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收入分配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分析

   [摘要] 　现阶段收入分配问题的深层次原因主要体现在市场化改革、政府改革、转型和全球化背景下劳动者的弱势地位等方面。市场化改革存在的问题：要素市场化改革的问题；产权制度改革的问题；体制改革的问题等。政府改革存在的问题：政府职能转变滞后；各级政府事权、财权责任划分不清；权力运行缺乏有效的体制性制约机制等。经济转型和全球化背景下劳动者弱势地位等问题：社会分化趋向严重；劳资关系日趋复杂；就业形势更为严峻，等等。                 [关键词] 　收入分配； 市场化改革； 政府改革； 经济转型； 全球化                 现阶段产生收入分配问题的成因错综复杂，学者们的分析与研究大多集中于现行的分配政策和相关的分配制度，以及政府的宏观调控等方面。这些分析与研究无疑是重要的，也是非常切中时弊的。但是，对现阶段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上还是不够的，应从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上探究导致现阶段收入分配问题产生的原因。                 一、市场化改革存在的问题                 1、要素市场化改革的问题。                 在要素市场发育和形成过程中，劳动力是最早市场化的要素。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国有用工制度改革，以及非国有经济的迅速，社会就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农民的非农就业不再局限于短期流动，出现了长期性、职业化的城市化特征。在这种情况下，与传统“农民工”概念相联系的制度性安排明显滞后，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和社会保障成为劳动力要素市场化中的突出问题。                 土地要素大规模市场化始于1992-1993年，并且初步形成了以政府垄断出让为特征的一级市场，以土地使用权转让、出租、抵押等交易形式为特征的二级市场。在实际运行中，政府几乎排斥了土地使用权拥有者参与交易的权利，直接成为市场交易的主体。近年来在城镇拆迁和农地征用环节发生大量民事纠纷，并非仅仅是利益补偿问题，而是深刻反映了政府垄断征用与市场化的矛盾，反映了政府在土地市场化中的功能定位与权力运行程序的缺陷。资金要素市场化滞后集中反映在借贷市场和股权融资市场方面。以服务于国有企业资金需求为主的借贷市场，不仅不适应市场主体多元化的现实，而且蕴藏着极大的系统风险。股权融资市场，一方面是层次单一、无法满足企业的融资需求，另一方面是全国性股票市场存在的体制性缺陷。特别是股票市场，政府监管机构与交易所、主力投资机构实际上是“主管部门”与管理对象的关系，这也是大量劣质公司得以上市并难以被市场淘汰的一个主要原因。                 2、产权制度改革的问题。                 由于投资主体一元化或者国有资本“一股独大”的产权结构没有根本改变，大型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以及垄断行业的管理体制改革进展缓慢。一是在没有进行股份制改革的大型国有企业中，政企不分、政资不分的现象比较严重，政府仍然对企业进行不应有的干预。二是在已经进行了股份制改造的企业中，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形同虚设，没有发挥出它们应有的作用，导致公司管理层挪用企业资产、投资效率低下、分配不合理等现象。另外，非公有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尚未真正解决，各类所有制企业公平竞争的机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3、金融体制改革的问题。                 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目前所取得的成效依然是初步的、阶段性的。从银行内部看，改制后的银行公司治理尚需规范，经营机制转换不彻底；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体系尚需进一步完善；高素质的经营管理人才缺乏与员工总量过大的矛盾并存，创新不足，同质化、低水平竞争现象比较突出。从银行外部环境看，国有商业银行将面临更加严峻的市场竞争，而且经济结构不断调整，有可能增加商业银行信贷风险；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金融法制建设尚待完善，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刚刚起步。金融体系的结构与运作机制还不适应市场需要。农村信用社仍然存在经营粗放、管理薄弱、盈利能力较低、人员素质较差等问题。农业银行不良资产比例高、经营效益低。农村资金仍然存在外流现象，政策性支农贷款风险补偿、分担和转移机制不完善，农村担保机制不健全，农业保险尚未发展。