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史学的两个发展趋势及相互关系

　　在传统史学中，宋代史学以其深刻的意识与史学意识，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从史学思想的角度看，宋代史学表现出义理化史学和考据性史学两个发展趋势。这两大趋势之间既各有特色，又相互联系。 

　　一　宋代的兴起以及理学思想逐步成为宋代社会的正统思想，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在程朱理学思想的影响下，宋代一些史家不恰当地夸大了儒家义理思想的作用，突出史学的伦理道德性质，过分强调史学惩劝资治功能，而对于史实考证不求其详，不重其实，致使宋代史学呈现义理化发展趋势。宋代义理派史学具有如下特征。 

　　——荣经陋史。义理派史家欲藉儒家《春秋》学的义理思想褒贬世道风俗，宣称史学的本质在于明道。北宋程颢与程颐曾经告诉弟子谢良佐说：学者不用儒家义理思想指导读史，就会令人心粗；而读史不知阐明儒家义理思想，就是玩物丧志！南宋胡寅撰《读史管见》，极力宣扬圣人明理以为经、纪事以为史的思想，认为史学的价值在于用经义以断往事。朱熹更明确地说：史家治史如果不用儒家义理思想作指导，即使饱读史书，考古今治乱，研究典章制度，也会胸无尺度，无益而有害。他们把儒家经学的义理思想凌驾于史学之上，认为研究历史无须从历史事实中得出理论认识，而是强调依据儒家义理标准评判历史，然后才能看出典章制度和历史事件的价值；如果不用儒家义理观念规范历史研究，那么历史上各朝代的治乱兴衰只不过是一幕幕相互争夺的闹剧而已，看不出有什么意义！ 

　　——笔削褒贬。义理派史家把儒家义理思想奉为圭臬，撰史强调文法，使历史事实屈从其笔削义例。欧阳修撰《新唐书·宰相表》，效法《春秋》书法，记载历史人物薨、诛、杀、死科条既殊，纪事难免不齐。吕夏卿撰《唐书直笔》，记载内禅、立皇太子、立皇后、命将征伐等事件义例繁琐，肆意褒贬，予夺之际，更加混乱。朱熹撰《通鉴纲目》，更是特别强调书法义例的重要性。《通鉴纲目》记载历史人物或去其官，或削其爵，或夺其谥，以此寓含褒贬之意。然而设例愈繁，褒贬愈无定论。这类著作完全贯彻儒家义理思想，而对具体历史事实则不甚措意，甚至为突出现实不惜歪曲历史，严重背离了史学求真的性质，在历史观上是一种倒退，在历史编纂思想上没有价值，给史学发展造成极大混乱和危害。 

　　——驰骋议论。义理派史家无视客观历史发展的社会形势，也不考察历史人物所处的具体环境，仅仅对历史作出道德评价，治史驰骋议论之风大盛，不少史家逐渐脱离历史事实而主观褒贬历史。欧阳修从儒家义理观念出发，认为冯道历事四代有亏臣节，置冯道于周世宗显德元年二月丁卯出任周太祖山陵使、而三月乙酉周世宗亲征北汉的事实于不顾，在《新五代史·冯道传》中出现周世宗厌恶冯道谏阻攻打北汉而任命他为山陵使的记载。苏轼评价战国时期燕将乐毅伐齐之事，把乐毅连续征战数年攻下齐国70余城说成破齐70余城后在莒和即墨城下屯兵数年不攻，得出乐毅以仁义感化齐人而造成失利的结论。这类议论褒贬的性质根本不是历史评价，因为离开历史事实而主观臆度发表评论，那么任何人都可以尽情发挥，纵横驰骋，没有客观评价标准，当然就不再属于历史评价的范畴。 

　　——感悟认知。义理派史家根据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把儒家的义理思想视为永恒的真理，以为可以适应于任何历史时代。他们按照这种指导思想研究历史，只是根据抽象原则评论历史人物和社会现象，而对各个历史时代的不同特点和历史问题缺乏具体研究。程颢和程颐认为，万物都只是一个天理，历史的发展变化不过是天理的体现。历史发展既然由永恒天理决定，那么史家的职责就是阐明贯穿其中的儒家义理思想。朱熹继承二程思想，进一步指出历史演变存在天理，古今社会历史虽然发生变化，然而天理却亘古不变。他们的认知方法是注重整体与感悟，笼统而抽象地考察历史，而不是运用分析和实证的治史方法，结果导致史学研究流于浮泛空疏的弊端。

　　二　在宋代，义理派史学虽盛极一时，影响巨大，但历史考据学在这个时期也同样取得了显著成就。宋代史学考据的领域相当广泛，特别到南宋时期成就更加突出，标志着宋代考据性史学的形成。宋代考据派史学具有如下特征。 

