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前稻作农业的成就
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稻作农业在中国有悠久的。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已经证明，早在史前时代中国的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就出了较成熟的稻作农业。中国史前稻作农业经历了从起源、产生、发展，到成熟的全过程。大致说来，新石器时代早期是稻作农业的起源时期，新石器时代中期是稻作农业产生的时期，新石器时代晚期是稻作农业大发展的时期，新石器时代末期是稻作农业的成熟时期。正是在史前稻作农业发展的基础上，中国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广大地区才产生出了丰富多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显示出史前稻作农业的辉煌成就，并最终从史前走向了文明。
一、新石器时代早期史前稻作农业的起源
稻作农业是对栽培稻的耕种。植物学、遗传学、农学的研究已经揭示出，栽培稻是由普通野生稻经人工培育驯化以后，改变其遗传性状而来的。普通野生稻是一种多年生的可食用植物，栽培稻则是一种一年生的粮食作物。要把普通野生稻培育驯化成栽培稻，其中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尤其是在人类历史的初期，生产力水平还十分原始的情况下，这个过程更要漫长。那么，我们的远古祖先是在什么情况下、什么时候、如何把野生稻培育驯化成栽培稻的呢?1994年中美联合考古发掘了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两个遗址以及大约同一时期湖南省的考古学家在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的发掘，都为探索稻作农业的起源提供了初步线索。仙人洞是一个洞穴遗址，其附近的吊桶环是一个临时营地兼作猎物屠宰场的岩棚。在这两地的发掘发现了三个时期的堆积(1)。旧石器时代晚期只见于吊桶环下层(即J～O层)，碳14测年未校正数据约在公元前1．8万年以后。中石器时代(或归属旧石器晚期之末)包括吊桶环中层(即F～1层)和仙人洞下层。以上两个时期主要出土打制石器，未见磨制石器，也无陶器。新石器时代早期包括吊桶环上层(即B～E层)和仙人洞上层，碳14测年约公元前1．4万～前9000年(未校正)，最大的变化是新出现少量的磨制石器或局部磨制石器，特别是新出现了较多陶器。其显著的特点是栽培稻、磨制石器和陶器共存。
同时还提取了两地三个时期的野生稻植硅石，结合花粉分析，从中可以看出仙人洞和吊桶环先民从采集野生稻到学会人工栽培水稻的漫长变化过程。在中石器时代的吊桶环中层内G层，骤然出现有大量野生稻植硅石。仙人洞下层也发现有野生稻植硅石。说明这时人们大量采集野生稻成为其食物来源的主要部分。到新石器时代早期，仙人洞上层出土有近似栽培稻的植硅石。特别是吊桶环上层内自下而上各小层野生稻和栽培稻植硅石的比例变化更能说明问题，由下部E、D层稻属植硅石野生稻、栽培稻大约各占一半，至中部C层的栽培稻植硅石比野生稻的多得多，上部B层出土大量稻属植硅石可能都属栽培稻(2)。由吊桶环逐层的稻属植硅石分析显示，在中石器时代人们已采集野生稻，从零星到大量存在。到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出现栽培稻时仍继续大量采集野生稻，两者比重随年代发生此长彼落的变化，直至完全取代野生稻。估计经历时间达数千年之久。这些发现对稻作农业的起源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玉蟾岩也是一个洞穴遗址。地层堆积厚1．5米，共分6层，2层之下为文化层。1993、1995年进行了两次发掘，测定年代约为公元前1．2万—前l万年，发现有烧火堆，以石核、石片、砍砸器、刮削器为主的打制石器，骨锥、镞、铲、钩和角铲之类的骨角器，在文化层低层出土少量火候低、厚胎的夹砂粗陶器(复原一件绳纹敞口尖底的釜形器)，大量半石化的陆水生动物遗骸和植物果核等。最重要的是还在近底层发现公元前l万年左右的稻谷4枚，经鉴定兼有野、籼、粳稻综合特征，为演化中的最原始的古栽培稻类型。这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栽培稻实物标本。同时，土样分析表明也存在水稻硅酸体，说明已开始少量栽培最原始的水稻(3)。这一发现对探讨史前稻作农业的起源具有重要价值。
