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试论“三个代表”、“五种精神”、“以德治国”的内在联系
面向新世纪，江泽民先后提出了“三个代表”、弘扬“五种精神”、“以德治国”的思想。笔者认为，三者不仅内涵深刻，意义重大，而且具有很强的逻辑联系。应认真学习，准确把握。
（一）
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工人阶级根本利益与其他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决定了中共是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而在当前及今后较长时期内，实现社会主义化目标则是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集中体现。
现代化标志着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及由此引起的、、文化、社会等各领域的深刻变化和巨大进步。因此，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就必须最大限度地推动社会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
生产力是人们改造、利用及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能力。劳动者是生产力的主导。由于决定劳动者对经济贡献大小的因素包括劳动能力和劳动动机，由于科技和为劳动者提供劳动技能，思想道德为劳动者提供劳动意愿，所以要推动社会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就必须推动社会文化不断向前发展。加之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精神文化生活本身也日益成为人们的直接追求。因此，最大限度地推动社会文化不断向前发展必然也成为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内在要求。
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以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把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和文化发展作为自己最神圣的历史使命和最崇高的时代责任。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为生产力和文化的大发展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以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为标志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则在推动社会生产力和社会文化发展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伟大成绩。事实证明，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中共都走在时代前列，体现社会潮流，实现人民意愿，历史、人民、现代化选择了中共的领导。
然而，中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党，一贯用变化和发展的眼光看待世界和未来。他深知，改革开放后，中国大步走入世界，世界也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深刻影响中国。面向新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在面临世界新科技革命和和平与发展所带来的重大机遇的同时，正面临重大而严峻的挑战。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发达国家凭借科技和资本优势，占据着高新技术的制高点，并试图在全球化中处于主导地位，加紧向其他国家的经济扩张。而发展中国家由于旧的国际分工和自身条件所限，则往往囿于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以致造成科技含量偏低，结构难以提升，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有所扩大。与此同时，虽然政治多极化和各种文化相互激荡趋势日益明显，但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并未消失，反在新形势下有所膨胀，一些发达国家妄图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并为此不惜使用各种手段。在我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经济成分、利益主体、组织方式、就业方式、价值取向的日益多样，给人们的思想观念带来这样那样一些影响，包括消极影响；历史上一些腐朽东西在今天仍然存在；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不断加强的思想文化渗透，“西化”和“分化”图谋，最终造成了部分人价值观念的紊乱，精神支柱的丧失，人格水平的下降。社会上存在的消极因素还反映到中共内部，从思想、作风及组织上严重侵蚀着党员和干部队伍，影响着中共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影响着中共与群众的联系，最终影响着中共作为中国社会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最大政治推动力量作用的充分发挥。上述这些给我国生产力和文化的发展，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形成了巨大的压力。
英国社会学家A·吉登斯指出， 全球化的概念最好被理解为时空分延的基本方面的表达，“在一种时空分延关系中，一极的事件会在另一极上产生不同甚至相反的结果。”（注：A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三联书店1998年5月版，第24页。）他还指出， 全球化具有一种抽离化功能，即把社会关系从地方性的场景中“挖出来”，并使其在无限的时空地带中实现“再连结”，“让远距离的社会事件和社会关系与地方性场景交织在一起”。（注：A·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三联书店1998年5月版，第23页。）确实， 全球化一方面使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空间实现了分延，另一方面却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空间产生了明显的挤压。而发达国家凭借全球化所产生的抽离化机制，在实现经济扩张的同时不遗余力地推行其价值观，试图让其在其他国家的氛围中实现“再连结”，则更对后者的文化特别是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明显的负面效应。
