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文心》、《孙子》看中国古典文论的源流和发扬

    前言 
    在世纪转换之交，作者编选近年来对广义古典文艺智术理论所提出的报告，试图对中国古典文论的源流和发扬，再比较有系统地提出个人的一些看法。在这篇报告中，特别要对中国文化中极其重要而根本的、与“西方”文化大不相同的、自古有之的“文武合一”的思维特征，和《文心雕龙)中刘勰对《孙武兵经》的引用和发扬，以及对民俗、心、幽默与作者人格的重视等题目，再加以简明的阐述。同时也对近代科技对文艺思想的影响加以例证，对21世纪“中国古典文论研究和应用”的化、国际化和电脑化，提出几个值得探讨的重点，并尝识将中国古典文论和其他文艺理论互相连通。 
    希望这些新的看法和做法，有助于中国文化中一些优良而具有超越时空特性的广义古典文论在新领域的发扬和与世界的交流，有助于在21世纪里中国人对传统文化中优良部分的重新体认和信心的恢复，从而在中西优秀文化的互补和碰撞中促进中华“文艺复兴”的早日到来。 
    中国古典文论集大成的代表作：《文心雕龙》 
    《文心雕龙》虽然是中国古典文论集大成的经典之作，但在过去的1400多年，它虽然对中国文论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但在中国文学史上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在今天，由于多位学者志士的深入研究和努力提倡，《文心雕龙》的研究很幸运地成长为质量俱重的一门学问——“龙学”。但在国际上，由于缺乏一流外文译本和重量级西方学者的知晓，《文心雕龙》至今并没有得到东北亚中国文化圈以外的敬重和激赏。相形之下，集中国古典兵略之大成，被刘勰称为“言如珠玉”的《孙武兵经》，不仅成为国际显学，而且应用广泛，正在日益发扬光大。 
    刘勰的《文心雕龙》既深且广，又有不同流俗和异于传统文论的创新。但是也许由于文字的典雅艰深和文体形式的拘束做作，使得它最精要的思想和创意，不容易被没有受过古文训练的大众所了解，和不容易为过分受到传统资料缠绑的文人所激赏。就拿本世纪最博学的钱钟书先生而言，他就曾在《管锥编·列子张湛注·评刘勰》一文中认为刘勰的《文心雕龙》是“综核群伦，则优为之，破格殊论，识犹未逮”。所以我曾惋惜地说：“按：钱氏未识刘勰以兵略经营《文心》，可谓‘识犹未逮’，而《管锥编》大多亦不出‘综核群伦’也。” 
    由此可见，即使以才高学富的钱钟书先生，也未能超出学业的局限。自古以来，创意和高见本来就是阳春白雪，孤芳自赏。所以刘勰早有“知音其难，千载其一乎”的慨叹。 
    《文心雕龙》和西方古典文论的比较 
    作为一位集大成的文艺批评家，刘勰的《文心》在宏观思维系统条理上于东方堪称空前。比之于西方亚里士多德的《诗论》笔记残卷，以文雅字练，识通奇变居先。罗马诗人贺拉斯的《诗艺谈》被目为续《诗论》之后巨著。然细察其文，实乃诗人随笔短笺，较之《文心》义圆事密，广征博引，瞠不可及。比之于陆云《与兄平原书》家书闲话，亦有未逮。 
    西方近代文艺理论的蓬勃发展和科技的交互影响 
    与西方中古时期的文论相比，《文心雕龙》确实是格局宏大，思虑精深。这个形势一直到了西方“文艺复兴”之后，也还保持绝对领先的优势。但是在“文艺复兴”所导致欧洲的思想解放之后，促进了的自由发展，从而导致改变全球人类生活的“产业革命”和西方人文的相应变化及快速进展。 
    近代西方文艺思想不仅源流学派异彩纷呈，而且显示出随着社会和科技的深层转变，日益走向综合发展，微观与宏观并重的趋势。这一趋势，更显出渊源、文化背景以及工程科学的快速发展，对文艺思想学派所带来的相互影响和发扬。 
    如果扩大视野，把文艺和科技比较，我们也会看到类似的对立和期待。如科学出身、转行写作的C. P．Snow 1956年在剑桥演讲的"The Two Cultures’’，就是探讨人文工作者和科学家难以沟通，各以所是，非人所非，以至于演成国际间贫富群体的对立和不安。而天文学家、诺贝尔奖得主S．Chandrasekhar晚年还去探解科学和文艺终极成就的同异。他写的小册子“Truth and  Beauty： Aesthetics and Motivations in Science"(1987)，文浅境深，阐明顶尖科学理论常具数学和谐之美。这种美，和莎士比亚的文学美，或是贝多芬的美是同样的震人心弦。他这本小册子，对人类思想的沟通和影响，也许比他对“白矮星”和“黑洞”的研究还要深远。 
