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中心的迁移和广州的缺失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9-05
[关键词]：文化中心 文化 文化力 岭南文化 历史 广州
文化中心是包括物质、精神、制度在内的文化持续聚集、生长、辐射的中心，是文化竞争力最强的地区。文化竞争力的强弱使文化布局形成中心——边缘结构，而文化中心的迁移是国际和区域内的、、社会发展等多方面的因素作用和力量对比消长的表现和结果。在国际上，近代以来文化中心的迁移的轨迹大约是：十六世纪的意大利、十七世纪的英国、十八世纪的法国、十九世纪的德国，二十世纪的美国，不难看出，这种迁移过程是和社会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是相协调的。
近代以来在我国也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文化中心的迁移：一次是在鸦片战争特别是五四以后由北京迁往上海，在1949年后，又回迁至北京；一次是1978年以后由北京迁往南方，最终形成北京、上海南北呼应、双峰并峙的局面。在这个过程中，政治、经济对文化中心迁移的影响大小交错进行，在社会多元、转型化时期，经济因素影响较大，在社会完全政治化时期，政治因素影响较大。在这个过程中，文化中心的机缘两次和广州都擦肩而过。
一
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以北京所代表的北方是中华文化的发源地，也几乎一直是国家的政治中心，在一个政治至上中央集权的社会，文化附庸于权力，附庸于政治，政治中心同样是文化中心，这样一个静止、非竞争社会是无所谓地区间的文化竞争力问题的。即使南方包括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由于战乱较少、土地气候更适于农业生产而承担着经济重心的角色，但是由于自身在一个大一统的具有超强稳固结构的社会里并不拥有产生新文化的机制和能力，所以包括广州在内的岭南和中国的其他地方一样一直处于文化边缘的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能撼动北京为代表的北方文化中心地位的只能依赖外部新异文化的输入，或者政治体制的改变。中国近代社会以前，中华文化曾有两次较大规模的以和平方式同外部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一次是汉代以来特别是隋唐以来印度佛教由西域进入中国，一次是明朝中叶以来西方传教士将西方宗教和由南方带入中国。在这两次文化交流发生事时中华文化相对仍处于强势地位，故印度文化和西方文化只能同儒教、道家相融合并成为中华文化的补充，也只有这样才能在中国立足。文化中心和文化边缘的布局并未改变。第三次中外文化的交流是以非和平方式。鸦片战争的前期，中华文化已是远远落后于西方，战争的发生以及接连半个多世纪里的失败和屈辱，极大地冲击了古老帝国根基并最终走向崩溃，中华文化面临着更先进文化的毁灭性打击，以北京为代表的文化中心地位也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个时候，广州的地位可谓特殊，在时势、政治、经济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下文化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它似乎能够接过文化中心的接力棒。
有着两千多年海港盛史的南中国中心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源地，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扮演着对外贸易中心的角色，在明朝中后期禁海令后一直到鸦片战争前甚至一度是中国官方许可的对外贸易的唯一口岸。既是对外贸易的中心，那么外部的文化也不免很容易随之进入并在广州这个真可谓是“国际化”大城市里生长和发展。