采纳国家可以使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排除危机、达到稳定和一体化这个理论分析的前提，而是明确强调，国家扩大经济矛盾控制的功能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从经济领域转移到国家之中。 为了说明国家干预的必然性，奥菲阐述了著名的“劳动力是假定性商品”的观点，分析了国家活动与社会形态结构之间存在的功能关系。资本主义商品市场的动力是同等事物间的交换与不平等的生产关系分配共存，这个市场存在着不对称的结构，表面上看劳动是自由流动的，可以由此在市场上出卖以换取工资，实际上，劳动力并不能在市场之外获得生存的机会，没有财产所有权决定了他们必须进入市场出卖自己以便换取工资。然而，劳动力在现实中是不能从劳动者身体上分离出来，劳动者并不是完全像交换物一样被彻底出卖并且被消耗。要通过交换购买并且使用劳动力，必须不断控制劳动者，同时，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与劳动力购买者之间的不平等地位这种结构特性表明，这个市场交换的特征与社会权力结构是联系在一起的，反映了社会结构中的权力关系。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社会权力的作用，就不可能有稳定的不对称市场结构，而没有这样的市场交换结构，社会权力也无法再生产出来。经济系统的扩大再生产必须不断求助于社会和政治系统的支持，以对付建立在劳动买卖和劳动组织基础上的经济系统面临的潜在瓦解的可能性，从而保持相对平稳的运行。劳动力市场和经济系统本身都不能靠自己来保证这个平稳的运行，它本身实际上的趋向是导致劳动者和资本家阶级的斗争，劳动力市场只能使进入其中的劳动者成为阶级力量。因此政治系统必须不断地支持社会化系统并且提供强制和必要的引导来维持劳动市场交易的不对称，而社会化系统提供一种标准和规范结构，使劳动力这种假定性的商品合法化，成为一种被承认的“事实”。奥菲把国家与劳动力市场、经济子系统之间的必然联系、国家对经济和社会两个领域的干预形式称为“社会政策”，这种政策的目标就是要强制把劳动力稳定地结合到工资关系中去，形成工人阶级这一劳动力资源，保证资本主义对剩余价值的占有。 “国家的结构化”和国家政策选择上的矛盾实质上意味着把社会因素纳入到对国家的解释之中。但是奥菲的系统分析方法论原则限制了这一结果，因为系统分析完全忽视了现代社会的分化和对抗特征，在根本层面上把政治子系统和社会子系统看成是资本主义系统的组成部分，潜在地断定了资本主义已经彻底地支配和控制了整个社会。同时，他的系统划分潜在地把社会看成完全是用来控制劳动者的。但是，劳动力是假定性商品的观点又意味着劳动者又在资本主义系统之外，这实际上已经潜在地超出了系统分析，说明了资本主义系统不能使所有社会生活彻底地纳入到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和社会控制中去。还存在着与资本主义整个系统对立的领域，这个领域才是经济领域中之所以形成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矛盾、阶级之间相互对抗的根源。资本主义只是在不断地在向这个对立的领域扩张。由此还必须考虑的是，资本主义的整个系统是否彻底控制了全部社会生活，使社会生活领域完全成为一种规范化的子系统。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生活世界恰恰是在资本主义体系之外的，资本主义不过是生活世界分化的结果。正是在这里，哈贝马斯明确强调了以交往为原则的、与政治和经济系统对抗的生活世界领域。通过引入生活世界理论、交往行为理论，他力求把化的理论分析与实践的内容结合起来，把资本主义国家的危机研究，扩展到社会危机和对抗危机的方面，不再仅仅提供科学的分析，还要为社会民主斗争提供新的对抗资本主义的出路。 四、国家自主论与领导权理论的对抗 二十世纪80-90年代，围绕着国家自主性问题，主张以领导权范畴替代国家范畴的后马克思主义的新葛兰西主义与主张国家自主性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制度现实主义（社会分析学派）之间有过激烈的争论。但是，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批评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社会中心论”，反对从社会范畴出发研究国家问题。 国家自主论强调“国家中心化”，认为国家是社会解释中真实和独立的因素，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可能存在的国家自主性”。