    科学家进军人文艺术，华裔的两位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杨振宁和李政道也不落后。杨振宁于1997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曾就“美与物理学”发表演讲。李政道也于今年出版《艺术与科学》诗画集。就此观之，如果说20世纪是原子、、电脑和西方人的世纪，那么21世纪很可能就是生物、信息、文艺和东方人的世纪。 
    回顾从18世纪以来文艺种类和创作理论的蓬勃发展，和它们与科技发展的交互影响，我们不禁要想起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里的一句警句名言，“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讲得是多么宏伟精辟，用字又是那么典雅精练。刘勰用两句话，十个字，就道尽了文艺变化的理论。这样的眼光和手笔，现代的中西学者和文艺大家都做不到。也许世人所说“经典之作”的定义还要增加“用字精炼典雅”一项，才能尽兴! 
    中国古典文论的守旧和僵化 
    1．对中国古代逻辑辩证和组织系统等基本能力的怀疑 
    面对西方强劲的科技发展和与之俱兴的蓬勃文艺，失去对中华文化信心的一些“龙学”学者竟然认为《文心雕龙》的森严系统和逻辑辩证都是从印度佛学那儿借鉴得来的。一些企图“以佛盖儒”的释士文人，似乎把佛教对刘勰的影响估计过高。他们以为刘勰在《文心》里所用的“圆”字乃是汉译佛典里的“圆”，却忘了中国在汉译佛典之前早已用圆来代表圆满完美。譬如孙武在《势篇》里早就把“形圆而不可败”当作布置守势的最高指导。况且举头见日，不见身毒，仰首望天，即见天圆日圆，不见因明、正理。《老子》说“道法”，圆字之源，何假外求? 
    然而心仪西风压倒东风的人，却又忘了中国自诸子以来就有的朴素逻辑论式，而怀疑中国学者逻辑组织的基本能力，臆测《文心》的组织、论理出于公元二世纪以后佛典里才见著的因明学。其实《孙子兵法》首篇就说“道、天、地、将、法”，重视军法森严，讲求组织、号令严明。《孙子兵法》一书也有不少逻辑辩证。受到《孙子兵法》极大影响的刘勰，以他本人思路的倾向和他在定林寺“区别经论部类，录而序之”的图书管理学的多年训练当然在组织辞令、文成规矩及首尾圆合上超越晋代文论前贤。但比诸《史记》、《汉书》、《论衡》，刘勰的逻辑组织能力只能说在伯仲之间。但就文字典雅，章句精炼而言，似乎犹在具有“正理”、“因明”学背景的许多佛教经论之上。另外就逻辑学(Logica一语为当时所无，当时学者称为工具，即Organon)而论，采用片段局部的观察，运用三段论法逻辑不一定能保证结论的正确。亚里士多德虽然发展出三段论法，但是一旦假设错误，结论常常相当幼稚可笑。西方生物学鼻祖亚里士多德由解剖人体，观察血液循环，就断定心是人的思想感觉中枢。这和没有三段论法，而皆以心为智慧主宰的佛、道、儒三家也相去有限。刘勰虽然没有受过希腊三段论法的熏陶和生物学的训练，但他把“为文之用心”的“文心”当做书题，千载之下，仍然超越西方机械科学和物理文明的范畴，耐人寻味咀嚼。 
    2．《文心雕龙》里《原道》、《征圣》、《宗经》三篇的广义和窄义 
    今人看1500年以前的文论，难免觉得文、意俱古，很容易把古人的“旧”东西，都直觉地当做是过时和落伍的“烂”货。人物如此说，我们可以嘲笑他是“泛政治”的动物。但是新一代的学者这么说，我们就要学禅宗六祖惠能在广州法性寺，为“风动还是幡动之争”所说的有名机锋问话：“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那就是：是刘勰的观念保守?还是学者的观念保守，不能会通? 
