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体制改革重在加强系统性建设

来源:岁月联盟 作者:金一心 时间:2010-06-26
与其他改革一样,银行在积极推进综合改革,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加强信息科技建设,强化贷款管理,不断加大监管和检查力度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信用社体制改革也作了新尝试,但就体制系统建设而言,还未到喝庆功酒的时候。信贷资产质量差与中小贷款难的问题(下简称“两难”)仍然同时并存,并且还非常突出。其根本问题还是金融体制问题。我们对金融体制改革不能说不用心,但都局限于金融企业的本身改造上,而忽视了金融体制的系统建设。困难的是大家对这个问题还没有形成共识。银行股份化改革虽然会有助于上述两个问题的解决,但股份化改革代替不了金融体制改革,也难以有效地解决上述两个问题。因为金融企业资产质量差与中小企业贷款难不仅仅是某个银行的经营管理问题,也不是单纯的技术性问题,而是带普遍性问题,归根结底在于金融体制的机制缺陷。金融体制是一项系统工程。包括思想建设、机构设置、系统管理、业务操作、事后监督以及征信机构设置,担保体系和社会信用体系建立等等,都需要一环扣一环,环环扣紧;如果缺了其中的一个环节,就会造成机制不健全,运行不协调,应对难免失手。
 
系统性建设的目标是解决“两难”问题.
 
在两大问题中,信贷资产质量差已有共识,但对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的认识还不完全统一。7月8日上海国际会议中心,由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清华大学金融研究中心、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院主办的“中国金融国际年会”上,中国人民银行周小川行长表示,“世界上很少有那个国家像中国的商业银行,为企业提供的流动资金贷款能高到这样一个比例。当然,比例过高是遗留问题。”他又说,“目前国内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贷款的满足率并不低”。大家还抱怨‘中小企业贷款难’,这主要是因为很多中小企业自己知道达不到贷款的要求,比如找不到第三方担保,因而并未申请贷款。”由此可见,中国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金融界与企业之间不仅有认识的差距,还有实际操作问题。
为了使分析更有针对性,更有说服力,我们不妨对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再化一点笔墨,作进一步分析,证明“两难”问题的确存在。 
《新华每日电讯》9月27日刊登,题为:《农民兄弟被高利贷层层“剥皮”——内蒙古“信贷资金贫血症”调查》中说:“记者近期在内蒙古固阳县、土默特右旗、达拉特旗等地采访了解到,农村‘信贷资金贫血症’日渐沉重,农村借贷难,成本高,私人贷款活跃,农民微薄的收入被高利贷层层‘剥皮’。固阳县九分子乡李三沟村,农民李作文介绍说,该村距乡上太远,信用社常年不来放贷,春耕时农民只得赊农资。以二胺为例,县城一袋卖148元,农民赊购后秋天得还170元,利息超过一分。信用社嫌贫爱富,让固阳县西斗铺大二分子村的赵义很无奈。为两个孩子交学费,他每年都得借私人贷款。赵义说:‘信用社每年只放贷一次,还得扣50元至几百元不等的股金。私人贷款好借,手续简便,供款也快,今年我借了2000元,月息二分。’据了解,当地私人贷款月息一般1。5到3分,个别高的可上1角。土默特右旗是内蒙著名的奶牛养殖基地。近年来因养殖效益下滑,众多农民偿还奶牛贷款有困难,当地私人贷款极为活跃。樊明正家住在土默特右旗美岱昭镇波罗营子村,2002年春,他贷款3。6万元,自筹1万元购买了三头奶牛,但至今仅还了3000元,信用社贷款月息5。8厘,本息越滚越多。为买饲料,2004年以来,樊正明已多次向私人借款,月息2分,目前他家已累计欠债4。2万元。据村民反映,信用社春贷秋收,利息高,限制多,贷款光公章就得四个。固阳信用联社付主任王玉凯坦言,社里规定对贫困和有欠款记录的农户停贷,逾期不还的利息再浮50%。据中国人民银行呼浩特中心支行的调查,2004年信用社扩大贷款利率浮动范围以来,贷款利率已逼近私人借贷利率。据调查,为增加利润,信用社普遍上浮利率,最高浮动至基准利率的2。3倍,75%的贷款利率上浮50%至100%,从基准月利率4。4425厘上浮至8。41厘,甚至更高,农民负担沉重。”(报刊文摘2005年10月7日)