这一流派的代表人物斯科波尔断言，“马克思主义对国家作用的理论化的缺点是，绝没有可能性去承认国家组织和精英必须在某种情况下采取反对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或者去创造新的生产方式。” [16] 在她看来：马克思主义倾向于把国家政策看成是国家之外的社会力量之间以及阶级之间平衡的结果，它假定了公共政策的起源和作用必须总是反映资本家阶级的利益，而且在这一反映的范围内，政策总是再生产了那个阶级的统治。因而，其政策分析存在的根本缺陷是“社会中心”论的。 “在理论层面上，实际上所有的新马克思主义作家在关于国家的问题上都一直在深深地保留着社会中心的假定。”[17]新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能力超出国家是经济统治的工具或只是社会经济利益冲突的舞台这样的国家观念，他们不许自己怀疑这个假定：国家总是由阶级或阶级斗争塑造的，并且发挥保护和扩张生产方式的作用。许多可能的国家活动的自主形式因此被马克思主义排除了。与此不同的是，国家自主论强调从社会中心理论转向对国家的兴趣的复兴，认为存在着特有的塑造国家形式和功能的压力和过程，这些压力和过程赋予国家以相对于所有市民社会中存在的压力来说的自主性。国家被看成是一个制度总体或结构化的行动领域，在民族和国际的形态中具有独一无二的中心性。国家依仗它自己的权利和力量，并不简单反应经济和市民社会的动力。 在国家自主论看来，国家即试图对特殊领土和居住于其上的人民进行强制控制的政治权力，它内在地寻求领土控制和在政治上组织人民。国家在追求这个目标时，其管理者是自私自利的最大化者，他们的主要利益是要增强自己的制度化权力、声望和财富，从控制更多的资源、人民和领土中谋求国家官员自身利益的。因此，在此流派看来，国家不仅是进行决策的组织，还必须被看成是与社会阶级有关的真实历史主体和自主的组织行动者。所有的国家都试图使它们自主的制度权力最大化，经济危机和国际危机往往是国家官员制定更独立于资产阶级经济统治的政策的潜在机会，国家官员实际上总是可以发现，借助危机其间控制更多的资源并且使用它们来增强国家自身的力量，而且这会有利于国家与特定阶级建立起新的委托关系。 从这样的定义出发，国家自主论反对抽象的宏观理论，它要把制度研究和政策分析作为研究中等抽象程度的问题的工具，使国家研究集中在有限的理论任务上：通过比较历史情况，研究政策形式和国家制度的发展，进而进行经验概括。斯科波尔强调比较历史分析“在方法论上拒绝把国家视为只是抽象理解的生产方式的分析方面，或者甚至是具体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政治方面。它宁愿把国家看成是实际控制或企图控制领土和人民的组织”[18]。她强调自己的计划“不是要卷入深奥和抽象的概念讨论之中，而是要沿着这里概括的分析策略前进。在这些策略的帮助下，我们可以实现进一步的比较和历史研究，去发展关于国家在革命和改革中的作用、国家追求的社会经济政策、国家对政治冲突和日程的作用的中等程度的抽象化。”[19]这样的研究策略，主要是要在比较历史分析的研究中把社会结构和国家呈现出来。很明显，在这个学派看来，这种新的理解不同于结构功能主义的宏观系统理论或新马克思主义，以往的国家理论只是在某些方面是有价值的，例如，国家和资本之间的关系、分析性概念和因果预测方面，而当把国家恢复到它在解释社会变革和政治学中的中心位置时，以往的国家观是没用的，应该注意的是内在的社会政治历史结构，更关心民族层面的发展与可变的世界历史环境之间的编织过程。 与国家自主论把国家问题研究中心化的主张相对立，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话语分析理论强调：国家不可能成为社会解释中真实和独立的因素。这种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以言语和话语理论为基础说明政治权力和政治实践。他们扩展了话语实践的作用，认为权力关系是通过话语实践的连接作用构造的，权力关系存在的形式不是国家，而是领导权。通过领导权这个概念，后马克思主义既解构了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研究，又放弃了以国家为政治斗争的主要对象和形式。 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实践理论把解构的思想运用到社会和政治领域。在他们看来，社会民主政治实践必须建立在这样的认识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复杂构造的、没有被充分固定的逻辑同一性。应该接受社会的多样性和非实证性，认识到对社会进行最后缝合的时刻永远也不会到来。