    新一代学者最爱批评的就是《文心雕龙》里开头的《原道》、《征圣》、《宗经》三篇。多半认为刘勰的思想保守，抱“经”迷“圣”，泥古不化。这类话说久了，似乎就成为定论。其实细看《文心雕龙》开头的三篇，我们就会发现刘勰在每篇的发端，都必先从基本的角度，来看广义的道理和情况。然后才举出他所认为是最适当的范例，或是窄义的解释。所以我们认为，断言刘勰思想保守，多半是不了解他的写法，而陷入了先入为主的“保守观念”。 
    3．刘勰文论思想：容异、创新、辩证会通 
    ——渊源全面：儒、道、释并用。 
    ——文武合一：“文武之术，左右惟宜……岂以好文而不练武哉?孙武兵经，言如珠玉，岂以习武而不晓文也!”刘勰把《孙子兵法》提升到“经”的高度，这是极其大胆的突破和创新! 
    ——兼容并蓄：《正纬》篇强调容异，这也不是一般传统保守的儒生敢提倡的开明观念。 
    ——《辨骚》篇全书最重要的枢纽五篇。在这篇里，刘勰贵人格、重创新!孰谓刘勰保守? 
    由上列几项例论，可知刘勰思想相当独立，立言做官都不是意识形态的附庸。刘勰曾在《知音》篇里说“见异，惟知音耳”。刘勰是《孙子》的知音，我们呢? 
    中国古典文论的源流 
    钱钟书在《管锥编》里谈兵，就引《吕氏春秋》里的“古人”“老话”说“今世之以偃兵疾说者，终身用兵而不自知孛。”其实，钱钟书也没有看出刘勰在《文心雕龙》里用了大量的篇幅发挥《孙武兵经》的兵略思想用于文论(《刘勰和(文心)里的兵略思想》，1996年)。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文武合一 
    ——《文心雕龙：从<孙武兵经)探解文艺创作》(1998年10月) 
    兵法文用 
    “文”、“武”两字，自古以来，不论中西，都是相对之义，势同冰炭，水火不容。“文艺”和“兵法”这两组强烈对立的观念，可以相通相融，甚至于相辅相成吗?这个命题的答案，在西方的文论史上，从希腊亚里士多德以来，找不到明显的记录。但在中国的文化、文论史上，却是思想的主流。从正统的经、史、子、集到民间的小说笔记里，都可以看到这一思路传统。这些例证，缤纷灿烂，举不胜举。把它目之为“春城何处不飞花”，也不为过。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 
    天地之道，一阴一阳(《易经·系辞上传》)。文武之道，一弛一张(《礼记·杂记下》)。一文一武之为道，这可以说是中国三千年来，传统文化的特色。说明这一传统的最好实例就是中国的文圣孔子任鲁国首相与强邻齐国会于夹谷时，就果决提出“文事必有武备”的策略。更在盟会之时，严肃地引用共尊的周朝礼法(而非鲁国的单行法，或“人权法”)，当场“合法”地斩杀了受命羞辱鲁君的齐国优伶。结果他不仅在外交上成功，而且“不战而屈人(齐国)之兵”，不用“新兵器”的“威慑”，就收回大片失土。精通六艺、编辑《诗经》的文圣孔子，早于西方兵圣——克劳塞维茨，在2400年以前，就提出而且成功地实施了“军事是政治和外交的延伸”的战略。这不仅在军事历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而且也是让近代的政军谋士相比之下，不免惭愧的。    文艺源于游戏，游戏起子竞生 
    西方文艺批评的始祖亚里士多德，以为文艺出于游戏。《物种起源》的作者达尔文，从鸟兽草木的层次去观察，发现诗人骚客笔下看似无邪的丽羽花香，竟然不出生存竞争、自然淘汰这个天演法则。但游戏是动物竞生的准备活动，距离“文以载道”或“为文艺而文艺”，都还有一大段路程。东方的思想家孔子，提出更进一步的目标，鼓励人们应当“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由此而观，文艺智术的衍生，实出自竞生战斗之余的游戏活动。所以文学创作中有兵略思想，乃是理所当然的事。只是后来文化进步，去源久远，分工愈细，文艺智术中兵略的运用，或镕或隐，后人乃多以文武截然为二，而忘了它们两兄弟其实是“其具两端，其功一体”。 
