堕落的中国文学界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8-13
古语言：知上者为上，的知上者为下。但大地混茫，上下秩乱。这样的野蛮者的言语，其个人素质，文化教养在什么地方，便不说自现了。想起三千年前的大师孔子来，“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亦。”但是，在一块土地上，小人与女子持有威武挥鞭地权柄。文明就只好扫地了。在长江流域，就只能以“隐逸的方式”（高行健语）承载于永远沉默的文士之中和民间之中了。大师永远在民间，另一位中国优秀诗人于坚，也说过这一句话。
下面这个名单，是开出来的可以获诺贝尔奖的作家的前几位：李敖、巴金、北岛、王蒙、莫言、金庸、刘心武、韩少功。
这个单子列了二十个“当红”作家。最后还有一位诗人竟然是汪国真。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在嘲讽。如果是嘲讽的话就不谈了。另一种就是以严肃的非嘲讽态度开出来的。若是后者，把汪国真也选入流，可见在文学判断上，只要有“不可教化”的愚顽无智者，就永不可能让“每”个人满意。大街小巷里流行的 色情小报小刊，对于很大一部份的欣赏水准之胃来说，远远比读一部《古拉格群岛》要舒适和满意得多。
巴金的作品不太好说，北岛的诗歌是振动了一代中国人。但这不是一种文学标准，只是一个时代变迁的感情之潮。在足球场上，自已一中的队伍嬴了，有人抱着馆的水泥台阶吻热亲吻，说亲爱的，我爱你！热泪盈眶起来。“幸运”的台阶哭笑不得成了承受者。北岛在冰封万里几十年的疯狂锁国和残忍接近边缘的身体和灵魂摧毁之后。以“诗”的形式呼唤“人”出来，呼唤一个个体的我出来。最站出来话出一声内心的话，作为一个人的基本的话，也是人最低的“说自已的话”（而不是表演和背领导指定的台词和毛语），敢以油印文字（《今天》）形式吼出“世界啊，我告诉你我不相信！”。（《回答》）这一声吼，是吼出了几亿人闷在心中几十年的话。这当然也会出现足球场上那种热泪盈眶。苏联为国战争胜利了，突然有人在清晨的莫斯科吼了声：“胜利啦！”（呜拉！）。全苏联人民通过广播都被一声“呜拉”震撼得眼泪滴满了苏联大地。这一声“呜拉！”就是诗歌了。
当然判断诗歌的价值，以上述方式的话。那可能我诗歌之路引入魔界。北岛的诗，在诗学上是艾略特的中国版。这需要在别处来写文佐证了。而艾略特已经在几十年前领过诺贝尔奖了。我相信，斯德歌尔摩的文学“贵族”们不至于看不见这种明显的实质。我确信。
王蒙拿哪一篇来做代表作呢？以此佐证“具有普遍意义”，《组织部来的年轻人》？《春之声》？王蒙的文学观，我作为一个普通人民，也是中国当代小说的“非常被动的”读者，是不敢苟同的。就在最这近，他谈女作家铁凝的《大浴女》时就说过这样的话：“文字的魔法所致，文字会衍生文字。抬杠本身会繁衍抬杠，以致超出预期与实质。”
文学与文字游戏的关系，诸多大师都有论及。王蒙这番推崇文字的功力，以致称为“魔法”，不免要落入推演文字的陷井里转圈圈。一转，一个作品问世，又一转，又一个作品问世。作家就成了转动文字魔杖的“魔术师”了。按民间的说法：耍把戏。一个作家，写上一些年，手也顺了，笔也顺了，民间又叫“轻车熟路”。要转动一些小说什么的出来，实在容易。这是借文字工作者“熟能生巧”的“个体化”作业。可是这是不是巅覆了文学的本性呢？如此“文字衍生”而不是苦苦地去寻找和表达我们生存处境中的被掩盖了的现实，被掩盖了的被损伤了的人和精神。又何苦像高行健那样，去发现长江流域的文人逸情和民间相传的幽暗的千年精神古河？又何苦像高行健那样，后一个作品总与前一个作品保持不同，寻求创新。像一个人步入雪山，还要前行。
如苦恋情于“文字魔法”，当然写起来轻松，生活也不会太累，精神也不会太困惑，也不会太拮据。每日坐在书房“衍生”文字，外面阳光和绚，阳台花草正芬。生活有兹有味。可我灾难深重的民族孤独千年的民族的优伤之魂呢？魂呢？在哪里？不会在“组织部来的年轻人”上衣口袋里吧？不会在春天里的雷声里吧？（《春之声》）不会在曹千里看见骠悍的马蹄扬在空中的纯审美的激动里吧（《杂色》）？到哪里去了呢？
魂呢？
在“文字衍生”陷井以外的地方。