从以上考古发现可以初步看出中国史前稻作农业起源的概略线条。从大约公元前l万年前的全新世气候转暖的时期起，普通野生稻广泛生长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为人们提供了天然谷类食物。如在吊桶环、仙人洞遗址所看到的，中石器时代人们就开始大量采集野生稻为食。经长期的采集实践，人们初步熟悉了野生稻的生长，逐渐对野生稻进行人工干预，但并未达到把野生稻驯化的程度。到新石器时代早期，正是在对野生稻的反复人工选择的基础上，野生稻的遗传性状逐步被改变，初步驯化成功，基本形成稻属栽培种，即原始栽培稻。原始栽培稻兼备籼稻、粳稻和野生稻的特征，是一种由野生稻向现代栽培稻演化中的古栽培稻类型，在演化史上具有一个亚种的全部特点(4)。
吊桶环和仙人洞发现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水稻植硅石资料也告诉我们，远古先民在初步掌握培育栽培稻的技术以后，相当长时期内仍不同程度地继续采集食用野生稻，由开始时人工栽培稻比重可能比较微弱处于辅助地位，逐渐到栽培稻超过野生稻以至占据绝对优势的主导地位。可见，稻作农业起源于人们对野生稻的培育驯化。掌握了人工培育驯化野生稻的技术以后，栽培稻的种植才有可能进行，史前稻作农业的起源也才能有最基本的条件和基础。中国的史前先民对野生稻的驯化早在中石器时代就开始了，野生稻的初步驯化成功标志着新石器时代的到来，新石器时代早期阶段是史前稻作农业的起源阶段。
中国是亚洲栽培稻起源地之一，它与另一个亚洲栽培稻起源地南亚(以印度为中心)是两个各自独立起源和演化的系统。中国在玉蟾岩发现的栽培稻谷壳实物和吊桶环发现的栽培稻植硅石，都是世界上目前已知同类最早的实例。就中国范围来讲，根据目前的线索综合考虑，可以认为长江中下游地区应是中国稻作农业起源地的范围。在环境气候条件相似、文化底蕴接近的广大稻作起源区中，除上述吊桶环、玉蟾岩一类的山间小盆地或河谷地带遗存外，也有可能在平原、湖滨、低丘陵地区的新旧石器过渡时期遗存中，存在着走向农业的另一条道路，如在洞庭湖西北澧阳平原发现的新旧石器过渡时期遗存就是一个线索(5)。最终，汇聚在几个自然条件优越、文化基础深厚、发展较先进的考古学文化的区块中，形成多元发展交互作用的几个稻作农业起源与发展中心。目前的稻作农业考古发现显示新石器时代早期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最为突出，成为史前稻作农业起源取得最大成就的一个区域。
二、新石器时代中期史前稻作农业的产生
公元前7000—前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在长江流域产生了较稳定的稻作农业。稻作农业生产开始逐渐成为当时一个独立的部门。这在长江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以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为代表的彭头山文化是长江中游地区目前已知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碳14测定年代大致为公元前7000—前6000年。1988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彭头山遗址的发掘在许多陶片中都发现夹有大量的炭化稻壳和稻谷。经有关专家鉴定，它们是否属于栽培稻尚不能确定。但同时在彭头山还发现有水稻花粉，卵圆形，个体37．5—40微米，具单孔，孔较大，边缘加厚，孔径连加厚的边缘约10—12微米，花粉轮廓线较清楚，表面光滑。研究者认为，从进化的观点来看，农作物的花粉在自然和人为选择下，其个体及萌发孔逐渐增大。因此，彭头山的这些水稻花粉与浙江河姆渡发现的水稻花粉形态一致，与现代水稻接近(6)。特别重要的是，在属于同一文化的湖南澧县八十垱遗址也发现了大量炭化的稻谷和稻米，总数大约1．5万粒，是迄今中国史前遗址出土炭化稻谷和稻米最多的一个地点。经对373粒稻谷和稻米作形态分析研究，认定八十垱的稻谷遗存是一群籼、粳、野特征兼有的小粒种类型，而且是一个正在向籼、粳演化的多向分化群体(7)。据此可以认为，彭头山文化已有了早期的稻作农业。彭头山文化出土的稻作遗存不仅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目前已知早期最丰富的稻作农业资料，它对于研究稻作农业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
彭头山古环境的分析也反映出彭头山文化的经济生活是从事稻作农业生产的。彭头山地处澧水冲积平原 澧阳平原的低岗上，东临洞庭湖，西倚武陵山，北有涔水，南为澧水，属亚热带气候。人类在此居住以后，原生的杉木林遭到破坏。彭头山文化时期，自然植被从森林演变为森林-草原。人们在山岗附近的水域边缘种植水稻。因此森林-草原的环境很可能是最有利于农业起源的地方(8)。在八十垱遗址还出土有许多动物和家畜骨骼。动物骨骼主要有鹿、麂、鱼骨，反映狩猎和捕鱼在当时经济生活中还占有一定位置。家畜骨骼有牛、猪、鸡骨，其中牛骨较多。此外，还出土大量菱角、芡实和莲子，可能为当时人们采集食用的野生植物。
