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的历史转型
关键词：中国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三元经济分析
中国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经济学要能够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就需要依据实践的新要求进行理论创新。
一、中国经济学研究主题的历史转型
改革与发展是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生活的两大主题，分别探讨两个主题及其相互关系就构成了中国经济学的中心问题，两个主题随时代变化而不断衍生出需要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具有时代特点的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形成了中国经济学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经济学的研究主题将发生历史性的转折，并由此产生出亟待回答的新的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
自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间，中国经济学在改革与发展问题的研究上，中心主题是研究改革，发展是作为改革的目的放在改革的框架中。1986年《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就明确提出“坚持把改革放在首位”。1988年七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更加明确提出“坚持把改革放在总揽全局的位置上”。1996年《“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仍把“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看作“是今后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方针”。因此，这一时期的中国经济学可以归结为“改革经济学”，有的也称为“过渡经济学”或者“转轨经济学”。它的核心和实质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学的研究主题之所以放在改革问题上，就是因为我国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已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不改革，发展就无从谈起。只有实现从计划经济向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被压抑和束缚的生产力才有可能释放出来，从而才能大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的年均近两位数的经济增长，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改革开放。
进入新的世纪，中国经济学的中心主题发生了历史性转折，其突出标志是“十五”计划纲要第一次明确把改革与发展两大主题的关系调整为“以发展为主题”，而改革开放与科技进步并列放在发展动力的位置上。这意味着改革与发展的前后位置颠倒了，改革被纳入到发展的框架中，把发展放在了总揽全局的位置上。可以说，这种主题位置的转换标志着中国经济学从“改革经济学”向“发展经济学”的历史性转折。
中国经济学研究主题之所以会发生这一历史性转换，主要是因为，第一，我国20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传统的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得到了根本性的调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主要方面转到了生产力的发展上。第二，随着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改革深化所面临的许多难题和障碍，只有在提高效益的前提下保持经济较快增长，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可以说，我国已从以往的“不改革就无法发展”转到了“不发展就难以深化改革”的新阶段。第三，随着我国加入WTO，中国经济开始融入世界经济，但在国内尚未长大并不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情况下，中国企业面对的市场竞争就从国内企业之间在国内市场上的竞争升级为国内企业与国外企业，特别是世界跨国公司在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上的白热化竞争，而核心竞争力的强弱将决定这场竞争的成败与否。因此，加快发展就成为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的首要选择。
发展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中国在构建发展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进程中，必然要经历一个学习、引进和借鉴的阶段，在许多方面就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这些理论成果指导我国的实践，而且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如刘易斯等创立的二元经济理论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已经突破了发展经济学已有的理论框架，凸显出了既有理论的历史局限性，因而中国经济学又面临一次新的历史转型，即发展经济学要依据中国的实践由“引进创新”向“自主创新”转型。这一转型的基本标志是发展观以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提出。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一方面进一步明确了发展的中心地位，因为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就是发展，而发展首先又是经济发展。另一方面，科学发展观又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强调：一是把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区别开来，经济发展包括经济增长，但比经济增长具有更广泛的含义，通常还包括经济结构的优化、经济制度的变迁、资源环境的改善等。