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时代的文学

黯淡了喜笑吹捧，远去了怒骂贬斥，病入膏肓的文坛，苟延残喘又是一年。站在2004开元之时，不愿回首，不敢展望，在一个过了今天不知明天如何的化社会里，预言是最可笑的幽默。
　　还是说说现在，说说那些正在发生的事情，说说我们的文学是个什么样子。
　　●顾影自怜的传统期刊
　　传统文学的衰败已是路人皆知的事实，再争论这个话题没有丝毫的意义，那就说说处在窘境中的传统文学期刊都在做些什么。几大传统文学期刊的日子一天不如一天，虽说是自负盈亏，但估计如果没有部门的拔款，恐怕还是难以生存，于是只能另寻蹊径，增刊和增期似乎就成了两条可行之路。这几年《收获》、《钟山》、《花城》、《作家》等纷纷推出长篇专号，似乎有意与出版社一争长短，这倒不失为一个好主意。增刊的最大的优势在于价格，通常价格不会超过二十元，与一本书的价格相当，可区别却非常明显：一本增刊通常都有三四部长篇小说。如此一看，性价比之高自不用说。其间，也有一些杂志社出过中篇小说专刊，效果似乎没有长篇的好，这年代，一提中篇小说，就让人有不伦不类的感觉，中篇小说似乎也成了那些专职作家们的专利，是专门发在作协刊物上混稿费的，就算是文学价值颇高，恐也难以吊起读者的味口。
　　增期无非就是把以前的季刊改成了双月刊，把双月刊改成了月刊，甚至是把月刊再改成半月刊甚至是周刊，想通过增加期数来间接增加销量，从而达到增加利润的目的。这种作法在娱乐杂志上似乎效果明显，让那些时尚读物出版社赚得盆满钵溢，用在文学刊物上就存在一个最大的问题：怎样保证质量。于是，在一些鲜有机会露头的小作者浮出水面之时，大量的滥竽充数之作也随之登堂入室，尤其是传统期刊界一直迷信的“名人效应”，似乎每一期都得有名人撑着，可名人也毕竟是凡人，作品的数量也有限，而且并不是每一篇都是精品。可在期刊眼里不这样，甭管怎么样，只要有那名号就行了，名人哪有退稿之说？可这种作法的后果是什么？无非是名人渐渐褪下光环，传统期刊越来越让读者觉得物不所值。
　　增期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增加品种，像《北京文学》推出选刊，《小说月报》推出原创版，真是让人越来越迷糊。说起选刊就不得不说说《小说月刊》，这个一度被认为是国内文坛风向标的杂志，已越来越失去了它的意义，现在的《小说月报》拿到手里一翻，几乎全是清一色的熟面孔，作品水平多数惨不忍睹，让人越来越怀疑，选刊选的是作品还是作者？
　　文学期刊变脸转形已经进行了好多年，改来改去也没看到改出了什么新模样，也是，地还是那块地，人还是那些人，再怎么组合也还是那个生产队。这段时间几个频道都在播香港的连续剧，看着看着就分不清张三李四了，原因很简单，几个不同的剧几乎是同一班人马，在这部里他们是父子，到了那部就成了同事，本来是一对恋人，忽然之间又成了父女，总是那么几张熟悉的脸，不让人混洧才怪呢。在感慨一个小小的香港区区千万人口要撑起那么大的一片娱乐圈真不容易的同时，不禁产生疑问，我们这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陆，难道也存在资源不足的问题吗？可我看到的是，无数能写出一定水准小说的作者流落街头，无数不亚于期刊上发表的小说在网上的各个角落里蛰伏。于是终于明白，期刊为什么改来改去越改越没落，换汤不换药，换封面不换内容，这种改制就如同给石头包花纸，无论怎么包都孵不出小鸡来。
　　●自我陶醉的传统文人