略晚于彭头山文化的皂市下层文化时期，水稻的种植也已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活动。在湖南岳阳坟山堡(9)、临澧胡家屋场(10)和石门皂市(11)遗址都发现有炭化的稻谷遗存。从胡家屋场遗址的孢粉分析来看，当时人们选择的生活地点是在靠近丘陵和河流的平原地带，这里有着次生带——落叶阔叶混交林和松林景观，陆地杂草茂盛，蕨类植物丰富，气候温暖湿润，靠近河道又有充足的水源，正是发展原始农业的适宜地带(12)。除从事原始的稻作农业外，人们仍需从事渔猎和采集以补充生活的来源。采集经济是丰富多彩的，从胡家屋场所收集鉴定的12个碳化植物子实标本中，共有莲藕、梅、山桃、樱桃、柿和花生6个品种，除花生一个品种尚不能最后确定外，其它5个品种的11个标本既有果核还有破碎的果实。同时，胡家屋场还出土了许多反映肉食来源的动物遗骸，而且越早的地层中越多。经初步鉴定有水牛、羊、猪、鹿、鼠、兔和禽鸟等陆生动物和鱼、螺、蚌等水生动物。除了牛、羊、猪有可能是人工饲养的以外，其余均为狩猎和渔捞的对象。
分布在鄂西长江两岸的城背溪文化的经济生活也是以种植水稻为基础的史前稻作农业。考古发掘在城背溪文化的陶器夹炭陶上陶胎中往往发现有大量炭化稻草、谷壳的残痕(13)。在宜都枝城北遗址采集到包含稻谷壳的陶片和红烧土块。同时各地还发现有大量农业生产工具石铲。
除长江中游地区以外，在长江下游的浙江省也发现有这一时期的稻作农业文化遗存。萧山市跨湖桥遗址和浦江县黄宅镇渠南村遗址均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90年在跨湖桥遗址的首次发掘，就已经认识到这是一处早于河姆渡的新石器时代遗址(14)。2001年的发掘，不仅再一次地肯定了这一点，而且在T041O：9层，即该遗址的最底层，出土了许多稻谷颗粒。同时还发现有稻作农业的生产工具骨耜，说明稻作农业已经诞生。(15)渠南村遗址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01年发掘，发现有夹炭陶、石磨盘、圆石球等，陶器多厚胎，低温烧制，陶胎中可见明显的稻谷壳粒，粒形细长。该遗址最早的年代(底层第7层)为距今9700年，最晚的年代(上面第3层)距今8200年(均未校正)(16)，早于跨湖桥，成为浙江省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史前稻作农业文化遗存。
上述考古发现表明，这一时期史前稻作农业已经成为长江流域的主要生产部门。先民们有了新的食物来源，史前稻作农业成为他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新的物质基础。因而，较稳固的定居聚落在各地普遍出现，史前文化的内容也逐步丰富起来。先民们不仅种植稻谷，食用稻米，还懂得利用稻谷壳或稻草作孱合料米烧制陶器。同时，史前稻作农业还向北传播到属于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系统偏南的地区，如在豫中南淮河上游和陕南的汉水上游，早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也栽种了水稻。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对舞阳贾湖遗址进行的考古发掘中，发现炭化稻米1000多粒，还在土壤中发现水稻硅酸体和红烧土中保存完好的稻壳印痕。经研究确定“贾湖先民种植的稻种是一种尚处于籼、粳分化过程中的，以粳型特征为主的，具有原始形态的栽培稻。”被农学家建议定名为“贾湖古稻(17)。
这一切都表明，史前稻作农业生产已经产生，成为长江流域史前氏族社会发展的新的物质基础。
三、新石器时代晚期史前稻作农业的
公元前5000～前3000年左右，史前稻作农业得到全面大发展，长江中下游成为两个发展较快的先进地区。在这两个地区分别出现了一些以发达的史前稻作农业为基础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长江下游地区有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邓，长江中游地区有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
以浙江余姚市河姆渡遗址的发掘而命名的河姆渡文化是浙江省文管会和浙江省博物馆在20世纪70年代末发掘的一处重要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河姆渡文化的年代约公元前5000～前3300年。出土各种丰富的文化遗存显示了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在史前时代的重要地位。其中的稻作农业遗存把良渚文化的稻作农业整整向前推进了2000年。在河姆渡遗址较大面积范围内普遍发现稻谷遗存，有的地方稻谷、稻壳、茎叶等混杂的堆积最厚处超过1米。稻类遗存数量之多，保存之完好，都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史上所罕见的。经鉴定河姆渡出土的稻谷主要属于籼稻种晚稻型水稻，但也有粳稻和中间类型。并出土有大量稻作农业的产生工具，如骨耜和木铲等，证明早至距今约7000年的河姆渡文化已有较发达的史前稻作农业(18)。但这一时期的稻作农业还处在耜耕农业阶段。