王蒙的作品表现的语言特征是在明显不过的了，“急促，词衍词推进”。这一点，我们就称为“作品个性”。如果就想靠这一作品个性拿诺贝尔奖。不好意思啊：连我也可在十年前抱回十个诺贝尔奖了。
如果仅就汉语的精炼上讲，高行健确不如王蒙的功力。这一点，恐怕瑞典学院的审美大师们也不能精锐把握这个遥远东方国家，有唐诗在长江里流淌的国家的审美尺度。汉学家－我们尊敬的马悦然先生也未能做到。但我想说，这不要紧。更要紧的是，有十多亿讲汉语的人民更需要传达灵魂的语意，哪怕粗一些。该用一句话的用了二句话。“他们太孤独了！”，马尔克思也呼喊到。他们有二千余年痛苦的孤独了。作家高行健做了这样的努力。那么他应该是作家了。他做汉字语意的工作。
相反，他没做的是，依据《康熙字典》的词汇，编织小说的花环。再配以没落文明之后的小情小调，打情骂俏，扮姿作态的京腔表演、油腔滑调的佐料。做得精典，一块上等的文字玩物。不是几个中国权威作家办了本刊物叫《美文》吗。美也，大美如是哉。这便是主流的审美观。作品耳，作品焉！
谁稀罕这些宝物儿呵。
金庸比任何一个汉语作家的影响面都大。他娱乐众生。也算是个理想主义者。这虽然在“理想主义”这个点上吻合了长眠地下的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先生设立该奖的遗嘱原文。但百年来文学院补充了诺贝尔先生的不足认识。他们在看待“对人类充满理想主义”的同时，也同时注重了给人类文学的成果锦上添花。而不只是在老祖宗的鹅毛笔和豪的挥动路数下，捡一点零星的笔划，玩出点让人高兴和悲壮的“做戏”来。这个世界，我们有良知的作家还终生忙碌来不及写，岂有功夫去玩那种把戏。所以，金庸无法当选，那是不容置疑的。
韩少功有《马桥词典》、有《西望茅草地》。公认的《马桥词典》以词条的形式，展示了马桥的愚昧落后，农业文明的现状。一种电脑莱单式地地落列了马桥这个地方。但这样的词典，我想一百部，一千部也将是挂一漏万。如果开莱单的话。我引一首（普列维尔）高行健先生翻译的他十分喜欢的诗吧：
一千年一万年
也难以诉说尽
这瞬间的永恒
你吻了我
我吻了你
在冬日，朦胧的清晨
清晨在蒙苏利公园
公园在巴黎
巴黎是地上一座城
地球是天上一颗星
一个瞬间，一个动作，也要讲述一万年呀。如果开莱单的话。但除了这个“物象和事件”莱单以外，还能在《马桥词典》里找到什么呢。这不是马桥就找不出什么。那里有那么多人，那么多条生命。那么多条血液之河的源头在《诗经》时代就看得很清晰的人。这个镇子也不小了。比“马孔多”还要大。可是马孔多人的悲凉宿命的脚步声，我们可以听得清脆作响。乌苏拉既使不再说一句话，他荒凉精神中的声音，也亦同天边滚过的闷雷，在我这个遥远的长江边的东方读者的灵魂领空炸响。这是《百年孤独》从亚马逊河一边传出来的。我尊敬的马尔克思（我尊称他为作家）传过来的。我出生就在像马桥镇那样的地方。我知道类乌苏拉和不类乌苏拉的人好多好多。我的祖母、外祖母比乌苏拉还乌苏拉。我的镇比马孔多还马孔多。荒诞得更荒诞，宿命得更宿命。可是我在韩少劝的《马桥词典》里找不到一点踪影，闻不到一点气息。哪怕蜻蜓点水也好。毕竟是我们的汉语作家啊。我结果是读到一个ＶＢ式程序语言的菜单。在南斯拉夫作家帕维奇的小说《哈扎尔辞典》里，我倒是读到令我灵魂看不见的黑暗中的一些火光。它远在中东，更在古代。这正是，文学是人类共同的花果。在高行健的《灵山》、《一个人的圣经》、《彼岸》里，我更读到了更多的光亮。虽然语言略欠疑炼。这不要紧。重要的是要我的灵魂能呼吸你书中的灵魂。而不是让我的眼晴读字，或读菜单。无论是物象的菜单、人物的菜单、事件的菜单、故事的菜单。
“在我那个环境里，人总教导我生活是文学的源泉，文学又必须忠于生活，忠于生活的真实。而我的错误恰恰在于我脱离了生活，因而便违背了生活的真实，而生活的真实则不等于生活的表象，这生活的真实或者说生活的本质本应该是这样而非那样。而我所以违背了生活的真实就囚为我只罗列了生活中一系列的现象，当然不可能正确反映生活，结果只能走上歪曲现实的歧途。” 这是高行健《灵山》里的一段话。我想倒挺适合《马桥词典》的。写在这里。
所以我认为，韩少功是不可能被误领一个奖牌的。起码现在还不可能。