　　传统文学不景气，受影响的只是一部分人，传统文学界的许多人似乎并波及不到。首先，每月的工资照发不误，每年的生活补贴和创作补贴一分不少，每年的作品不管写的好坏照出不断，其次，各种学术活动笔会评选采风体验层出不穷，在交流了感情放松了心情体会了风情的同时，也少不了小小的捞上一些额外收入，比起那些身处一线的工人，作家们终归还是属于高收入阶层，这种自由自在舒适安逸的生活倒也清闲，何乐而不为？
　　再者，该吹的吹，该捧的捧，该得奖的得奖，该上镜的上镜，名气一点儿也不受影响，别管今年写了多少能拿得出手的作品，只要能评个什么奖，或者是让哪个出版社看上了，狠狠地炒上一把，发它个十几万本，也别管有多少放在书架上无人问津，总之这名气是出去了。如果再能卖个影视剧话剧版权什么的，那更是名利双收，一步就能登天，下半辈子的饭碗基本上是有保障了。
　　这似乎也怪不得作家们，作家也是人，也得吃五谷杂粮穿衣戴帽，能和挂钩自然再好不过，可为了经济利益，放弃作家的底线，是不是就应该提倡呢？如果说作家也是一种职业，那么也应该有职业道德，作家的职业道德是什么？就是别人给了几个钱，就信口开河地对他的作品大加赞赏，堂而皇之地扣上一堆帽子，然后指导读者一定去看看？还是为了迎合出版社的利益，就胡乱不着边际的起书名，肆意地增加与主题无关毫无意义的性描写？或者是不负责任地描述不合伦理的故事情节，甚至是宣扬推崇腐朽堕落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再或者抓着陈词滥调不放反复重复无任何思想建设性的题材，还装出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混充高雅去坏纯文学这锅好汤？
　　谁都明白一个道理，承担责任是沉重的，置身事外才会洒脱，可作家需不需要承担呢？对一个社会，对一个群体，作家该以何种方式存在？我想，承不承担责任，应该是作家与演员的最大区别。这个道理，相信任何一个作家也都明白，只是在享受与磨难、物质与精神、妥协与坚持之间，他们无一例外的选择了前者。人都有选择生活的权利，谁都无权过问，你可以选择放弃，但在放弃之后你是否还应该做另一样事情：退场。既然你不想承担，那么你就不要占着那个位子，把地方让给想去承担的人。在这一点儿上，作家们显然不如演员，演员深知退场的奥妙，他们明白一个没有戏的人如果还赖在场上除了自己尴尬外，更会玷污自己的名声，适时的离场保持名节是非常重要的。可我们的作家心理素质却出奇地高，他们不会尴尬，更不会在意自己的名节，死活也要戴着高高的帽子继续装腔作势，丝毫没有在意自己的脸面究竟还有没有地方能放。
　　出现了现象，就要去找它的本质，于是，我们就可以发现原来原因在此：作家们比演员们多一样护身符——身份。演员们大多都是自由职业，即使是属于一些团体也多是挂靠，他们凭的完全是自己的演技，没长那张脸，没有那表演天分，就是有多硬的背景，该上不了戏也还是上不了。可作家们就不一样了，地位决定着一切，有了地位，什么就有保证。作协底下有着杂志社、出版社，就看看位于作协大楼内的那两家就行了，它们一年出版的文学图书无数，可仔细看看，有多少是真正靠着作品的水平出版的呢？这个是某省作协的副主席，那个是某文联的领导，许多作品出版后可能根本就卖出过一本，可照出不误，该有名的有名该有利的有利，如果没有地位，又怎么可能有如此好处？不久前，在书店看到，一位名作家也是作协重要领导，出了一套文集，大约有二三十本之多，放在那里有没有人买先不说，单看一下后面的印数就行了，几乎百分之八十的都是二千册，我没有搞过出版，不过据了解，二千册的印数，出版社肯定是要亏钱的，出版社为什么要出亏钱的书？或许唯一能解释地就是：以后该作家送人礼物时，有了像样的作品集了。