<价值中国网>2005年10月14日陈柳钦 转载的,《民间借贷愈来愈烈  “灰色金融”亟待收编规范管理》一文中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系统前不久对20294个农户进行调查显示,通过民间借贷获得的贷款占这些农户贷款总数的69﹒41%,平均每户为1008.56元。据测算,我国农户一年从民间借贷获得的贷款高达2000多亿元。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专家黄孝武说,我国农村民间借贷规模已远远大于正规信贷规模,并正以每年20%的幅度快速增长。国际农业基金的一份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农民来自民间金融市场的贷款是来自正式信贷机构的4倍。湖北省农调队去年对3300个农户进行监测的结果显示,农民一年里向亲朋好友、左邻右舍借款占借贷总额的比例超过50%。”
江浙一带又是如何?朱子云同志于2004年11月1日发表在《中国价值》网的、《关于中小企业社会集资的实证分析与政策建议》一文中说:“以浙江某市为例,据抽样调查统计,社会集资主要集中在房地产、小水电、钢铁等行业,80%以上的中小企业都发生过社会集资,60%以上的中小企业要依靠社会集资生存和发展;在宏观政策调控的2004年,依赖于社会集资生存和发展的中小企业近100%。”
2005年8月24日农行台州市分行行长梁建刚在“依法经营专题辅导会”上说:“从台州来说,全市110多家企业的贷款余额超过亿元,总余额达到316亿元,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31%,表现出贷款集中度过高的风险。大部分的优良中小企业存在融资不足、得到金融服务不完善等问题。”台州是比较发达的地区尚且如此,可见,中小企业,特别是微小企业贷款难 不是人们的过分渲染,而是有客观的事实依据,也不是仅仅“由于企业找不到合适的担保人”。那么问题在那里?
 
系统性建设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从社会这个大环境中、从信贷工作环境中,我们可以找到为什么银行信贷资产质量差,而企业又感到贷款难的答案。
一方面是我们的基础差。新中国是建立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废墟上的,技术水平一向低下,经济文化都十分落后。1949年,整个国民经济中,性的经济只占10%,90%左右是分散的个体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即使把落后的个体手工业经济在内,在工农总产值中,工业总产值也仅占30%,农业总产值达70%。解放以后,经过努力,我国虽然初步建立了独立的具有相当规模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而且还实现了石油全部自给,建成了一批工业、石油化工、原子能工业、宇航工业等一批新兴工业部门,运输业也得到相应发展,但从总体来说,许多重要资源、好的设备、最优秀的科研队伍以及进口技术,大多集中在军事部门。在全国,还是以手工劳动为主自给自足的经济,另有占相当大的比重,人力和畜力充斥着社会各个层面。同时,我们还不能忘记,七八年我们从计划经济转为商品经济,是从人民公社的基础上转过来的。人民公社化时期,一天工资值只有几角甚至几分,秋收分配时一家能有几十元分配收入就不错了,那有什么积累!七九年我在临海市大汾乡动员储蓄时,那个乡信用社人均储蓄只有6分钱,那个乡在当时还是乡镇企`业务起步比较早的乡。我们就是在这样的“原始积累”基础上搞商品经济的。那时,乡镇企业大多是手工业作坊,新办企业大多凑不足初始资本。国有企业靠财政拨款,后来财政有困难,拨款改贷款,所以我们国家企业流动资金都是以银行贷款为主,贷款比例高是历史形成的。企业在贷款时也实行担保制度,但是担保单位真正有实力的有多少?实际上还是以信用担保为主!九十年代中期担保法出台了,民事、刑事诉讼法开始执行了,规定的诉讼时效又只有两年,于是起诉的一拥而上,不少的借款的企业倒闭,担保的企业也跟着跨台。九十年代末,办了十五年的各种农村合作基金会在清理整顿时,好的、差的基金会全部关掉,到期贷款与没有到期贷款全部强制归还。政府组织了有“公检法”参加的工作队下乡催收,又牵连到一批担保人。那时逃债成风,担保的闻风丧胆,谁还敢给人担保?使本来就很脆弱的社会信用体系又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社会信用是银行工作的基础,也是企业的生命线;信用与企业竞争力又有着密切的关系,西方企业把信用赊销当作主要的销售手段和竞争手段,美国企业的赊销比例高达90%以上;我国只有10%左右的企业建立了信用管理制度,而这其中又有93%是三资企业。据有关研究资料显示,美国企业的坏账率是0.25%——0。5%,而我国企业的坏账率是5%——10%;美国企业的账款拖欠期平均是7天,我国平均是90天。