这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经济学是要建立适合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济学，而不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理论。二是构建适应新环境的发展经济学。既有的发展经济学理论虽然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趋向优化，但其基本理论框架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革命。可是，经济全球化和以信息技术为先导的知识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发展中国家面对的发展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而彻底改变了既有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假定条件，迫使发展中国家必须改变既有理论所倡导的发展道路和方式，寻求新环境下的发展理论和发展方式。三是构建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体系。经济发展理论也绝不是适用于一切发展中国家的一般原则和政策，因为“针对发展问题提出的一整套涉及面广泛的解释和答案，只有去联系具体实际环境才有意义，脱离那一套具体环境，就毫无意义。”这就是说，要解决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还必须把经济发展的一般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道路和方式。这就要求紧密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伟大实践，构建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体系。这不仅会迎来发展经济学的复兴，而且也将是中国经济学者对世界经济学的重要贡献。
二、中国经济学研究的理论框架
以往对经济发展的研究，虽然建立起了一系列的理论框架，但从研究经济发展的总体要求来看，这些理论框架无疑都是某一方面的，缺乏一个总括性的分析。许多经济发展或经济增长理论都注重于要素的分析，探讨资本、土地、劳动、管理、技术、知识等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以及如何获取这些要素来促进经济发展。制度经济学则把制度变迁看作是经济发展或经济增长的最根本的动力，从而探讨如何通过制度的变迁来推动经济增长。“凯恩斯革命”则把有效需求不足看作是经济增长的首要制约因素，从而依据如何扩张有效需求建立起了他的理论框架。刘易斯等则从结构的角度探讨了结构优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从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现实来看，以上各种制约因素都在某种程度上存在并发生作用，因而单从某一方面探讨我国的经济发展问题都是不够的，这就需要建立起综合的经济发展理论框架。
作为“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主要应包括两个方面，即需求拉动型经济发展和供给推动型经济发展。从需求拉动型经济发展来看，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拉动力，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三驾马车，即消费、投资、出口。从供给推动型经济发展来看，也包括三个方面的推动力，即要素供给、结构供给、制度供给。要素供给是指各种生产要素的禀赋及其投入，包括资本、土地、劳动、管理、技术、知识等，但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各要素的作用和地位是不同的。结构供给是指经济结构的调整，主要包括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地区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结构调整的实质是通过对要素存量的重新配置，实现结构的优化升级，推动经济的发展。制度供给包括正式制度供给和非正式制度供给，它主要是通过制度的演进推动经济发展。制度供给实质上就是改革，从而改革被纳入到了“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中。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改革经济学”只是“发展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改革经济学”向“发展经济学”的转变，则意味着中国经济学实现了向更高层次的发展和跳跃。
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作为“发展经济学”基本理论框架各个组成部分的相互地位是不同的。在短缺经济时代，需求是无限的，需求拉动不成问题，可以从研究视野中消失，甚至从相反的方面研究如何抑制需求的过快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发展经济学”的研究重点或者中心则在于供给推动，即探讨如何动员更多的要素供给、如何调整存量结构、如何改革经济体制来促进经济发展，这时的经济发展就可以概括为供给推动型经济发展。在这个发展阶段中，就发展中国家的一般特点而言，由于存在着劳动力要素过剩而资本要素供给的严重不足，“经济发展的中心事实是迅速的资本积累(包括用资本的知识和技术)。”资本积累也就成为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内容。这也正是西方发展经济学理论在我国上世纪80年代得到极大推崇的重要原因。但就我国而言，除了具有发展中国家的一般特征外，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因而制度供给在三个推动力中就上升为主要方面，通过改革建立新体制以促进经济发展就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主旋律。因此，这时的经济发展就可以称为制度供给型经济发展，这也正是中国经济学当时为什么可以称为“改革经济学”的基本原因。