　　当然，也并不是没有一点积极的现象发生，像有些作协开始改制，提出了签约作家的概念，还有一些地方的作家开始退出作协。不管是何种原因，这些人是抱何种目的，总之有点叫声总比死气沉沉要好，至少还让人看到一点希望，无论是不是回光返照。
　　●心态失衡的文学青年
　　如果没有，很难想象现在的文坛会有文学青年的一席之地，网络的出现可以说是改变了一些人的命运，但却改变不了整个文坛的命运。文学青年们都明白，网络只是一个跳板、一个中介，通过它能达到进入文坛的目的，但如果想靠网络取得地位那简直就是天方夜潭。于是乎，文学青年们似乎不自觉地就分成了两个类型；一是通过网络成名，然后转入传统文坛，彻底与网络拜拜；二是利用网络出名，然后销售自己的小说，通过网络谋利。
　　第一条路，很难，确切地说，真的很难，要让那些传统文学界的老脑筋认同一个网络上的文学青年，那岂是说说就行的事情，这里面牵涉到的方方面面有许多，可能面子是最大的问题。当然，这些年也有不少文学青年做到了，在与此同时，与他们相伴的似乎总是些不太入耳的流言蜚语，多数都涉及到人的尊严和人格。如果真的是这样，那真不知该感到高兴还是悲哀，如此的成名，不成也罢。
　　第二条路，也很难，但相对第一条来说，算是容易一些。在网上成名，无非是抓住网迷的心理进行炒作，已经有许多人用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在此我就不再罗嗦，想说的是这些人成名后造成的影响，那就是让网络文学青年们已经渐渐心态失衡，由此必须导致了他们创作方向和方式的改变，使原本很纯洁很有文学性的网络写作变得越来越功利，越来越失去了文学的意义。看看现在的网络作品，无非是在紧跟着通俗的潮流，情色小说，校园小说，恐怖小说，魔幻小说，都是现在最流行的，而这些小说，也正是文学价值最低的。
　　导致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无非是几部这样的小说让出版社炒火了，让作者名利双收，于是，一些文学青年便按捺不住，纷纷开始效仿，渐渐就形成了一种潮流，这种潮流的形成，让许多本来很有潜力的青年作者纷纷放弃了对文学的追求，转而加入了制作“快餐文化”的写手大军里，或许几年以后，大陆的通俗文学将全面赶超港台，甚至达到当年琼瑶、金庸创下的空前繁荣景象，只是在那一天到来时，我们的文坛面对日益青黄不接的传统作家，不知还会不会笑得出来？
　　一直都说青年是国家的希望，可面对这些希望，我们的有关部门在做些什么呢？国家每年都会拔大量纳税人的钱给它们，它们除了用这些钱来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之外，做过几件有意义的事情？文学青年发发感慨就叫愤青，他们确实愤怒，你能给他们一个不愤怒的理由吗？据说，国家作协有大半的成员五年没有写过一部像样的作品，可这些人依旧每年从作协领取大量的金钱，这些钱究竟能达到一个什么数字，有人心里自然清楚，难道作协的费用就是用在这些方面吗？请记住：那是纳税人的钱，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两个“民”的含义是相同的，并不是前一个是广义概念，而后一个只是前一个的内含，确切地说就是，前一个是指全体人民，后一个仅指极少数部分人。
　　某些体制落后保守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由此引起的连锁反应，很难想象失去了文学青年的文坛，在二十后会是什么样子，总之现今的状态是，有大本事的人都去做生意，有小本事的人都去当公务员，实在没有本事的人才会去写作。面对现存的文坛现状，他们看不出丝毫希望，选择放弃算是明智之举。
　　●揠苗助长的少年作家
