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主义视野下的“左翼鲁迅”：走向现代生命的自我救赎
【内容提要】
在存在主义视野里，1925、1926年重返“战士真我”、超越生命虚无的鲁迅必然会坚持反抗强权、暴政的“左翼”立场。对于鲁迅，“左翼”立场的核心是自觉地批判、反抗世间的种种“黑暗”，尤其是人为的暴力、杀戮。这一“左翼”立场具有性，但并不必然地具有政党政治的色彩。“左翼鲁迅”的真正意义不仅仅是直面现实、担当人间的道义良知，同时也是鲁迅生命历程中的自我救赎。
基于笔者考察鲁迅生命历程的一贯逻辑，可以说，到1925年底、1926年初，鲁迅已经重新“出世”的“战士真我”①，富于内在逻辑地规定了在历经1927年的血腥屠杀之后鲁迅的“左翼”立场——反抗专制暴虐势力的立场，也规定了20年代后期、30年代鲁迅与诸多知识者之间的“同盟”或者“敌对”的关系。这种立场决不仅仅意味着鲁迅对社会责任和道义的担当，同时也意味着鲁迅对于其“战士真我”的真正践履，对于其自我生命价值的坚实创造，对于其自我生存虚无的执著超越②——在这一意义上，“左翼鲁迅”正是鲁迅自我生命的“庄严自救”。
鲁迅的“左翼”立场，现实政治秩序反对者的立场，首先是与他对强权压制、暴力屠戮的反抗意识与反抗言行联系在一起的。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战士”鲁迅对社会意义上的黑暗势力的对立、批判与反抗。
当谈及1925年的“女师大事件”时，鲁迅有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我的对于女师大风潮说话，这是第一回。”③所谓说话，指的是《忽然想到》的第七篇，作于1925年5月10日，这个时间正是在杨荫榆5月9日已经公布开除六学生决定之后④。
那么，鲁迅公开为“女师大事件”说话的时间，在他看来，就是一些学生作为弱者，作为被管制者已经到了被严重损害的时候———他不能沉默了。他的底线与立场是明晰的。有一个细节尤其能够补证这一点。1926年11月，许广平做了广东省立女师的训育处主任，这已经是一个有点权力管制学生的位置。鲁迅对于她所孜孜谈论的“学校风潮”，则委婉又很明确地表示了不同的意见。鲁迅提示许广平对于所在学校的风潮“无须详述，因为我对于此事并不怎样放在心里，因为这一回的战斗，情形已和对杨荫榆不同也”⑤。这不同的情形，指的不就是在“这一回”的学生风潮中，许广平以及校长等不再是弱势中的、没有实际权力的被管制者，而已是强势中的、有实际权力的管制者了。
1926年“三?一八”惨案中，政府所在地的门前竟是一个让和平请愿者热血横流、生命涂炭的处所。这是已经自觉要反抗“黑暗”世界、抉择了“战士”之身的鲁迅不能不愤怒的。而死者不幸又是他教过、认识而且激赏的学生，痛惜其死难的心情更为深切。于施暴者，鲁迅的悲愤就有：“如此残虐险狠的行为，不但在禽兽中所未曾见，便是在人类中也极少有的”，“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以上都是空话。笔写的，有什么相干?”“三月十八日，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写。”于死难者，鲁迅说过：“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记念刘和珍君!”⑥
同时，鲁迅也宣示了自己的“战士”抉择及其意义：“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末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我们还在这样的世上活着；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⑦这是4月1日写下的文字。4月8日，鲁迅再写《淡淡的血痕中》，更直接地宣示：“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⑧不难看到，日益走向“战士真我”的鲁迅⑨，已经在持续地进行他真正的批判、反抗活动，在真正地践履着他的“战士”生命了。鲁迅对一个“似人非人”，恍若“废墟和荒坟”的“苦难—黑暗—虚无”现实实施着他的揭露、抗议与反抗。同时，也让我们见证了他那分明就不甘于自我生命萎顿与虚无的生存超越意志。自己毕竟“还在这样的世上活着”，还要诉求、追寻一点活着的意义、价值：“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一个还在活着的“人的生命”，一个执意超越自我生命之“死亡—虚无”的“战士”，必然会直面环境世界的种种悲剧而果敢、勇毅地说话，直至寻找可能的改革途径。