作家李敖，正如他自已所说：按照一个作家为人类作贡献的精神，为人类的理想勤奋而勇敢地劳作，他最有资格获奖（这个意思是写在他自己的网站上的http://www.leeao.com.tw），根据他个人的历程。我是很赞同这一点的。但就人类文学成果锦上添花这一点上来说，他尚不足。李敖作品，更是体现了传统文化中的史家意识形态。他只是把放大为人民，而不是帝王将相，皇亲国戚、诸侯列臣。他把历史移了块地盘。在文学成就上，其作品依旧在传统中国的巢穴里，甚至很古老的司马迁时代的巢穴里。他也有原话曰：“只有ｘｘｘ才明白我心，史家之心。”。诺贝尔奖的检核标准之一是对人类文学迄今的总成果上是否有所拓展。这一点虽然从不为世人大众所晓，也没写在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遗嘱里。但是否在学院的评委内有文字的条款，不是我们应该关心的事。但从近百年来的作家和作品看，无一不是证明。各位获奖大师的答谢辞。也一脉相承的贯穿这一精神。布罗斯基在领奖台上说：“是无后座力的武器。它的发展的取决于艺术家的个性。取决于要求（或可能）在美学上切实得到解释的的以往的命运。艺术自有求衍生和变化的谱系，活力，逻辑和未来。因此不是历史的同义词，它是一条历史的发行线。它存在的形式频频的断地再创美学成果。也出于这个缘固，人们常常看见它是走在同时代人前面，历史的前面。而历史的主要手段恰恰是‘套俗’。”
这方面的叙述，在历代的获奖大师中几乎都有言辞的明证。从１９Ｏ１年的法国作家夏利．普鲁得罕穆，到今年的高行健。受奖词更是一个直接的表明。每一个获奖者的获奖原由，没有一个不是对文学史的某些突破性的贡献。随便举几个例看看：
１９０３年比·比金森表彰他品性高贵的宏伟的才华横溢的诗歌作品，这些作品的卓著因它的精神罕见的纯洁和清新的灵感。
１９０９年胡朗克·密斯塔尔表彰他的诗歌作品所呈现的新鲜创意总实地反映了的景观以及他的民族的精神，他的重要作品作出了语言学上的贡献。
１９０６年格鲁斯·伽第尤斯表彰他作品呈现出的深刻的知识和富于批叛精神的研究，以及在他的代表作里体现的创造能力新鲜风格和抒情力量。
１９１３年泰戈尔他深刻敏锐的清新美丽的诗句以及完美的诗歌技巧诗歌思想成为西方文学的一部份。
１９４９年威廉·福克纳表彰他以独特的强有力的艺术风格对美国当代小说所作出的贡献。
１９５３年温斯腾·邱吉尔，表彰它对历史传记所作出的贡献以及保卫人类尊严与价值的光辉灿烂的演讲辞。
１９５４年 欧内斯特·海明威表彰他对叙事艺术的掌握，最近的例证是《老人与海》，表彰他对当代文学风格所作出的不懈努力。
由以上观：李敖获此奖项，应该还有点距离。
长期以来，可以说历代以来。中国人喜欢说“我们中国文化博大精神”。诚然如是哉！但这文化倒底指涉一些什么？是《诗经》、孔子、老庄、屈原、鼎、秦始皇、唐诗宋词、二十五史、红楼梦、慈禧的烟斗等等这些吗？这可以列个长单，大凡中国有人文修养的知识分子都知道。这是老祖宗的业绩，与我们今天的文明水准有何干兮？只有大家都知道的那些才叫“叫中国文化”吗？一个几千年历史的民族，就没有了指涉更宽的文化存在过和存在着吗？我不相信。我虽然不相信，但我也找不出证据来。因为我想，发现民族文化，表述民精神是作家的事。在当代中国作家的库房里，我找遍了，也没找出这个火星来。我只找到一堆文字，且气味发霉。川端康成在《雪园》、《古都》、《伊豆歌女》里的那种发现日本文化的优伤与美，也曾让我感动，甚至热爱起那种美来。民间的插花、茶道、歌妓、禅，无不叫人起感怀之心，穿越国家民族人种之墙，这就是上乘的有灵魂的文学的功能吧。可我在中国作家里稀罕看见。作为诗人的毛泽东曾经说，“中国对世界贡献最大的有三项，一是中医，二是《红楼梦》，三是打麻将。”这看起来在开玩笑。但谁能说得清呢。毛诗人就常以开玩笑的方式说出自已真实的见解。毛不是小说家，不能要求他以小说的形式，来阐释民族文化和精神的被掩藏的东西。这是小说家的职责。又说到《百年孤独》，它表现的是拉美的现实。待我这个东方的读者一看，才只道，那不仅是亚马逊河流域的现实，许多的就简直原封不动的就是我这个长江之滨的小城的现实。只不过没有作家，把它挖出来给我们看。我们的作家提着笼子公园溜鸟去了，草地上打泰极拳去了，甚至去政法委会议室开政法会去了。所以他无意地被马尔克思挖出来了。但是，这样的“潜在地下的东西”之巨，不是一个《百年孤独》可以揽尽的。那简直是杯水车薪，冰山一角。生命、历史的存在实体，总大于小说及所有文字和非文字文学和非文学的全部集和的ｎ倍。我们的汉语作家，并不是没事做。满地皆是“另一个墨尔基阿德斯呆着的镇子，的乡，的村，的县，的省，甚至的国。”荒诞也更荒诞，神奇也更神奇。那些飘飞的灵魂在山林、城镇、牛车道上挤满了。没有谁去关注他们。中国作家溜鸟去了。还有一部份在玩文字积木。挣稿费和光荣以养天年。我所能见到的唯一做了一点这事的是高行健。