　　2003年年底，最引人瞩目的恐怕就是天才少年郭敬明的“模仿”事件。暂且把此事称为模仿事件，因为中国的有规定：在法律没有确定某人有罪之前，任何人都不能确定某人犯有某种罪行。事情的起因很简单，一个普通作者发现郭的小说与自己的小说存在大量雷同情节，有好事的人在对照之后竟然列出了近百条之多。一部小说不过就二三百页，如此之多的雷同，无论什么理由都难以让人信服作者是无辜的，于是“抄袭”之说就愈演愈烈，最终要对簿公堂。
　　暂且不说事情的结果究竟会怎样，单说少年作家这一概念，如果没有商业利益做怪，很难想象会有少年作家的火爆，我就不相信，一个十几岁的毛头孩子，就能写出惊天地泣鬼神的作品来，难道这无数的成年作家们活了半辈子，经历了无数的悲欢离合，对社会的感悟对文字的凝练，还不如一个涉世不深的孩子？
　　如果知道了少年作家的读者群都是些什么人，就不难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这些读者基本上都是学生，大部分是中学生，小部分是大学生，而且绝大部分都是女性。谁都知道，现在的社会两种人的钱最好赚：女人和学生；谁也都知道，现在看书最多的两种人也是女人和学生。如此一看，就可以清楚地明白少年作家为什么会火爆，因为他的读者恰恰同时具备了上述两个要点，完全具备了成为市场宠儿的条件，如此巨大的商机，我们精明的出版社怎么会看不到？
　　看看少年作家的成名，无非都是同一途径，找几个老一辈的有影响力的作家或评论家，写几篇赞赏的文章，老作家们的用词或许很讲究很有分寸，在吹捧的同时也不忘劝告几句，有些句子的意思看起来还很含糊模棱两可。但到了出版商那儿就不是这么回事儿了，谁都知道断章取意，谁都明白小题大作，三传两递炒上几个来回，想要的就都来了。咱不管人家这种做法如何，还是看由此带来的结果，那就是少年作家们被捧上了天，一下子从布衣成为富翁，这一巨大的角色转换，对尚在成长的心理受有什么影响？对他们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形成又能起到什么作用？现实是很明白的，那就是尚未踏入社会的他们已经具备了商业的头脑，懂得利用机遇，在出版社的催促下，拼了命地抓紧时间出书，要知道，出一本书可就会有上百万的收入呐！可作品不是商品，不是你打开机器就能马上加工出来，也不是你绞尽脑汁硬挤就能挤出来的，它需要的是生活，没有生活经历怎么办？模仿、照搬，似乎就是天经地义的捷径了。
　　这样看来，郭的模仿也就不难理解，名利之心害死人，一点都不错。犯错并不可怕，关键是自己要认清事情的本质，不要别人给你戴个帽子就以为自己真正是角儿了，有多少斤两自己心里应该有数。但可怕的是，有些人至死都不明白这个道理，没有丝毫悔改的意思。更有人推波助澜，似乎让人又看到了那个造反有理的混乱年代。谁都是从学生阶段走来的，当年都是天不怕地不怕唯我独尊，多年后再想想，有几个不为那时的幼稚觉得可笑的？可在那个时候，就是谁说也没有用，谁的建议都听不进去，这是成长的必经阶段。所以看到网上那些毫无理性的话，并不觉得奇怪，担心的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始终在做误导，这对年轻一代的成长是十分不利的，如果让这些思想在年轻人心里扎根，后果自不用说。
　　少年作家们有他们的文采，但客观地讲还是处在一种玩弄文字的阶段，根本不可能达到文学的高度，这一点，我们的评论家们自是心知肚明的。合理地宣传和推广少年作家的作品，是对他们的最大爱护，也是对中国文学资源的保护。可看看现在的舆论导向，都有些热的不着边儿了，什么话都敢说，说完后自己回钱占钞票，剩下的事情就和他没了关系。古人早就有《伤仲永》一文，一千多年了，我们还在让这个悲剧重演，不是我们看不到，而是某些人的良心坏掉了，某些人的良知没有了，他们在毁灭自己的同时，也在毁灭下一代，而后一点，无疑是罪大恶极的。拔苗助长的后果，是苗死了农夫也会赔了种子，两败俱伤。