尽管鲁迅的愤怒、揭露、批判与反抗似乎注定没有实际性的现实作用，时隔不久，鲁迅自己也被列在了“被缉拿”的名单之中。但是，在人的精神历史上，《记念刘和珍君》、《淡淡的血痕中》见证了中国的苦难；表征着鲁迅对于其“战士”生命的真诚践履，表征着现代中国某一类知识分子生命存在的高贵和尊严。鲁迅的这类文字矗立起了一座铭刻生命悲剧，指斥现实暴虐的精神丰碑；它会长存于世代流变中的中国，会不断地警示一种命运、一种记忆、一种声音。
如果说“左翼”立场、现实秩序反对者的立场并不必然地与一种政党性的政治立场、政治活动联系在一起，如果“左翼”立场能够意味着对任何一种损害弱势者权益，屠戮弱势者生命的既定社会规则的激进式批判、反抗与变革的话，那么，笔者以为，“女师大事件”、“三?一八”惨案中的“鲁迅言行”，可以说，是鲁迅最初的、最早的“左翼”活动。而我们已经看到，鲁迅的这一“左翼”言行一开始就“根连”着他超越虚无，反抗“苦难—黑暗—虚无”现实的“战士”抉择⑩。
而1927年的“屠戮”则可谓继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之后，再一次以一种实际的“政治性黑暗”与“生命、人性灾难”给择定了“战士”生命路径的鲁迅以严峻的考验。面对这场“革命盟友”间的杀戮，“置身事外”、“沉默”、“旁观”的方式，在根本上就无法过得了鲁迅自身的生命逻辑这一关。因此，鲁迅其实是以他自己所能够有的方式而勉力介入、揭露、批判和反抗了。
捕杀发生的当天，鲁迅从睡梦里被叫醒11——他对于国民革命的良好希望就此彻底破灭了。至此，世间之事又一次让他领受到所谓绝望、“破灭”、“轰毁”等等。然而，1927年4月的鲁迅，已经是一个自觉地持有反抗“苦难—黑暗—虚无”世界的“战士”生命的鲁迅，他不会轻易地放弃自己自觉坚守的“介入—反抗”意志12。身处险境中的鲁迅，并不逃走、躲避——像许广平的老家人所建议的那样。他去中山大学为营救学生据理力争：“五四运动时，学生被抓走，我们营救学生……我们都是五四运动时候的人，为什么现在成百成千个学生被抓走，我们又不营救了呢?”13营救无效，剩下捐款慰问14。最后剩下的是近乎自虐式的“一语不发”，“不吃”，“辞职”15、“失眠。”16可谓是痛心、无望之中，兼以自恨无能、自恨无为的行为表现，是一个努力“介入”酷虐现实，意欲救助死难生命的“反抗者”在无可措手时的低落行止。诚然，鲁迅并不是一个实际的政党政治革命者，但他不会认可任何意义上的屠戮、捕杀的合法性，更不会确认革命盟友之间的屠戮、捕杀的合法性。他决不会接受这类的理智与坦然、这类的自欺欺人的逻辑：“这是‘党校'（国民党所办的学校——笔者），凡在这里做事的人，都应该服从国民党的决定，不能再有异言。”17
对于1927年的“屠戮”，其一，如上所述，鲁迅有基于他自身的实际身份、精神逻辑所特有的“行为介入”。尽管这样的“介入”同样没有起到实际性的作用，但是它呈现的是20世纪一个现代中国生命的真正存在和他的道义良知，呈现了一个现代中国人的生命尊严——这点尊严是我们古老的国民一直没有得到过的。其二，我们会看到，鲁迅多次反复地用自己的文字进行了揭露、批判。
1927年4月26日的《野草?题记》，在一般情形下，该是鲁迅面对往日之“我”“博弈虚无”、“回归战士真身”的精神旅程要说的几句话18。而鲁迅却在其中说“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恨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19。对于自我生命求索之旅的那点顽韧信念，对于“地面”——现实世界——的憎恨之情，应当是有其不得明言的“现实情结”的吧。往实处说，那正是对一个“屠戮盟友”的现实世界的憎恨与指斥；往抽象之处说，则是对一切人为地导致生命死难的“社会性黑暗”的憎恨与指斥。同时，也富于象征色彩地对于这类行为将会导致的毁灭性后果发出了警告：“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20对于这一自觉有意的警告，鲁迅在1928年写下的《路》之中还更明确地提醒了“革命文学家”们：
还只说说，而革命文学家似乎不敢看见了，如果因此觉得没有了出路，那可实在是很可怜，令我也有些不忍再动笔了。21
在1927年6月1日的《〈书斋生活与其危险〉译者附记》中，鲁迅说：“对于实社会实生活略有言动的青年，则竟至多遭意外的灾祸。译此篇讫，遥想日本言论之自由，真‘不禁感慨系之矣'!”22似乎逮住一个机会就要暗示一下现实中的“青年死难”事件，而且分明也在痛感自己的“言论困境”——眼见人为导致的生命死难自己却连言说的自由都已经没有了。如今的精神困境、生命存在困境显然已经更甚于“三?一八”惨案时刻。