    宏观同异 
    这类情形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也有不少相似的实例。譬如科技史上天文起自，物理又渊出天文，蔚成独立大系。直到近年研究宇宙起源，物理自微粒来推求宇宙本体，天文由远渺去研究物粒始源，二者分而复合。又如佛教有大、小乘之别，空、有宗之争和顿、渐悟之辩，而众想本源自一祖。文武智术之间的正反分合亦复如是。 
    清朝的魏源在他的《孙子集注序》里豪迈地说：“天地间无往而非兵也，无兵而非道也，无道而非情也。……羿得之以射名，秋以弈，越女以剑。”从宏观的角度来说，“文学”和“艺术”创作既然是和兵略、智术一般，都是人类逻辑理智和形象情感的活动，那么说“文艺创作”、智术思维和兵略的逻辑运筹及彼己心理控制有关，就当然不是穿凿附会、故弄玄虚之言。以己所是，非人所非，这是“人”受到本身立场的限制，所不易避免的结果。所以《淮南子》就有“东面而望不见西墙，南面而视不睹北方”的比喻，感叹古今文人武士，“不见一世之间而文武代为雌雄”以至于“文武更相非而不知时世之用”。其实从人类的智术思维来看，“文”、“武”不必相非，而实相成。中国古代兵法大家，也都认同这个看法。譬如《孙子》之前的《司马法》就说“礼与法表里也，文与武左右也”。孙子文武全才，当然知道领军得众，致胜之要在于“告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而稍后的《尉缭子》也说“兵者，凶器也。战者，逆德也。争者，事之末也。故王者伐暴乱，本仁义焉。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和西方的兵学家相比，攻防“战术”上的实战考虑，彼此相近。但在文武平衡和社会和平的视野上，近代的兵学家就常因为过于专业化，而自设局限。《尉缭子》说“文所以视利害，辨安危；武所以犯强敌，力攻守”，也可以说是从分工的效率来讲合作的效果。 
    反过来从艺术的角度来看兵略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文艺创作在神思情采之外，谋篇布局，通变任势，导意动情，也多不能脱离升华抽象后的兵略艺术。1500年前刘勰在他的文学理论巨作《文心雕龙》的《程器篇》里盛赞“《孙武兵经》辞如珠玉，岂以习武而不晓文也?”从逆向证明“文武之术，左右惟宜”的道理。这和人类“逻辑运作”与“形象思维”这两种思考方式的同异也有相近之处。“文艺”和“兵法”看似相反，但在人类思维的过程中，它们却常是互相联结和互相渗透的。     微观探解 
    《老子》说“道”，论“为”；孔子说“仁”，讲“学”；《孙子)说“兵”，教“战”。他们三人都说到“道”，但是《孙子》所讲的“道”跟《老子》、孔子所讲的“道”在方向上很不一样。《老子》的道，意在天地人“三才”中的“天”；孔子的道，意在“地”上的政府社稷；《孙子》的道，专注于人。《孙子》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固然是说政府对人民可以“导之以政”共度艰难，或将军可以领导士兵出生入死。但就文学而言，《孙子》讲的不也就是导演、作者与观众、读者之间的导引关键和如何引起读者的兴趣及共鸣?好的作者和导演能掌握读者和观众的心理，让人跟着文章、电影的，为英雄的冤死而哭，为美妙的生趣而笑。这不是“令民与上同意”的下一句“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诡也”吗? 