社会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从来不是它自己，不是自我同一和自我封闭的，所以，应该超越社会实证性，拒绝任何社会同一性。“社会”只存在于差异地连接之中，不存在受到保证的社会同一性。在宏观层面上，这意味着，社会不应该被看成是通过必然“复杂构造的整体”，相反，制度关系、组织形式和代表是霸权偶然连接的结果，这个连接建立起边界，与其他社会关系相对立，但是这一连接是总是不稳定的。因此，具有特有决定性原则的社会形态是不可能的。尽管存在着社会的话语逻辑，但是社会本身不是最终可以理解的合理对象。 政治权力的连接构成了后马克思主义话语分析理论现代政治斗争策略的基点，被赋予了优先权，领导权概念成了政治的核心范畴。凭借这个新的概念，后马克思主义话语分析理论力求建立新的政治学说。在瓦解了实证的和决定论的社会观念后，他们也从卢森堡的“阶级是象征的统一体”这一观点出发，解构了阶级这一观念。在后马克思主义话语分析理论看来，“经济领域不是一个内生的自我调节的空间，那里也不存在着可以被固定在根本阶级核心上的社会代表的构造原则，更不存在由历史利益定位的阶级立场。”[20]存在的不过是对不同因素的连接。深层的偶然性需要领导权，而领导权连接创造了偶然性利益的代表，但是领导权本身不过是重新连接的不停尝试，它不具有确定新型关系的特征，但是它不以政治终结和人类的最后和解为目的，连接是和社会对抗是更根本的政治。在这一考虑之下，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象是“完全依赖政治连接而不依赖在政治领域之外构造的本质——例如阶级利益——的领导权转换。”[21]政治斗争力量的表现形式因而不再以阶级命名，“我们已经离开了葛兰西思想的两个关键方面：（1）他所坚决主张的领导权主体必然在基本阶级的平面上被构造；（2）他所假定的，除了由组织危机构造的暂停时间外，每一个社会形态围绕着单一的领导权中心建构它自己。正如先前我们所指出的，这两方面是残存于葛兰西思想之中的最后两个本质主义因素。”[22] 如果领导权概念取消了以社会、阶级概念来表示政治权力的连接，那么，建立在社会、阶级概念上的国家概念当然也要被解构。雅索普认为，实质上可以从后马克思主义的差异理论中得出后马克思主义话语分析理论是把国家概念与社会概念一样看成是没有意义的。由此而来的是国家的自主性特征也要被解构。后马克思主义话语分析理论集中在社会政治权力的连接形式，在他们看来，权力连接存在的具体形式只是领导权，这一作为政治形式的领导权本身也不过是大量社会关系的凝聚点，因而，不存在着一种“自主”或“相对自主”的政治形式，当然也包括国家。“近年来一直存在着关于‘国家相对自主性’的重要讨论（关于当代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研究国家相对自主问题的各种方式，见B·雅索普：《资本主义国家》，Oxford:Martin Robertion，纽约和伦敦，1982年），但是大部分是以引向死胡同方式被提出来的。一般来说，那些解释“国家相对自主性”的尝试是在接受了“被缝合的社会”这一假定性概念的框架中进行的。” [23]解构要求与最终封闭的社会这样的假设性概念断绝关系，不再从任何建立在单一最终基础上的政治出发，而是以社会多样性作为分析的起点。“国家的相对自主性——暂时假定我们把它作为一个统一体来谈论——建立在只能是连接实践结果的政治空间构造之上。而且我们可以谈论类似于统一的程度、存在于不同分枝和国家机构中的自主性这些情况，即某些领域的自主性并不是结构的必然作用，而是构造了自主性的连接实践的结果。”[24] 这样一来，最多可以谈论的是构造国家的尝试并且在社会关系总体领域中从其他关系领域出发证明它。后马克思主义否认国家的实证性，并且不把它看成是有特权的政治斗争场所，因为他们拒绝把领导权放在国家之中，并且主张领导权是在所有的方向上、到处被连接而成的，它自由飘动而不停泊在国家之中。领导权植根于偶然性和差异之中，这一权力关系形式的基本特征决定了现代社会的政治权力存在形式是多元构造和不稳定地连接起来的。五、国家批判理论的整合 各个流派之间的争论使得国家批判理论陷入分裂和矛盾之中，在分析或方法论上实现理论综合面临着极大的障碍。Robert R. Alford， Roger Friedland考察了以往理论冲突形成的主要原因，强调各种争论主要形成原因在于，某种理论把自己的有效分析输出到其它理论的分析之中，导致了相互之间不能适应。从这一判断入手，他们认为，国家批判理论新的综合必须拒绝某种分析的特殊方法论假定，使用这些以往的理论分析局部上可以接受的内容，并且把它们综合起来，重构一种包含竞争性内容的分析。也就是说应该批判性地从每个理论分析的局部特征出发，找到它们有优势的参照点，并且以每一个优势点的有效性出发，排除它们各自潜在自主性的假定，把这些优势分析层面联结起来，建立起综合分析的框架，对它们在国家权力和国家政策中的相互关系加以解释。