澳门很早就已为葡人所据，两次鸦片战争都是从珠江口爆发的，而虎门硝烟、香港割让、孙中山多次在广东发动起义并一度建立革命政府、国民党一大、国共合作，广州起义几乎近代史上的所有重大事件都和广东有关，近代史上几乎所有的重要的政治人物都曾于此留下足迹，使得作为省会的广州一下子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和近代中国革命的策源地。表现在文化上，广州在二十世纪前可以说一直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中心，十三行、怀圣寺、石室等早就蜚声海外。尤其在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随着西方的炮舰政策也蜂拥而进，沿着几个世纪前传教士利玛窦、汤若望等人的足迹，广州再度成为西方传教士向内地扩散的据点，西方的品也潮水般涌入，第一个西式、第一家民族工业、第一家西式学馆等等中华前所未有的新鲜事物纷纷出现，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康有为在此修书讲学、创刊吁变，公车上书后建万木草堂，引梁启超、谭嗣同等志士八方蚁聚。清末留美首批生源中竟半数来自广东，容闳成为留学第一人。黄浦新式军校全面变革了中国的军事观念，毛泽东创农民运动讲习所，中山先生亲创广东大学{即中山大学}，引入近代大学模式，思想自由，学科新颖，一时鸿学大儒如冯友兰、胡适、牟宗三、傅斯年、王力，后有陈寅恪、陈序经、姜立夫等等于此，风发意气，著书立说，一大批西方文化经典在此译介。陈独秀在此阐发自由革命思想，鲁迅先生也曾在广州白云楼写作。各种各样报刊杂志也纷纷出现。广州得风气之先，几乎国外所有的新生事物都从广州登陆再传播到内地，新思想、新文化层出不穷，初步具有近代城市和近代文化的雏形，一时全国瞩目、风云激荡。而此时作为文化中心的北京由于政治中心被打破，政治高压，传统文化过于深厚以至顽固，与同样历史悠久、万象更新的广州所代表的近代文化相比，落后、迂钝以至文化力衰落了。
但是这种文化中心的机缘由于上海的迅速崛起也由于广州的固有之不足而失之交臂。
鸦片战争前，上海犹是黄浦江边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城，扼守长江口，背靠历来社会富庶、文化发达的江浙地区，在战争结束后，被辟为五口通商之一，1927年国民政府移都南京，进一步使附近的上海借政治、经济地缘优势成为具有辐射力的远东第一大都市。此时，中国革命的中心也从广州移往上海，蒋介石在此发迹，也在此叛变，中国共产党在此诞生，许多民主党派也在此活动，上海滩成为中外各种势力的角斗场。与此同时，改名为北平的北京，在清政府倒台后，依然依靠它深厚的历史积淀继续发挥着政治、文化的影响，一系列大学的创建，特别是蔡元培入主北京大学，兼容并包，自由思想，网罗了一大批文化精英如李大钊、陈独秀、梁漱溟、辜鸿铭、胡适等，思想激越，个性飞扬，并终于爆发了成为中国历史转折点的清算传统、标榜民主科学的“五四”运动，但由于北京的传统政治、文化力量实在是过于强大，“五四”运动的中心从北京很快转向了与之相隔不算太远、便利已渐显王者之气的上海,各种文化人士纷纷南下，上海遂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此时的上海能够成为文化中心一方面是政治控制相对较弱，一方面是由于它雄厚的近代经济的实力，以上海为中心江浙地区成为中国民族工业、外国资本最发达最集中的地区，再者，上海是一个真正的国际性城市，各色人等、各方文化于此激流碰撞，而租界也是许多具有不同背景、不同主张人士的“避难所”，又是外来文化的“移植地”,这在中国近代史上是很独特的现象。于是全国各路精英纷至沓来，陈独秀在此首创《新青年》，中山先生在此创办《建设》杂志。上海，是张爱玲的上海，也是茅盾、巴金、张天翼、穆时英的上海，是郭沫若、黎锦熙、林语堂、鲁迅的上海，也是邵询美、项美丽、徐志摩、赛珍珠的上海，是阮玲玉、胡蝶、田汉、聂耳的上海，也是“七君子”、郁达夫、柔石的上海。那个时候，上海是中国的文化城，①上海有各种的报纸杂志，有垄断了中国出版事业的商务、中华，以后的读书新知出版社。上海也是时尚的代名词，是摩登和进步的表现，是在全国范围唯一能够和“京派”文化分庭抗礼的“海派”文化渊薮。上海还是民主运动的中心，汇集着大批有着海外和专业背景的民主派人士，不同主义、不同思想交错其中。沪上济济，沪上优游，是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的桥头堡，也是中西文化最好的契合地。②