正是在发达的稻作农业生产的基础上，河姆渡的先民因地制宜创建了木构干栏式建筑，代表了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富有特色的另一种建筑类型和聚落形态。干栏式建筑是以桩木、地梁和地板，架构成高于地面的建筑基座，再在其上部立柱架梁，用席类材料围墙盖顶建成房屋。在已发现的20多排桩木中，较清楚的一座为总长度在23米以上的干栏式长屋。农闲之时，人们在于栏式长屋中制作漆木器、编织器、陶、石、骨、木质品等，创造出丰富多彩的史前农耕生活。
与河姆渡文化大约同时的马家浜文化也是以发达的稻作农业为主要的部门。马家浜文化的各遗址普遍栽培水稻。在上海崧泽遗址出土有稻草茎叶、稻谷和炭化稻米粒实物，经鉴定属于籼稻型(19)。在吴县草鞋山遗址下层土块中夹有炭化稻谷粒，经过鉴定，发现除籼稻外还有粳稻，这是目前中国发现最早的粳稻(20)。从籼稻不断经过人工栽培，演化成为粳稻，是史前稻作农业上的一个很大的进步。1979年浙江省文管会发掘的桐乡县罗家角遗址也发现上千粒炭化稻谷，鉴定为是以籼稻为主的栽培稻，同时也有粳稻(21)。此外，在罗家角还出土属39个个体的水牛骨骸。罗家角遗址的年代可早至距今7000年左右，属马家浜文化最早的遗存。罗家角史前稻谷的大量发现，再一次说明长江下游地区的人们早在7000年前就是以种植水稻为生。
马家浜文化时期已经有了专门的水稻田。]992—1995年，南京博物院等单位与日本宫崎大学合作，对草鞋山遗址进行了第四次发掘，发现马家浜文化时期的水稻田44块，用于排水、蓄水和灌溉的水沟6条、水井10口、水塘2个。稻田位于居住地外围的低洼地带，由许多浅坑样的小田块连接形成，田块面积一般3～5平方米，最大lO余平方米，并有通水口、蓄水井、沟、塘等设施共同组成农田灌溉系统。同时发现水稻植硅石和炭化稻米。这是我国首次明确发现的水稻田遗迹和水稻种植灌溉系统，对研究史前稻作农业具有重要的价值(22)。
崧泽文化的史前稻作农业遗存发现不多。仅在上海青浦崧泽遗址发现有炭化的籼稻和粳稻稻谷，江苏海安青墩遗址也出土有炭化稻谷。但可以肯定，崧泽文化的稻作农业比马家浜文化的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如果从生产工具方面考察，有学者认为，石犁肇始于崧泽文化晚期，鼎盛于良渚文化至马桥文化时代(23)。因此，可以说犁耕农业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后段(崧泽文化时期)才出现的，到良渚文化时期达到鼎盛时期。
长江中游地区大溪文化的史前稻作农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几乎所有大溪文化的遗址都发现有稻谷遗存或痕迹。松滋县桂花树遗址的大溪文化层发现有厚达数十厘米密结成层的炭化稻壳灰，用肉眼直接观察，即可清晰地看到其中有许多水稻的茎叶和谷壳(24)。湖南华容车轱山大溪文化遗存中，房屋的墙壁和居住面的红烧土中，都掺有稻草和稻谷壳，类似于北方新石器时代房屋遗迹上的草拌泥。在该遗址早期的灰坑中，还发现有成堆炭化稻米，颗粒形状清晰可见。发掘者认为，这些稻米应是储存在窖穴里的(25)。
大溪文化时期也有了专门的水稻田。1997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澧县城头山遗址的发掘中，在下层发现面积约100平方米由三条人工堆筑的田埂组成长方形的水稻田。第一条田埂清理出长达30米，第二条清理13米，第三条仅5米，第一、二两条田埂相距5—4．6米，组成的丘田面积至少有2分地，稻田中淤积青灰色粘土，其中有含量很高的水稻硅酸体和碳化的稻叶和稻米。与稻田配套的还有3个蓄水坑和3条排水沟组成的原始灌溉系统，蓄水坑为圆形圜底，1号坑直径1．2、深1．3米，有两条小排水沟与之相通。年代约距今6500—6300年。这是中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史前水稻田，为研究大溪文化的稻作农业提供了重要新资料(26)。
屈家岭文化的稻作农业在大溪文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1955—1957年中国院考古研究所在京山屈家岭遗址的发掘，在数百平方米面积内大大小小的红烧土中都发现掺合有密密麻麻的稻谷壳。后经科学鉴定，确认屈家岭红烧土中的稻谷壳为粳稻，并且是中国比较大粒的原始粳稻品种，与现在长江流域普遍栽培的稻种最为相近(27)。这是长江流域史前稻作遗存的首次考古发现。这一发现的意义十分巨大。长江流域自古以来都是中国稻作农业的主产区，在这里发现的史前稻谷，证实长江中游地区早在史前时代就是以稻作农业生产为主要经济领域，从而为稻作农业起源研究提供了第一批实物资料。