在考虑各种国家批判领域的优势点时，他们分析了各个主要方法论的优点，但是，这种构造综合分析框架的尝试在把这些不同方法论中的优势领域结合起来时，难以阐明不同优势领域之间在理论上的联系，即新的综合框架的内在逻辑，因而实际上只是把已经存在的分歧并列起来。[25] 比较而言，雅索普的理论在综合分析上有突出的特点，他长期致力于综合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各个流派的思想。90年代他的《国家理论》一书汇集了70年代以来他的主要，2002年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未来》一书又进一步概括和了他的基本观点，并且分析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熊彼德主义国家化倾向，驳斥了国家终结论的观点。他的主要方法论特征是使用相互竞争的那些方法论原则，尽管这些原则单独看来并不能充分解释资本主义国家，但总体上可以遵循特定的研究方针连接起来，保证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充分说明能力，进而使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各个方面的主要内容统摄起来。在他的分析中，一方面，从作为生产方式和调节对象的资本主义基本特征出发，而不是从依赖市场力量保持稳定的资本积累为切入点，“要考虑国家制度之间、国家和非国家制度之间在整个资本积累再生产中和控制中的复杂连接形式。”[26]另一方面，由于在社会结构层面上社会是结构性分化的，、政治是并行的、相互影响的、不可相互还原的结构因素，经济总是由被传统分析当成是超经济的因素共同构造的。因此，国家的形式和功能并不是由最终被铭刻在资本主义之中的完全自主的经济逻辑所决定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其它非市场力量是并行发挥积累保障和塑造积累动力作用的，这意味着，积累形式和政治制度、不同社会力量之间存在着结构联结和共同发展。在对国家的分析中必须综合地考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性质、社会关系、话语形式在构造国家方面的作用，并且看到国家的自主性。国家不仅仅涉及到广泛的政治系统，还必须涉及到它的广泛社会环境。这并不意味着国家没有自己的特性并且完全按照其它因素来解释，“因为，一旦通过它自己特有的组织形式和方式在上被构造和赋予特征，国家确实就获得了它自己的逻辑。”[27]当然，尽管国家有它的制度分离和运作自主性，国家仍然是社会的一部分，而且必须与广泛的社会有关。国家权力总是有条件的和相关性的，它们的实现建立在国家的政治系统、国家管理者与其他力量的策略联结、复杂的相互依赖的、把广泛的环境联系起来的社会网络之间的复杂关系之上。[28]在这些复杂的关系基础上，国家可以被看成是社会关系。但是，在他看来，应该避免给出一个国家的最终定义，最多只可以把国家称为制度整体，因为仅仅考虑几个制度形式来说明国家仍然是不完整的，必须要用国家社会基础的实质方面、国家的计划、民族大众目的来补充。作为真实具体的国家是“多样化决定的具体综合”，“提供一个定义断然地说明国家抽象的形式特征不是国家理论的合适工作。”[29]对国家的理解是一个简单与复杂之间的运动过程，这个工作永远不可能完成，应该从一定的层面（制度与利益的关系、国家组织和运行程序、政治实践和话语）并且参照一定的框架来考虑。从安东尼·葛兰西和尼柯斯·波朗查斯的思想出发，[30]雅索普初步把国家看成是包含着各种可变力量平衡关系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整体，由此“就能够把国家界定为社会嵌入其中的、社会调整的和策略选择的制度、组织、社会力量，它是围绕着（或至少积极牵涉）为推测的政治社会制定共同遵守的决定而组织起来的行动全体。”[31]这样一来，国家权力被理解为在制度整体中或通过制度整体被调整的权力关系，国家不是一个主体，它也不是完全起源于自身内部或国家的全体成员之中，而是依赖更广泛的社会内部以及国家机构之内的力量平衡关系。这样的定义也意味着，国家在这样的范围内才是资本主义的：它创造、维持或恢复在特定情况下资本积累需要的条件；而国家权力是非资本主义的，在于这样的条件没有实现。 这一综合性的国家理论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结构理论基础上的。由于资本主义不能单独通过市场力量得到它自己再生产的全部条件，它不可能对社会形态的其余部分发挥任何形式的经济最终决定作用。资本积累是通过市场中介作用、非市场的社会关系共同构造的，而且，非市场的社会关系对社会关系发展施加的影响具有复杂性和多元决定的本质。因而，特殊的资本主义形式可以被解释成“积累形式+社会调整形式”。