而此时的广州也只有看客的份。广州未能形成包括文化在内的政治、经济的中心地位，背靠中国传统经济中心江浙地区的上海的崛起、北伐成功后国民政府的迁移等是外部原因。包括广州在内的整个华南历史上开发较晚，交通甚是不便，在文化、政治、经济上一直处于一种边缘状态和附庸地位，尽管与国外贸易的往来也带来新异的文化，但想突破封建社会的坚硬控制是不可能的。鸦片战争爆发于广州，从根本上讲那是一种贸易冲突所引发的也是为了贸易利益的战争，战争改变不了广州的边缘和附属地位，甚至把贸易中心的位置也丧失了。广州能成为中国近代革命的策源地，并不是由于它是中国社会、政治、思想矛盾的中心，恰恰是由于它的边缘地位，中央控制较弱，也是由于它受南洋社会影响较深，便于革命。当北伐战争结束、革命重心北移，广州所具有的特定的历史价值空间也很快压缩，经济中心无法达到，政治中心昙花一现，因而几十年间所形成的不怎么深厚的能代表国家和时代的文化气候也很快散去，重新回归区域性的影响。另一方面，请政府垮台后，北京的军阀政府依然发挥着自己的政治和文化的影响，而此时广东革命政府虽具性但在全国的影响力还是有限，当“五四”运动爆发并且由于政治高压不得不向外转移时，有两个选择：广州和上海，那时，京沪铁路已通，京沪相隔较近，中国留学的主要目的地已从欧美变为日本，上海成为欧美留学特别是留学日本和回国发展的文化精英所关注的中心，而北京到广州的铁路刚修到武汉，广州尚在遥远的不可知的南方。因而文化中心也随着“五四”运动的中心、政治革命中心移往上海。广州重新回归落寞。这是广州自己的硬伤。
广州还有自己的内伤。那就是广州整体上讲无论是社会氛围还是民风都是趋利务实，经世致用，注重实际的获取，商业味太浓，在历史上从来就对北方纯粹的形上学的思辨纯粹的学术研究不怎么感兴趣。广州在古代也一向是文化的不发达之地，文化根底不厚，交通艰险，不便同内地交流。这样的一个现实性很强的社会是不利于核心性文化比如说或现实感不强的文化比如的产生发展扎根的。这种社会状况尽管拥有国内难得有的先行一步的自由、开放的社会环境，它本身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不算是根深蒂固，历史上也曾受南洋文化、伊斯兰文化、基督教文化影响，对外来文化也能够采取包容态度，但深层次的文化精神却无法生根发芽、发扬光大。即便拥有一些诸如黄遵宪、康有为似的先知先觉式的思想家或像洗星海式的卓越优秀的艺术家，但大都是单打独斗、浅尝辄止，要么后继乏人，要么最终远走他乡。即便有过像万木草堂、学海书院、格致书院、广雅书院、培正书院这些早期知名的教育机构，以后的中山大学、岭南大学等知名高等学府，但是整个社会教育、文化基础不深厚，也没有乘机下大功夫去培育，基础研究不受重视，因而无法形成文化氤氲的大气候。最终广州的文化繁荣就像飞涨的潮水，只留下一些贝壳，便又急速地消遁无影。事实上，连鲁迅先生也感叹粤民太过实际，广州的空气太过商业味道，于此环境无法深思发幽，只住了不久便离开了。③其他慕名而来的诸多学者也有同感，相继散去。二十世纪前后，经济、文化、交通不发达的广州，未能成为在社会转型期对文化力有重大影响的经济中心，政治中心的短暂获得实乃外力和时势所致，它的影响力也只能是有限和暂时的。尚待完善的以楚文化和中原文化分支为特征的“岭南文化”也只能有着区域性的影响（尽管岭南文化也具有融合中外文化的特征，但是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十分有限，并不具有产生新文化的机制，也缺乏历史性的视野和整体性的眼光），和具有全国性影响的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特征的“京派”文化和以中西文化融合为特征的“海派”文化不可同日而语。广州短暂承担了近代社会开启和近代文化启蒙的历史功能，徐徐退后。
二
惊人地相似，二十世纪早期的情形在二十世纪晚期竟然重新出现。