据国家工商总局统计,目前,因信用缺失导致经济秩序混乱造成的无度成本,已占到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0%——20%,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损失每年高达5000亿元。又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自10月1日以来,因信用问题拒发贷款或信用卡的比例达到20%——30%。浙江银监会调查,有56.1%中小企业贷款申请因无法落实抵押担保而被否决,足见现在社会信用问题已经影响到我国的方方面面,并且已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社会信用缺失不是短期能恢复得了的。在近一时期,在各级地方政府的努力下,一些财政状况比较好的地区建立了一些担保公司,服务范围也是选了又选,受惠的仅是少数。担保机构少,找人担保难的问题还是普遍存在,社会信用状况并没有根本好转。
另一方面是我们原来中小金融机构就少,互助合作金融不健全,后来又采取断然措施关闭了农村合作基金会;在关闭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同时,对民间借贷、社会集资又接连予以严厉打击。当时还出台了一批、法规,涉及面也是非常广的。有一顶帽子——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可以说流行一时。2004年10月31日《南方都市报》发表的“孙大午尘埃落定”一文中说:49岁的孙大午白手起家,创建了《河北大午农牧集团有限公司》,身家过亿。该公司因为向银行借不到钱,利用民间闲散资金办起了企业和学校,解决了1500人的就业问题。每年要给周围邻村村民发出600多万元工资,造福一方百姓。而那个公司的总经理孙大午却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而被逮捕,公司顷刻陷入困境。对孙大午寄予厚望的《大午学校》,今年招生遭重伤,小学一年级只招进6名新生,集团也有500多名员工离开了。虽然该公司利用民间闲散资金办起了企业和学校,为群众办了好事,但孙大年仍被判3年徒刑,缓刑4年,并处罚金10万元。《河北大午农牧集团有限公司》也因此被处以罚金30万元。在庭审中,孙大午两次失声痛哭,众多的旁听者也泪水涟涟。徐水县政府出于稳定及维护《大午集团》的正常经营秩序需要,以借款形式通过财政下拨了700万元给公司还款。针对此事,经济学家茅干轼 评论说:“过去制定的一些与市场经济原则不相适应的法律、法规,亟待修正甚至废止,如违反了这样的法,未必是一件坏事。孙大午错就错在干了一件‘违法’的好事。”公众的这番舆论与当地政府的态度将法律置于尴尬境地!这样一件对国家、对社会、对群众、对生产都有好处的事情,为什么不能多点宽容,多一点体谅,多一点关怀?
我们的群众底子薄;担保体系又垮了;中小金融机构又少,信用社又纳入官办;民间借贷处于压抑状态,如此中小企业贷款怎能不难?
其实银行也有难处。
首先是社会信用差,征信机构又缺失。征信机构是收集、管理和提供有关借贷者信用信息机构。信用信息资料对企业和消费者都非常有用。可是,历史、文化以及体制因素阻碍了全国性征信机构的发展。由于缺乏准确的信用信息资料,又轻视合理的风险管理,仅凭信贷员个人应时的调查、分析,做出贷与不贷和贷多贷少的判断,以致往往因未能有效监管客户的银行业务关系,导致贷款判断失误或给客户过高的信用额度,增大了贷款的损失。
再说银行应变能力的经济基础也非常薄弱。在当时,国有商业银行利润全部上交,集体金融实行八级累进税,税后利润百分之六七十要上交,金融企业留下来的利润是很少的。呆滞贷款准备金提得也很少的。
按国家当时政策规定,贷款核销的资金来源是按银行上年贷款余额的1% 计提呆账准备金。面对市场千变万化和改革频频、突然“暴发”的巨额不良贷款(据河北省工行统计,损失类贷款占全部不良贷款的比例一般在40%左右,甚至更高)即使银行能按当时政策规定足额计提,也只是杯水车薪,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果按国际通行标准,即按贷款五级分类提取贷款呆账准备金,(正常贷款按1%,关注贷款按2%,次级类贷款按20%,可疑贷款按50%,损失类贷款按100%)的办法计提,目前又没有可操作性。所以说,前一时期金融企业的风险抵抗能力、消化能力是很弱的。企业的积累能力也很低,贷款靠银行(信用社),风险也留给银行。如此,银行怎能有好日子过?所以中国的金融机构信贷资产质量差带有普遍性,信贷工作环境差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近几年加强了管理,银行的贷款审批权普遍上收,同时对贷款失误者采取罚款措施以后,信贷员放款更加谨慎小心,中小企业特别是微小企业贷款也就更难了!