雅索普认为现代社会秩序包括系统、政治系统、和系统、宗教和，这些不同领域每一个都有自己的运行方式、组织原则、制度化的动力、工具合理性和特有的逻辑，各个制度化系统具有自组织均衡，它们通过各自分别的自治性运作和实际上的相互依赖得到发展。在此基础上，他把生活世界理论明确引入到国家理论之中，认为与系统领域并立的还存在着丰富多样的生活世界，这个生活世界不能被还原于那些系统的逻辑之上，相反，生活世界是达成共识和休戚相关的领域，它提供了多样化的场所来抵制这些系统的抽象化逻辑。 六、结语 以上回顾了二十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批判理论的主要流派。围绕着国家与资本之间关系这个问题，从工具主义的“阶级斗争的工具”与结构主义保持社会一致的、与主体行动无关的“相对自主化国家”（非行动的客观结构）之间的争论，经过资本逻辑学派主张的资本积累内在地需要国家的观点，到强调国家功能内在矛盾的系统分析、主张国家自主论的社会分析、以领导权问题取代国家问题的新葛兰西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批判理论开始酝酿和尝试新的理论综合。在综合的趋势中，最重要的是在生产方式层面上，强调国家内在于资本主义的构造之中，同时经济、国家和其它非经济力量之间又是相互区别和相互作用的。由这样的方法论出发，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再像以往那样强调国家是维持社会平衡的机制，而是转而从揭示福利国家功能的矛盾和困境、维护与资本对立的社会民主斗争出发，走向客观分析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化中的未来发展趋向，反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终结论。 通过梳理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批判理论的发展线索及其基本内容，可以得到的有益启示是，国家绝非只是在单一的经济尺度上可以被阐明的，也不能被简单地归于纯粹的技术性问题、制度形式和权力话语形式问题，对国家的本质和功能的认识必须深入到社会结构和社会历史中去，在社会结构分化的基础上，超出把国家只看成是在经济利益之上被直接构造的这个视角，在非经济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分化和相互作用的框架内考虑问题。这也意味着单纯从资本积累的缺陷出发说明现代国家的功能是远远不够的，现代国家批判理论不仅要阐明国家是资本积累所必需的，还要通过说明国家是各种社会因素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特殊形式，揭示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和发展趋势。应该根据经济和变革的结构连接分析国家的本质、功能和变化，从两个方面阐明国家理论的方法论基础：一方面，经济和政治在资本积累控制下发生着相互作用，另一方面，这个资本积累规律又依赖于经济与超经济力量之间的紧密联系。正如雅索普所说，把任何变化的倾向视为单一因果关系支配的过程并且否定它们本来的综合性当然是错误的，每一个倾向都应该被看成是“多重决定的复杂综合”并且涉及到相反倾向的存在。[32] 国家不是处于经济领域之外、由经济最终决定的某种手段和工具，也不是完全与经济因素无关的自主力量。无疑，现代社会政治与经济的结构性分离是研究现代国家的重要前提，这个前提决定了国家本身不是依附性的手段，而是具有自身的运作逻辑，但是，这些并不意味着国家是与经济无关的自主和孤立因素。在明确了国家制度或权力组织形式不是在经济利益基础上直接被构造的之后，应该为经济因素的作用重新定位，即要在生活世界的分化与整合过程这一基础上，把国家纳入到政治、经济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中来加以说明。国家制度以及国家的活动植根于社会之中，是社会关系的特殊存在形式和生活世界领域中分化出来的一个基本方面。只有超出单纯的经济还原论，在结构和活动两个层次上对社会与经济方面加以区别，才能通过阐明国家、经济、社会和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分析社会领域中交往关系和支配性权力活动的构造过程、微观权力基础上的宏观权力构造过程。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缺陷出发来分析资本主义对国家的优势控制，意味着经济领域不能绝对地支配着国家，国家没有被资本直接构造而是原来就存在的事物。国家只是在各个领域的相互作用下才逐渐成了资本主义国家。