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对高行健的评述，依然延续着百年传统。因为高行健的作品：“为中文小说和戏剧开僻了新的路道。”高行健的贡献，首先是对讲汉语的十余亿人的贡献。这个贡献既在今日，也许更重要的是在从今以后。其次才是对全人类的贡献。这一点同于美国南方作家福克纳。连评语也几近相同。相比之下，有哪一个中国作家敢大言不惭地受领这句奖词？你给中文小说、诗歌、戏剧开辟了什么新的处境？下面我来谈谈高行健开辟的新处境及其它。
在文艺评论上要对这样一本多义的幽深而繁复的小说文本下些定义实在很难。深怕不慎诋辱了一位大师作品的本身和他的名声。但我还是要坚持这样去做。我想到的倒没什么复杂。就这么一念：这本中文小说，在十三亿讲中文的人中，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得以尴尬的处境。对作品也不能被读到。我这个普通的中国人，还托我在加拿大的姐姐买了一本台湾版的书，才得以阅读。
今昔何惜哉！
《灵山》中的“你”常常有不知今惜何惜的感受。我这也是在做梦吗？是梦回古老年代的文明处境了吗？还是梦在梦我，回了魏晋以前。
想出于这样的原因，我有必要做点文明基本型态的普及工作。这话也许大了，或应为做点文学作品审美的初级意识的说解工作。
但若有对大师作品误解曲释的地方。必有冒犯高贵物的尊严。如是此伤。还请大师见谅，读者见谅。我必先申明。
“笔记体小说”结构
我并没有考证，在当代世界文学村庄里，有没有这样一支，更有没有这个称呼。虽然在罗兰．巴特尔之后的这近半个世纪里。小说以各种解构文本的形式出现，比如“辞典小说”、“私小说”、“跨文体小说”等等出现。文学作品以挣脱传统体型和结构的方式出现。所谓规矩及章法的模型，被罗兰·巴特尔在塞纳河边悄声细语的一声巨吼： “作家死了！”
给撕破了。一流的作家们几乎没有不受这一流影响的。中文作家高行健，在《灵山》中表现的“解构主义”影响的特征，是非常明显的。这留在后面论及。按照中国当代作家的那个“模子”来套，按这个标准来衡量。
《灵山》将“不是一本小说”。
没有完整的连贯的故事，没有完整的连贯的人物，没有主人翁及各次主人翁，没有“一个”明确的主题。没有“有型”的小说结构，没有“清晰逻辑”的叙述之线。这样一些审美标准没有，当然是被“文学界”排斥于外的作品。由于“作品”被富于了褒义的色彩。所以文学界不会把它叫“作品”，可能的称呼是“一堆垃圾”。鲁迅曾批评魏晋年代的文学说，那是个“迤逦萎靡文风”的年代。如果鲁迅在，来批评今天的中国文学，他肯定要选择这个词：“腐朽”。
虽然鲁迅因为时间和命运的缘固，没机会批判这一时期的文学审美。但在民俗之间，在人民的言谈笑语之间，倒是不绝于耳的听到批评文学时用到“腐朽”这个词。这个问题不再深说。因为不好深说。再回《灵山》上来，这个将肯定被主流审美排斥的“一堆文字”。说它的艺术魅力。
我愿意称《灵山》为“笔记小说”，是取源于《灵山》作品里的一段话，那段话是这样（引第二十二章）：
“一位开国元勋，跟随朱元璋起事，赶走鞑子，可打得天下的功臣大都没落得个好死，能寿终正寝得以厚葬的不能不说是有独到的本事。这墓主眼见皇上身边老将一个个遭到诛杀，终日诚惶诚恐，斗胆给是上递上一分辞呈，说的是当今天下，国泰民安，皇恩浩荡，文臣武将，济济满朝，微臣不材，年过半百，家有老母，孤寡一生，积劳成疾，余年无几，挂冠回乡，聊表孝敬。等辞呈转到皇上手里，他人已出了京城，圣上不免感慨一番，赏赐自然十分丰厚，死后还得到御笔亲批，修下偌大一座坟墓，表彰后世。 ……