　　●永远向钱看的出版社
　　出版社是经济单位，如果不讲效益那是不可能的，可讲效益也要分怎么个讲法，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身处世外，就不知其中的奥秘，如果不是与出版社编辑们的交流，根本就不会想象到“现在的图书市场有多么浮躁”，“为了市场不得不放弃许多好的东西”。（引号中的话出自某文学出版社编辑）
　　在此，又不得不提及上面提到的郭的模仿事件，在此事件中，作为郭的主要出版社春风文艺一直态度强硬，丝毫不承认郭有“抄袭”嫌疑，认为那些雷同完全是正常的。这让人有些难以理解，有理解能力的人都清楚，郭若说一点嫌疑也没有，那是完全不可能的，至少模仿还是成立的，就这么明显的事情，我们的出版社编辑们会看不到吗？当然不会，有了上面某编辑的那段话，就不难理解春风文艺为什么要这样强硬了。
　　郭在春风文艺出了四本书，发行量有几百万之多，给出版社赚的利益恐怕要上千万，同样，春风社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投入的炒作费用也不是小数字，如此费尽心机好不容易培育起来的一棵摇钱树，他们怎么可能让它这么轻易就被砍倒呢？怎么也得多利用几年狠狠赚上一大笔吧？全力扶持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有些事情并不是人力可为的，谁都清楚，事件无论最后的结果如何，春风社的如意算盘都要落空，于是我们在年底又看到了另一条消息：春风社将在2004年重点推出美少女作家张悦然。更为有意思的是，春风社竟然邀请郭为张的新小说写评论，良苦用心昭然若示。
　　当然，炒作也不仅仅是春风社一家的事情，又有哪一家出版社不在炒作？只是手法不一，影响不同而已，若再选取一家能与春风社比肩的，那就非长江文艺莫属了。从《乌鸦》开始，长江文艺似乎就总与争议缠在一起，大量的涉及色情内容的小说的出版，让它一直处在读者的口诛笔讨之中，直到年底，《沙床》推出的全过程，又让我们领教了炒作的魅力。从小说的定位，选取的评论，利用的方式，推出的时间，都可谓费尽心机，由此还引来了“美男作家”这一争议。不管这首印五万的小说的会不会有重印，也不管它给出版社能带来多少利益，有一点还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长江文艺在给我们创造了一个新名词的同时，又向我们展示一种炒作过程。
　　现在的出版社，在利益面前，想再保持操守已经很难。那些小出版社，知道自己没那个能力，也就不去淌这个混水，老老实实地做自己拿手的老本行，也能维持生存。而那些书号资源较多的出版社，自然不会甘于寂寞，有些出版社迫于某些原因，要做一些无利可图的书，那损失的钱自然只能从其它的书上找回来了，加大投入，以炒作增加销量来达到增加利润，自然就是不可避免的。
　　出版社的市场化，必然导致作品出版的分化，现在能够出版的作品只有两种：畅销书和关系书。所谓畅销书，当然是读者喜欢的或者是出版社有借口进行炒作从而让读者喜欢的；所谓关系书，除了那些出于任务的，还有那些所谓的名家名手们。因为只有这两种书，才有市场潜力，还不敢说是市场保证，只能说它们具备了卖出去的条件，能不能卖出还是未知。于是，我们每年在书店看到了大量的图书，却鲜能找出几本让人眼前一亮的，相反，近几年让我有所回味的小说，大多都出自网上。