这个问题势必会引起关于前资本主义时期国家性质问题的讨论（例如安德森等人对绝对主义国家本质的讨论），进而会涉及到国家起源问题。关于国家源于阶级还是战争、社会工程、宗教活动、氏族贵族和平民的斗争与平衡，应该由国家起源理论来解决。但是这里不妨可以注意国家起源论中越来越主张起源的多样化这一倾向性的认识。不管如何，我们总可以做出一个基本的判定：原始的社会组织形式和权力关系的变化是国家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早期社会组织形式和权力关系并不是完全建立在物质生活资料的劳动生产上的。因而总可以考虑从社会关系中如何发展出国家的形式这个问题。这项工作必然要在考虑经济、军事、宗教因素的同时，涉及到社会生活的结构分化和相互作用，涉及到交往关系，各种社会权力组织形式、权力话语和权力观念的构造作用，国家理论的综合方法必然也要扩展到国家起源中去。 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批判理论超越了工具论、还原论和自主论，走向了更为综合化的研究，但是，它在社会基本结构层面和国家的功能层面上分析问题时，还存在着以下两方面的明显缺陷。 首先，在强调经济领域生产方式的局限性基础上分析国家的资本主义化，仍然是以国家自主性为前提的。在批判了阿尔都塞和波朗查斯国家相对自主论的经济还原论因素后，虽然强调了现代社会结构分化的意义在于为国家理论提供了说明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可能，现代国家本身的历史形成过程问题却并没有被彻底阐明。结构和历史的冲突一直在威胁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基础。 结构分析的历史基础是波拿巴官僚国家机器的中立性，结构主义强调：资产阶级并没有完全打碎旧的国家的机器，直接建立起自己的统治和国家政权。由于资产阶级的无能，它实际上在革命中并没有直接掌握和构造国家机器。资产阶级在与其他社会力量斗争的历史过程中，旧有的国家机器实际上并不完全是资产阶级手中的工具，相反，这个遗留下来的国家机器往往是超越各种力量来平衡冲突的一种因素。在波朗查斯看来，现代社会的政治与经济的分裂是一个事实，国家的普遍主义和自由主义双重性不只是自由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欺骗。现代国家具有大众国家和普遍理性立法的基本特点，它以个人或政治的上的自由、平等原则为基础，把自己的合法性建立在以公民形式存在的自由平等、大众主权、国家对人民世俗生活负责的基础上。国家以法治形式保障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国家意志被看成是人民的意志。尽管资产阶级的经济领域存在着极大的事实不平等，而且这种不平等受到了现代社会和国家的实际保护，但是国家的普遍性确实存在于法律、政治环节、政治制度、组织形式和功能之中，它决定了国家必须在经济生活之外维持社会团结，而不使自己彻底成为某个阶级的工具。国家凭借这个“中立性”和“策略选择性”调和社会矛盾、保持社会形态统一，免于各个社会阶级在斗争中同归于尽，这个“中立性”的大众国家正好满足了资产阶级把资本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利益这一目的，进而使各种社会利益组织成一个维护资本利益的整体。这种具有相对自主性的国家本质上就具有协调社会矛盾的作用，控制社会的一体化是它的直接目的和职能，甚至这种普遍的社会作用决定了国家本身就是各种社会力量斗争存在的形式，成为与各种社会力量结合在一起的社会关系形式。结构主义关于波拿巴国家中立性的分析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它并没有充分说明其他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中立性，也没有阐明波拿巴官僚国家机器与经济因素在历史上的关系。很明显，必须向更早的国家历史形态追溯，说明国家与经济的关系，而这些是当今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还没有取得令人信服的结论的地方。[33] 其次，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批判理论的社会历史思想基础中还存在着许多模糊和矛盾之处，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是没有明确阐明政治、经济和生活世界的关系，把政治和经济看成是对立于生活世界的、有着自身特殊逻辑的子系统。实际上，结构分化理论仍然没有摆脱韦伯的理性悲观主义，因为它会导致完全忽视政治和经济领域中对于生活世界来说具有积极意义的因素。