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1948年以来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的阶段

　　关键词：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运动  法塔赫  哈马斯
　　论文摘要：巴勒斯坦人民反对以色列军事占领的民族主义运动经历了漫长的斗争历程。其运动的代表者、实践者、意识形态、斗争方式等在不断流变，从1948年战后至今，影响最大的三场运动是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运动、法塔赫和哈马斯。它们在巴民族运动史上代表着三个不同阶段：泛阿拉伯民族主义阶段、特定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阶段、伊斯兰宗教民族主义阶段。这几场运动都以宏大的目标为开端，但随着以色列巨大的优势和美国对其的过度偏袒而逐渐收缩；并且其内部不时发生分歧斗争，甚至恶化为暴力冲突，这成为巴以和平进程的干扰因素。 
　　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和实践运动，从一开始就对当地社会的政治趋势和广大民众思想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尤其是1948年巴勒斯坦战争后，许多巴勒斯坦人终于意识到了“建立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国”的必要，但“西方国家的政府和阿拉伯世界的政权，出于不同的目的却怀着同样不明言的希望，即巴勒斯坦问题应该消失”为了争取自身权益，失去家园的巴民族主义者开始走上寻求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漫长道路。随着斗争目标、斗争方式和实践及国际形势和中东局势的变化。
　　用比较的眼光对1948年以来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加以分析，尽管其派系林立，成员复杂，但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运动(ANM)、法塔赫(Fatah)、哈马斯(Hamas)。这三场运动在巴民族运动史上代表着三个不同阶段：泛阿拉伯民族主义阶段、特定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阶段、伊斯兰宗教民族主义阶段。虽然它们还继续共存着，但在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的演变过程中，其内部不时产生分歧，甚至恶化为暴力冲突，并成为巴以和平进程的干扰因素。
　　一、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运动的阶段
　　1948年巴勒斯坦战争后，处于流散状态的巴勒斯坦人大致分为三个阵营：一个是拥戴约旦王室的纳沙希比等家族势力及其追随者；一个是受“巴勒斯坦地方民族主义”思潮影响的处于初始阶段的激进青年团体；受当时高涨的阿拉伯民族热情的鼓舞和对犹太人人侵的仇恨，影响最大的是反哈希姆王朝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运动。20世纪50年代初，一群来自巴勒斯坦和阿拉伯的学生在贝鲁特创立了运动组织，领导者乔治·哈巴什(GeorgeHabash)和运动中的主要成员都是贝鲁特美国大学的学生，他们深受学校系教授康斯坦丁·祖瑞克(Con．stantineZurayk)的影响。1948年，他写的小册子《灾难的意义》首次发行，这对阿民族主义者运动的意识形态发展有着深远意义。祖瑞克认为：1948年灾难是由于阿拉伯世界相对于化西方的落后造成的。只有通过激进的改革才能消除灾难的根源。军事上，必须经过长期的计划和组织；政治上，必须实现阿拉伯联合，克服分裂，形成一个现代化、工业化、统一的阿拉伯民族联合国家。“以色列不仅是阿拉伯的敌人，也是一个被仿效的典范——它不会被击败，除非到阿拉伯社会的根本改革完成之后，即封建主义、宗派主义、宿命论及神秘主义都被消灭之后。这些改革必须有明确的政治蓝图和几代人的支持。”