1927年7月23日的广州，是一个鲁迅即使沉默也难免“亲共”嫌疑的地方，然而，鲁迅并没有沉默。他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讲的就是政客“豪杰”们如何找着了借口就诛杀异己，诛杀“反对派”；讲的是魏晋文人如何看似放达，实则可怜到了随时可能因为一个只要说得出来的理由而“人头落地”的地步，而且决没有人敢去问一问——为什么如此“出尔反尔”。这其实就是在讲身边的现实。要神圣地“清党”，就可以严正地“屠戮昨日的盟友”。人，随时也就可以因为“言论”而至“被捕、被杀”了。三民主义承诺的民主、自由、平等在哪里?这点曲折、真切的用心，鲁迅自己后来也说过的：“弟在广州之谈魏晋事，盖实有慨而言。”“迩来南朔奔波，所阅颇众，聚感积虑，发为狂言。”“要之一涉目前政局，便即不尬不尴。”23然而，就在“杀人”之地谈“杀人”的事自然要有所曲折，以免自己的脑袋落地——但听众们未必就懂得其中的真义。那位“有恒”先生还在“恳切地祈望鲁迅出马”说话以“救救孩子”，而鲁迅就沉痛地表示了两点。其一，在这个血腥暴虐时代，“现在倘再发那些四平八稳的“救救孩子”24似的议论，连我自己听去，也觉得空空洞洞了”25。其二，即使是他已经说过的用心良苦的话，民众又何尝真正地听到过、思考过、理解过呢?“我的话也无效力，如一箭之入大海。否则，几条
杂感，就可以送命的。”26
到了9月，对于专制暴虐现实，鲁迅就有“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共和使人们变成沉默”的辛辣批判27。9月4日，写着《答有恒》的鲁迅，仍然身在危险的广州，但他还是公开地谈及了自己在1927年4月的广州所眼见的“恐怖屠戮”，所历经的“破灭”、“轰毁”——眼见青年杀戮青年而升起的大轰毁、大绝望。谈及了他所体味到的令人悲哀的言说困境——自己先前唤醒青年的文字竟是在帮着制作醉虾28。一边是没有言论自由但见“死亡”恐怖的言说困境；一边是即使有所言说也不过是“制作醉虾的帮手”之类的残酷自省。一边是即使自己真的用心地“说”了，但也并无听众“真听”的无聊、尴尬、悲哀；一边又还有“你何以不说话了呢?”这样的询问。鲁迅的言说困境、生存困境是多重的、包抄式的。然而，已为“战士”的鲁迅，仍然还是“说”的。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之中，在《答有恒》之中，鲁迅都或曲或直地表达了自己要以文字“介入—批判—反抗”的“战士”抉择：
据我的意思，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由此可知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这是他诗文中常常提起的……29
但我也在救助我自己，还是老法子：一是麻痹，二是忘却。一面挣扎着，还从以后淡下去的“淡淡的血痕中”看见一点东西，誊在纸片上。30
前一段说世间并无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连著名的大隐士陶潜也一样，其中的真意是不难推知的——鲁迅自己今天的演说也是一样的，是事关当时政治，事关“人间”之事的。而所谓“不能忘掉死”，既是对于肉体生命死亡的不能忘怀，也是对于精神生命中的“死亡—虚无”31的始终牵念。后一段，有愤激、讥刺之言，而说明鲁迅自己真正的生命抉择的话语则是在后一句。如今的鲁迅是抉择了“战士真我”的反抗者，他那里能够麻痹和忘却，只要看他文字间念念不忘的“淡淡的血痕中”五个字就能够明白。1926年，他曾经以它们作标题写过文字，这文字就出现在他率笔写下了《这样的战士》之后的第四个月，同样是一场“生命屠戮”之后的1926年4月8日。其间，鲁迅说过的：“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32那“出于人间”的“猛士”33，如何能够做到麻痹与忘却呢?愤激之语，讥刺世上的“聪明人”而已。另一方面，也是意指黑暗、酷虐之中，自己也往往不得不如此“装死”，以便能够得到“幸活”之“缝隙”，否则，身当此世，人头一落地，就连那几页揭露、批判、反抗的杂文也彻底失去出场的机会了。
尤应注意的是，在上引的文字中，鲁迅甚至还明言了他的“自我生命救赎”之法：挣扎与反抗。这反抗之一，就是直面现实，记忆这一现实，写下自己的“匕首”式杂文，正所谓“在以后淡下去的‘淡淡的血痕中'看见一点东西，誊在纸片上”。鲁迅已经在自觉地坚守、践履他“介入—批判—反抗”的“战士真我”了。而且，在这段文字的前一节，鲁迅恰恰就说到了他自己精神生命中最深刻、最艰难的“虚无境遇”：“我知道我自己，我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留情面。好几个满肚子恶意的所谓批评家，竭力搜索，都寻不出我的真症候。”34在笔者的逻辑中，鲁迅解剖自我生命所到达的最精深之处，所深深品味过的“真的症候”，正是他的“虚无体验”与“虚无超越”。鲁迅自我生命跋涉得最为艰难、最为勇毅的地带，也是他的“虚无博弈”、“虚无超越”与重返“战士真我”35。看来，1927年的“屠戮”之际，鲁迅所以敢于为营救学生，据理力争，敢于顶着“亲共”的危险，就在广州曲曲直直地说话，是真有他自觉的“战士生命情结”的：说，还是不说?