1949年以后，在重心急剧北移的情况下，文化中心重新回归到古代依附于政治中心的模式，也借着中央集权的力量，迅速由上海迁往北京。在一个权力至上、官本位的社会，靠权力中心愈近，所得到的社会资源也越便利、越多，在一个思想一元化的社会，文化资源是为特定的政治需要服务的，而在经过五十年代前期短暂的冲撞磨和后，五十年代后期中国文化的政治化、一元化要求不可避免。作为中西文化融合地的上海、以文化多元化为特征的上海，重新和国内其他地方一样回归中央——地方式的垂直结构，也是必然的。事实上，中国的文化机构文化精英也随着权力的北移汇聚北京，这包括各种有文化背景的民主党派人士，就连像商务、三联、中华这些著名的出版机构也随人北上。而国家也在政策导向、文化资源上向北京集中。中国留学的目的地也由于国家战略完全变为更靠近北京的苏联，而深受欧美日本文化影响的上海当然不能成为新中国文化的象征和中心，也当然不是有着俄国文化背景留学生的最好的选择。上海只保留了中心的地位，但在完全政治化社会，经济对文化的影响远不及政治，事实上，此时中国政治和文化的关系同古代中国并无二异。当然，广州此时也由于处于战备前沿，甚至经济也不被重视，尽管靠近港澳，也只是全国一盘棋的时代里一颗不太重要的棋子而已。
沧海桑田，斗转星移，1978年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使得历史之天命再次眷顾广州。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二十世纪前期选择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化”的努力，但只到二十世纪晚期才在两个层面上发现这种努力是有局限的：在社会上整体路线违背了发展也偏离了世界潮流，在新文化建设上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有着本质性的冲突，所以马克思主义的改造始终停留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外部的一切优秀文化受到绝对拒斥，而中国传统文化也在政治偏见中支离破碎，几竟湮灭。1978年以后中国重新打开国门时,一方面在社会层面上重新开始社会现代化的征程，而在深层次的核心问题——文化建设上，是作为主流意识的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是实现对作为强势文化的西方文化的有效借鉴，以及作为民族底蕴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改造的问题，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这三者都是必不可少的。显然，这种新文化的建设对成为新的文化中心的地区有三个要求：首先，政治控制要能够率先相对放松，其次，在地理上和社会心理上能方便接受外部文化的影响，最后，中国传统文化相对被保持得较好，而此地区也有一定的文化根基，并且需要足够的经济实力来支撑。北京尽管有丰富的文化资源，但僵化的体制和思想严重束缚了文化生产力的发展，以现代角度看，文化中心的要求不仅仅是人员、机构数量上的聚集，更应是适应时代要求的质量上的思想创新和辐射力。随着改革开放的展开，文化中心开始从北京再次向变革的南方迁移。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广州天然地符合上述要求。广州所在的广东地区是改革开放得最早的地区，政策倾斜力度大，政治控制较国内其他地区相对为松，许多在内地视为禁区的诸如所有制、产权、分配形式甚至言论自由在广州都被一定程度上率先打破，广州毗邻经济和社会发达的同根同源的港澳，历史上广州就对外来文化比较包容，也受外部影响较多较深。而广州虽然建国后发展较慢，但改革开放后的社会发展可谓是突飞猛进，广东迅速成为中国改革开发前期的经济中心，它也历来是岭南文化的中心地带，由于远离政治中心加上社会的商业性倾向，传统保持得相对好一点，比如说粤语所保持的古汉语特色就较浓，④而岭南民间至今传统节日过得很有味道。这些都决定了广州再次具有了冲刺文化中心的机会。
事实上，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前，就像二十世纪前后广州的政治“北伐”一样，伴随着广货的大规模经济“北伐”的是厚重的文化“北伐”。历史的一幕重新来过，这一次则更为深远。当整个中国还在狂热、还在呻吟、还在麻木、还在不知魏晋时，紧挨港澳得风气之先的广州却早早感受到了新时代的精神脉搏，迅速敏锐地通过借鉴港澳以开放化、现代化引领中国思想、观念、生活、时尚的新潮流，到处涌动着创新的渴望，犹如决堤的河水一发不可收拾。