　　阿民族主义者运动创办了地下刊物《复仇》，他们认为复仇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办法，而复仇战争是全体阿拉伯人的战争，领导胜利的唯一办法就是统一。尽管这场运动的意识形态是阿拉伯民族主义，但它的核心是巴勒斯坦问题，目标是“实现阿拉伯民族的团结，从帝国主义手中解放阿拉伯领土，为1948年战争的耻辱复仇”，这使阿民族主义者运动与同时代更大、更有影响力的复兴党组织相比，目标更加明确。因此对巴勒斯坦人很有吸引力。
　　在实现阿拉伯统一思想的指导下，1955年以后，阿民族主义者运动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拥护纳赛尔为统一阿拉伯的唯一领导的阶段。1958年，当叙利亚、埃及合并成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时，阿民族主义者运动的成员已达到一种狂热。运动的敌人被不断扩大，除以色列外，还有英国和美国，以及所有屈从于西方的阿拉伯政府，推翻它们是统一阿拉伯的先决条件。深受纳赛尔社会主义的影响，由穆赫辛·易卜拉欣(MuhsinIbrahim)和纳耶夫·哈瓦特迈赫(NayifHawatima)领导的左翼，提出“统一”“自由”“社会主义”和“收回巴勒斯坦”的口号。解放巴勒斯坦已成为运动的第二阶段，被委托给埃及领导人完成，阿民族主义者运动与它的最初目标，已渐行渐远。
　　1964年，巴解组织(PLO)成立，纳赛尔指定候选人艾哈迈德·舒凯里(AhmadShukayri)当选巴解组织执委会主席，这是对阿民族主义者运动的沉重打击。他们始终从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中动员阿拉伯世界在纳赛尔的领导下解放巴勒斯坦，可在纳赛尔看来，阿民族主义者运动势力弱小，只能在有限范围内被他利用，如与约旦哈西姆家族的敌对。同时，他们面临新的竞争对手——法塔赫。法塔赫敢于用积极主动的军事行动证明自己，而阿民族主义者运动认为解放巴勒斯坦只能由阿拉伯正规军来完成，越界打击是激怒以色列的危险举动，这会使他们处于困境。
　　1967年“六·五”战争后，以纳赛尔为标志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时代结束。阿民族主义者运动走向失败：阿拉伯统一离现实更远了，以色列更加强大，反动的阿拉伯政府也未被推翻。乔治·哈巴什领导他的组织成立“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不再受泛阿拉伯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1969年初，纳耶夫·哈瓦特迈赫和他的团体从中脱离，形成“巴勒斯坦人民民主阵线”。那时，法塔赫已成为巴民族独立运动的最强力量，人阵和民阵追随其以武装手段解放巴勒斯坦，成为它的“小兄弟”。
　　阿民族主义运动，其失败的主要原因是：1．它是泛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不是直接将目标对准解放巴勒斯坦，而是被纳赛尔的空头诺言导入迷途。在纳赛尔的命令下，民族主义者从事煽动阿拉伯国家的各种政变，如20世纪50年代末在约旦的政变、1960至1962年的也门政变、1963年的叙利亚政变。2．运动由学生创立，难以摆脱由学生观点控制的个性，很难进行实际的政治斗争，而是迷恋于各种口号和宣传，被吸引到意识形态的暗斗中却没有轮廓鲜明的政治计划。3．运动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由于其不断增多的流派纷争，使其基于流派之上的社会基础收缩，因此财政基础缩水。尤其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处于社会主义阶段的阿民族主义者运动驱逐为其提供资金的中产阶级成员，虽然有来自埃及和苏联的财政支持，但数量少并且限制了它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行动自由。
　　二、法塔赫：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阶段