    《司马法》说的“凡战之道，既作其气(文气)，因发其政(方向)，假之以色(表情)，道之以辞(言辞)。因惧(死、亡)而戒，因欲(生、存)而事……是谓战法”，讲得更细，但也说的是同一个“道”。至于《孙子》的其他的四校，“天、地、将、法”，不也就是任何文艺创作里所必须讲求的天时四季，山水风景，作者导演和文艺格式吗? 
    《文心·知音篇》对文情的审阅，也提出和“五校”相呼应的“六观”，要以“位体(情位文体)、置辞(修辞)、通变、奇正、事义(论证)、宫商(音律)”来见优劣。其中“通变、奇正”，更是直接借用《孙子》兵法的观念了。 
    至于《孙子》提出来的五项“将道”：“智、信、仁、勇、严”，也可以直接应用到作者的“文材”上。“智”就是创作的智慧；“信”就是材料的可信度和争取读者的信任；“仁”是要培养和具备对人类的关怀，或是“笔端常带感情”；“勇”和武士的勇更为类似，从勇于创新突破传统，勇于负起文责，到勇于“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严”是自律，写作有系统、有组织。“文法”、“文材”和“兵法”、“将道”真是太相似了! 
    如果说兵法的目的是胜敌“立功”，而修身胜已是“立德”，那么赢取读者就是“立言”了。传统“三达德”的奋斗，竟然也离不开兵法原则的应用! 
    《文心雕龙》里的兵略思想e 
    自《孙子兵法》竹简传世以来，最有系统“引兵入文”的就是 1500年以前，南北朝时期的刘勰。刘勰祖籍东莞莒地，略属于现在的山东日照。战国时代齐国的田单以莒与即墨为齐国的最后据点来抗拒燕国覆灭齐国。燕国的名将乐毅留巡齐城五年，竟不能下。后来田单运用兵略智术，弄鬼神，用五间，以火牛阵大破骑劫，一月之内复齐七十余城，遂使莒地一举而成上战事名城。七百年来乡里父老想必津传乐道，相信对幼年的刘勰，必曾激起战斗幻想的火花和对军事兵略的憧憬。 
    更有甚者，《孙子兵法》作者——孙武的父亲田书，于公元前 523年因伐莒有功，齐景公赐姓孙氏，封邑乐安。后来孙武因司马穰苴之死从齐南奔吴国，和刘勰祖先也是自山东投奔南朝相似。这段历史渊源，对祖籍莒地的刘勰，肯定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刘勰娴熟兵法，他在一生事业三大关头，都以过人的机智和勇气，果决过关。其中乔装改扮卖货的小贩，鬻货进书一事，诡谲绝伦，完全是兵法运用的上乘智术，千载之下，犹令人拍案称绝。《孙子兵法》里最核心而关键的“诡”字在《文心》中，也与“谲”字共有二十余次高频的使用率。刘勰在《文心》中使用了大量的军事术语来表述他的文艺理论，诸如：奇正、通变、谋、势、诡谲、首尾、要害等等，几乎到了“春城无处不飞花”的地步。兹略举简例如下。 
    道和“兵形象水” 