　　纯文学市场的萧条，基本上让所有出版社都放弃了对其的操作，尤其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作者，就算是具备了拿鲁迅矛盾文学奖的水平，那也对不起，等你拿了奖之后再谈出版的事宜。市场这把双刃剑，在伤了出版社的同时，也伤了文学，究竟还能伤多久伤多深，没有人会知道。我们只有静静地看着出版社一轮又一轮越来越近似于戏子的表演，然后去清理那些所谓的畅销书在畅销之后给我们留下的垃圾和后遗症。
　　●丧失评价标准的读者
　　图书市场的浮躁，究其责任出版商的炒作首当其冲，但读者们的阅读取向在沦落也难逃其疚，市场始终是买卖双方的，一个巴掌永远也拍不响。如果没有读者的认同，出版商再怎么炒，也不可能把一本书或一种潮流炒火。
　　几年前，看到一位作家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对现在所有读者的欣赏水平表示怀疑。现在看来，这句话并不偏激，基本就是读者群水平的真实体现。一本书，只要有人说好，有媒体进行宣传，读者保证就会去跟一把，看没看明白不知道，也跟着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似乎比作者还能领会其中的精髓。只是看看这些年的畅销书，敢恭维的有几本？相反，那些水平还算可以的，倒是藏在书架的角落里，只有万把千的发行量，鲜有人问津。
　　读者的欣赏水平在下降，把原因全归于读者也不客观，细想之下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生活的压力日趋加重，每个人为了生存不得不费劲脑汁，有几个人还有时间去想和自己切身利益无关的事情？所以那些厚重的文学作品，自然不会有太多的人去看，读者要用脑子想，否则看不明白，那实在是太累，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读者们看小说，学习已经是次要的了，重要的是消遣放松，从这一意义上讲，小说在他们眼里，与肥皂剧，流行歌、商业片是没有区别的。所以，能够让读者感兴趣的只有那些“快餐文学”。而读者们也没那时间在书店里挨本书的去看，通常也就是看看销量排行榜，看看媒体推荐，然后拿上那本最火的就走。
　　读者们阅读态度的改变，也是影响文坛创作方向的重要原因，在此情况下，再让作家们甘于寂寞去写那些枯燥的纯文学，根本就是不现实的，必然有人要跳出去迎合读者，而且在巨大的金钱诱惑面前，这部分人还不会是少数。
　　读者丧失了对文学的评价标准，自甘于追风逐势，也正是现在经济社会给人的思想观念带来变化的一种体现，如今的社会，谁都明白什么是最重要的，八十年代的学生，恐怕没有人没做过这样一篇题目的作文：《金钱无用论》。而在今天，如果谁再写这样一篇作文，恐怕不把全校同学扔一身的臭鸡蛋，也得永远背上一个傻B的绰号。现在的人，尤其是有条件买书看书的人，大多都受小资思想的影响，在他的人生观里，责任的概念已经模糊，不论是体现在私人生活上，还是在对待社会问题上。当读者们已经不去承担社会责任时，他们有什么必要去关心民生关心人性关心阶层？所以有思想性的纯文学作品根本不会进入他们的视线，他们需要的是吃着麦当劳喝着可乐时能看的漫画，听着周杰伦王菲的歌时能看的言情故事。
　　读者的评论准则丧失，给出版商的炒作提供了机会，谁都知道一个商业；在非理性的消费群体中，引导一种潮流是最容易的。于是在不知不觉中，读者们都间接成了出版社炒作的助推器，出版社在前面喊着号子，他们在一旁摇旗呐喊，终于把一片纯洁的文化天地给炒成了一个五花八门的大舞台，而这这个舞台上民族和传统戏剧已经没有观众被迫选择退场，取而代之的是那些奇装异服搔首弄姿的流行歌手。