这一时期稻作农业生产的总体水平比前一时期有了很大提高。籼稻和粳稻的分化，从河姆渡文化时期开始，到屈家岭文化时期已告完成，成为中国史前稻作农业生产的两个稳定的品种。此外，长江流域的水田稻作农业不仅广泛发现稻米实物和生产工具，特别重要的是新发现两处水稻田遗迹，年代都在公元前4000多年。这是中国史前稻作农业考古的重大突破，也是世界上目前发现最早的水稻田遗迹。从中可以看出，长江流域史前稻作农业已有很大的发展。同时，稻作农业生产不断向北扩展，直达中原腹地的黄河岸边，安特生在仰韶村遗址发现仰韶文化的稻谷印痕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28)。
四、新石器时代末期史前稻作农业的成熟
公元前3000—前2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末期，史前稻作农业走向成熟，为史前社会的迅速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可以长江下游地区这一时期前段的良渚文化和长江中游地区这一时期后段的石家河文化为代表。
长江下游地区年代四、五千年的良渚文化发现较早，但良渚文化的稻作农业是新建立以后发现的。1956和1958年，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发现并先后二次发掘了浙江吴兴(现湖州市)钱山漾遗址。在这里除发现大量的石器、陶器、竹木器、丝绸和草编织物外，还发现稻谷、桃核、菱角及“甜瓜子”、“蚕豆”、“花生”等植物遗存(29)。这是良渚文化史前稻作农业的首次考古发现，立即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同时，浙江省文管会在杭州水田畈遗址的发掘中，也发现同钱山漾遗址一样丰富的文化遗存，特别是史前稻谷的再次发现，肯定了良渚文化是以稻作农业为主要部门的一个新石器时代文化(30)。从而也说明中国稻作农业有着悠久的，早在史前时代的良渚文化时期就已达到较成熟的水平。
以后，良渚文化稻作农业遗存发现得更多。有学者统计在长江中下游共发现出土史前稻作遗存101个地点，长江下游44个，中游有57个；在长江下游的44个地点中，仅良渚文化的地点就至少有20个，占长江下游总数的约50％(31)。良渚文化发现出土史前稻作遗存的地点比中国任何一个新石器时代文化都要多。
1992年南京博物院在吴江龙南遗址的发掘，孢粉分析结果显示，良渚文化时期大型禾本科花粉大量增加，表明人们种植水稻的面积扩大(32)。更重要的是，还利用植物蛋白石的分析方法，判明了良渚文化的水田位置、稻谷类型，并进而估计了稻作产量。在良渚层之下发现有适宜生长在半沼泽地的芦苇植物蛋白石，良渚层之上两层分别有古代和近代的水稻植物蛋白石。由此表明，龙南的良渚文化层很可能就是良渚人耕种的水田。经鉴定分析，良渚文化层的土样中含有大量粳稻植物蛋白石，并出土有炭化粳稻。这为考古探寻史前农田遗迹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33)。
从良渚文化出土的大量稻作农业生产工具可以看出，良渚先民已懂得用木千篰来捻取河泥，同水草混合发酵后，作为农田的底肥。当时的农具不仅多而且配套，同时还出现了戽水灌田和小型的引水或排水设施。特别是良渚文化发现众多大同小异的石犁，证明当时的稻作农业已进入犁耕农业阶段。有学者曾描写到良渚文化的稻作农业生产，“在春季时，先民经过一番缛田平整后，以撒播方式种植水稻，其后进行移植调整，使之密度大致均匀，继而便是中耕除草(人工)、施肥、灌水等一系列管理措施，至秋季便可开镰收割。按游修龄教授的研究结果，当时稻米的产量，大约是稻种的15倍。(34)”这已是一幅中国古代延续几千年的稻作生产图景。
稻作农业的成熟为良渚文化带来了巨大的变化。首先，良渚文化时期大量出现的玉器就是稻作农业成熟的重要标志。由于稻作农业的成熟，可以满足人们对粮食的需求，才促使专门制作玉器的手工艺人出现，并制造出大量技艺精湛的玉器。在瑶山和反山发现的良渚大墓中均随葬着大量玉器，总数达数百、甚至千余件，占大墓随葬品总数的90％(35)。其次，精美的玉“琮王”和玉“钺王”的发现，说明良渚社会中已出现少数掌握“神权”或“军权”、具有统治权力的人物；而从良渚墓葬的分化中，一方面是埋葬在祭坛突出或中心位置、有棺有椁，并随葬大量玉器的高规格高等级的大墓，另一方面是众多无棺无椁，且无任何随葬品的小墓，特别是作为大墓的人殉人祭、甚至身手异处的埋葬，都充分地表现出良渚社会的严重分化、良渚人的社会地位和等级的差别。这也是随着稻作农业的成熟，提供了大量财富以后所生产的必然结果。再次，良渚文化的祭坛也是建立在稻作农业的成熟的基础之上。1986年发掘的反山祭坛，据估计土方用量高达20000立方米左右，在目前已发现的数十座良渚祭坛中，反山祭坛的规格和等级最高，被有的学者称为“良渚王陵”(36)。1987年发掘的瑶山祭坛，面积超过5000平方米，有多重阶级状石堪和护坡，是良渚祭坛中规模最壮观的一座。1991年发掘的汇观山祭坛，平面呈“回”字形三重土色结构，面积1600平方米(37)。这些祭坛的修建，如果没有稻作农业的成熟，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