金融工作说得简单一点,就是如何利用流通中货币为人们的生产、生活服务。其中最主要的要求有两条:一条是最充分地满足人们正常的生产、生活需要,不顾此失彼;一条是使用效益好,用最少的钱取得最大的效益。我们在以上两方面都出了问题。一方面,在中国,农民、农村是大多数,他们的贷款需求长期受到冷落,长期生活在高利借贷之中;另一方面,信贷资金由银行垄断使用以后,效果又不理想。除了经济基础条件、社会信用条件和银行的自身条件以外,还有体制方面的原因。
经验告诉我们,不同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化背景、国民经济管理体制、人们的风俗习惯和观念等不同而导致金融体制存在很大的差异。我们只有根据中国的实际建立和健全与经济体制相配套、相适应的多种经济成份、多种信用形式、多渠道的融资体制;以及与金融体制相协调的、多层次、制度化和规范化的金融监管体系。同时根据中国的实际,认真解决好一系列为金融工作服务的征信、担保机构和信用观念的培植问题,努力完善信贷工作环境;也只有从金融体制系统建设着手,认真解决好信贷工作环境问题,才有可能解决信贷资产的质量问题,解决群众、中小企业的融资难的问题。这是银行股份化不仅不能代替,相反地如果不注意解决金融体制的原有缺陷中问题,只是银行通过上市、引资、股权多样化等形式,改革了公司治理结构,强化股东对利润的追求,商业银行本身的问题解决了,但却冒出了金融体制的断层现象。
至于与国际接轨问题,当然是大势所趋,但与国际接轨也有一个起点和业务品种选择问题。不是说只要我们的金融工作照搬国际惯例,一切就迎刃而解了!严格地说,我国农村自然经济还没有全部解体,市场发育程度低,生产力水平低下,城市经济发达而农村经济落后的状况依然存在,可以说我国还没有形成适应现代化市场发展所必须的统一的市场体系,市场机制的作用也受到限制。金融基础设施所必需的物质和技术基础的不足,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又影响甚至阻碍了我国现代金融体制的成长。就拿目前各界极力推崇的中间业务来说,也有很多制约。目前我国实行的中间业务还是集中在传统的结算和承销国债方面,另有一些代收、代付 业务,知识含量和技术含量高的、新型的中间业`务品种较少;现有技术条件也有待开发,业务品种有待培植,群众也有一个适应和提高过程。再说,我国由于存款、储蓄比例高,不是如某些人所说的,传统的存贷款业务总体收益是越来越差,而是相反。这也是中国当前的实际。据有关方面统计,在国外,72%企业支付使用商业票据或者企业信用,8%使用银行票据,15%透支,5%使用现金。而中国的企业之间的支付是银行信用唱“主角”,企业信用连个“配角”都够不上。中国企业的支付80%使用银行的存款或现金,18%使用银行票据。在外国,由于使用票据多,使用贷款少,国外企业财务费用是比较低的,企业留的利润多;而中国使用贷款太多,企业的财务费用高,企业的利润低,不少企业利息还常常拖欠着。在当今,中国银行传统业务没有衰退。只是中国企业不仅使用银行贷款多,只是因为贷款集中在一家,风险也当然集中在一家。
再说,我们的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与国外也大有差别。我们现在仍处在现金消费阶段。
这些年我们谈得比较多的是中间业务。在中间业务中,近几年发展起来的主要是信用卡业务。这几年我国信用卡业务的确有了较大的发展,但7—8成是代发工资的借记卡,真正的贷记卡不到100万张,信用卡的消费额更是少得可怜,据统计,信用卡的消费只占全国消费总量的2﹒7%,全国也只有15万户商户纳入信用卡消费,只占全国商户的2%。恐怕有相当比例还是非自愿的,还有相当一部分是一次性的。从国外信用卡市场的发展历程看,当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GDP达到3000—4000万美元(我们现在是1000美元),人均月收入在人民币2500元以上时,就具备了个人用信用卡消费的要求。现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人们的收入水平、文化水平低,这一类中间业务只能一步一步来,银行硬是要全面、普遍推广,尽在收费上动脑筋,反对声是不会少的。发展中间业务只能一步一步来。
以上这些情况还说明,依作者看,加强金融体制系统建设,搞好配套改革,从而切实解决商业银行贷款质量问题,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才是当务之急。所谓金融体制的系统性建设。包括诸如经营理念、信用观念的培植;信息、征信、担保体系的建立;业务品种、金融市场的发展扩大;监督机制以及与之配套服务规则、法规等完善。而我们现在恰恰因为只注意金融企业本身改造,而忽视了金融体制系统建设.其结果,说得通俗一点,是因“先天性的不足”、“生理性的缺陷”引起了“功能性”失调,以致信贷资金在运转过程常常出现“跳闸”现象。信贷资产质量差,中小企业贷款难就是突出的表现。系统性建设的核心是引入市场机制.