　　一个社会或时代的某种潮流，不会是某个人作用的结果，它涌动的是整个社会的本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商业经济加速的阶段，必然会有一段迷茫期，希望在经济环境高度改善并趋于完善的同时，处在这个环境中的人能够向理性回归，能够重新审视自己的思想，有所求而有所弃。只是在目前的风气下，还是要面对读者放弃准则，使纯文学加速走向末路这一无法改变的现实。只希望一些作家的预言不要成为现实：以后的纯文学作品只能写给评论家看。如果真的是这样，存在的悲哀与消亡的痛苦又有什么区别？
　　●日益沦丧的文坛道德
　　2003年底，另一件让文坛关注的事情就是，某抄袭侵权案终于终审完结，原告（被抄袭者）胜诉，虽然仅万余元的赔偿根本无法弥补对他的伤害，但在上始终算是讨回了一个说法。可就是这样，作为抄袭的一方，竟然还声称自己是职务创作，根本不存在抄袭现象，态度之坚决真的让人无话可说。
　　早些年，由于某作家的一书，“无知者无畏”一语深受大众喜欢，我无知，所以我什么都敢说，错了也不错。到今天，似乎是演变成了“无脸者无畏”，我不要脸，所以我什么都敢做，反正我不需要脸面。可作为上层知识分子的作家们，也混到了这种地步，真是让人再也无法做出表情了，人家都打出这张牌了，你还能再做什么？
　　有人说，这是个不需要道德的年代，没有伦理，没有道义，只有行规，你在哪行只要遵守哪行的行规就行，因为这样你就不会被淘汰被抛弃，你就能够拥有你想要的物质利益。早些年，最让人感到堕落的无疑是娱乐圈，整天报道的丑事花边，让整个娱乐界一片乌烟瘴气，似乎是好人根本没有干那一行的。现在这种瘟疫已经感染到了文坛，抄袭模仿、唯利是图、权色交易……不断地充斥在我们的眼里。今年的抄袭事件也不知有多少起了，至于作家评论家们“作托儿”也不是什么新闻，而频频流传在民间的“性交易”丑闻，让人越来越觉得，原来不管是什么娱乐圈还是文学圈，只要是个圈子，就少不了那些腐朽堕落。
　　很难想象，一个没有道德的作家，能够写出有积极意义的作品，他不腐蚀社会不带坏读者就已经是万幸了。而实际上，这种幸运是不存在的，没有道德观念，宣扬权力金钱至上，鼓吹肉欲生活的作品，必然滋长社会上已经存在的这些不良风气的气焰。在实际生活中唯利是图拜金媚势，搞婚外恋找地下情人，甚至是明目张胆地四处勾搭文学女青年或者用利益做诱饵诱导文学女青年委身的作家，必然给社会一种印象：文坛就是这样。本来是个人伦理道德的丧失，最后成了整个作家群体的堕落，让一个本来在群众心目中神圣的职业变成了下三滥，对于这种，即使是杀他一千次就能挽回已经失去的信任吗？
　　谁都知道，一种声望或名誉的建立要有多不容易，甚至需要许多代人不懈的努力，但它的垮掉却简单的很，往往只要几个人几件事就可以。社会和人民赋予了你这个崇高的称呼，你不去珍惜却在败坏，这种人有什么理由还让他继续戴着作家的帽子？界对服用兴奋剂的处理是终生禁赛，无论他是世界冠军还是世界纪录保持者。当道德这种抽象的概念无法用法律来约束时，是否可以借鉴一下体育界的作法呢？哪一个作家的份量重到我们必须要永远敬仰？
　　今天，我们已经看到，娱乐圈已经开始在自暴家丑，那些所谓的行规，也在渐渐失去它以前所能达到的束缚力，不管这些人是出于何种原因有何种目的，揭露与掩藏相比，始终是一种进步的行为。
　　冰山的可怕之处不在浮在水面的部分，只是当这一部分开始融化时，你有没有感觉到这是一种信号呢？如果没有，那就继续等待吧！冰山迟早有全部浮出水面的一天，只希望那一天不是地球的末日，面对汹涌的洪水，大陆及其附着的人类，还有逃离险境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