“这故事也可以有另一个版本，离史书的记载相去甚远，同笔记小说更为靠近。照后一种说法，这主儿见皇帝借肃整朝纲为名，清除元老，便以奔父丧为由，交权躲回乡里。随后竟装疯卖傻，不见外人。皇上狐疑，放心不下，派出锦衣卫，一路翻山越岭而来，只见他家门紧闭，便宣称传达圣旨，径直闯了进去。不料他从内室爬了出来，朝来人汪汪直学狗叫，这探子似信非信，大声呵斥，令他更衣接旨进京。他却嗅嗅墙角的一堆狗屎，摇头晃脑竟自吃了，锦衣卫只好如此这般回报圣上，皇帝这才深信不疑，他死了之后，便赐以厚葬。其实那堆狗屎是他宠爱的丫鬟用碾碎的芝麻拌的糖稀，圣上哪里知道。”
作家除了在上述的段落中提到“笔记小说”这个词外。还在几处以赞赏的口吻提到这个词。 我读了四、五遍《灵山》，思考了一个月，不知道用一个什么词组来表述这部小说的结构形式。最后我还是在作品内部选了这个词组。迄目前为止，我还没找到一个更为尖锐的词来。
《灵山》一以贯通的是，一个被各种理论与存在纠缠的北京知识分子（我），被医生误诊为癌，经历了一场面对死神面孔之后，只身出走于南方，游历于长江流域的民间，一程记下了事物的现实和内心的现实。它就是一个游历笔记。但这不能指向传统的游记，它是奥德赛式的，史诗性的。是一个把中国人命运、、文化等处境始终绑置在一起的。尤其是把千年来始终绵延而又被历代政权抑制的文化，把被主流文化一直忽略和损伤了的民间文化叙述了出来。换言之，是通过游历和寻访，以笔记的形式呈现了出来。
抽空了背景的“对话”
“你”与“她”的对话段落。总是贯穿了全书。这个对话形态，区别与中国传统小说，区别与同代中国作家的小说。可以说大相径廷。这是表现得极明显的。“对话”成为纯粹的“对话”，抽空了背境。“对话”所发生的背境不给以任何叙述，时间地点和事件全被作者抽去。读者能读到的，就是“纯粹的对话“。这在传统中国小说的审美里，以及当代中国小说的审美里，是逆反中国式“基本准则的”（当然这个准则本身可能是腐朽的）。
一个作家对世界的认识方式，是他自己的。如果他按人云亦云的方式来打量世界，那这个作家就可以不用写了。他可以做其它事，比如去当木匠、修理电视机、证券公司去上班等等。因为这样的作家，所能阐述的世界，远远不如看看地方报纸的新闻，或干脆听唠叨的老婆述说他今天上班的经历。作为读者，除了硬着头皮读那种老太婆式的不厌其烦的唠叨外，你别无所获。
高行健相信时间是无意义的，不可以理解的。存在的现实即个人经验的现实。记忆与想象同性一样，也是人的痛苦。但人类却深深地眷恋在这些事上。《灵山》中“你”与“她”的对话，便是“你”的记忆与想象的现实的呈现。在记忆和想象的世界里，一张桌子、一个抽屉、一本书、一场吵架都变成了意像。所谓真实，或存在，不过是意像的真实和存在。中国有句古谚叫“鸟过留影”。生命中事件的流逝，亦同于此谚的景象。作品中对《金刚经》的引言有，“所谓身相凡有所相皆为虚妄若所相非相乃非非相”。我再作个补充，在这一段里还有：“一切世间法法非法非非法名之法是法也。如露亦如电”。作家高行健既这样感受和理解世界，那么他在“对话”里呈现的“相”，不正是他最真切的“相”么。
若套上完整的时间地点事件的框框，不仅滑稽，也是与真实背道而驰的。用“鸟过留影”来作个比喻：倒底是关心鸟呢还是关心它飞过时的种种参照物，蓝天、大地、白云、房屋、人家、森林、河泊、街道、行人等等云云。本末倒置这个词，说起来容易，可做起来就难了。多少本末倒置发生在人的身上也未自知。在一个荒诞的社会里，一个社会整体也本末倒置了。大凡那些伟大的文学家看得都很实在。我一直认为“全境式的呈现”的中国小说审美，是腐朽落后倒了极点！殊不知你本不可呈现一片树叶、一滴水的全景！
《灵山》的“你”与“她”的对话，按作家的思想，便是一场惊心动魂的集中叙述。
答非所问的“暗示”方法
在第六十二章里，有这样的话：
“你说他把钥匙丢了。
她说她懂。”
这就是典型的答非所问。“你”告诉“她”说，他把钥匙丢了。她不说“我知道”，她说“我懂”。
“谁都有，可谁都珍贵。
记忆未必都是珍贵的”
她说，每个人都有自已看来尊贵但别人看来一钱不值的东西，什么信件，稿子，自行车牌照，公费医疗证，煤气供应卡和各种其他单据。也还有一些纪念章，一个金笔盒子，一把蒙古刀和一把景泰蓝的小剑啦等等。于是她就说：“谁都有，可谁都珍贵”但你又不正面回答，又用一种答非所问的手法。说：“记忆未必都是珍贵的”。
“是的。”
“不是的，一切都放得不是地方，一切都不是！”