随着短缺经济时代的结束，特别是1998年开始中国进入通货紧缩时期，扩张需求拉动发展就成为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主旋律，这时需求拉动就替代供给推动上升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方面，成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中心或者重点。这时的经济发展就可以称为需求拉动型经济发展。在需求拉动的三驾马车中，由于消费需求相对不足，投资和出口就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1998年，投资增长和消费增长对GDP的贡献率分别为30%和66%，2003年逆转为55%和45%。这种需求拉动型经济发展实际上是以投资为主导的需求拉动型经济发展。由于解决有效需求不足也是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面临的问题，因而适应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理论自然就进入了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视野，从而使中国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运用了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析框架。但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理论无法解释和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化。正如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吉利斯等所说：“对经济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这些经济理论是不提供答案的，至多只提供部分答案而已。”因为在发展中国家，“仅仅用经济增长率来衡量进步是值得怀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GDP不能够告诉我们任何关于分配的情况，也没有表明这个社会的福利体系怎样。另外一个弱点是其忽略了环境因素。”正是基于这种情况，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替代了已经讲了多年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标志着中国经济学的历史转型，即从适用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理论转变为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理论。从实践上来看，经过改革开放以来近30年的快速发展之后，我国当前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障碍，就国内而言，突出表现为一是城乡之间和东、中、西不同区域之间发展差距的不断扩大，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二是产业结构和产业技术水平低造成的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相互关系的紧张甚至恶化。就国际而言，则是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改变了世界经济的基本格局和利益关系，由此导致的国际贸易摩擦和争端日益增多，使中国经济的增长处于一个不利的国际经济环境中。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已经从总量转化为结构问题。经济结构的优化就上升为主导地位，从而使未来我国一个时期的经济发展将表现为结构优化推动的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学也将随之回归到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中。
三、学研究的主要内容随着中国经济学从“改革经济学”向“经济学”的性转折，特别是中国经济向结构优化推动型经济发展的转型，中国经济学的研究需要回归到刘易斯等运用的结构主义分析逻辑，但这绝不意味着是上个世纪西方发展经济学在中国的简单复活，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依据新的环境和中国的具体国情进行理论创新，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超越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构建三元经济的发展理论框架。刘易斯等创立的二元经济理论一直被推崇为指导发展中国家实现化的经典模式，但知识经济在全球的崛起和发展，对发达国家而言，将从工业化向信息化迈进，或者说向新化迈进；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则是工业化与信息化的并行发展。这意味着一场新的“产业革命”正在悄然爆发，它彻底否定了传统的工业化道路，也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长期以来指导发展中国家推进工业化的以刘易斯为代表的“二元经济理论”。因此，探讨和构建三元经济的发展理论框架，探寻工业化和信息化并行下的经济发展，是摆在我国乃至所有发展中国家经济学人面前的一个尖端性课题。
探讨和构建三元经济的发展理论框架，至少应研究和解决以下主要问题：
(1)“三元经济”概念的确立。所谓“三元经济”是相对于“二元经济”的一个概念，它是指传统的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或新经济并存的经济结构。刘易斯对二元经济的划分，不是依据产业的划分标准把农业和工业划分为二元经济，而是依据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把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和现代大机器工业生产方式的并存称为二元经济。知识经济作为一场新的产业革命，创造了一种不同于传统农业和现代工业的新的生产方式，它主要以智力为依托，以高科技产业为支柱，以不断创新为灵魂，以为本源，实现经济发展。因此，知识经济彻底改变了工业经济的核心要素、资源基础和运行逻辑，就如同当年的工业革命一样。在我国，由于尚未完成工业化，因而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现代工业生产方式和知识经济生产方式的并存，就构成了三元经济的基本经济结构。