按照哈贝马斯的结构分化理论，生活世界被看成是以话语交往为核心达成社会协调的领域，与政治和经济领域是完全对立的。基于这样的观点，当代发达社会中社会民主政治实践被局限在话语民主实践之中。从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规范政治学出发，民主政治学在现代国家领域之内不可能真正有所作为，也就是说，把政治体系与生活世界完全对立起来会使现代政治学局限在有限的领域之内。尽管后马克思主义看到了哈贝马斯生活世界政治学的局限性，转而强调扩大社会民主斗争的范围，实现普遍化的领导权构造，但是，他们却忽视了国家在民主和非民主领域的巨大现实作用，而且把现代社会政治问题完全看成是构造政治和文化领导权的策略性问题，会使政治斗争的联合问题变成一种不断整合权力的政治技术，忽视社会民主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的稳定性，把政治规范理论的探索完全引向不停的权力斗争。抹掉国家范畴的领导权理论仍然停留在话语政治实践之中。以话语实践取消建立在客观分析国家制度和权力基础上的政治实践，必然导致政治实践与政治制度和结构的分离，在客观上把生活世界的实践智慧与现代社会的客观政治现实的对立看成是不可调和的。 [1] Nicos Poulantzas, “The problem of the Capitalist State”,no.58,Nov.-Dec,1969.; also see Ralph Miliband, Class Power and State Power, Verso，1983，p.28
[2] Bob Jessop, The Capitalist State, Martin Robertson & Company Ltd., 1982, p.80
[3] Evgeny Pashukanis, Law and Marxism: a General Theory, London:Ink Links, 1978
[4] See Bob Jessop, The Capitalist State, Martin Robertson & Company Ltd., 1982, p.84
[5] “国家是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来增强和保护阶级结构本身稳定性的工具。” See Paul Sweezy, The 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N.Y.: Monthly Review Press, 1942, p.243
[6] William Domhoff, Who Rules America?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67, p.11
[7] Claus Offe,“Structural problems of the Capitalist State: Class Rule and the Political System. On the Selectiveness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In John A. Hall, ed., The State, Routledge, 1994, vol.1, pp.104-129
[8] 基础主义批评了新李嘉图主义没有从资本范畴出发，而仅仅局限在分配领域，完全忽视了资产阶级民主政体的作用、国家与资本利益的不一致、国家活动的内部矛盾。亚费和布洛克（Yaffe ，Bullock）认为国家干预的扩展不能只用功能来解释，它直接来自非生产的领域和资本积累的需要，国家干预的程度和影响力实际上受很多限制。相反，他们把资本范畴作为考查战后国家干预问题的出发点考虑了国家活动的特性，借助把国家干预划分成生产型干预和非生产型干预，强调了战后国家干预活动的目的是要解决充分就业问题。亚费强调国家干预活动尽管维护资本的利益，但是它不是资本手中绝对有效的工具，在国家与资本积累过程的基本关系之中存在着对国家干预的必然限制，当国家为了保障私人积累的总体条件，从总的社会生产的剩余价值中扣除一部分时，它也必须要保证资本积累过程继续下去所需要的足够再生产资本可以投入。
[9] Andrew Glyn and Bob Sutclifle, British Capitalism, Workers, and the Profits Squeeze,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2
[10] John Holloway and Sol Picciotto eds., State and Capital: A Marxist Debate, 1978, p.17
