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进社会工程的象征：中国当代小说城乡对立主题的变奏

　　城乡对立是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向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必然发生的社会现象，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意味着现代化的完成。根据世界各国现代化的经验，要实现工业化、城市化这些现代化的基本目标，就不能不先从积累大量资本，因此现代化总是伴随着对农村的剥削乃至于掠夺。而且要把建立在小农基础上的农业社会改造为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工业社会，就必然要改造传统农业。这就是说，在把小土地占有制改造为适合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土地占有制的过程中改变农业的生产组织和生产方式，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改造为适应大工业需要的、主要面向市场经济的规模化农业，同时改进农业生产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在这个过程中，把传统的农民改造成为现代农民，使农民伴随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而变革自己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等。这一改造农业的庞大社会工程是以城乡对立为出发点开始其渐进式的解决矛盾之路。建国后至改革前，的基本经济格局是城市搞工业、农村搞农业的二元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也是典型的二元结构，即城市-市民、农村-农民，除考大学、当兵能使极少数农民进入城市，农民被长期隔离在城门之外。城乡分割大大延缓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也造成城乡差别背景下的社会身份等级及其阶级仇恨。改革开放后，农民以极大的创造性参与现代化历史进程，「民工潮」、乡镇、小城镇建设等新生事物正在突破传统户籍制度，旧的城乡分割、区域封闭的社会经济管理体制，以及同质的、超稳定的传统农村社会结构。但总体说来，中国依然处于从传统的小农经济向工商业为主导的现代经济转移过程之中，这个过程还远没有完成。从农业向非农产业（工商业）的转移，似乎有两种实现形式：就地转移（如乡镇企业、异地打工等）和离地转移（家庭住所、经济收入、生活重心全部转入城镇）。应当说后者有利于推动土地规模经营和城市化过程，应当受到政策的鼓励。但这意味着大量农业人口转移到城镇，而城市经济增长的速度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这样，生活价值取向已经城市化了的一批农村青年构成了一个十分特殊而庞大的社会阶层，他们的社会身份依然是「农民」，但他们再也不愿过父辈们那种厮守于土地的贫困生活，准备不惜一切代价进入城市。然而城市却难以满足他们安家立业的正常要求，他们不得不走的是一条比城市人艰难百倍的求生与发展之路。这一流动于城乡之间、找不到生活位置的青年男女内心所积压的怨恨与失望实在是中国大转型时代一股强劲的社会情绪，值得关注与研究，因为经济基础并非直接决定上层建筑，而是通过社会心理（社会情绪是社会心理的核心内容）的中介环节而决定上层建筑，尤其是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部分。这就引出当代小说城乡对立主题的的一个问题：进城──征服女人的菲勒斯能指。

　　实际上，在国家意识形态以绝对优势笼罩精神空间及其信息传达管道的时候，城乡分割造成的阶级差别和农民的进城欲望就已经通过迂回的方式在文学写作中得到隐性表达，当代文学史上两位著名作家的代表作：康濯的《春种秋收》和柳青的《创业史》都曾涉及这一问题。在他们写作的时代（50-60年代），中国社会生活领域按照国民经济建设划分为工业和农业，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针的根本目的是支持工业化，使国家得到大量工业发展所需要的商品粮食及其它农产品。这条牺牲农民利益的现代化之路必须通过修辞手法得到农民的支持，那就是所谓共同富裕的许诺：只有合作化才能一步一步地发展农业生产力，提高农业的产量，才能使所有的农民真正脱离贫困的境地而日益富裕起来。但是，工业与农业所对应的现实生活领域是城市与农村，两者的经济文化环境及其生活在其中的「人民」生活水准的差距是显在的，是不能用党的总路线总任务等宣传来抹平的，这就是为甚么农村青年进城的强劲潮流始终涌动冲击着社会主义建设规划。我感兴趣的是文学如何在这种现实与宣传之间帮助意识形态成功突围，这才是文学作为社会象征性行为的政治功能。相信这样一种论点是经得住时间和实践检验的，那就是：一切事物都是社会的和历史的，事实上，一切事物说到底都是政治的。因此，我们可以认同美国当代批评理论家詹姆逊的大胆假设：政治视角是一切阅读和一切阐释的绝对视域。