他把钥匙丢了，到处找，满屋翻。把床头柜上的杂志顺理一遍，书柜子也都打开，连被子也抖过了，床垫子、床底下，还有鞋子里面。这房里原先就收拾得多么干净，如何有条有理，这屋里从来就谈不上十分整治，可总还算顺眼。他有他自己生活的秩序，知道什么东西放在什么地方，他在这屋子里过得也还算舒适。总之他已经习惯了，习惯了就适意。“你”听着她讲“他”的事。说到“匀惯了就适意”时，“你”同意地应了一声：“是的”。“她”又答非所问，在原意上跳开来说。“她说”：“不是的，一切都放得不是地方，一切都不是！”
这种诗歌一样的暗示，充满了整个作品。使其意义不断地尽可能地指向“别的地方”。世界本身是无法传达的。至少说是十分困难的。语言的平铺直叙只能写商业报告，而文学所要干的是理解这世界。这种困难，只有靠作家转动语言的魔方，向未被人看见的黑暗的地了划出一根火柴。暗喻，就是这根火柴。读者也许记住了。“你”说过这样一段话：“你只有陈述的意愿，靠的是超越因果和逻辑的语言。人已经讲了那许多废话，你不妨再讲一遍。”
作为文学，若仅仅转述那被“语言编排好了的世界”。那这世界的处境就更让人痛心疾首了。我们只好遵循全部的现存世界。一切都不需要了。无需理想与幸福、无创造与进步、无需想像与回忆，总之，一切都不需要了。超越因果和逻辑，超越废话。也许只是小小的一步。“暗喻”成为这一目的的工具。 被语言困锁的地球
《灵山》是个多意的文本，这不容赘述。但其中含着这样一个主题－－即人类是一群被语言所困惑的动物。单独把这一主题抽出来说，是因为中文同代作家，都踏步在一切传统范畴的陷井里。在作品主题上，八百年前和今天并没有多大的扩展。大陆作家“更甚一畴”，在各种钢框之下，玩着无关痛痒的个人情趣。以一种腐朽的情态在涂鸦汉字文明。立意高远的作品，都被淹没在这个泡沫四起的环境里。《灵山》可能是“有幸”见到阳光的作品之一。《灵山》在讲叙这个主题中，有以下的话：
“你无中生有，玩弄语言，恰如儿童在玩积木。积木只能搭固定的图象，结构的种种可能已经包含在积木之中，再怎样变换，也玩不出新鲜。”
“沉重的思绪在语言中爬行，总想抽出一根丝线好把自己提起，越爬却越加疲惫，被语言的游丝缠绕，正像吐丝的蚕，自己给自己织一个罗网，包裹在越来越浓厚的黑暗中，心里的那点幽光越趋暗淡，到头来网织的无非是一片混饨。”
“怎么才能找到有声响，又割不断，且大放旋律，又超越词法和句法的限定，无主谓宾语之分，跨越人称，甩掉逻辑，只一味蔓延，不诉诸意象比喻联想与象征的明净而纯粹的语言？能将生之痛苦与死之恐惧，苦恼与欢喜，寂寞与欣慰，迷茫与期待，迟疑与果断，怯弱与勇敢，嫉妒与悔恨，沉静与焦躁与自信，宽厚与局促，仁慈与憎恶，怜悯与沮丧，与淡泊与平和，与卑贱与恶劣，与高贵与狠毒，与残忍与善良，与热情与冷漠，与无动放衷，与倾心，与淫邪，与虚荣，与贪婪，与轻蔑与敬重，与自以为是与疑惑，与虚心与傲慢，与顽固与悲愤，与哀怨与惭愧，与诧异与惊奇，与倦怠，与昏照，与恍然大悟，与总也不明白，与弄也弄不明白，与由它去了，统统加以表述？ ”
“当你去描述它的时候，也就只剩下被顺理过的句子，被语言的结构筛下的一点碴计。”
我不能说，这些话对所有用汉语写作的人来说有所教诲。但我能说，对于那些名声在身的作家来说，无疑相当于“洗心革面”的教诲。所谓文学主题，原来还可以“不是唠叨腐朽个人心理”，可以“不是写给上级的汇报材料”。
名字的退场
读《灵山》的读者，最为惊心的是，怎么这些人都没名字呢？怎么啦？怎么啦？！这些“你、我、他、她”，如果有个名字，叙述起来不是更方便吗？再说，也更合符“小说”的习惯呀！再说按生活的现实，这些“你、我、他、她”也不可能没名字呀！
大师手笔，刚好就是在这些地方体现了出来。
我的祖母的一生穿越了晚清、民国和共和国三个朝代。高龄１Ｏ７岁才去逝。那是一九八九年那一年。我的祖母是个没有名字的女人，她的父亲姓奉，未嫁之前，人们称称她为奉家二女。十八岁就嫁到燕家。按祖制惯例，称为“燕奉氏”。在同一个村里，可姓奉的嫁到姓燕的妇女有七个，后来又增加加了十五个。这样一个村子里就有了二十二个“燕奉氏”。这就是说，在我祖母和那些女子的世界里。对她们存在的否定是从她们的名字开始的。这是怎样的否定呢？还有有一否定比这个形式更高吗！我的祖母和那些女子就是在没有名字中过完了一生的。