做，还是不做?对于鲁迅，这是一种坚守反抗还是放弃反抗，坚守“战士真我”还是放弃“战士真我”的重大抉择。这抉择根连着他的生命信仰，根连着他精神生命上的“死”与“活”、“躲避于虚无”与“创造出意义”的根本抉择36。如此，我们就能够在鲁迅自我生命的深层精神逻辑中看清楚一个问题：新文化运动之际，战斗呼吁呐喊反抗，作随感作小说作诗歌，做新式学问的知识者很多，为什么独独鲁迅选择了在强权专制、暴力屠戮时刻的行动与言说，选择了“批判——反抗”的话语立场，直至生命实践?人们曾经用“自愿面对历史的必然”，来分析鲁迅、布莱希特以及萨特，以为三人都同样具有“批判的自觉”37，并且也看到了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他们不愿改变自己的批判立场，尽管别样的立场看来更为幸运。”38而笔者认为，对于鲁迅，以及萨特而言，所谓“批判的自觉”，绝不仅仅是一个社会历史的问题，阶级叛逆的问题，关注生民苦难、社会黑暗的问题，而同时是一个“虚无体认”之中的自我生命意义追寻、价值创造与切身践履的生命问题。最现实、最真挚的生命关怀立场，往往是伴随着最不现实，但却同样真诚、精深的个体生命问题的。否则，人们将很难回答：为什么是他们，为什么恰是他们——人类历史上并不怎么多有的这些人，成为在“政治上前进，上伟大的作家”，从而“对于自由派批评者”提出挑战，堪称“一个特殊的难题”39?
鲁迅1927年的文字中，不乏对于他所无法接受的现代“革命屠戮”的批判，除上文引证的以外，这年9月24日写下的《小杂感》中也有直接的批判文字，其中最可征引的一段是：
又是讲演录，又是讲演录。
但可惜都没有讲明他何以和先前大两样了；也没有讲明他演讲时，自己是否真相信自己的话。40
革命，反革命，不革命。
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被当作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
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41这是1927年中国社会的政治现实，饱含着辛辣的讽刺、批判，也传递出鲁迅尤为独特、犀利的观照中国现代革命的目光——他关注变换中的革命表象背后生命（人）的真实表现、真实处境。后一段中，几乎符咒般的语言更暴露了1927年“屠戮”的酷虐不仁、丧失理性，也说中了整个20世纪中国历史上的理性蒙昧、人性沉沦、生命屠戮；不仅显示着鲁迅杂文在当时的果敢、勇毅，也最典型地让世人看到了鲁迅杂文所抵达的社会历史深度、广度。
在鲁迅，对于“屠戮”以及“屠戮者”持续不断的揭露、批判同时伴随着对于“被屠戮者”的深挚同情。“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如果对于动物，也要算‘暴殄天物'。”42“我就是这做醉虾的帮手，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43“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许多为爱的献身者，已经由此得死。”44“毕磊君大约确是共产党，于四月十八日从中山大学被捕。……他一定早已不在这世上了，这看去很是瘦小精干的湖南的青年。”45生命的死难、苦痛，青春的殒灭确是鲁迅所痛惜并深刻铭记的。
可以说，面对1927年的“暴力”，心仪“战士真我”的鲁迅，一方面自觉地、必然地坚守着他的“批判”、“反抗”立场，并且又一次真切地意识到了自己并没有“批判”、“反抗”之自由的自我生命困境；同时，鲁迅的真挚同情也留给了被“暴力所解决着”的人们。这两个方面其实内在地规约着1927年及其之后鲁迅诸多生命实践活动的根本指向。伴随着“一党专制”、文化高压、捕杀“左翼”文化人士、秘密处决犯等等强权暴力政策，伴随着鲁迅与被压制者、被捕杀者阵营的近距离接触，鲁迅“批判”、“反抗”强权统治，“同情”被压制者、被“解决”者的心志溢出话语层面，指向实际行动的可能性就愈来愈大了。
面对多次反复的“生命屠戮”，鲁迅就曾经深感自己的话语的无力：“以上都是空话。笔写的，有什么相干?”46如前所述，鲁迅的“批判—反抗”话语，常常被他自己仅仅视为“救助我自己”的自我生命行为，视为让他自己的生命存在还能够留下几许痕迹，证明他也还在生活，还在说话，还不曾死灭，还没有装死，如此而已。何况又是“杀戮”之后，曲曲直直、不得自由的那点文字。1926年10月，“三?一八”惨案在许多国人的记忆里可能消逝得差不多了，而编完《华盖集续编》的鲁迅写下的是：“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泪揩了，血消了：/屠伯们逍遥复逍遥”，“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471928年10月，离1927年4月的“清党”，不远不近，也正是多数国民忘记它的好时候了，而鲁迅偏不忘记，他在《而已集》的《题辞》中原样照搬了上引的话语。