长江中游地区的石家河文化也是以稻作农业生产为主要经济部门。在石家河文化的一些遗址中常发现有炭化的稻米和稻壳，尤其是各遗址发现红烧土中普遍羼合有大量的稻壳和稻草，表明这时的稻作农业生产已普遍成熟起来。除农业生产外，人们还饲养有猪、狗、牛、羊、鸡等家畜，并从事渔猎和采集等辅助经济活动。
稻作农业的成熟促进了石家河文化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石家河文化铜的冶炼和铜器的使用就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20世纪80年代在石家河遗址群的发掘中，考古工作者在邓家湾(38)、肖家屋脊(39)多次发现大小不同的绿松石铜矿石(孔雀石)块，小如指头，大似鸡蛋。特别是在罗家柏岭遗址还出土了5件残铜片，为研究石家河文化铜的冶炼和使用提供了重要证据(40)，表明作为新的生产力的代表铜器已在长江中游地区率先出现。石家河文化也发现了几百件玉器、多为玉人头像牌饰和坠饰、蝉形饰、龙形饰、凤形饰、璧、管、环等装饰品，表明也出现了专门的制玉手。石家河文化时期还有先前时期遗留下来的9座城址，都建筑有高大的夯土城墙和宽大的护城河。城址面积从数万、十几万，到数十万平方米，最大的石家河城址面积达120万平方米，是长江流域已知最大的史前城址(41)。建造这样巨大的城址，需要稻作农业提供足够的粮食和剩余劳动力。共工程量甚至比良渚文化的祭坛还要大。如果没有成熟的稻作农业为基础，城址的建设是根本不可能的。
这一时期水稻的种植范围比前一时期更加扩大，向北扩展到黄河中下游的一些适宜地区，最北已越过北纬37°。在河南龙山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的许多遗址中都发现有炭化稻米(42)。甚至在黄河北岸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也发现炭化大米(43)，当然陶寺的稻米可能是贵族阶级食用大米的物证，不一定是当地生产的。但在江苏连云港市藤花落遗址发现的龙山文化水稻田，却是这一时期水稻种植北传的一个很好物证。藤花落遗址是一处龙山文化的古城址。1999年连云港市博物馆在此的发掘，首次发现龙山文化的稻田遗迹，包括有水田、水沟等。一号水田遗迹呈不规则形，揭露面积大约67平方米。其中含有大量的水稻硅酸体，数目达每克干土壤中含50000多个。证明城外和北部内外城之间有着保存较好的稻作农业生产区(44)。
正是在史前稻作农业发展的基础上，粮食、社会财富和剩余产品极具增加，土地成为产生社会财富和粮食的源泉。在贪欲驱动下少数人利用社会权力越来越多的侵占社会财富和土地，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导致私有制更加发展。表现在社会关系上，社会分层突出，阶级已经产生并日益形成尖锐对立。一些富有的首领和显贵一跃成为社会权力地位和财富俱全的统治者，而一些一无所有的穷人则沦为奴隶。高大的城池、铜器、礼器和玉器等等的出现，标志着史前社会的结束、文明时代的到来。这一切重大成就和重大变化都源自新石器时代末期的金灿灿稻谷和黑油油的稻田。
中国史前稻作农业的成就，可以得出以下几点：
1、中国的史前稻作农业起源早，发展时间长。在大约万年前，我们的先民已经把野生稻培育驯化成栽培稻。中国史前稻作农业生产工具不断改良、生产方式不断改进，从最早的刀耕火种农业发展到耜耕农业再发展到犁耕农业，其间大约经历了5000年的发展历程。新石器时代晚期已培育成功了较稳定的籼稻和粳稻两种作物品种，粮食产量大为增加。
2、史前稻作农业的发展促进了家庭饲养业、建筑业、纺织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种植水稻和饲养家猪成为中国传统的稻作农业生产。
3、由于史前稻作农业生产的需要，人们学会了观察天象和气候的变化，并逐渐掌握了其中的，天文历法应用而生。
4、史前稻作农业的发展使人们逐渐认识到土地的重要性，进而产生了对土地的崇拜，于是有了祭祀大地的祭坛和礼器，礼制被提到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5、史前稻作农业的发展不仅使粮食有了剩余，而且创造了大量的财富。这些社会财富又通过不同的渠道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由于土地成为粮食和财富的源泉而产生了对土地的占有，由于占有土地和社会财富的多少不一，形成了不同等级的社会结构层次，由此导致了阶级的出现和国家的产生，长江流域社会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6、长江文明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与稻作农业的发展密不可分的。实际上，长江文明是一种有别于黄河文明的稻作文明。
注释：