在谈到我国所面临的挑战时，江泽民指出：“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客观进程，具有两重性。西方发达国家力图主导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家总体上处于弱势，如果没有正确的对策就会落入更加不利的地位。……西方敌对势力不愿意看到社会主义中国发展壮大，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不会改变，我们与西方敌对势力在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方面的斗争将是原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会是十分尖锐的。”（注：江泽民：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00年7月17日《人民日报》。 ）江泽民指出：“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成分、利益主体、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方式日趋多样化，给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这样那样一些影响，包括一些消极的影响。历史上产生并遗留下来的一些腐朽落后的东西，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仍然有某些存在的条件。这些都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这种复杂的社会环境，对党员、干部保持共产党人和人民公仆的革命本色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也使党的建设遇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矛盾、新问题。”（注：江泽民：在中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00年4月2日《人民日报》。）
中共深知，能否抓住机遇回应挑战，历来是关系革命和建设事业兴衰成败的大问题。正因为如此，所以面向新世纪，江泽民代表中共庄重提出了“三个代表”的思想。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这就不仅从根本上进一步回答了在充满希望和挑战的新世纪，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而且还清楚地表明了中共在充满希望和挑战的新世纪继续最大限度地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推动我国先进文化不断向前发展，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坚定信心和决心。
（二）
现代经济学原理指出，以机器设备为表现形态的固定资本的磨损有物质和精神这二种。前者是由于使用或自然力作用引起的磨损；后者是由劳动生产率提高使生产同样设备的成本下降或同样成本可生产出效率更高的机器设备引起原有设备贬值所导致的磨损。精神磨损的存在清楚地表明，机器设备现值的大小不仅纵向取决于自身状况，而且还横向取决于其他机器设备目前的状况。机器设备是生产资料的主要组成部分，生产资料又是生产力的两要素之一，因此，在当前全球化使各国经济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情况下，衡量一国生产力发展与否也必须从纵向和横向这二方面进行，即不仅要与自身过去相比，更要与其他国家目前的生产力状况相比，要看其在世界各国生产力的排位是否不断靠前乃至领先了。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应体现为产品能在更大程度上满足国内外市场需求。而只有排位不断靠前乃至领先，才能做到这一点。反之，当排位不断趋后，当国内外市场需求愈来愈多地由外国产品来满足时，就难以说该国生产力已取得进步。而很显然，在当今科技革命深入发展，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的形势下，生产力要在世界的排位不断靠前乃至领先，除了紧跟时代勇于创新，进而实现在高新技术领域也占据一席之地、提升科技含量和产业结构之外，别无他途。
文化包括智力文化和思想文化，它对中华民族有巨大的凝聚和激励作用，对和社会全面进步有巨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作用，对全民素质的提高有巨大的促进作用。然而，正如马克思在《的贫困》中所指出的，人们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的暂时的产物，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观念的产生都是不断变动的。面对新世纪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新世纪所面临的新机遇和新挑战，面对只有创新才能实现生产力发展这一现实，很显然，文化也必须紧跟时代，不断创新才能继续正确解释变化了的世界，有效指导全新的实践，才能激浊扬清，净化思想，继续发挥凝聚、支持及促进作用。这也正如诺贝尔经济奖得主C ·诺思所言：“当人们的经验与其思想不相符时，他们就会改变其意识观点。实际上，他们试图去发展一套更‘适合’于其经验的新的理性。”（注：C ·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12月版，第54页。）
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一个伟大的创举。而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并与世界接轨形成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保证中共始终保持先进性质，始终经得起各种风险和困难的考验，始终坚强有力地发挥好领导核心作用，从而在新世纪继续最大限度推动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发展，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化目标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面向新世纪继续加强中共自身建设最重大课题的解决，很显然，也需要紧跟时代，不断创新才能完成。