　　首先我们要考察的是两位作家的语义世界。在同类农村题材小说中农村都占据叙事中心位置，但城市也是作为副线或作为不在场的参照物而被纳入整体结构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此，城市与农村是作家感知差异，使我国国民经济建设这一整体世界成形的两个对象词项，二者之间的关系具有双重特性：相似性与相异性，既是合取又是析取。二者之间关系的存在是意义产生的必要的先决条件。毫无疑问，城市与农村的意义统一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大的政治背景，而它们在语义轴上的对立是多方面的：地域、生存环境、生活条件和水准、城市人与农村人的不同权力和利益等等。就城市这个对象词项而言，它的意义成分又可以分解为两个相反义素的衔接：社会主义工业建设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及其腐朽堕落思想（主要是个人主义、享乐思想）。相对应的，农村这个对象词项也可以分解为两个相反义素的衔接：社会主义农业建设（合作化）和农民的土地私有观念及其小农生活理想（个体发家致富）。如果用格雷马斯符号学矩形表示，可以清楚地辨识各个人物的义素合成。情态轴1当然是梁生宝代表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情态轴2自然是向往进城享乐的考工厂的农村少女们。中性轴上是梁三老汉等被艰难改造的传统农民，复合轴并非小说正面表现的范围，不像杜鹏程《在和平的日子里》和60年代的话剧《年青的一代》、《千万不要忘记》那样，因此付诸阙如。同一结构稍加变化的结构表达式是两类概念值的矛盾对应关系：工业与小农意识的矛盾,对应于资产阶级思想与合作化的矛盾。这是一个饶有趣味的意义结构表达式，它说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时代是一个典型的「文化革命」的时刻，即不同生产方式共存于同一社会构形，它们之间的矛盾成为政治、社会和历史生活的核心的时刻。在这样的时刻，旧政权的价值、话语、习惯和日常生活空间都被系统消灭，代之以新的价值体系、概念、习惯和生活方式。工业与小农意识的矛盾实际上是两种并存的生产方式的矛盾，而个人享乐思想与合作化的矛盾也是同一性质。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所反对的两种思想虽然同属于私有观念，但它们显然分属不同的阶级意识，尽管土地私有观念及其小农生活理想在当时被认为是农村的资产阶级思想。小农经济模式不适应社会化大生产，但对生产关系的强制性社会主义改造并不能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准，使农民真正走上共同富裕道路，只能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如此造成的城乡贫富差距自然会启动农村劣势群体的力必多冲动，把他们的欲望导向不仅尚未消灭、而且还在新环境中有所滋长的城市没落阶级的价值观念。

　　合作化是康濯和柳青的叙事主题，但城乡对立的主题却从一体化和谐社会景观的表面成功偷渡，泄露了不同符号系统所发放信息之间的限定性矛盾，它们构成「形式的意识形态」1，使文本可以被重构为不同生产方式的符号系统运动的力的场。康濯的《春种秋收》写于1954 年，一般认为它是把劳动和爱情结合起来歌颂农业合作化中涌现的新人新事。参照马烽写于1954年的《韩梅梅》，康濯的写作策略之高明才能显影出来。《韩梅梅》是针对农村高小毕业生不安心农业生产的现象，及时配合对他们进行劳动的政治任务而创作的，发表后曾在广大青年群众中引起热烈的反应，发挥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其主题是显豁的，构思也单纯明了，开头结尾的叙述者充当韩梅梅信件的引号，叙事主体部分是韩梅梅的四封信。主题通过韩梅梅主动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成为养猪能手的先进事迹就得到充分的阐释，另外还加上同学张伟挑肥拣瘦看不起劳动的落后思想作为对照补充。这样的意义传达是明确完整的，但显然缺乏吸引人的性。《春种秋收》就迥然不同了，且不说它把描写叙述的多种手法穿插结合，制造波澜起伏摇曳多姿的叙事效果。更重要的是，它还运用了一个百试不爽的小说元素来运载意识形态，那就是爱情。应当说，康濯对玉翠心理和行动的描写是现实主义的，她想通过婚姻走进城市，这是农村青年女性实现进城梦的快捷方式。然而，这样一位相貌出众的女性却在城市人那里屡屡碰壁，她所遭遇的城市男人大都是缺乏性魅力又无法沟通的；至于她自己看得上的团书记，人家又嫌她不安心农村，思想不好。这样，美丽的农村姑娘看来就只能转变思想选择嫁个农村青年了。当然，接下来的叙事就应该交割给革命浪漫主义的喜剧原则了，这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组成部分。玉翠和农村优秀青年、科技能手周昌林戏剧性的情感发展把留在农村、获得爱情与幸福生活完美统一，顺理成章地完成了歌颂合作化的主题叙事。在对这桩婚姻的叙述中我们经常听得到喧闹的笑声，流溢着乌托邦欲望满足营造出的幸福感。这是当时农民所能想象的最好结局：劳动、爱情、幸福（更直接地说是「富裕」），当然也是主导意识形态可资利用的文化资源。康濯的叙事策略以一出爱情喜剧抚平了城乡差别和阶级等级制的不公，把农村人安放在新的田园牧歌中，那才是他们获得幸福的不变的位置。