适应农民生产与生活需求的金融产品与金融组织创新不够，农民贷款难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金融宏观调控面临的深层次矛盾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一是经济结构性矛盾突出对金融宏观调控形成较大压力，消费率过低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协调平稳发展的突出问题。二是国际收支不平衡导致的货币政策自主性下降。三是金融市场发展不平衡，金融市场体系不健全，导致金融运行的市场基础不稳固，直接融资比例低，资源配置效率不高，货币政策传导不畅。                 二、政府改革存在的问题                 1、政府职能转变滞后。                 我国在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政府职能已经发生了重要转变，但相对于经济市场化进程而言，这种转变还仅仅是初步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新体制因素主要是通过传统体制外的“增量”方式发展起来的，计划体制内的变动相对要滞后，特别是大量的国有企业如何转型尚在探索之中。一方面，“体制外增量”的长足发展奠定了市场化资源配置的基础，并日益向“体制内”渗透和拓展；另一方面，“体制内”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和政府之间的关系盘根错节，政府还难以“超然”于市场之外。这意味着，体制转型中的市场主体“身份”在一些领域常常是模糊的，市场主体地位不平等以及交易过程中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往往对竞争结果具有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因素。                 就收入分配关系而言，在政府依然介入市场较深的情况下，必然制约政府在维护市场主体平等权利、保证公平竞争方面职能的发挥，同时也影响到政府再分配职能和公共政策对社会收入分配的有效调节。                 2、各级政府事权、财权责任划分不清。                 各级政府事权分配不合理，一是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职责范围界定不够明确，含糊不清的支出大多被分配给下级政府，最基本的公共产品职能往往由供给能力比较低的基层政府承担。二是上下级政府之间事权范围的划分随意性很大，在垂直体制下，上级的事权往往成为下级的当然事权，现实中上级通过考核、一票否决等程序将本级责任分解成了下级的责任，出现所谓“上级请客、下级埋单”的状况。三是省以下各级政府事权划分不统一、不规范，省与市县政府间事权错位。较高级政府集中了过多的基础建设和经济建设支出份额，对农村的扶助支出主要落在县乡政府身上，基础和公共卫生这类区域性外溢效应较强的公共品过多地由县乡政府承担，主要的社会保障支出落在地县两级政府。由于现阶段各级政府之间事权、财权划分不合理，以及财权、事权配置不对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共服务的有效和稳定供给。一是基础性公共服务良性机制没有形成，供给水平不充分、不稳定，缺乏制度化保障。二是公共服务的范围、顺序、水平或标准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扭曲。由于事权和财权划分的不合理、不匹配，有能力的高层级政府承担的责任比较小，而承担责任比较多的低层级政府财力十分有限，政府应提供公共服务的范围、顺序与水准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人为扭曲。                 3、权力运行缺乏有效的体制性制约机制。                 我国在体制转轨中虽然大幅度减少了行政性资源配置，但行政性资源配置不仅在国有经济部门依然普遍存在，而且近年来已经出现向非国有部门渗透的迹象。在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条件下，行政性资源配置的权力具有了“价格”意义，因而“客观上”存在着权力市场化的可能。从1980年代中期利用产品“双轨”价差牟利，到1990 年代要素市场化中的“寻租”，人们不难观察到大量权力市场化的现象。近年来，在城市改造拆迁和土地转让、资金信贷以及资本市场窗体顶端窗体底端“圈钱”等领域，权力市场化的现象依然没有止步的迹象。                 行政性资源配置中的权力市场化是社会财富占有和分配不公的最主要因素，其负面影响要远远大于市场调节机制本身的缺陷和社会调节机制的不完善，而且还使后者产生严重扭曲。权力市场化导致了许多领域仍然是血缘和裙带关系盛行，抑制了基于素质和个人能力的公平竞争，市场运行中的优胜劣汰机制往往演变为逆向淘汰。权力市场化现象的根源，是对权力运行缺乏有效的体制性制约机制，特别是在转型期体制不完善的情况下，少部分掌握公共资源配置权力的人甚至可以左右逢源，很容易地利用权力来交换、攫取自身利益。如在政策制定和执行上向强势群体倾斜；在劳资关系中偏向资方一边；对于能够惠及广泛社会群体的公共服务的忽视；社会公正和正义受到损害等。                 