 
引入市场机制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切入。
第一要突破垄断思想,实现主体多元化。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之间,个人之间技术水平、经营水平、经济实力、商品理念、思想观念等等都大大地拉开了距离。多层次的经济结构对金融服务就有多层次的、不同的要求。比如,大企业的经济往来,货款结算喜欢使用银行票据,小商品市场喜欢用现金,不能强求统一。现在大银行贷款普遍向大户倾斜,忽视对中小企业的支持,这有思想认识问题,但不完全是思想认识问题,而是客观的必然。外资银行进来以后,竞争也是集中在高端客户这一领域。大银行的注意力、财力也会转移到这方面去。今后,大银行对中小企业特别是微型企业贷款恐怕也会力不从心了。现在我们已注意到这个问题,企图通过政策调整,要银行划出一块,增加对中小企业贷款比例,预计情况会有所改进,但不可能彻底解决问题,特别是微型企业、的贷款难的问题。金融机构多元化,金融业务、品种多样化是必然趁势,我们不能用各种办法坚持“一切信贷集中于银行”。要让合作金融、集体金融以及各种非国有中小商业银行,独立起来,发展起来,以形成多层次、多形式、多品种的金融机构,服务企业,服务群众。合作金融是一种特殊金融机构。信用社就因为面向当地家庭、农户和小企业的金融服务需求;熟悉本地市场客户;在审批贷款时,除了财务指标,还会考虑到借款人的性格特征、家族的和家庭构成、日常的开销特征等个性化因素;决策迅速,没有大银行的繁琐申报、审批程序。它的作用银行是代替不了的。把原来的信用社统管起来,小社并大社,远离了基层——村庄,远离了群众,业务经营模式以及贷款的审批程序也追随银行。它的互助合作性质变了,它的许多优势也消失了!把大部分农村丢给民间借贷。就是因为农村金融体制少了一个互助合作这一层次,企业债券又一蹶不振,股市小企业没有份,以至个人和企业都没有办法通过正常渠道来运用民间资金。国家还把邮政储蓄、国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伸到农村,把农村的闲散资金吸走,转移到大城市,转移给大企业,返还渠道少,造成农村资金奇缺,高利借贷到处泛滥。这是不正常的、也是不公正的。一个国家如果正如国际发展基金的一份报告所说,中国农民来自民间金融市场的贷款是来自信贷机构的4倍,我们怎么向农民交代?