创新是人类崇高的实践活动，它的实现标志着人类对主客观世界认识的深化及更有效更合理地利用或改造了主客观世界。同时，创新又是人类艰巨的实践活动。它的实现需要克服巨大困难，扫除巨大障碍。上述二方面决定了要实现创新，创新的主体——人必须具有相应的精神境界，要实现不断创新，全党全社会必须具有相应的精神境界，除了紧跟时代勇于创新精神之外，还必须具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知难而进一往无前、艰苦奋斗务求实效、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精神。因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早已指出，在一定条件下精神可以变物质，精神力量可以变为物质力量，只要人具有崇高的精神，就能激发积极性和创造性，就能创造出新的改造世界的物质技术或使既有的物质技术力量发挥更大的效能。美国社会心家麦克勒兰德不仅提出了用以衡量人们进取和获得成就欲望大小的“成就动力值”概念，而且也指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不能仅仅从资本形成率等经济因素来理解，还要从成就动力值水平的角度来理解。成就动力值较高的社会将会造就精力更旺盛的家，从而推动经济更迅速发展，“由于是人们头脑中的变化推动了经济增长而不是相反，因此成就动力值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注：E ·布莱克：《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10月版，译者前言第13页。）美国社会学家英克尔斯亦指出，现代性的精神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必要前提，因此不发达和落后是一种心理状态；精神障碍和心理因素阻碍了许多国家有效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所以培养现代性的精神是建立现代社会秩序的各种策略中极为重要的一环。
面对新世纪中国发展生产力和文化所面临的挑战，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审时度势，把握全局，抓住关键，把推进全党全社会的创新作为回应挑战的有效举措。江泽民多次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他指出：“我们只有加速科技创新，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运用先进技术和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才能不断促进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实现我国技术发展的跨越。”（注：江泽民：在九届人大三次会议北京组的讲话，2000年3 月15日《解放日报》。）“我们不但要加强科技创新，而且要加强体制创新、政策创新、观念创新。”（注：江泽民：在全国技术创新大会上的讲话，1999年8月24日《人民日报》。）胡锦涛指出， 党的建设最根本的是思想建设，思想政治建设的核心是理论建设；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要具有坚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首先必须在思想上理论上具有坚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理论上混乱，思想上涣散，行动上必然各行其是，党就没有什么凝聚力和战斗力可言；而实践一再证明，创新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根本原因。
为了在全党全社会培育造就相应的精神，实现不断创新，江泽民指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一项宏伟而艰巨的事业，需要把整个民族的精神振奋起来，把全国各方面的积极因素调动起来。”（注：《江泽民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央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134页。）“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观点，在一定条件下，精神可以变物质，精神的力量可以转化为物质的力量。 ”（注：《江泽民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145页。）2000年6月5日，江泽民在“两院”院士大会讲话中强调，要在全党全社会大力弘扬精神，科学精神的内涵很丰富，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弘扬科学精神，就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要热爱科学，崇尚真理；就要勤于学习，善于思考；就要甘于奉献，攀登高峰。
正因为如此，所以新世纪初，为了实现“三个代表”的要求，最大限度推动社会生产力和先进文化不断向前发展，江泽民进一步提出要在全党全社会大力宣传和弘扬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懈奋斗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紧跟时代勇于创新、知难而进一往无前、艰苦奋斗务求实效、淡泊名利无私奉献这五种精神，并且要求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不断用这些精神武装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使之成为大家的自觉追求，成为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大精神动力。
（三）
要在全党全社会培养和弘扬为现代化而不懈奋斗的精神，离不开正面的引导，通过对全体党员和人民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在受教育者自省、自觉、自愿的基础上，使之逐渐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及价值观。与此同时，要在全党全社会培育和弘扬上述精神，更需要社会环境的引导和强制。马克思说过，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而“马克思对于意识有较广义的看法，用这一名词代表基本的社会价值、态度、需要和倾向，非常近似当代心理学家所谈到的社会人格”。（注：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4月版，第94页。 ）当代科学研究进一步揭示，“价值观念、态度和人格结构决定了人的行为，行为反过来又改变人的价值观念、态度和人格结构。这个过程是相互交替的。不同的刺激手段造成的强化形成了某种行为方式，个人的行为之所以会呈现出不同的方式，是因为有不同的系统和刺激，它们鼓励某些反应，或抑制某些反应，导致了行为方式的形成和转变。”（注：E ·布莱克：《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10月版，译者前言第16页。）在现实中，思想教育和环境引导或强制二者往往密切相关，一旦环境引导或强制使人们持续表现出某种行为，人们对行为中所包含的精神就会形成感性的体验，而思想教育则能使感性体验上升为理性认识，并进一步使某种精神成为人们的自觉选择。