三、经济转型和经济增长中各种矛盾凸现                 1、社会分化趋向严重。                 现阶段我国社会存在的经济社会问题本身是多样化的，但就其性质而言，则基本属于分配性问题。其核心在于当前社会现存的不平衡、不平等、甚至不公平的利益分配格局以及超过社会稳定底线的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经济分化仍在继续扩大，并呈现出两极化和固定化的态势。在此背景下，以利益格局的调整为实质的改革必然导致不同阶层之间以利益损益为内容和基础的矛盾，而这些矛盾则有可能在某些特定情况下趋于尖锐化和冲突化。更重要的是，由于新的社会结构先于市场经济体制形成，使强势阶层有可能以自身的利害为导向，影响、扭曲、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主导某些领域的改革，直接塑造于其有利的社会结构。这一切都直接或间接地表现在社会生活和社会问题的各个方面。                 2、劳资关系日趋复杂。                 资本与劳动的关系问题是市场经济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市场机制并不能“地”实现资本和劳动的平衡，市场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谈判协调机制是实现这一平衡的基础。                 我国在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经济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资本与劳动的矛盾必然会通过一定的形式表现出来。即使是国有资本，由于代理人几乎获得了与私人资本同样的权力，并且在若干方面模拟私人资本的经营方式，客观上存在劳动要素被侵害的可能性。虽然按劳分配依然被强调为主体地位，但相应的体制设计还很不完善，特别是劳动集体谈判的权利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使得劳动要素在参与分配过程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国有企业工会组织基本作为企业“职能部门”存在，在维护职工利益方面往往受到企业管理层的掣肘；大量的非国有企业还没有工会组织或徒具形式，劳资矛盾协调机制严重缺位，劳资关系冲突难以有效协调。如雇主可以任意延长劳动时间，拖欠工资现象甚至具有普遍性，许多劳动者没有必要的劳动保护，许多非国有单位不参加社会保险，等等，都反映了强资本弱劳工格局在我国已经形成。                 3、就业形势更为严峻。                 第一，城镇劳动者整体失业率上升。从全国来看，在改革开放初期，失业率呈下降趋势，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虽然经济保持快速增长，但城镇登记失业率自1985年以来持续上升， 2004年第一季度曾经达到4. 5% ， 2004年以后城镇登记失业率上升趋势有所放缓，但仍居于较高水平， 2005年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 2% ，仅和2004年末持平。                 第二，就业压力持续增加。一方面，长期存在的劳动力供需缺口难以得到弥补。另一方面，新的就业问题不断出现，尤其是城镇新成长劳动力的产生给我国的就业形势造成新的压力。近年来，这个问题已逐渐上升到我国就业问题的首要地位。以高校毕业生为例， 2006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达413万人，比上年增加75万人，就业压力进一步加大，而且多数新增毕业生的就业岗位层次趋于下降，薪酬、福利减少。由于劳动力总体供大于求，劳动者充分就业的需求与劳动力总量过大，致使失业和就业方面的矛盾日益突出。                 第三，就业的增长在不同产业不同行业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以北京市为例，第三产业是就业增长的主力，而第一和第二产业甚至出现负的就业增长。在就业难的重压下，非正规就业规模日益扩大。据有关专家统计，仅在1996-2001年期间，非正规就业与单位就业的从业人员数量之比就从大约1∶4提高到接近1∶2的水平，这种扩大的趋势依然在继续。另外，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劳动者的素质问题越来越突出，劳动力素质与岗位不适应的状况加剧。在一些地区和行业，甚至出现了技能劳动者供不应求甚至严重短缺的现象。                 对劳动力资源严重过剩的中国而言，如果上述诸多矛盾不能有效缓解，失业率将会持续攀升，正规就业岗位必然更加紧俏，非正规就业或者不充分就业将更加泛滥，劳动者地位将进一步弱势化。                 四、全球化进程中资本和知识空前联合使劳动者处于弱势                 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标志着社会生产力发展开始实现由体力型劳动为主向智力型劳动为主的重大转变。