    《孙子·虚实篇》里踵《老子》之道，亦曰“兵形象水”，在《行军篇》里又说“令素行以教其民”，在《九变篇》里也讲“告之以文，齐之以武”。应用《孙子兵法》，把读者导引到作者所安排的情境，这是武道文用。刘勰在《书记篇》里说“管仲下令如流水，使民从也”，则是政道、武道、文道，三道源于一道了。成功的作者可以用同样的兵略“垂帷制胜”(《神思篇》)和“制胜文苑”(《总术篇》)。写文章“出奇制胜”也本源出兵法。了解这个源流，就知道诗圣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文略源出兵略，就兵家而言，实无足大惊小怪。这只是再次证明“天下之道莫非兵也”。 
    攻守 
    懂得教民以战(孔子)，用兵携手若使一人(孙子)，其后才能讲攻守。《文心·论说篇》里讲“迹坚求通，钩深取极”，是说攻，是讲“破敌”之论和打攻坚战(詹瑛注解)。吴兴弼评苏洵《明论》，说“虽未免挟数用术之说，然理亦如此。兵法攻坚瑕亦然”。“义贵圆通，辞共心密，敌人不知所乘”是说守，是讲如何“立己”之说。刘勰在此篇极明显地引用《孙子兵法·虚实篇》“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这种基本的攻守原则，就连讲《逍遥游》的庄子，也曾把它用在《齐物论》里讲解言辩攻守之道：“与接为构，日以心斗……其发若机栝，其司是非之谓也；其留如诅盟，其守胜之谓也”。此外，《文心·铭箴》解“箴”，也用攻防军事术语：“箴者，针也，所以攻疾防患，喻针石也”。《文心·论说篇》里又说：“烦情入机，动言中物，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这是《易经·师卦》里说兵师的运用要能“行险而顺”。刘勰在“神灭论”大论战中没有积极参战去勉强立论，而在梁武帝以菜蔬代替牺牲祭祀七庙的次年，紧接奏请二郊当与七庙同用蔬果。他真的是懂得用兵攻守之道，达到他自己在《论说篇》中标赞的“功成计合，此上书之善说也”。这是人如其文，文如其人，而复能知行合一的明例。 
    布阵，治众 
    能破能立，有攻有守，这是用兵略以行文的动势。在此动势之外，用兵讲布阵，行文讲谋篇。《孙子兵法·九地》论用兵布阵，要求首尾呼应，如常，山之蛇。《文心雕龙·附会篇》论行文谋篇则谓“首尾相援”并讲“定与夺”。曾随十字军东征，有战事经验的西班牙文豪塞万提斯(Cervantes)在《谈<堂·吉诃德>的创作》中评说：“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一本骑士小说，它全部情节被写成一个四肢齐全的整体，能够中间和开头呼应，结尾又和开头与中间呼应……”，讲的也是同一个道理。《文心雕龙·总数篇》说“执术驭篇”要避免“后援难继”，也只是上述《孙子·九地篇》的引申。《文心·附会篇》里说“群言虽多，而无棼丝之乱”，这是《孙子·势篇》“纷纷纭纭，斗乱而不可乱，治众如治寡纷数是也”的改装句。只是刘勰善于“用旧合机，不啻自其口出”，他虽然大量引用《孙子兵法》的名言警句，却能“(文)更其旌旗，(字句)车杂而乘之，(文意)卒善而养之”，千年以来不知逃过多少人的法眼! 