在这样的文字中，鲁迅无奈于、不满于这样的“杂感反抗”、“言语反抗”的心绪是明显的。然而，舍此而外，别的“挣扎—反抗”之路又在哪里呢?鲁迅从来都不是一个政治革命的实际参与者，在本质上，他对于没有国民的民主自由意识为基石的政治革命一向是持有怀疑态度的，他并不简单地相信某一次、某一种革命就能够让中国的陈腐现实与国民的奴性灵魂得到一劳永逸式的“至善”改变。然而，可以想象，正如1927年4月15日的下午，鲁迅会列席中山大学主任会议，企望以和平的、人道的、理性的方式救助学生一样，他太有可能不会拒绝，而是寻求合作者48，以便尽可能实际地救助被压制者，被捕杀者。，他也必须尽可能保护好自己的生命权益。而在鲁迅的精神逻辑中，这样的实际活动就会以一种实践性的生命存在来把他的“话语批判”与实际的“现实反抗”相连接。在这样的心态下，1927年后的鲁迅，极容易支持、资助那些意在反抗强权专制与暴力杀戮，意在求得自我生存权利与自我政治权利的和平反抗活动。这主要是“国统区”的“左翼”文化活动，以及意在救助被捕杀者的实际性人道活动，意在追求思想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的现代国民民权保障活动。这就使得鲁迅的“左翼”立场（现实政治秩序反对者立场，“生命—人道”立场），在一定程度上，真正地带上了20世纪世界“左翼”文化人士往往难免的政党性政治色彩，具体地说，是成为宣言为中国乃至世界无产阶层、被压迫者阶层谋取利益的政治力量中国共产党的“盟友”。
以下是1927年以后，鲁迅在“话语”层面的“介入—批判—反抗”之外所实际参与的“介入—反抗”活动：
1927年，支持中国济难会的活动，多次资助该会对于政治革命受难者的救助49。1930年，与郁达夫等列名实际上是以共产党人为组织者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发起人50，参与了该同盟举办的五次讲演活动51，公开支持了被压制、被剿灭中的现实政治反抗力量。1930年，参与筹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被选为常务委员，鲁迅与被压制、被杀戮中的共产党人的联系、合作更加紧密。鲁迅以各种形式支持、帮助过各类“左翼”人士（大都是共产党人），接受他帮助的“左翼”文艺人士、共产党人，量多而实难以具体计数，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有瞿秋白、冯雪峰、“左联”五烈士、丁玲、楼适夷、沙汀、艾芜、唐、叶紫、萧红、萧军、胡风等等。另外，鲁迅对现代木刻运动的支持、参与广为人知，而鲁迅的木刻活动与他的“左联”活动实际上很难分开。1933年，鲁迅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为释放政治犯，废除非法拘禁、酷刑，反对政治杀戮出力，为谋求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尽力。我们该如何看待鲁迅的这些实际性反抗活动的意义?首先，在鲁迅所参与的这些活动中，可以看到三个明显的特点。其一，除了与中国济难会（此会成立于1925年，发起人中既有共产党一面的张闻天、郭沫若等，亦有国民党一面的杨杏佛、戴季陶等52）的关联，基本上不带多大危险性以外，鲁迅所置身其中的其他三种实际性活动在强权专制当道、暴力肆虐的当时，都是具有危险性的，轻则被捕、重则被杀。由于参加自由运动大同盟、“左翼作家联盟”，鲁迅被“国民党浙江省党部”通缉，先后共计3次离家避难53。而与鲁迅一样，积极谋划、参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活动的杨杏佛，则于1933年6月被暗杀在上海法租界。其二，鲁迅所参与的这四种活动都带有为被压制者、被剿灭者谋取基本生命权益、政治权益与思想、言论自由权利的特点，都是对于现实秩序中的政治强权力量压制他人、屠戮他人的行径的对抗与反抗，其中承载的正是一个现代人的社会政治意识、生命意识与人道意识。在这样的内在逻辑中，鲁迅就既能够成为现实政治秩序中的被压制者、被剿灭者——正在为自身的生存权益、政治权益而抗争的共产党人的“盟友”，又能够与出乎现代民权意识、人道人性立场而为政治犯们争取人的权利，为公民人权而奔走的国民党左派力量“共行动”。其三，这些活动比之鲁迅往往关注时事的“匕首”式杂文，是一种更加直接的、具有一定实际作用的现实“介入—反抗”活动。鲁迅把他杂文中的“话语批判”、“话语反抗”拓展、延伸而为实际性的“反抗”行动。