但事实上，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基本特征告诉我们，经济一体化的首要条件是资本国际化，世界各国资本的联合、合作已经成为各国资产所有者自觉的认识和行动。在资本地位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全球劳工的地位则在不断下降。                 劳动者由于受到国籍、地域的限制而难以自由流动，少数拥有稀缺的智力资源和拥有资本资源、技术资源的人才成为劳动力市场的买方，相对大量过剩的劳动力资源，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低素质的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明显的劣势，成为全球化的受损者或受害者。                 在全球性的强资本弱劳动背景下，中国的劳资关系也处在一个资本势力越来越强势，劳动者地位不断趋于下降的这样一种态势。具体表现在：第一，农民的“弱势”特征在全球化背景下逐步显露。改革开放初期，农民的总体生活状况得到了巨大改善，但到改革开放步入中期以后，改革成就的能量基本释放完毕，尤其是乡镇企业已成强弩之末。加上进入WTO后，我国农副产品市场逐步放开，粮食等农副产品的全球竞争力十分有限，农民的农业收入大大降低。第二，城镇新生贫困群体有进一步扩大趋势。在全球化趋势下，我国企业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尤其是传统的制造业和、贸易等服务性行业将被迫参与到全球性的竞争中去，这对长期以来习惯于在有限市场竞争中生存的中国企业来说，无疑是一次巨大的考验，许多企业由于经验不足和准备不够将陷入倒闭的危险。失业下岗人员的数量将会进一步上升，而传统行业的就业空间会进一步压缩。与失业下岗相伴随的是，城镇部分居民的贫困问题日益突出，失业意味着失去全部的生活来源，加上城市相对较高的生活支出，其结果只能沦为新的贫困群体，其社会地位也将从一个原来比较高的层面急剧下降。第三，处于边缘状态的城市农民工生活状况令人担忧。数量较多的城市农民工是一个具有“城市人”与“农村人”双重身份的特殊群体，他们既是农民向工人的“过渡人”，也是村民和市民的“中介人”，同时又是一个既难被传统农民认同，又难被城市居民接纳的“边缘人”。在他们身上最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他们主要分布在采矿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从事城市职工不愿干的那些又脏又累的工作，却享受不到或不能完全享受所在单位正式职工和城市居民应有的福利待遇和其他权益，所获报酬也比较低。造成这些状况的主要原因是：                 第一，适应全球化的需要，我国较高层次的劳动力需求大幅度增长，但相对较底层次的就业空间进一步压缩，致使本身处于资源短缺和发展潜能有限的弱势群体的就业将更加困难。不仅如此，随着技术的进步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大量隐性失业也会逐步显性化，使失业人数会大大增加。而且，他们事实上还要与来自不同国家的劳动力进行公开的竞争。因为生产和经营的全球化，会促使资本在选择投资地上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主动性，资本会不断地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最佳的结合。而资本的全球化扩张将造成全球失业的增多和劳工力量的削弱，尤其是高技术的运用将促使弱势群体面临着更大的失业威胁。弱势群体在没有应对好国内竞争的情况下，就被迫参与到全球性的竞争环境中去了，他们的生存能力无疑将受到更加严峻的考验。第二，生产能力无限性与消费能力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将迫使许多企业用低工资的手段来降低劳动力成本以提高竞争力，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本身消费能力就十分有限的弱势群体家庭预算支出急剧下降，其生活状况在短期内也将进一步恶化。一般来说，在劳动力廉价的全球经济中，短期内生产增长的过程主要是通过削减工资、解雇工人和支付低工资来实现的。这一过程势必会影响家庭对日常必需品和服务的需要水平。                 第三，全球化对我国农业发展将构成新的威胁，农民群体在逐渐产生分化的同时，相当一部分传统农民将陷入边缘化的危险。由于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无情推进，农村已被极大地分化了。因为在全球化进程中，几乎没有农民完全是为了生计，或者完全是为地方市场而进行生产的，相反，大多数农业生产和全球市场已结合在一起。                 第四，城市无业者、新移民、贫民的数量在短期内将有进一步上升的可能。许多地区的农村难以维持一种自给自足的生活，尽管在城市找一份长久的工作希望也不大，但毕竟进入了某种生活圈子、得到更好发展的机会要比在农村多。由此而引发趋向城市的迁移。这些新来的城市移民从事各种各样的职业和活动，与城市原有的居民竞争本来就不多的发展资源，其结果是他们共同的生存空间进一步压缩，成为城市新的弱势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