　　《创业史》对城乡对立主题采取暗渡陈仓的方法，爱情仍然是首选的载体。相对于一心扑在合作化事业上的梁生宝，徐改霞未免过于敏感多情。然而她进城的动机一开始就不同于那些被城市生活享受所吸引、蜂拥而上考工厂的农村闺女，她是在爱情受挫之后受代表主任郭振山的鼓动，怀着参加国家工业化的崇高思想想要离开农村的，最后又因为爱情无望，通过国家正常招工决绝而去。叙事逻辑导向这样的想象：如果没有郭振山对这桩婚姻的破坏，如果没有连续的误解，生宝和改霞本应该有一份美好的爱情，改霞根本用不着进城当工人。这样，《创业史》典型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叙事（严峻的阶级斗争形势）借助于传奇小说中小人破坏的模式保持了意识形态平衡，改霞进城不再是一件值得歆羡的喜事，尽管对于大多数农村人来说事实恰恰相反，那一片考工厂的学生蓝和黑头发就是最雄辩的证据。此外，叙事还借助改霞寡母的孤寂进一步抵消了改霞进城的诱惑，用伦理亲情抵挡外出寻找新生活的冲动，以家庭的名义让农民安心留在农村。这样，柳青合情合理、严丝合缝的情节发展就堵住了农民进城的正常管道，祛除了有关城市魅力的可能想象，浮在叙事流表面的是新富农郭振山的阴险、改霞的失望、改霞母亲的悔恨，这些东西足以把城市推向情感认同的负面。

　　三部长篇《平凡的世界》不同于《人生》的，是浓郁的春天的气息──浪漫主义激情。它写于农村改革初见成效的时刻，后来日渐严重的农村改革新问题（如重税、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不明晰、政绩工程、贪污腐败等）尚未显露，光明的前景展现在敢于进取的新一代农民面前。虽然外面的世界依然是设防的城市，但农民进城的路子毕竟宽阔了许多，汹涌的民工潮正在冲击城市的大门。这是一个正在发生迅速变化、生机勃勃、充满希望的时刻，正是传奇出现的境遇：「至于传奇，看来它最终定型的条件，即我们曾提到的其它前提所依赖的条件──世俗性的范畴，觉得像魔力似的善和恶的意识形态素，某种救赎的历史性──似乎要在某个过渡的时刻出现，在这个过渡时刻，两种迥然不同的生产方式或社会经济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共存。它们的对抗性还没有从社会阶级斗争方面系统地表现出来，因此消除对抗可以通过某种怀旧的（或者不那么经常地通过乌托邦的）和谐的方式投射出来。」2这种过渡时刻主要被感受为一种有机社会秩序的经验，尽管它正处于被渗透、破坏和重组的过程之中。所以，强烈的主观理想化冲动对于现实社会变化的拯救是《平凡的世界》的历史性特征：它使那个世界隐藏的梦幻得以显现，对一个时代的理想和恐惧、尤其是不能在其它形式中得以表现的理想和恐惧提供一种特别精确的记录，因而是神话层次上的模仿，是一个时代集体潜意识的形式。这一点使它像时髦本身一样趋于衰落，在自己的时代投其所好，在另一个时代却令人难以卒读。同时这也意味着它总是富有启示性的：让我们暂时地、戏剧性地体验过去了的陌生社会的独特心理压力，从而更了解自己时代的特点。