如何理解鲁迅的这些实际反抗活动?“匕首”式杂文写作，富于即时介入、批判与反抗精神的杂文写作，对于鲁迅自我生命本身的存在有怎样的意义价值，那么，上述的“反抗”活动对于鲁迅自我生命的存在也就会有怎样的意义价值。因为，鲁迅自觉参与的这些实际性活动的背后所具有的精神追求与他自觉坚守的“匕首”式杂文写作所意味的精神追求是有同一性的：二者都源自鲁迅在1925年、1926年重新审视、自觉回归的“战士真我”抉择，二者都意味着鲁迅对自己超越自我生存虚无，反抗人间苦难、社会黑暗与虚无世界，创造自我生命意义的“战士”人生的践履。诚然，鲁迅的实际性“反抗”活动在担当社会责任、社会道义层面上的特点是比较明显的，但我们却也能够从鲁迅的相关言行以及他身体力行的行动本身，看出在鲁迅那里，这些实际性活动对于他自我生命存在本身的创造性价值——它们与鲁迅杂文一样是鲁迅自觉地藉以超越自我虚无，创造生命价值的“战士真我”的实践行动，它们对于鲁迅自我生命的存在一样具有一种自觉的生命自救意味。
在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发起人名单中并没有与鲁迅最为亲密，也最为鲁迅“热爱”54的柔石在列，那份名单曾刊于1930年的《萌芽月刊》一卷三期上。但是，鲁迅却在1931年4月柔石殉难后写下的《柔石小传》中，说柔石是“自由运动大同盟”的“发起人之一”，同时是“左翼”作家联盟的“基本构成”人员55。1934年，鲁迅所写《自传》里，1927年之后的大事则记有四件：一为“清党”；其他三件则都是鲁迅自己所做的事，分别为加入自由大同盟、左翼作家联盟和民权同盟56。可见，参与自由大同盟、左翼作家联盟以及民权保障同盟，所有这些实际活动在鲁迅内心深处的分量是很重的，也就是说，这些实际性活动首先是为鲁迅自己极为看重的。在1930年3月21日给章廷谦的信中，鲁迅谈及“自由运动大同盟”时，的确又说过：“自由运动大同盟确有这个东西，也列有我的名字，……近来且往学校的文艺团体演说几回，关于文学的。我本不知‘运动'的人，所以凡所讲演，多与该同盟格格不入，然而有些人已以为大出风头，有些人则以为十分可恶，谣诼谤骂，又复纷纭起来。半生以来，所负的全是挨骂的命运，一切听之而已，即使反将残剩的自由失去，也天下常事也。”57这几句话，需要分析性地对待。鲁迅对“运动”一词，特别加上了引号，似有讽刺之意。其原因，可能由于鲁迅不赞同以潘汉年、田汉等人为中心组织者的“刻意运动”式的“自由求取”思路与行事方式58。因而在这封信里，对于他自己曾经用以讽刺过高长虹等人的“运动”一词59尤其不以为然。在鲁迅个人化的语汇里，“运动”一词，有时是带有它特别的“贬义”的——这时候的“运动”一词，含有不顾理性地刻意求取某种效应的意思60。因此，鲁迅在这里说他是“本不知‘运动'的人”等等。但他对于“自由运动大同盟”在一个没有言论思想自由的时代，指向言论思想自由的根本目标则是认同的；否则，他决不会分明不满而又最终参与，更不会在《柔石小传》里出现那样的意向性记忆偏差——从上下文看，鲁迅是以“柔石”曾经为“自由运动大同盟”发起人为其生命亮点的。冯雪峰对于这件事的回忆61，也能确认鲁迅有所不满的是它的“斗争”思路、行事方式，而不是它所指向的争取思想、言论、与集会结社之自由的根本目标62。而且，鲁迅这里的话可能还隐含着别的意思。当年，鲁迅因为“自由运动大同盟”的事而被“国民党浙江省党部”通缉，而章廷谦就在浙江杭州，他这样低调说话，可能有通过朋友信件尽可能起点缓和作用，传递有利于自己的相关信息的意思，希望庶几能够免去几许由于“通缉”而带来的人身麻烦——“将残剩的自由失去”。写信之时，也正是鲁迅因受通缉而离家避难之时。同一信中，鲁迅就说到，郁达夫不能自由北上的第三个原因，就是他在“自由同盟上的一个名字”；并且鲁迅又的确真的说及了自己可能因此而失去“残剩的自由”的问题。而最重要的是，此信其实同时表明了鲁迅内心对于参与自由同盟之事不计后果的果敢、
断然态度：“一切听之而已”。7天之后，鲁迅又致信章廷谦，这封信的内容更把他自己参与“自由运动大同盟”、“左翼作家联盟”，自觉执意地不惜作“梯子”的真实心境异常明确地表达出来：
梯子之论，是极确的，对于此一节，我也曾熟虑，倘使后起诸公，真能由此爬得较高，则我之被踏，又何足惜。……所以我十年以来，帮未名社，帮狂飙社，帮朝花社，而无不或失败，或受欺，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终于未死，所以此次又应青年之请，除自由同盟外，又加入左翼作家联盟，于会场中，一览了荟萃于上海的革命作家，然而以我看来，皆茄花色，于是不佞势又有作梯子之险，但还怕他们尚未必能爬梯子也。哀哉!63