那个时候，重大的理论问题在这里讨论也在这里实践，然后再广为传布；那个时候，市场经济、契约伦理、竞争求进、合理为己的现代观念从广州这个改革开发的前沿阵地向地扩散；那个时候，诘屈聱牙的粤语是一种时尚，并冲击着以北京话为基础的普通话的话语霸权；那个时候，广州是中国流行的发源地，并且也会集了大批优秀的按现代模式运作的制作机构、制作人和歌手，广东音乐传唱大江南北。当时广州借力香港，也是时尚的中心，新潮服饰、化妆品等生活文化执中国时尚牛耳。而广州的传媒尤值称道，也是中国报业最发达的地方。这个时候迅速成长的诸如《南方周末》、《南风窗》等一大批具有全国影响的平面媒体，以良知、客观、真实、前瞻的办理念和市场化运作，成为中国最具世界眼光最符合传媒本质的传媒典范。而以珠江电影制片厂、广东电视台制作的诸如反映新时期精神风貌的《情满珠江》、《公关小姐》、《和平年代》等一大批影视作品风靡全国。以广东出版社出版的《新三字经》为代表的广东文化成果，以“头脑资本演化为货币资本又滚动式激发发现现代文明火花的得意之作”（文化批评家黄树森语），⑤史无前例地发行近四千万册，创造了出版神话，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还有李阳的“疯狂”所掀起学外语狂潮，风靡中华。广州这片热土也是新时期的文学特别是时代性很强的报告文学的发源地。文化体制上，广东文联率先打破终身制，在全国范围招聘作家，拉开了文化体制革新的序幕，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则成为中国第一家报业集团，也是中国最大的报业集团，随后的南方日报报业集团、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应运而生。而广州也率先在大学实行人员聘任制探索。广州还是具有自由情怀的知识分子的凤凰城和归宿地，《岭南文化时报》、《大太阳文摘》等等众多新锐刊物以直面现实的勇气向人们诉说真相、颂扬人性。在社会开放、经济热潮的裹挟下，广州代表了一个转型期中国的新异、骚动和渴望，一时广州文化竞争力大增。实际上，广州在中国历史上一直都是一个很关键的城市，在近代史上它可以说是一个历史的缩影，在现代史上是一个写照。都说广州是一个说不清的城市，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是一个很具包涵性的城市，一个开放的城市，任何一种存在状况在这里都有自己的理由。也只有如此，一种成熟理性的对话才有可能。城市心理上的平民取向使社会相对宽容和多样化，为个体生命的真实展露营造了氛围，它是追梦者的地狱，也是所有不甘寂寞者的天堂。广州曾有的地域性边缘性，使其始终保持着一种文化保持的延续性、文化选择的清醒性和文化创新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基于现代性独立人格的现代性社会和基于自由和批判精神的现代文化才成为可能。正如一位学者所言：广州是二十世纪早期的上海滩，是改革开放的中国的文化风向标。一位诗人感叹：它是一个裸露的舞台，不在乎掌声，因为自己是自己的观众。
可见，广州已初步具有了成为新时期现代文化中心所要求的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广东也有许多学者纷纷撰文力挺。⑥遗憾的是，由于自身的缺失，大半个世纪前的情形再次出现，文化繁荣的景象徐徐褪色，文化竞争力逐渐减弱。流行音乐歌手纷纷北上，时尚之都移往上海，政治、经济体制探索深圳后来居上，政治压力下言论的自由性空间也减弱。随着浦东的大开放及以后中国全方位的改革，中国社会所关注的中心和政策倾斜从广州为代表的珠三角转向以上海为代表的长三角，广州所在的广东地区的政策优势、经济中心地位逐渐弱化。缓过来劲儿的上海、苏醒过来后的北京、以及同处一地、迅速成长的更具现代相的以移民文化为特征的深圳的崛起，使得在二十世纪中期后的广州的先发优势不复存在，逐渐错过了冲击文化中心的机会。