(2)三元经济分析框架的构建。三元经济理论框架的内容主要包括：第一，劳动力的流动机制。在二元经济下农民向工业部门的转移并不需要经过较长时期的培训，而无论是产业工人还是农民转向新经济部门都需要经过教育和培训，教育的地位和作用被突出出来，人力资本和教育投资需要给予重新认识。第二，资本的流动机制。在二元经济下，资本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流动，待工业部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再反哺农业，而在三元经济下，发展中国家由于面临着工业化和发展知识经济的双重任务，这就需要资本在两个部门间实施合理的配置，应选择的战略是：有选择有重点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重点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实现工业经济与知识经济的互动。由于知识经济相对于工业经济而言是高风险产业，从而孕育了风险投资的形成和发展，这就需要探讨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创新。第三，市场实现机制。在二元经济下，工业化的发展依赖于城市市场和市场的扩张，而在三元经济下，由于知识经济部门的产品主要是技术和知识，它的应用将主要取决于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的需求，这就需要探讨知识经济部门与传统经济部门的共生共荣关系。
(3)建立知识经济基础上新的制度变迁理论。信息化和高新技术产业是完全不同于传统产业的新兴产业，因而它在制度安排的要求上也会完全不同于传统产业，这就需要实施全面的制度创新：一是制度创新。由于在高新技术产业中知识和技术在企业中将处于主导地位，因而知识和技术将会以无形资产的形式成为企业股权结构的组成部分。同时，在企业的治理结构安排上，特别是在高新技术企业创立和发展的初期阶段，技术型企业家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二是人才制度创新。由于知识和技术是附着在人的身上，因而高新技术企业要充分发挥知识和技术的主导作用，就要对留住人才、充分发挥人才的聪明才智做出特殊的制度安排。例如建立股权期权的激励制度；留住人才和用好人才的平台和环境等。三是金融制度创新。由于高新技术产业是高投资、高风险、高回报的产业，因而敢于冒险的资本源源不断地进入，是这一产业迅速发展的前提。但是传统的银行制度是对应于传统产业的金融制度，无法适应高新技术产业的高风险和无抵押特点，这就需要建立风险投资制度，形成一套风险资本的融资制度、管理制度、决策制度、退出制度等。四是科技成果转化制度创新。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科技成果转化率低，为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从科研项目的筛选、立项、资助、检查、鉴定、转化等方面进行全面的制度创新，特别是要实现从政府为主的创新体系向以企业为主的创新体系的转换；从企业内部自我研发向企业自我研发与委托外部研发相结合转变。五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创新。加强和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是维护知识产权所有人权益，从而激发科技创新的重要制度保证。六是管理制度的创新，包括企业管理制度和政府管理制度从工业化管理向信息化管理的转变。
2.超越开放经济理论，构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理论。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就是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商品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因此，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将突破传统的一国范围而在全球范围内成为基础性的调节机制。这是新世纪发生的一场深刻的“制度革命”。它意味着：一国的经济发展必须从站在一国的平台上转向站在全球的平台上整合全球的资源，将全球资源为我所用，如IBM公司顺应全球化的发展就从一个跨国公司开始向全球整合企业(Global Integrated Enterprise)转型。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已经遇到了本国资源瓶颈的制约，而且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崛起，这种制约会趋于强化，并引发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冲突。中国绝不会因为本国的资源制约而放弃崛起，但中国的崛起又必须是和平的崛起。为了摆脱这种发展困境，中国就必须超越已有的开放经济理论，跳出对外贸易、利用外资等发展框架的制约，站在全球的资源平台上寻求中国经济的发展，从而实现从国家战略向全球战略的升级。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学不仅要研究国家战略，而且还要进一步研究中国的全球战略。这是中国经济学研究需要强化的一个薄弱环节。
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将使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再仅仅依赖于本国已有的资源，从而可以通过利用世界资源突破中国作为人均资源贫国的资源瓶颈制约，缓解经济快速增长与国内资源有限供给的尖锐矛盾，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日本就是一个资源稀缺的国家，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高度依赖国外进口资源，但是，日本非但没有因为国内资源供给的制约而导致产业瘫痪和经济的滞后，反而形成了进口原料、燃料和食品，出口汽车、电器、机械和钢铁等工业制成品的“高度加工贸易型”产业结构，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在今天资源自由流动的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我国更有条件利用国际资源进行生产和投资，而不必受制于国内资源瓶颈的制约。同时，巨大的外汇储备也使得解决我国资源的进口问题有现实的可能性。
有的学者认为，尽管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很大，但根据以往的经验，10%的GDP增长率应是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如果超过了这个水平，我国经济就会过热。毫无疑问，10%的“警戒线”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近30年经济发展经验的，有其的成分。但是，这里需要明确的是，这一经验数据是在过去我国尚未融入世界经济分工体系，即经济全球化尚未发展的情况下得出的。在经济全球化下，新一轮经济周期与以往的经济周期有所不同，资源价格的上涨并不能说明我国的经济发展已接近潜力的运用。首先，在全球化条件下，国内消费品市场供大于求的矛盾可以通过国际市场(出口)来解决。其次，资源的供给瓶颈也可以通过国际市场(进口)来解决。再次，经济全球化是市场机制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因而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特别是跨国公司进入带来的资本、技术、人才以及体制等，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因此，在新的经济背景下，10%的潜在经济增长率经验数据，就未必是科学的了，而用一个未经新的经验证实的传统经验数据束缚我国新经济增长周期的经济增长率，就很难说是科学的。