德国社会学家M·韦伯就不仅揭示出宗教和文化对人们行为的影响，而且还揭示出它们本身又是如何通过环境所导致的行为受到制度等外部环境的影响的。在谈到资本主义社会对人形成某种气质的影响时，他指出：“今天的资本主义经济是一个庞大的宇宙。任何个人都要诞生于这个宇宙，至少对个人来说，这个宇宙本身表现为他必须生存于其中的、不可变更的事物秩序。个人只要介入市场关系体系，那个秩序就会迫使他服从资本主义的行动规则。”（注：M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28页。 ）“在目前我们这个个人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下，在我们的经济秩序特有的组织形式和一般结构中，资本主义精神就像有人说的那样，可以理解为纯粹是适应的结果。”（注：M·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45、46页。 ）在谈到法律通过对社会行为的调节和规范而影响社会精神时，美国政治学家W ·西瑟指出：“由于政治性法律本身是产生民族精神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确立一种新的政治性法律，其结果——即便与盛行的精神不同——在某种程度上便是民族精神的一种变化。”（注：W ·西瑟：《自由民主与政治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53页。）“政治性法律是一种最直接决定道德原因总和的道德原因，是一种人民试图去改变社会时最能吸引他们的原因。它具备这一特征，是因为政治权力最具直接的权威性。”（注：W·西瑟：《自由民主与政治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12月版，第55页。）在谈到近代科学技术为何未在中国产生时，美国经济学家W ·罗斯托也指出：“17世纪和18世纪的中国所缺少的东西，看来正是一种不断增长的对科学、哲学、发明和革新的激情，……中国有足够的科学知识使发明前进，问题在于缺少经济刺激，阻止了必要的‘试验和改进’。”（注：W·罗斯托：《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 商务印书馆1997 年12月版，第21、22页。）
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对教育和外部环境在培育某种精神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同样有着清楚的认识。在谈到近代中国时，江泽民指出，为什么近代科学技术首先在文艺复兴后的欧洲出现而未能在中国出现，“主要是没有形成实验科学传统和完整的科学体系，科学技术没有取得应有的社会地位，更缺乏通过科技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和机制。”（注：江泽民：《提高全民族的科学素质》，2000年6月5日《人民日报》。）在谈到当代中国时，江泽民更是强调：“要深入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宣传教育，把我们党一贯倡导的高尚精神，灌输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和行动中去。”（注：《江泽民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164页。）他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重在建设，重在管理，要靠教育，也要靠法制，“对那些错误的、违法的东西不能不管不问。在大的是非面前，宣传思想文化部门要坚持原则，提倡什么、允许什么、限制什么、反对什么，必须旗帜鲜明。 ”（注：《江泽民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28页。）
正因为如此，所以，为了在全社会进一步宣传和弘扬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懈奋斗的精神，继90年代中期提出依法治国思想并把法治作为治国的基本方略后，新世纪初，江泽民又进一步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思想并把德治也作为治国的基本方略。
以德治国意味着用反映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要求的、具有时代特征并不断吸收了人类社会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社会主义道德来治理国家。用道德来治理国家，把以德治国提升到治国的基本方略的高度，此时道德的实施也就必然不仅具有诱导性，而且还会具有某种程度的强制性，即道德的实施不仅靠启迪人们的道德觉悟、激励人们的道德情感、强化人们的道德意识，而且还必须通过道德对法律、规章、制度、政策及社会管理的强力渗透，形成广泛的道德氛围和强大的外在压力，使人们认识到不履行道德义务就必受谴责并最终使所从事的事业挫折，因而必须遵守道德规范这一途径来实现。在这里，道德的实施如同经济运行中国家宏观调控中的间接调控，虽主要靠经济手段来实施，但通过调节主体的经济利益，最终仍能使主体的行为达到宏观调控目标的要求。
在德治和法治并重条件下，法律明确了用以治国的基本道德并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性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道德则不仅推动人们自觉执法守法和进行法律监督，而且以其感召力、劝告力及一定程度的强制力同样有效地调节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由于为人民服务、集体主义、爱科学、爱劳动、爱社会主义、爱岗敬业、服务群众、奉献社会等社会主义道德和法律所要求的行为正贯穿、渗透及洋溢着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懈奋斗的五种精神，因此社会主义德治和法治实施所产生的强有力的扬善抑恶效应，不仅能使人们逐渐地持续稳定地表现出与之要求相适应的行为，而且亦能使人们对上述五种精神形成感性体验。在此基础上，由德治和法治实施所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及强化的正面的思想教育，就会因社会风气在德治法治情况下的不断好转而大大增加实效，于是，人们就会进一步对上述五种精神形成理性认识并自觉选择之。最终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态度及人格就能形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懈奋斗的精神就会在全社会生根开花，发扬光大。
新世纪，通过德治和法治的实施来有效宣传和弘扬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懈奋斗的精神，从而最大限度地推动社会生产力和先进文化不断向前发展，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笔者认为，这就是“三个代表”、“五种精神”、“以德治国”的逻辑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