鲁迅自愿选择“作梯子”，他要“作”的是青年文艺投身者的梯子。而我们知道，鲁迅对于中国青年的真诚希望——他所希望的“英俊”，是能够毁坏、扫荡古旧黑暗中国里制作人肉筵宴的厨房，能够创造中国“非奴隶”的第三样时代的青年。也就是说，他要作的是中国现实现状中的反抗者们、批判者们、改革者们的梯子。而在鲁迅的意识中，中国人的生存现实又是一个充斥着“生民苦难—社会黑暗—生命虚无”的世界64，那么，鲁迅的“梯子”抉择就内在地联系着他的“虚无体验”，联系着他“超越—反抗”虚无，回归“战士真我”的心路。而在他所与之合作，所给与帮助的联盟阵营中，至少，“盟友”们是面对现实中的强权专制与暴力屠戮，面对被压制、被捕杀的危险而并没有放弃挣扎、反抗与战斗的一群文艺青年。在那个时代，鲁迅所可能期望到的“年青的思想战士”、“年青的精神界战士”如果不能够来自这样一个群体，又能够来自哪里?面对自我生命的虚无境遇，面对一个“苦难—黑暗—虚无”的世界，鲁迅自觉选择的是回归、坚守他自我生命的“战士”本色65。而面对“盟友”，尤其是面对青年“盟友”，他对于具有同等质量的“战士”生命的渴望，应当是一种自觉而且自然的愿望吧。“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但愿他们还会爬“梯子”，还能够爬向生命与思想、反抗与批判的高处，爬向生存战斗的高处，还能够真有几分拜伦、雪莱、裴多菲、莱蒙托夫的生命气韵，堪为真正的“战士”、“猛士”。那么，鲁迅的“梯子抉择”就可谓一种为了“养育”富有韧劲而其思想又不乏丰富、深刻的“战士生命”而“自觉殉难的抉择”——鲁迅此心，几人堪知?“左联”五烈士，其中就有鲁迅最为信赖的，挑选着“损己利人”之道而背负在身的柔石。柔石等23人殉难，鲁迅公开地写：“我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66私下里则说：“好的青年，自然有的，我亲见他们遇害，亲见他们受苦，如果没有这些人，我真可以‘息息肩'了。”67在这样的文字里，也许只有鲁迅自己知道，他那颗期望“英俊出于中国”的心，被这个黑暗暴虐的世界伤害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而况，这些伤害还有的是来青年们自身的“打杀”。
然而，当我们意识到鲁迅的自由同盟活动、“左翼”作家同盟活动，这些弄得不好就意味着自身的生命危险、“脑袋落地”的活动被他自己承认为不惜毅然去做的“梯子事业”、“殉难之事”时，我们还要想到一个问题——一个人，一个生命，在什么情况下，会冒了生命的危险去选择这样一种“殉难”之业?笔者想到的是，只有当“作梯子”的事情本身，对于他自身的生命存在，对于他自我生命的精神领地，亦极其重要、不可或缺的时候，人是最有可能这样去做的。而在上引的同一封信里，鲁迅也还有他别有心绪、耐人寻味的几句话：
至于北京……据我所见，则昔之称为战士者，今已蓄意险仄，或则气息奄奄，甚至举止言语，皆非常庸鄙可笑，与为伍则难堪，与战斗则不得，归根结底，令人如陷泥坑中。68
前面是说自己不惜作新一代“战士生命”的“梯子”，此处则说到昔日的“战士”们已经不再存在，他们的生命存在已经奄奄一息，生死不分，形容其如今的生存状态甚至已经如同泥坑，既不堪与其为伍，亦无法与其战斗。这，不是在叹息中国知识阶层“生命价值的虚无”，又是什么呢?而我们也不难想到，这份“战士”情结是与当时鲁迅在“黑色”现实之中跟一类活生生的挣扎者、反抗者人群的联盟有着联系的，鲁迅自己在希望着这样的阵营中会有自己所渴望的“英俊”存在。
那么，鲁迅走向强权专制、暴力屠戮下的挣扎者、反抗者人群，参与其中的实际性反抗活动，这样的生命实践选择就是与他自觉抵御、超越生命的“死亡—虚无”状态（如“昔之称为战士者”，今天的“气息奄奄”，“令人如陷泥坑”的状态），自觉坚守、践履其“战士真我”的重大生命抉择有内在联系的，而绝不仅仅是对于自我现实世界的道义与责任担当。这就是说，鲁迅对于现实世界的道义与责任担当是有他深刻的生命基石的，这能够提示我们：正是为了自我生命不困于生存的虚无，为了超越自我生命的“死亡—虚无”，我们才走向对于尘世的道义、责任的勇敢担当。这也就是说，我们的担当，在其最深刻之处是我们自我生命的存在问题，是自我生命的一份创造性事业——是我们从虚无中拯救起自己的生命尊严的问题。
也正是在这样的生命逻辑中，我们更能够理解，践履“战士真我”，铸造“战士”生命的鲁迅，在1931年（柔石等死难之后）就曾经自觉地甘冒死亡的风险而请求朋友在国外发表《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69。在1933年6月20日杨杏佛的送殓现场，鲁迅又以不惜赴死的决心亲临出席。1936年重病之际，鲁迅仍然不惜冒着死亡的危险，拒绝为治病而离开上海，他的理由之一是“总得必须有人坚持着和战斗下去!”70——我相信，对于鲁迅，这是一个源自他自觉的生命抉择的真实理由。而因为什么理由，人会为了一个目的而不再畏惧自己生命的死亡?简单地说，那些具有自觉的生命信仰的人们不再会害怕死亡，他们不会设法去逃脱肉体生命的自然死亡，他们最害怕的是“生而恍若死”、“生而不如死”，是置身在与生存虚无同一的“伪生命”“真死亡”状态。在这样的心境下，真正的信仰者在某些生命重大时刻会自觉地逼向死亡，而藉此确证着、呈现着其生命本身的真正存在。克尔凯廓尔就曾在日记里说：“就我本人而言，我不禁想知道，我——即使谋事在人——是否真有本事入狱，最终被处死……71”晚年的托尔斯泰也曾经无畏地对着俄国的专制暴虐势力与陈腐东正教势力表达过——他并不害怕监狱生活。在传统宗教的意义上，这样的人是懂得信仰真谛的先知；在现代意义上，这样的人是有其个人性的生命信仰的新型信仰者72。