　　《平凡的世界》依然接续《人生》的主题表达，但按照当代英雄传奇史诗的秩序改编了城市与农村的语义。对于孙少平来说城市不仅是获得个人前途、文明生活的入场券，它还是承载未知向往的冒险之地，因此它既是信仰中的未来──人生理想，也是主动经受苦难消耗英雄主义激情的人间炼狱。农村虽然在改革中走上脱贫之路，但依然期待更大更全面的变化。它充满活力的传统道德（乐于助人、诚实不欺、坚忍不拔、温暖亲情等）是少平性魅力之所在，也是他走出困境的力量源泉，是他最终获得成功的绝对因。但同时农村又是束缚他因而必须坚决跳脱的保守主义藩篱。这样，分裂因素的逻辑结合就标示出历史的「野性思维」（或詹姆逊所谓「无意识」）突围式的解决方法。这一次城市不再是滋生小市民意识和生存特权的无情异在，它被英勇献身的田润叶、田晓霞变成了在苦难中成就未来的理想女性，她们是慷慨的赠与者，当英雄受到考验、质询、攻击的时候为他提供无私的帮助。她们把城市合成形而上的追求或希冀的主题，蕴含传奇式的世俗未来的拯救之路。在中性轴上的结合生成了农村改革新人少安，他暂时还满足于就地发展非农产业的致富计划，这是那个时代农村经济发展的历史局限。情态轴上农村与城市的相互蕴涵指示着进城的道路，少平以道德活力走向梦想，而保守与苦难总是结伴而行，是父辈们坎坷的人生经验，也是对人生欠缺意义思索和进取精神的郝红梅的生活教训。与《人生》相比，《平凡的世界》彻底重写了由城市与农村组合而成的我们生存其间的世界景观，城市冉冉升起，是少平西天取经的人生意义。农村依然是道德（活力）的源泉，发送迷人的男性魅力，为少平和少安搭起成功的桥梁，但却不再诞生巧珍那样的理想女性，因而永远丧失了阿拉丁神灯赋予农村的精神力量。这样，少平走向城市不再意味着对农村的背叛，而是朝圣教徒崇高的人生选择，《平凡的世界》因此被演变为历史与传奇的奇特混合。

　　在《平凡的世界》中，两种文类形式因素的矛盾是可以明白辨识的，那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史诗性宏观叙事格局和个人主义英雄传奇的异质性存在，姑且称之为「传奇史诗」。它的整体结构是《创业史》式的，力求全景式反映1975-1985年近十年间城乡社会生活的巨大历史性变迁。因此对中国社会各阶层人物都试图点击囊括，从而使有关县、地、省级领导和各次要人物的详细交待仅仅具备形式完整的意义，对叙事进程不构成任何必要性。另一缺陷是对史诗的意义提升没能从叙事中流露，而在无限延宕中被放逐，没有达到穿透历史的预期效果。另一方面，传奇叙述的异质性脱离现实原则，敞开感受其它历史节奏、以超凡的乌托邦方式转变固定现实的可能。脱掉史诗性叙事冠冕堂皇的礼服，出现在读者视野中的是以少平为中心的人物运动的河流，一个在朝圣与爱情的旅途上疯狂冒险、在苦难中体味人生崇高感的当代英雄传奇。文本是如何把少平制造成当代英雄的呢？首先是把基于城乡差别的农民进城的欲望改写为自我放逐，到外面去闯荡世界的「青春的激情」。在城市当揽工汉的少平虽然挣扎在社会最底层，为几个钱受尽折磨，但他却不仅仅将此看作谋生活命的手段。「职业的高贵与低贱，不能说明一个人生活的价值。恰恰相反，他现在倒很『热爱』自己的苦难。通过这一段血火般的洗礼，他相信，自己历经千辛万苦而酿造出的生活之蜜，肯定比轻而易举拿来的更有滋味──他自嘲地把自己的这种认识叫做『关于苦难的学说』……」3这样，农民──民工遭受的社会不公被坚定的信仰演化为忍辱负重的人生，它的根生长于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的生存智慧中。然而少平主动承受甚至追随苦难的强迫症更像是一种英雄主义的白日梦，它的幻想性质正是传奇的功能──把人从禁忌和偏见中解放出来，释放受抑制的潜意识，满足隐藏的愿望和梦想。这当然是路遥隐秘的叙事动力──它明白无误地渗透在话语的每一个词汇选择与组合中，那种激昂夸饰的语调很像是十七年文学的英雄主义再现。可惜少平作为传奇史诗中的英雄，其英雄性已失去外在神奇事迹的支撑而呈现自我消解的趋势。无论少平如何从劳动、从苦难中挖掘崇高的意义，他的人生搏斗却总是落脚在「进城」这一个人的现实生存目标上；而且他并没有找到解决这一社会问题的有效途径，他由揽工汉变成矿工纯属偶然──是希望他入赘的曹书记和爱着他的田晓霞帮忙活动下来的。因此叙述逻辑引出这样的结论：仅仅依靠自己男性的魅力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少平就必然获得拯救，尤其是来自女性的帮助。这位云游城市寻求冒险的当代英雄为自己制造不应有的困难，以便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显示骑士的英勇、圣徒的崇高。他向城市的进攻采取消极被动的方式，表现出偏爱温情、退隐、田园诗的传奇境界的潜意识冲动。他背对冷酷艰难的生存环境，退回书本世界、自我道德完善、理想爱情和温馨的家庭生活，最后他的进城不过是实现了由城市向另一种乡村的退却──矿区是封闭起来的宁静的乐园。然而他前途渺茫的个人奋斗被女性的爱情饰以光环，使他的胜利如同古代骑士一样同时在战场（进城）和闺房（城市女性）两个方向展开。显然路遥是过于偏爱他的农村青年了，少平先后得到拐女子、田晓霞、金秀、惠英等女性的爱，其中两位还是大学生。他的心态仿佛一位体验生活的作家，在工地和井下都在读文学书籍，还与田晓霞耍弄文人幽默，风雅地爬山、讨论、看诗，对知识、艺术、美、情感怀有形而上的单纯信念。这些在当时就已经难以支撑其英雄形象，而使他更像一位古代落难书生或公子，难以承担救赎未来的重任，在今天急功近利、欲望泛滥的文学观念面前就尤其显得幼稚可笑了。《平凡的世界》可以说是流行于当代文学的英雄主义最后的昙花一现，宣告了英雄时代的结束和世俗时代的到来，紧接着它就要变成讽刺型滑稽小丑了。