文化中心除了要求政治、经济、等外在的条件外，内在地需要不同文化冲突、融合所具有的成熟的有包容力的社会心理环境、新文化自由生长的思想土壤，以及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竞争性氛围，这几点广州似乎都能够基本保证，也借时势迅速提升了文化影响。然而一个文化中心所需要的持续的文化生长力和持续的文化辐射力，以及浓厚的学术文化、高雅文化氛围，而不仅仅是一时之功，一时之风，广州是不足的。这也是广州的先天性缺陷。广州是作为岭南文化的中心的面目呈现的，岭南文化是楚文化和中原文化的双重分支。中国历史上一直始终以中原文化为主文化，但并不是说其他次文化就不能成为中心，上海的“海派”文化是以江浙文化为背景的，而江浙文化也在大范围上是楚文化的分支，“海派”借时势和新异文化因子的输入突破“京派”文化的绝对中心的地位，说明了区域性文化并不是不能走向全国性。岭南文化在历史上有两次宝贵的机会，但令人遗憾的是占尽地缘、时势优势的广州几乎是以同样的原因虎头蛇尾，做了为人作嫁的角色。新鲜事物似乎总是出自广州，但发展壮大却总是在别处，以至于国内有广州人“敏于行而呐于言，只会生孩子不会起名字”之说法。⑦岭南文化的边缘性为它提供了价值的相对性空间，开放性为其提供了文化成长的动力，而重商性实际上恰恰是中国文化过度重农、道德至上的一种补充，但历史上总是不能内在地吸收他文化的好的资源以为己补，而过度的实用性、拒斥形上学的价值理性就不能为文化提供深化、新思想的产生的精神理论支撑，也总是在商业味极浓的环境下以纯粹商业逻辑来对待文化发展，文化发展过度产业化，削弱了基础性研究的合理存在空间。一种不以真理追求为整体目标的文化是不能去掉“器”的局限性的，也离“道”的高度太远，也不会提供源源不断的文化改良、文化革新的原动力。另一方面，岭南文化中缺乏一种诸如欧洲新教伦理中的“天职”观念，也缺乏北方文化中“士以天下为己任”的事业发展的精神动力和“家国天下，万世一系”的历史情怀，而注重感官享受、小富即安的社会心态实际上是农业社会在现代的延伸。岭南历史上始终是文化教育的不发达之地，在第一次机会到来时又缺乏全局性的视野通过文化建设以夯实其文化基础，当第二次机会来临时由于其实用性的文化惯性仍然不去有目的地去做基础性的工作：变革思维方式，培养世界眼光，加强教育以提升人的素质，培育人文精神，广州倒好像很满足于目前所取得的优势，不思进取，不想也不能也不愿进一步深入，做大做强，最终错过了好时机。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后，广州所具有的现代文化中心的征候逐渐淡化，文化中心的迁移在经过二十多年的摇摆回复后，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后，北京和上海也逐渐摆脱教条束缚，展现新活力。或以其政治优势，或以其经济优势，或基于传统的现代魅力，或以深厚的文化基础、人文环境，或以丰富的信息、图书、机构等文化资源、文化设施，或以强大的人才储备、文化研发能力、文化辐射力，或以强大的人才聚集能力、移民城市的文化整和性复活了曾有的辉煌，提升了文化竞争力。据统计资料显示，北京和上海无论是各级教育机构的数量和质量，特别是高等教育的规模和水平，还是各级教育科研机构每年的科研成果尤其是高端成果都远远领先其他城市。⑧二城市的国际性的文化交流、各种和文化相关的会议展览也是最多的，各种书籍、音像出版也是全国最丰富最具水准的，北京和上海还是中国的之都，电影、音乐、电视、美术等艺术的制作中心和传播中心，有全国性影响的京派文学、海派文学的创作中心。随着国家和社会改革的深入，原先阻碍文化资源发挥效能的体制、思想等因素逐渐减少，北京和上海的文化力达到巨大释放，成为强大的文化力的聚集、生长、辐射中心。北京、上海在政治和经济优势方面各有所依，在传统和现代方面文化功能各有侧重，各有千秋，中国文化中心的迁移最终形成了北京、上海文化双中心的局面。⑨
导致广州错过登上全国性文化中心颠峰的原因，除了城市核心竞争力中文化竞争力的减弱，还有人才竞争力的减弱。文化力是综合竞争力的核心，⑩而人才竞争力无异是文化竞争力中最重要的。广州在改革开放的前期，由于其求贤若渴，宽松、优厚的人才待遇使得它成为孔雀东南飞的主要目的地。但是，等北京上海一打破制约很快就显示出城市的感召力和亲和力，并且广州由于文化基础底气不足无法支撑更深层次的研发而使顶尖人才更愿选择京沪。广州人文环境还有一个落后的地方，那就是简直是一门外语那样难学难懂的粤语不仅在私人空间，而且在行政、广播、电视等公共话语空间几乎无孔不入，外来人才住得再长也有隔膜之感，这在他们选择广州时也一定让他们为难。很明显，一个文化中心的城市是必须走出地方性的偏狭的。文化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和科技水平的薄弱也是广州的软肋，当然这是相对于京沪而言的，建国后，国家也将中南地区高等教育重心放在鄂湘，广州当经济发展起来后也缺乏眼光加强教育投入，最终使得广州的文化发展后劲儿不足，也使得科技水平——现代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的研发力不强，相应高端教育和科技人才匮乏。另外，城市的过度平民化商业化倾向使得“俗文化”过度膨胀，相应地压缩了“雅文化”的成长空间，加上广州在城市发展定位上几度反复，定位较低，缺乏全国性、世界性、历史性眼光，缺乏明确的文化发展战略，因而人才吸引力较京沪为弱。最后，广州城市生活环境、城市形象的不尽如意也是人才望而止步的一个原因。