当鲁迅走向他自觉的“匕首”式杂文写作，以之作为他自觉践履其超越虚无，创造意义的“战士真我”时，企望他改变这一选择是与鲁迅的生命之路颇为隔膜的。同样，当鲁迅自觉地以他的多种实践活动——往往是具有“左翼”立场，具有强权专制暴虐势力反抗者立场的生命实践活动来践履他的“战士”生命时，看不到鲁迅自我生命的自救性意义和创造性光辉，反而为鲁迅“抱憾”、“叹息”的人们，至少在下列两点上暴露了他们自身的浅薄和无知：一，他们并不具有置入现场的生命意识与人道意识——甚至连人世间最起码的道义与责任担当都没有被他们所认同；二，他们根本没有看到鲁迅升起于虚无深渊而命意深远的“战士”生命抉择所内蕴的生命哲学、生命信仰的意义，正是一种现代意义的生命信仰内在地规约着、升华着鲁迅的“左翼抉择”。
注释：
①②⑨⑩1218313335366465参阅北京师范大学2005届博士学位《存在主义视野下的鲁迅——穿越生存虚无、撞击世界“黑暗”的现代信仰者》。③《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本文所引鲁迅原文均据此版，以下简称《全集》），第3卷，第173页。
④参阅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辑，第354—355页。
⑤61参阅《两地书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519—531页。
⑥⑦《全集》第3卷，第262—264页，274页，277页。
⑧192032《全集》第2卷，第221—222页，159页。
11131517参阅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辑，第302—303页，269页，303页，364—368页。1416《全集》第14卷，第652页。
2125455566《全集》第4卷，第89—90页，456页，21页，278—279页，486页。22《全集》第10卷，第277页。23《全集》第11卷，第646页。
24参阅《全集》第3卷，第458页，注释第2条。26272829303440414243444647《全集》第3卷，第457页，530页，453—454页，516页，457—458页，532页，547页，362页，365页。
373839乐戴云主编《国外鲁迅研究论集》，北京大
学出版社，1981年，第80—81页，84页，95页。48即使是他最为肯定的辛亥革命，鲁迅自己也说他并没有实际地做过多少事，而只是辛亥革命的热情拥护者、欢迎者。参阅景宋《民元前的鲁迅》，《鲁迅回忆录》（上册），第97—100页。
495051525354586270参阅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辑，第73—78页，92页，102—106页，111—115页，76—78页，339—340页，347页，102—103页，357页。
56《全集》第8卷，第362页。
57636768《全集》第12卷，第6—8页，206—207页，9页。
59比如鲁迅在涉及相关事件时，曾在私人信中说：“连我请他吃过饭也是罪状了，这是我在运动他”（《全集》第11卷，第200页）；公开文字中也说过：“对于狂飙运动，向不知怎么回事：如何运动，运动甚么”（《全集》第3卷，第391页）。60除了上文中讽刺高长虹的例子外，还有讽刺他在厦大很看不惯的一班教员的话：“另外又有一班教员，在做两种运动：一，要求永久聘书……；一，要求十年二十年后，由学校付给养老金终身。”（《全集》第11卷，第156页）又如谈及“民族主义文学”运动时，说：“但此辈有运动而无文学，则亦令出版者为难”（《全集》第12卷，第34页）。
69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年谱》，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3卷第253—254页。71克尔凯戈尔（一译克尔凯廓尔）著，宴可佳、姚蓓琴译《克尔凯戈尔日记选》，上海社会院出版社，1995年，第200，202页。
72参阅拙文《重塑现代人类的生命信仰——“19—20”世纪的存在主义思想与鲁迅的精神之路》（一至四），载《鲁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6、10、11、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