　　就这样，路遥用传奇实现了对城市恐惧的克服，城市仿佛一位钟情于穷书生的富家小姐，代表企望中的美、幸福和等待开启的真理之门，城乡差异通过爱情的欲望满足而不着痕迹地弥合起来。没有了《人生》尖锐的疼痛和愤懑，温情的关爱包裹了少平的身心，唤起往昔伊甸园时代和每个人心中永存的梦幻。在礼崩乐坏的临界点，路遥的个人英雄传奇史诗试图以传统道德和爱情理想来实现对城市的征服，这样的救赎是对于变革时代的抵制和整合，它是逃避现实的，同时也是富有启发意义的。路遥本人明确和坚定的生活态度和人生理想不是让读者从他们自己的现实世界逃离，而毋宁说是以小说的理想世界为平凡的人生经验提供一块试金石。实际上，路遥的现实主义精神使他不可能对现实的社会局限视而不见，他笔下的爱情虽然超越社会地位悬殊等世俗价值，但并没有开花结果，而最终演化为毁灭美的悲剧：田晓霞被洪水冲走，金秀则因为少平的毁容而被矿区女人惠英代替。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削弱传奇的内在主题：对生命活力、自由、青春、爱情的赞美一直回荡到《平凡的世界》的结尾，它们是冲决一切社会障碍的人性本能。