3.超越刘易斯的劳动力流动理论，构建中国特色的城市化理论。中国的问题首要的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不解决，中国就不可能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解决农民问题，从最根本上说，就是实现农民市民化、农业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而在这三化中，首要的是农民市民化。这是因为，只有农民的市民化，即大量农民离开土地，农业才可能运用工业化的生产方式进行规模化生产，实现工业化，并进而实现农村的城镇化。因此，城市化将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
劳动力流动理论是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的核心。根据二元经济理论，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将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使农民市民化；大多数农民离开土地，就可以有效地促进农业的规模化、机械化经营，实现农业的工业化和农村的城市化，因而工业化的过程也就是城市化的过程。在这里，整个理论逻辑的关键点在于：它假定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成为产业工人，就直接转化为市民，得到城市产业工人的社会保障，从而放弃农村的土地保障。但是，劳动力流动的这一机制在中国发生了变型，即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成为产业工人后，并没有转化为市民，而是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特殊群体——“农民工”。他们没有得到城市产业工人的社会保障和地位，从而使其也不可能放弃农村的土地保障。所以，刘易斯的城市化进程在中国被切断了，刘易斯的双主体即农民与市民间的劳动力流动理论模型也就失去了解释力，取而代之的将是农民、农民工、市民三主体间的劳动力流动理论模型。同时，如前所述，知识经济的发展，又要求我们必须在三元经济的理论框架内，重新审视和修正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框架下的劳动力流动理论，构建适应于三元经济理论框架的新劳动力流动理论。可见，中国的城市化将突破刘易斯的劳动力流动理论框架，走出自己独特的道路。
四、中国经济学的理论成果评价
经济学是一门致用之学，经邦济世是其致用性的集中体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经济学是否需要存在，就取决于其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有用性。这也就决定了中国经济学既要研究经济学的一般理论，更要研究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提出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由于中国是一个刚刚开始崛起的大的发展中国家，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就使得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与西方发达国家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存在较大的差别。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的研究，不能简单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标准加以评判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中国经济学研究热点的形成和变化，应该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变化中找到答案。同样，中国经济研究对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的贡献，也应该用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所创造的“奇迹”来计量。同时，还应看到的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实践，也为中国经济学者运用中国的经验检验、修正、补充已有的经济学理论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条件。因此，中国经济学者在这一领域的勤奋耕耘及其收获，也是对经济学一般理论的世界贡献。
中国经济学要能够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还需要探索经济学理论转化为生产力的新机制。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里既包括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把社会科学提升到第一生产力的高度。上，关键在于要探索社会科学如何成为生产力，如何在生产力方面发挥作用。这就不仅仅是一个理论创新问题，而且还要解决社会科学如何转化为生产力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社会科学其实与自然科学是一样的。科学技术如果只是一种理论、一个专利放在那里，而不进行产业化、市场化，同样也不会转化成为生产力，从而也就不是直接的生产力。同样，社会科学如果只有理论创新，而没有创新成果的转化，也不会成为直接的生产力。所以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成果如何转化、如何产业化、如何市场化，就成为一个非常大的课题，是社会科学成为第一生产力，从而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非常关键的一点，也是经济学作为一门“致用之学”的本质要求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