垄断对银行自己也是没有好处。创新能力差,服务态度不能令人满意,其根源也在于长期处在“垄断”地位。金融体系现存的缺陷总根子在垄断。说得严重一点,我们现在的金融体制是用行政手段缔造起来的、断层的、功能不配套、系统运转机制不健全的体制。
第二要让民间借贷合法化,实现民间借贷市场与国内金融市场一体化。商品经济是竞争经济,风险是很大的。生产,就是生产要素的组合与运用,资金是一个粘合剂、催化剂;要生产,不能缺资金。因为风险大,生产需要的资金,银行是包不了的;群众也需要银行提供各种服务,有的需要现金,有的需要转账结算,或其他金融服务,要的是方便,实用。既然许多资金短缺,银行包揽不了,银行就应该设身处地为企业为群众想一想,要给企业,给群众留一条路。不能只想到如何把社会闲散资金归为自己所有,而忽视企业的实际融资困难,忽视群众的生活方便。对民间借贷、社会集资应该实事求是地对待,不能统统打入另类。不能动到钱就是金融。我们应该把企业为生产、经营需要向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共存款从事金融业务活动区别开来;把为解决企业正常需要而集资与欺诈活动区分开来;把改革中创新活动与非法活动区分开来。让民间借贷浮出“水面”。给一个合法地位,使民间借贷真正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也能进一步解决信贷风险分散难题.                                                                                                                                                                                                                                                                                                                                                                                                                                                            
第三,实事求是地对待金融企业倒闭问题,实现金融企业退出市场化。我们既然选择了市场经济制度,市场经济有竞争,就有企业倒闭,金融企业也不能例外。我们不能以金融企业倒闭后会引起社会动荡为由,不让民办金融。
金融企业与一般企业是不同,金融企业的倒闭会引起社会动荡,但倒闭也有正面作用。就因为倒闭会引发社会动荡,所以兴办单位都必须兢兢业业把自己的金融企业办好;也因为企业倒闭会引起社会动荡,办金融的、金融监管部门不敢有私毫松懈。这对加强产权约束有很大作用。如果我们因为害怕金融企业倒闭危及社会稳定,就把金融企业都死死地抓在自己手中,而使这些单位的理事会、监事会形同虚设,股东也会漠不关心,反正天塌下来有人顶着。其结果,副作用才大得很呢!几十年实践下来,信用社的信贷资产质量也不好啊!
当然我们不是提倡不管。为了防止金融企业倒闭引发社会动荡,所以要特别重视金融企业创办的审批与监管工作,还要建立一系列风险防范、管理措施。例如实行:高资本金率、高呆账贷款准备金率,也可以实行高风险高利率。同时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以保障一般储蓄户的存款安全。但要按市场法则办事,不能过分迷信权力万能。
同时,我们着手大力整顿社会信用体系,建立和健全征信机构,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金融机构的抗风险能力.
社会主义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普遍实行统一市场化的经济运行规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市场化当然包括金融体系。我们提倡打破垄断,主张金融体制多元化,提倡民间借贷合法化,提倡以市场法则对待金融企业倒闭问题,实质是要在金融体制改革中引进包括竞争、风险、供求机制在内的市场机制,以进一步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市场化。而从以往的实践看,金融市场改革市场化的最大障碍在于能否定进一步解放思想。
 
系统性建设不忘思想建设
 
其实要解放的思想还不只这些,许多方面还涉及到清理问题,机制培育问题等。不解决这些问题,建立和健全金融体系,搞活金融就是一句空话。但是解放思想不能忘了“以人为本”。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没有过期问题,不会影响与国际接轨。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嫌弃基本群众。说有钱的是“黄金客户”,小额存款户是“垃圾”户;小额存款要收费,对大款设专柜讲优惠。这不是工作方法问题,是思想观念问题;是坚持“以人为本”还是坚持“以钱为本”的问题。难道现在我们的银行为人民服务是多了吗?有一个基本情况是不能被忽视的.即我国银行是国家投资办起来的,用来与外资银行合资的股本也是国家的,银行是依靠国家给的很多支持发展壮大,国有商业银行怎么可以嫌弃“主人”?主人发展生产有困难,怎么能不积极解决?在化实行以后,经营成本增加了,不是不可以收一点中间费,但要一视同仁,要取之有道,要尽可能通过内部挖潜来解决,可以推广自动取款机业务,以减轻柜台的工作量。再说,我们现在还是以贷款为主,可以适当调整存贷款利差,不要尽在群众特别低收入群众身上动脑子。这不符合我国社会主义的国情。      
在日常工作中我们与群众之间会发生一些磨擦,我们要善待群众,关心群众,爱护群众,切不可图一时痛快,草率从事,伤了群众的感情,损害了群众的合法权益。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信用观念问题、担保问题、民间借贷问题、合作基金会问题以及现在的小额存款的收费问题等,都由于行政过多干预,处理方法粗糙,给社会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为什么农村的资金短缺问题,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长期难以解决?为什么我们在处理群体问题时总是方法简单、粗暴,以致留下那么大的后遗症?归根结底是缺点群众感情,没有充分考虑并根据中国的特点来解决中国的问题。现在要拨乱反正,恢复起来得要化很大力气。但是坚持“以人为本”,走贴近基层、方便百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路,仍然是我们金融工作者的座右铭. 思想建设是金融体制系统性建设不可或缺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