　　——考异纠谬。宋代不论官修史书还是私人修史，多采用在史书正文之下附录注文以明材料取舍的方法。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考异著作就是北宋史家司马光所作的《资治通鉴考异》和南宋史家范冲所作的《神宗皇帝实录考异》。纠谬方面的代表作是北宋史家吴缜的《新唐书纠谬》和《五代史记纂误》。吴缜把《新唐书》和《新五代史》纪、表、志、传对比考证，揭出《新唐书》20类谬误和8条致误原因，胪列《新五代史》谬误200余事，考证虽有未尽合理之处，但纠正史书记载谬误的成绩是主要的。除此之外，宋代还出现考据史学的专门著作。南宋史家李心传所撰《旧闻证误》、王应麟所撰《汉书艺文志考证》、宇文绍奕所撰《石林燕语考异》等，都是考史成就较高的专门考史著作。 

　　——刊误辨伪。宋代史家校勘前代史书，集中在宋仁宗和宋英宗两朝，主要围绕两《汉书》和唐修八史。北宋史家曾巩受诏校勘皇室藏书，撰有《战国策目录序》、《南齐书目录序》、《梁书目录序》、《陈书目录序》等刊误之篇。宋仁宗景?二年，诏余靖校勘《汉书》，逾年撰成《汉书刊误》。宋英宗治平年间，刘?奉诏校勘《后汉书》，撰有《东汉刊误》，又与刘敞、刘奉世合撰《三刘汉书标注》，成为宋代考据史学名著。南宋时期，吴仁杰又对三刘之书补遗，对两《汉书》进一步校勘，撰成《两汉刊误补遗》。宋代史家在辨伪方面也取得很大成就。欧阳修撰《易童子问》、《毛诗本义》，不仅攻驳传注，而且对《六经》本身提出怀疑和驳难。吴?撰《书稗传》，率先对《古文尚书》予以驳辨，启发了后人的思想。朱熹对《六经》以及《左传》、《国语》、《战国策》、《世本》等史书均有考辨，成为宋代最具辨伪眼光和辨伪成就最高的史家。他们对古代传说和古代史籍重新加以审视和清理，澄清了许多史书的谬误。 

　　——辑佚补缺。宋代辑佚学成就最大的当属郑樵和王应麟。郑樵提出散亡之书可据现存书中称引辑录成帙的思想，而王应麟则创辑佚之成法，标志着传统辑佚学的形成。宋人始有补表、补志之作。补表始于宋人熊方所撰《补后汉书年表》，补断代史志始于宋人钱文人所撰《补汉兵志》。 

　　——金石证史。北宋最先研究金石器物的史家是刘敞，认为金石文字对于校补古代具有重要价值。收集商周铜器详加考证，撰成《先秦古器图》。欧阳修阐明收集金石碑刻的目的在于校补史传缺误，积10余年之功，集录1000卷金石铭文，撰成《集古录》。赵明诚认为历代正史记载的年代、地理、官爵、世系，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金石刻词为当时所作，可信无疑，对考史价值极大，搜罗金石铭文2000种，撰成《金石录》。南宋洪适撰《隶释》和《隶释续》，也是比较重要的金石著作，历来为考古学者所重视。宋人开创以金石刻词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的考据路径，为史学研究引入了新的材料和方法，不仅在历史考据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而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　宋代学术以为特色，史学受其影响而形成义理化史学趋势。然而史学固有要求史家广泛搜集、整理和辨析史料，于是又产生出以求真考信为宗旨的考据性史学趋势。这两大史学趋势相互影响，共同促进了宋代史学的繁荣。 
　　宋代义理化史学和考据性史学两大趋势各有利弊，义理化史学需要借助考据性史学征实的基础，否则评论就成为离事而言理的驰骋议论；而考据性史学则需要借助义理化史学疑古辨伪的精神，否则就无法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两者互为依存，共同发展。从汉唐时期以注疏训诂为特征的史学发展到宋代以阐明义理为特征的史学，表明历史研究从具体问题的研究上升到理论层次，标志着史学的进步。在义理化史学趋势的影响下，南宋时期历史理论呈现繁荣局面，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具有自觉历史评论意识的史家逐渐增多；二是在历史评论的深度和广度上有新的理论成就；三是具有历史评论性质的著作相当丰富。但是，传统史学如果完全按照义理化史学趋势发展，必然会偏离据事直书的“实录”原则，最终导致化和玄学化，丧失自身独立的品格。宋代考据性史学的史家强调史学自身的客观性与真实性，提倡客观实证精神。以求真求实的史学意识发覆纠谬，征实考信，确立了无征不信的治史原则，奠定了历史学向方向发展的基础。 
　　宋代义理化史学和考据性史学并不是截然对立，冰炭隔绝，而是相互兼容，辩证发展。义理化史学既有空疏的一面，也有求真的一面。义理化史学的史家为论证天理真实存在，必须突破前人成说，以辨伪求真的目光对历史经史典籍重新审视，突破了汉唐时期学者研治经史固守注疏藩篱思维模式的局限，逐渐形成一股疑经惑古的辨伪思潮。同样，考据性史学既有征实的一面，也有注重理论思辩的一面。考据性史学的史家修史注重是否客观真实地记载历史事实，为历史考据学的独立发展和理论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