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李小缘的公共图书馆观念比较

　　3 梁启超与李小缘公共图书馆思想的比较
　　3.1 理论立场的区别——图书馆外人士与图书馆人
　　梁启超与当时图书馆的学者的理论视野发生了不可忽视的冲突，恐怕这种非图书馆专业学者的观点在当时并非独有。如果从图书馆的建设实效来看，梁启超的考虑是符合当时的民众素质的实际情况的。若建设了各式的图书馆，但没有人前来使用，是社会资源的浪费，因此也往往被视为图书馆建设者的失败。但是，作为社会的文化事业，图书馆人的理论高度要高于时代着眼于未来，图书馆的发展才能跟上社会的需要。
　　直到1951年我国教育部第一次全国初等教育及师范教育会议上才明确指出，要从1952年开始，争取十年之内基本普及小学教育。^[4]如果在上世纪60年代我国可能实现小学教育普及时才开始开设公共图书馆，才开始提出开放、公共的理念、并考虑将社会所有人纳入图书馆的服务对象，那么图书馆发展将可能会落后于时代的要求。
　　另一方面，作为非图书馆专业人士的梁启超对图书馆的社会教育的功能的认同程度与身为图书馆人的李小缘是不同的。梁启超认为在当时的民众素质和社会环境下，公共图书馆的作用微乎其微，只能是白费力气。但是，图书馆人对图书馆的社会职责往往有更积极主动的认识。相比之下，李小缘认为“现世的图书馆”则正是为着普通的百姓而开设的，正是为了成为民众的“良师顾问所”，对“工农商兵”实现以图书馆为中心的社会教育。
　　3.2 公共图书馆服务对象的区别——从士林到民众
　　从梁启超戊戌变法参与的图书馆建设活动和戊戌变法之后对美国公共图书馆的考察可以明显看出，他不是否认图书馆对于国家的重要意义，更不是认同1900年之前的私人藏书楼，而是梁启超所认同的公共图书馆是面向读书人的，起码是识字的人的，而并非李小缘所认为的“工农商兵”。设立晚清公立图书馆的清政府学部以及许多留洋考察的清末人士，虽然大都提倡在国内设立图书馆，但是图书馆仅仅向“士林”开放，为着“保存国粹”和读书人作学术研究考察。
　　因此，梁启超在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会的演说中提出，除读书人之外，没有其他人提供图书的必要，也没有办法让他们来使用图书馆。而且如若没有西方各国国民的知识程度，创办公共图书馆是白费力气的事情。梁启超看到了当时美国公共图书馆制度的先进以及开架阅览的便利，并没有一味地引入和宣传美国的图书馆工作制度和业务特点。我们尚且不知梁启超是否注意到了西方公共图书馆背后的民主政治观念，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看到了公共图书馆所需要的民众素质。梁启超不仅仅考虑引入和推广西方先进的理念和制度，而是更为实际地考虑了操作的现实基础，可谓是政治家的风格，但是梁启超对于公共图书馆的公共、平等、公益的认识与李小缘相比，显得保守和悲观。
　　相比梁启超，李小缘真可谓是具有“理论勇气”。梁启超所描述的中国近代的民众文化程度和知识需求恐怕是事实，身处同一时代的李小缘对公共图书馆具有“革命精神”的认识建立在对图书馆建设现实的不满和民众识字阅读的期望之上的。“然则真正革命精神之图书馆，不仅搜集保存而已，主要职责，在能使民众——无论男女老幼，皆得享其利益，或为参考，或为课外研究，或为欣赏消费之资。总之，古之藏书楼重在保存，公共图书馆重在(下转第61页)普利民众，流通致用，以普遍为原则，以致用为目的，以提高生活为归宿，皆所以启民智，伸民权，以利民生者也……苟能一日打破旧式思想之藏书楼，使能公开群众，无论男女老幼，无等第，无阶级，举凡学生、工人、农夫、行政家、商人、军人等，皆能识字读书，享受图书馆之利益，则方可为图书馆之真正革命，之真正彻底改造，之真正彻底建设也。”
　　“与其他学者将公共图书馆与其他近现代图书馆混淆在一起讨论不同，李小缘看准的是图书馆学的核心——公共图书馆问题，旗帜鲜明地道出了公共图书馆的真谛”。
　　李小缘的关于公共图书馆的这些研究成为1926年至1929年期间耀眼的文献。同样，在上世纪图书馆学者对公共图书馆、图书馆社会教育职能的研究中体现的公平思想也以同样的高度超越了当时现实。这样的超越作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推动了图书馆事业的前进。在图书馆的研究和实践中，积极主动而且面向未来的态度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图书馆人的特征，也是今天需要我们坚持的精神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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