我们这个土地上目前有十三亿人口。这样说是个统计上的口气。应该说有十三亿个活着的有血有肉还有灵魂的人。在这十三亿个中间，你能认识几个，又有几个是你被列为关心的作为朋友的对像；反之亦然，有多少在关心爱护你，把你当成朋友体贴，当成孩子爱护，当成“人”给以尊重。你肯定有个名字，就像我一样，所有人一样有个名字。可是你的名字，对于他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按萨特的说法，你意味着地狱（《存在与虚无》），按通常的生活中的情景，你意味着派出所里一个记录在案以便管理的材料；报考学校时在表格里填写的与所有人类同的符号；找工作时招聘栏里填写的姓名；国家人口统计中换算成了某一个阿拉伯数字的数字；死去时挽联上写的几个毛笔字。不过如此而已，不过如此而已。
当然，你也可能非常重视你自已。以为生于天，立于地。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以为你是不可以被忽略的。但是很显然，在我们这个尚无平等、甚至尚无人权的土地上，你的轻微不过形同一只蚂蚁。就算你对天高声呼叫，你的声音在几妙中之后就被空气吸附。《灵山》里的“你”在那森林里不是没有呼叫，回答他的是死一般的沉寂。作家的这个象征不能帮你理解我们的处境吗？
我们的处境还不仅仅是没有名字，或名字等同虚设。我们的处境更兼名字社会权力的荒诞性。伟大的 诗人布罗斯基谈到人的名字时说：“我们的记忆里始终逃脱不了那些暴君们的名字”。语言传播流向被人控制的地方这种强行闯入就不会完结。侵犯就在发生。”在名人成为主宰的世界里，那么你的名字有多重要呢？你的悲欢伤恸，你的苦乐愁恕，甚至你的生死。我想，不会影响红楼中正在酒肉的胃口。你从八楼上跳下去， 不会有一声痒痒的喷嚏。不如来温习一下书中的这个故事吧：
……
“我们几个在山岭上窜，想少绕点路，好天黑前赶到宿营地。山岭下的林子有一片放火烧过，种的包谷。枯黄的包谷地里，有一处直晃动，从上往下看，清清楚楚，肯定有个野物。为安全起见，进这样的大山里，那时候都带有枪。这几个都说，要不是狗熊就是野猪，找不到金子，弄点肉吃，也算有口福。几个人就分头包抄。那东西显然听见动静，朝林子方向就跑。当时下午三点多钟，太阳偏西，山谷里还满亮，这东西跑动的时候，从包谷穗子之间露个头来，一看是个披着长毛的野人！这伙计几个也都看见了，兴奋得不行，全使劲叫野人！野人！别叫它跑啦！跟着就砰砰放枪。成天在山沟里转，好不容易有个放枪的机会，也发泄发泄。一个个都来劲了，又跑、又叫、又放枪。临了，总算把它通出来了，全身上下赤条条的， 弹精光，举手投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只有副眼镜，用绳子套在头上，镜片一圈圈的，磨损得像毛玻璃一样。”
……
“这几个上去，把他眼镜除了，用枪管撩拨撩拨他，厉声问：你要是人，跑什么？他混身哆噱，噢噢乱叫。有个伙计拿枪顶了他一下，吓唬他说，你要再装神弄鬼，就把你毙了！他这才哭出声来，说他是从劳改农场逃出来的，不敢回去。问他犯什么罪了？他说他是右派分子。这伙都说，右派分子都哪年的事了？早平反了，你还不回去？他说他家里人不敢收留他，才躲到这大山里来的。问他家在哪里？他说在上海。这伙儿说你家里人都????混蛋，为什么不收留你？他说他们怕受牵连。大家又说，受个鬼的牵连，右派分子都补发了一大笔工资，这会人还巴不得家里有个右派分子呢。又说，你是不是有精神病吧？他说他没有病，只是高度近视。几个伙计都止不往直乐。”
……
“他是五七年打成右派，五八年弄到青海农场劳改。六零年闹灾荒，没吃的，浮肿得不行，差点死掉，逃回上海，躲在家里养了两个月。家人硬要他回去，那时候定量的口粮人都不够吃，再说，又怎么敢长期把他藏在屋里？他这才辗转跑进大山里，已经二十年了。问他这些年怎么活下来的？他说头一年，山里一户人家收留了他，他帮他们打柴，做些农活。后来下面的公社里听到了风声，要查他来历，他才又躲进这大山里，平时靠那户人家暗中给他点接济，弄盒火柴，给点油盐。问他怎么打成右派的？他说他在大学里研究甲骨文，当时年轻气盛，开会讨论，对时局发了几句狂言。众人说，跟我们走吧，回去研究你的甲骨文。却硬是不肯走，说要把这片包谷收了，是他一年的口粮，怕走了叫野猪给糟蹋了。众人都起哄说，叫它们拉屎吧！他要去拿他一身衣服。问他衣服在哪里？他说在崖壁下一个山洞里，天不是太冷的话，平时舍不得穿。有人给他一件上衣，让他扎在腰上，才领着他一起回到营地。”