　　对“阿拉伯解决”的失望必然导致巴勒斯坦人自发地组织起来。法塔赫的创建者和早期成员主要来自巴勒斯坦沿海地区，很多是在埃及控制的加沙地带难民区成长起来的青少年，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曾在开罗大学学习，都积极参与学生组织，如亚西尔·阿拉法特等人。毕业后，这些青年活动者在科威特、沙特等海湾地区找到工作，主要在公共部门任职。渐渐的，他们感到在巴勒斯坦需要新的运动：以色列的强盛与巴勒斯坦难民地位日益恶化形成鲜明对比，而反以的阿拉伯民族斗争只是停留在口头上，仅有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者运动，只按纳赛尔的意志办事。1959年，法塔赫正式成立。
　　创始阶段的法塔赫制定了两项原则：一是必须组织和武装自己，二是不得加入任何阿拉伯政党和运动。这充分反映了其巴勒斯坦地方民族主义思想及它试图唤醒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以武装斗争解放祖国的决心。它的出现和发展客观上是受第三世界的兴起、游击战及人民战争在国际上的热潮的影响，阿尔及利亚、古巴、越南和，都成为它追随的榜样。1965至1967年问，处于秘密状态的法塔赫以“暴风”突击队的名义开展武装斗争，但由于阿拉伯国家的防备使得法塔赫的武装斗争异常艰难，始终维持在小规模的袭扰水平。自1965年1月1日“打响第一枪”，至1967年“六·五”战争爆发的两年半时间里，“法塔赫”发动的袭击只造成以色列方面14人死亡，72人受伤。
　　法塔赫的转折点是1968年3月的“卡拉迈大捷”，它使法塔赫誉满阿拉伯世界，1969年阿拉法特当选巴解执委会主席，法塔赫正式接管巴解组织。有学者对此变化评价时写道：“亚西尔·阿拉法特主席领导的法塔赫在1969年对巴解的接管，是巴勒斯坦运动历史上的分水岭，增强了各地巴勒斯坦人的信心。新巴解强调的是巴勒斯坦人的独立决策。”-5然而，法塔赫频繁的游击行动只能在与以色列交界的阿拉伯国家进行。1973年十月战争后，所有阿拉伯前线国家都不愿再次与以色列发生战争，不可能为支持巴解组织的武装斗争而损害自己的国家利益。同时，1967年以前的任何领土也未被解放，法塔赫，特别是其领导层，开始走向政治和外交的道路。毋庸讳言，斗争方式的改变，使巴解组织内部严重分裂，人阵、斗争阵线、阿拉伯解放阵线等组成“拒绝阵线”，要求继续进行武装斗争。法塔赫组织内部也发生分裂，反对派要求纠正阿拉法特的“错误路线”。随着巴解在约旦和黎巴嫩建立的两个“国中之国”地位的丧失，巴解组织完全失去了同以色列的战场接触，开展武装斗争的条件已不复存在，从此，以法塔赫为代表的巴解组织主流派将主要精力放在推动和实践政治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方面。 　　1988年底，巴解组织的官方文件首次承认了以色列的合法存在，承认联合国181号分治决议及安理会242号和338号决议，提出拒绝武力、暴力和恐怖。巴解组织主流派坚定不渝地推动巴以和平进程的深入，于1993年最终达成《奥斯陆协议》，实现巴勒斯坦有限自治。然而，《奥斯陆协议》受到巴内部一些组织的反对，包括哈马斯等激进组织成立“民族民主伊斯兰阵线”且用暴力方式试图阻止协议的实施及和平进程的深入发展。“从1994年起直到2001年底，所有的自杀性炸弹爆炸事件毫无例外是由反对阿拉法特、反对奥斯陆和平进程的组织所为。在不止一次的情况下，由阿拉法特的安全部队对这些组织进行镇压，带来的问题是巴勒斯坦已处在内战的边缘。”-o
　　三、哈马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阶段
　　哈马斯结束了法塔赫的霸权，成为其在巴民族运动中最强有力的对手。它的崛起，有浓厚的宗教背景及思想基础，也反映了被占领土巴勒斯坦人对阿拉伯国家、巴解组织的失望。代替阿民族主义者运动提出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和法塔赫提出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哈马斯提出：“伊斯兰是唯一的解决”。-它的意识形态和组织上的根源可追溯到穆斯林兄弟会，事实上，哈马斯组织是由穆斯林兄弟会加沙分支改建的。1987年，巴勒斯坦“英提法达(起义)”爆发后，兄弟会建立哈马斯作为它的“羽翼”。哈马斯的创建者大部分是1948年战争遗留的难民或是他们的后代，有着大学的经历，不像阿民族主义运动者和法塔赫的创建者大部分是城市人，哈马斯的领导人几乎来自。他们的家园不但未被提及归还而且早已夷为平地，这更坚定了他们要结束占领的决心。哈马斯的章程内提到：“不相信会议能够满足要求，实现权利，给压迫以公正的解决。”像阿民族主义者运动和早期的法塔赫一样，哈马斯坚持全部解放巴勒斯坦，“在巴勒斯坦的每一寸土地上升起真主的旗帜”。-除其固有的伊斯兰特性，哈马斯也显示了它实际的民族主义。它把民族解放运动异化为宗教圣战，公开鼓励采取包括自杀式袭击在内的一切手段对付以色列目标，而且严格把这些活动限制在巴以境内。哈马斯最大的不同就是强调社会团结并扩展各种令人印象深刻的慈善组织网和社会服务体系。这不仅得到民众广泛的支持也更拉近了它和社会基层的关系，巩固了其资金来源——天课。从整个穆斯林世界，尤其是从巴勒斯坦内部以捐赠形式接受穆斯林税收，使哈马斯与靠纳税人生活并伴随着严重腐败的法塔赫形成了鲜明对比。