[11] 希尔施反对仅仅根据利润率下降趋势解释国家问题。80年代初，有人仅仅从利润率下降趋势出发，通过比较八个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把民族国家的一般倾向看成是出现了国家干预的特殊形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Richard Scase ed., The State in Western Europe, St. Martin’s Press, N.Y.: 1980）希尔施指出，这一分析方法中没有考虑到具体运动、实际的阶级斗争、资本家阶级不同部分的冲突。
[12] Bob Jessop, State Theories, Polity Press, 1990, pp.35-38
[13] Nicos Poulantzas, State, Power, Socialism. London: Verso, 2000, p14
[14] Ibid., p27
[15] Clyde W. Barrow: Critical Theories of the State,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3, p96
[16] Theda Skocpol, State and social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28
[17] Peter B. Evans, Dietrich Rueschemeyer, Theda Skocpol eds., Bring the State Back in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5
[18] Theda Skocpol, State and social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31
[19] Peter B. Evans, Dietrich Rueschemeyer, Theda Skocpol eds., Br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28
[20] Ernesto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Verso, 1984, p85
[21] Ernesto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Verso, 2001
[22] Ernesto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Verso, 1984, p137
[23] Ibid., pp.139-140
[24] Ibid.
[25] Clyde W. Barrow: Critical Theories of the State,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3, p152
[26] Bob Jessop, State Theories, Cambridge：Polity Press, 1990, pp.340, 117
[27] Bob Jessop, State Theories, Cambridge：Polity Press, 1990, p365
[28] Ibid., pp.365-367
[29] Ibid., p340
[30] 前者把国家定义为：“政治社会+市民社会”后者把国家权力看成是在国家内外运作的政治力量在形式上被决定的平衡式凝聚。
[31] Bob Jessop, The future of the Capitalist State, Polity Press, 2002, pp6,40
[32] Bob Jessop, The future of the Capitalist State, Polity Press, 2002, p250
[33] 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尽管政治不是实际利益的表达，协商民主在塑造政治主体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政治不能排除分化、整合和领导权的斗争。这里应该说明的是，后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把话语看成是一种领导权策略手段和技术，而是与哈贝马斯一样，强调话语民主的实质性。这方面可以在墨菲对卡尔·施密特的批判分析中看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