(1)a、刘诗中：《汀西仙人洞和吊桶环发掘获重要进展》，《中国文物报》1996年1月28日。
b、刘诗中：《万年县仙人洞、吊桶环旧石器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6年，文物出版社。
c、彭适凡：《江西史前考古的重大突破——谈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发掘的主要收获》，《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
d、严文明、彭适凡：《仙人洞与吊桶环——华南史前考古的重大突破》，《中国文物报》2000年7月5日。
e、刘诗中等：《万年县仙人洞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00年，文物出版社。
(2)a、赵志军：《吊桶环遗址稻属植硅石研究》，《农业考古》2000年第3期。
b、张驰：《江西万年早期陶器和稻属植硅石遗存》，《稻作、陶器和都市的起源》，文物出版社,2000年。
(3)a、袁家荣：《道县玉蟾岩石器吋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6年，文物出版社：
b、袁家荣：《玉蟾岩获水稻起源重要新物证》，《中国文物报》1996年3月3日；
c、袁家荣：《湖南道县玉蟾岩1万年以前的稻谷和陶器》，《稻作、陶器和都市的起源》，文物山版社，2000年。
(4)张文绪：《中国古栽培稻的研究》，《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
(5)裴安平：《湘西北澧阳平原新旧石器过渡时期遗存与相关问题》，《文物》2000年第4期。
(6)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文物管理所：《湖南澧县彭头山新石器吋代早期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8期。
(7)a、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澧县梦溪八十垱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12期。
b、裴安平：《澧县八十垱遗址出土大量珍贵文物》，《中国文物报》1998年2月8日。
c、张文绪、裴安平：《澧县梦溪八十垱出土稻谷的研究》，《文物》1997年1期。
(8)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孢粉实验室：《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孢粉分析与古环境探讨》，《文物》1990年8期。
(9)岳阳市文物工作队、钱粮湖农场文管会：《钱粮湖坟山堡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报告》，《湖南考古辑刊》第6集。
(10)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临澧县胡家屋场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93年2期。
(11)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石门县皂市下层新石器遗存》，《考古》1986年1期。
(12)南京大学地理系：《胡家屋场遗址孢粉分析》，《考古学报》1993年2期。
(13)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宜都城背溪》，2001年，文物出版社。
(14)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肖山跨湖桥新石器吋代文化遗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长征出版社，1997年。
(15)蒋乐平：《萧山跨湖桥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02)》，文物出版社，2003年。
(16)蒋乐平：《浙江发现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重要线索》，2003年12月在广西桂林召开《华南及东南亚地区史前考古纪念甑皮岩遗址发掘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17)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9年。
(18)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3年。