　　成立初期，哈马斯的抵抗活动方式主要是组织游行示威、在学校与民众间传播反以思想以及招贴和散发反以传单等，这与阿民族主义者运动类似，但与法塔赫不同。从1989年哈马斯开始逐渐成立了自己的军事组织，1992年，卡萨姆军团正式成立，最初针对以色列士兵采取绑架、暗杀和驾车袭击等方式进行抵抗。1994年4月13日，哈马斯首次选择了自杀性袭击的方式。目标针对以色列平民。这种袭击在以色列民众间造成其它任何武器无法达到的巨大心理杀伤效果，直到1997年秋哈马斯精神领袖亚辛从监狱获释，这种袭击才得以中止。2000年9月，沙龙在圣殿山的挑衅行动引发了巴勒斯坦领土内的阿克萨起义，爆发了巴以自1987年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冲突。哈马斯随即继续以自杀性爆炸袭击的斗争方式来还击以色列；而同时以色列则采取暗杀和“定点清除”的方式清除了多位哈马斯组织的主要领导人，包括精神领袖亚辛。
　　坚持斗争的旗帜为哈马斯赢得了不少“民众分”，可是以色列的严厉打击及国际社会的封锁使哈马斯身上“恐怖组织”的枷锁日渐沉重，它也被迫转向务实和妥协，提出参政议政的新思路。2004年12月，哈马斯西岸分支领导人，哈桑·尤素福提出：“与以色列长期休战的条件是基于在1967年边界上的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2005年巴勒斯坦前后四轮地方市政选举中，哈马斯与法塔赫平分秋色，从幕后走向前台，主动参与行政性事务。2006年1月，哈马斯出人意料地在巴立法委员会选举中战胜法塔赫，成为巴第一大政党。10月，哈马斯武装人员与法塔赫支持者在加沙地带发生激烈冲突，此后冲突愈演愈烈，组建联合政府也以失败告终。纵观巴内部斗争，有其内因与外因的各种复杂因素，不仅反映双方在军事力量的去留和巴安全部队的控制权归属等一些重要问题上的严重分歧，也是美欧及以色列从哈马斯上台伊始就对其实施外交打压和财政围困的结果，使哈马斯政府陷入极其困难的境地，从某种程度上促成了以阿巴斯为主席的巴民族权力机构与哈马斯领导的自治政府两个并存的权力中心的现实。
　　四、结论
　　纵观巴勒斯坦三场连续的民族主义运动，一个令人惊叹的事实是几乎每20年就出现一次影响巨大的运动，法塔赫的发展壮大是在1968年，几乎是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运动开始之后的20年；哈马斯出现在法塔赫成为巴政坛主导力量的20年后。三场运动有同一起点：主要通过武装斗争，解放上巴勒斯坦的全部领土。可是，随着以色列压倒性的优势，它们逐渐缩减目标：从解放巴勒斯坦历史上的全部领土到解放约旦河西岸(包括东耶路撒冷)和加沙地带。也就是说，从解放“1948年占领”(以色列占据巴勒斯坦历史上78％的国土)到解放“1967年占领”。法塔赫早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开始动摇其最初目标，1988年公开宣布承认以色列并提出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人阵和哈马斯虽然没有在官方文件里出现类似声明，但二者在实践中都逐渐妥协务实地朝着这一方向迈进。在奥斯陆，法塔赫代表的巴解组织主流派和以色列达成和平协议，即使第三次巴勒斯坦大起义的爆发，它也控制不再诉诸武力。阿拉法特逝世后，在阿巴斯的带领下，法塔赫代表的巴解组织主流派继续走和平道路。即便是哈马斯，至少在原则上，也在2003年7月曾作出战略决定：反对以平民为自杀性攻击目标(虽然多次失效)，同时积极地走上政坛，努力去除身上“恐怖分子”的标签，巴勒斯坦已进入后阿拉法特的内部整合期。这期间，共识与合作、分歧与斗争，甚至演变为兄弟阋墙的武装冲突，都将在巴民族主义运动史上刻下重重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