　　时间推进到2003年，河南作家李佩甫的小说《城的灯》再次把城乡对立的社会不公摄入视域。这部长篇耗费巨大篇幅详尽描写部队权力运作的过程和权力场斗争技巧，这是近年来畅销书的一大卖点，当然与官场腐败的社会现实息息相关，也正是大众文化满足欲望的活力所在。和这个时代的大部分作家一样，李佩甫不再为了要在纯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站队而惶恐不安，他似乎并不准备在这部小说中建立的功名，他所关注的是社会不公对人性的戕害，以及人性在特定文化生存环境下的异化。在他的语义世界里，城市被分解为权力（欲望）和异化二元对立的义素组，而农村则可以分解为人道与传统文化（主要是一种文化惰性）的对立。城市语义轴上合成的是所有那些处心积虑维护自身利益的城市人，他们苍白的精神不言而喻，总激起作家强烈的讽刺欲望。农村的义素衔接合成的是既猥琐自私又不乏人道同情、其民族劣根性有可能转变为道德文明的农村人，他们在刘汉香的带领下终于挺进城市。连接农村与城市的路径是刘汉香与冯家昌弟兄们分别昭示的两条情态轴，刘汉香坚持人道理想，带领众人获得世俗欲望的对象──进城的权力，而冯家昌发挥农民的隐忍与机智，学习权力斗争的绝招，最终完成了整个家族的进城大迁移，同时也永远地失去了自我。城乡差别带来的阶级对立凸现出来，冯家昌的屈辱与仇恨揭示了城市与农村的双重异化，问题的解决只能是社会工程学意义上的，其近期目标应当是把农村变成城市，如同刘汉香所做的那样，而不是简单地把农村人变成城市人，像冯家昌所做的那样。新的历史机遇为李佩甫的写作创造了新的可能，《城的灯》延续《人生》的愤懑和对社会现状的批判，但问题却进一步，而不是被不可掌握的偶然切断来演示道德训诫的命运故事。黄亚萍嫁给了高加林，帮助后者借婚姻达到爬梯子的权力目标；巧珍从爱情折磨中站立起来，带领村人种树种花，把上梁村变成了月亮镇──花镇，以自己的心点亮了城的灯。不过，《城的灯》与《人生》的本质相同也是显在的：现实利益依然属于城市一维，而道德理想的非现实一维依然归于农村，尽管刘汉香的神圣已经受到村人文化陋习的擦抹。这与其简单归结为作家的创造力匮乏，毋宁说是现实社会结构使然。对于一个趋于没落的文明，它的信心大概只有从传统道德源泉中汲取。

　　综上所述，从《创业史》到《城的灯》，进城主题总要借助婚姻爱情才得以完成。上述小说的意义基本结构总是将性的魅力和道德活力赋予农村青年，他们的男性不仅吸引农村姑娘安心留在农村，还总能得到城市女性的青睐，这种性的吸引力是农民征服城市的意识形态素的梦幻表达。但也正因为性爱的朝三暮四本质，一方面城乡矛盾有可能借助城市女性的爱慕和帮助而消解，另一方面城市女性也有可能在心血来潮的满足之后抛弃或压迫臣服于石榴裙下的农村男人。城市女性的复杂多变是处于劣势的农村人对于城市的想象，它忽而是纵马驰骋的广阔天地，忽而又是冰冷坚硬的无情异在。构成城市景观的另一半是城市男性，可惜他们总是缺乏性魅力，在文本中处于边缘位置，而且最终总被农村青年夺去爱情。美丽温柔刚强贤淑的农村女性使作家激情荡漾，毫不吝惜溢美之词。虽然她们总是被渴慕城市文明的农村男性无情抛弃，她们却宁静承受，保持人的高贵和尊严。她们寄托了人类对于正在逝去的乡村文化依依不舍的眷恋之情，尤其是男性对于温柔恭顺忍让的传统妇德的怀恋。把这些小说还原到各自的历史语境中作历时性比较，渐进式社会工程的发展轨迹也就清晰显现出来，我们可以看到农民进城的道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宽阔。在《创业史》时代，进城是农民的愿望，却受到社会的排斥、压抑或禁止；到《人生》的时代，社会与个人的价值冲突凸现出来，高加林的进城受到社会的惩罚，却唤起人类的道德同情与义愤。在《平凡的世界》中，少平已经使个人的正当欲求合乎社会许可的管道，但这种遇合带有改变英雄命运的传奇偶然性，不具备满足集体愿望的社会可行性。到了《城的灯》，社会许可的进城之路与农民的向往重合，刘汉香代表的情态轴1已经能够承载起人性的价值。从《创业史》到《城的灯》，由反对进城到谴责社会不公再到发现集体进城的金光大道，由异化的屈服到理想的实现，由不可知的个人命运转折到制度化的集体转变身份，社会改革工程的逐步演进在小说的虚空间中获得了象征性的表现，这种象征性行为过程通过不同生产方式的并存、各种文类话语的沉淀、众多意识形态素的碰撞而糅合为开放的历史，我们可以期待它的光明前景。

附图：

注释：

1、2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无意识》，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年，第86，第134页。
 
3 路遥：《平凡的世界》，《路遥文集》第4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89页。  

张懿红　1968年生，现为兰州大学现当代文学博士研究生，师从程金城导师，主攻农村题材小说，也从事小说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