……
“一天之后，他也吃饱了，喝足了，沉沉一觉睡醒过来，突然一个人号陶大哭起来，都弄不清他又怎么了？只好过去问他。他涕泪俱下，喂噎了半天，才说出句：早知道世上还有这许多好人，就不至于白白受这许多冤枉罪！
“我想笑却没笑出来。
“你要知道，当时运动中审查我，也就这帮抓野人的伙计，差一点没把我枪毙掉，子弹擦着头皮飞过，没被他们失手打死，算我命大。事不关己，人人都是好汉。
“这也就是你这野人的故事的妙处，听来人人快活，其实人都非常残酷。”
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样的现实大概不会觉得很荒诞吧！那么你还在乎什么你叫张三李四王麻子！你乃是一粒尘沙，“一堆狗屎”，何 需 画蛇添足，玩那奢侈的东西：名字！
高行健大师，作品大于笔的构建，就这样突显。不知那位批评家还可以给我指出一个同代的中文作品来？ 隐喻指向的地方
作家在叙述过程里，遇到的事物，在他认为可以更深远她解释这个世界时，他就使用“隐喻”、“暗示”或“象征”的手法了。这在《灵山》里俯首即是。她给你讲，他找钥匙的情境。“钥匙”便成为一个象征。与高行健同龄的曾经著名（后来弃笔了）诗人梁晓滨，有一首名诗《，我的钥匙丢了》，正是如出一辙。通往世界、幸福、理解、人性、灵魂等等的铁门深锁。还有看门的恶狗，也有人间兽身的鬼魔，当然也有看门的人。一个丢了“开启大门”钥匙的人。在苍茫的人世里迷茫无助、困惑重重，就可以想见了。
“他的生活就成了一堆垃圾……他不能不激愤，可又只能怨他自己。这怪不得别人，是他自己失去了自己房门的钥匙，弄得这样狼狈不堪。他无法摆脱这团混乱，这种被弄糟了的生活。”
这样的叙述，是骑在一堵墙上的。墙的里面是“生活中的现实”；墙的外面是“隐喻世界的现实”。作家通过“隐喻”带读者观看书中人物的处境。那是我们共同的具有普遍价值的人类处境。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若是完美无缺，没有杀人、抢劫，没有不平等、战争；人没有灵魂。那《灵山》也就失去了意义和价值。一切文学也失去土壤。我们站在这星球上就可以欢呼了。但在这坊欢呼到来之前，我们得先找到摆脱一切生存之苦的钥匙。以开那门。这把钥匙，不是你挂在皮带上的铝合金或铜制的那个。那个让你进门，身体可以不被雨淋风刮。但开你的“苦难”之门的钥匙，又在哪里呢，在哪里呢？这是作家高行健在问你－－我的读者。
时间如果很重要
“时间此时此刻也趋于凝聚。”
“我们迫不及待地关心时间。好像要赶着去死。”这是作家加缪写在《鼠疫》里面的句子。女皇武则天晚年的一天，突然感念生命总将逝去。便突然想到自已年龄，向她的法师，“我今年倒底多大了？”。那法师回曰：“人生若地上滚动的圆圈，哪里起点，哪里终点。”时间的重要性仅仅在于赶着去上班，去约会，去上火车；但在命运的“办公室、约会、火车里”里，它可以忽略。
时间救不了我们。
帮不上什么忙。高行健多数作品里，没有时间，《灵山》亦如是。企图像“编电脑程式”一样，来寻找《灵山》的时间逻辑。那就不要辛苦了，你找不到。因为《灵山》只是一本小说。它关心某一部份人类的命运和处境。执迷于时间的诸君，应读去阅读工厂里上下班管理“打卡机”吐出的长长的纸卷。
如果时间很重要，那它能阻止三国古城不被埋在长江的水底；如果时间很重要，那它能让“你、我、他、她，还有你们我们他们”所见到的从桥上跳入乌江的少女不必再跳；如果时间很重要，那它能让在神龙架当了野人的右派不必去做野人；如果时间很重要，那我们可以把灵魂安放在时间里，从此过上人类的幸福生活！可这一切等等，都不能。
抓住了一根单线的时间。时间逻辑看得很清，春去秋来，且听下回分解。这不是你抓住了你真实的命运，你抓住的是传统中国小说的标准框架。这当然不是你命运的救命稻草。
要指出灵魂、痛苦、困惑、恐慌、祟高、思考、想像、记忆、经验等等的时间，实在比登天还难。又没意义。我想，这是高行健作品规避时间的本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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