(19)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崧泽——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7年。
(20)南京博物院：《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文物资料丛刊》3期，1980年。
(21)罗家角考古队：《桐乡县罗家角遗址发掘报告》，《浙江文物考古所学刊》，1981年。
(22)芥建祥、邹厚本、李民昌、汤陵华、丁金龙、姚勤德：《对草鞋山遗址马家浜文化时期稻作农业生产的初步认识》，《东南文化》1998年第3期。
(23)林东华：《良渚文化研究》，浙江出版社1998年。
(24)张绪球：《长江中游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概论》，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
(25)郭胜斌：《湖南车轱山遗址的原始农业遗存》，《农业考古》1985年2期。
(26)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城头山古城址19971998年度发掘简报》，《文物》1999年第6期。
(27)小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京山屈家岭)，科学出版社，1965年。
(28)J．G．Anderson，Children of the Yellow Earth，London，1934。
(29)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吴兴钱山漾遗址第一、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2期。
(30)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抗州水田畈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2期。
(31)安志敏：《中国稻作文化的起源和东传》，《文物》1999年2期。
(32)肖家仪：《江苏吴县龙南遗址孢粉组合及其环境考古意义》，《环境考古研究》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91午。
(33)汤陵华等：《江苏梅埝龙南遗址古稻作的调查》，《农业考古》1992年l期。
(34)林东华：《良渚文化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
(35)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瑶山良渚文化祭坛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考古队：《浙江余杭反山良渚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期。
(36)《浙江省文物考古五十年》，《新中国文物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2000午。
(37)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市文物管理理委员会：《浙江余杭汇观山良渚文化祭坛于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7期。
(38)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湖北省荊州博物馆：《邓家湾》，文物出版社，2003年。
(39)湖北省刑州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肖家屋脊》，文物出版社，1999年。
(40)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石家河罗家柏岭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94年2期。
(41)王红星：《从门板湾城壕聚落看长江中游地区城壕聚落的起源与功用》，《考古》2003年9期。
(42)陈文华：《中国农业考古图录》，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
(4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第二工作队等：《2002年山西襄汾陶寺城址发掘》，《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5期，2003年1月。
(44)林留根等：《藤花落遗址聚落考古取得重大收获》，《中国文物报》2000年6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