事实上，广州两次新文化局面的开启都是受外部特别是香港影响的结果，它由于自身痼疾两次也只做了外部文化的中转站。当中国快进入二十一世纪时，曾对中国产生前期影响的香港文化所具有的偏狭、肤浅、功利的局限性就显现出来了，它能在中国产生影响是当时因为大陆和香港社会发展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当以北京上海为代表的传统主流城市磨刀厉马、再露锋芒时，它们以其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几十年的压抑后所爆发的巨大发展创造力和文化亲和力，以及国家的重点扶持，很快重新占据中心地位，并以传统和现代两个维度所能够达到的力量，迅速融入比广州所依靠的香港更大更广阔更深远的国际性历史文化空间。广州所代表的岭南文化的历史命运，实际上反映了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在社会转型期的躁动、裂变、重构的历程，上个世纪末的广州像世纪初一样，再一次完成了现代社会开启和现代文化启蒙的历史功能，不复辉煌。
这些年来，广东在本世纪初提出以文化竞争力作为地区核心竞争力并提出建设文化大省的方针，这是一种历史性、战略性眼光。广州首当其冲，在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中，认识到了文化在城市竞争力中的关键作用，提出文化立市的思想，更是自信要“以文化论输赢”。近些年来在城市定位上也颇具世界眼光。欣慰的是，广州的平民化社会心理、发达的个体意识、自由的新闻环境、市民社会的相对成熟、科技成果产业化机制等这些重要的文化发展基础仍是中国最好的，广州也是首批历史文化名城，规范发达的市场经济、充满活力的精神风貌，合理为己、不甘平庸的社会氛围，这些都值得称道。广州文化中心的历史使命再次来临，广州文化中心愿望的实现，将依赖包括文化竞争力在内的城市整体竞争力的提升，将依赖它历史和现代资源的双向发挥和自身多方位的深刻的改造。
注释：
① 具体论述见《黄仁宇作品集》，黄仁宇著，第614页，三联书店，2003年版
② 张鸿雁：《城市形象与城市文化资本论》，第159页，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③ 见《鲁迅诗歌散文选》序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④ 《汉语言及方言调查》粤语部分，朱伯慧著，湖北出版社，2001年版
⑤ 2004年3月28日《南方都市报》广州文化版面
⑥ 徐南铁：《20世纪末岭南文化的现状分析》，见《学术研究》1999年12期
⑦ 2004年4月21日《广州日报》今日时评版
⑧ 《2002年度城市核心竞争力报告》文化部分，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版
⑨ 张鸿雁：《城市形象与城市文化资本论》，第160页，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⑩ 周浩然：《文化国力论》，第21页，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
1、周浩然：《文化国力论》，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曾应枫：《俗话广州》，广州出版社，2000年版
3、韦政通：《中国文化概论》，岳麓书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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