    奇正 
    刘勰在《征圣》之后，续以《宗经》和《正纬》。从兵法的角度来看这是讲文学资源的奇正。《孙子·势篇)说：“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刘勰先讲《六经》，这是“以正合”，然后“采摭(图谶)英华”，“以其有助文章”，是开明的“以奇胜”，而不是固执的以异弃。刘勰开放的胸怀，胜于禁止诗人入城的柏拉图多矣。《孙子·火攻篇》说“战胜攻取……非利不动，非得不用”。所以阴阳谶纬，只要是“事丰奇伟，辞富膏腴”，虽无助于经典，只要是有助于文章，就加以采用，不限于文以载道而已。刘勰在《正纬篇》说“经正纬奇”，在《定势篇》说“执正以驭奇”，正代表了他以兵法阐说《文心》的实用精神。紧接着《正纬》，刘勰在《辨骚》里指出“奇文郁起，其《离骚》哉”。更进一步阐明《孙子·势篇》所说“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所以《离骚》“酌奇而不失其真”，以致其文“气往铄古，惊采绝艳”，难怪正规之文，“难与并能”。 
    通变 
    《文心》第六篇是《明诗》。从字面上看，也和前面几篇一样，没有刀光剑影和兵略的痕迹。虽望文而不能附义。但上乘兵法讲万人敌，而不是讲一人敌的刀法剑术。历代学者都没有看到《明诗篇》里隐藏着兵法。直到民国初年朱自清在《诗言志辨》里大处着墨，小处着手，这才看出刘勰可能使用《孙子兵法》里“奇正之变”的消息。其实从兵略运用的角度去看《文心》，奇正与通变犹如左右手，其用殊不可分。刘勰早于《征圣》里就已说“抑引随时，变通适会”。《明诗》里说“铺观列代，而情变之数可监”。后面的《神思》就演其余“至变而后通其数”，又再“赞曰：情变所孕……垂帷制胜”，回到军事作战的兵家语。其间《乐府》说“气变金石”，《颂赞》说“事兼正变……与情而变”。《吊哀》说“辞变”，《诸子》说“远近之渐变”，《书记》说“变虽不常”。《通变》之前的《风骨》就先讲“洞晓通变”。刘勰在《文心》里用“变”字之多，远超过作《九变篇》的孙子，几乎可以跟佛典里讲的各种“心”一样繁盛，可说是全书的关键语。《知音篇》里的“六观”就是“三观通变，四观奇正”，很像《孙子·计篇》里的“五校”。《时序篇》指出“文变染乎世情”，这一观点比马克思和近世苏联文论诸家所提出“艺术是反映现实的一种形式”的理论，要早一千四百年。难怪刘勰曾自信的说：“源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 
    势 
    《定势篇》是《文心》五十篇之中，最富创意的一篇文章。可惜从来研究文论的文士，罕通兵法，以致猜测纷纭，都搔不到痒处，越解释就越糊涂。难怪刘勰在《知音篇》一开头就大叹“知音其难哉!……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他在《定势篇》里说：“情致(敌情指向)异区，文(兵)变殊术，莫不因情(敌情)立体(布阵)，即体成势 (局势)也。势者，乘利而为制(‘致人而不致于人’之法)也。”这完全是“兵法文用”。他又说“文之任势，势有刚柔，不必壮言慷慨，乃称势也。”刘勰这一观点，早于桐城派姚鼐，分文章为阳刚、阴柔二派，一千多年。比起罗马朗吉努斯的只知《论崇高》，也更全面。但文艺的阴阳、刚柔之说，也不出《吴子》所云：“夫总文武者，军之将也。兼刚柔者，兵之事也。”刘勰也批评“新学之锐，则逐奇而失正”，不如“旧练之才，则执正以驭奇”。这也是兵法里“兵，以正合，以奇胜”的道理。刘勰把《孙子》奇正、通变这两大兵略要素融会贯通之后，发展出文学上的“势论”，在复杂度上和《孙子》的辩证论点相抗颉，很值得我们再作进一步的探讨。 
    集中、精简 
    孙子演兵法，在《虚实篇》里说“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他在《行军篇》里又说“兵非贵益多，唯无武进，足以并力、料敌、取人而已”。刘勰写文论，把专一、并力的道理化入《神思篇》，乃曰：“贯一为拯乱之药”；用于《书记》则说：“随事立体，贵乎精要”。刘勰又在《熔裁篇》里说“善删者，字去而意留”。匆忙的读者和作家所爱好的“短篇小说”、“极短篇”、“掌上小说”也不外乎“一以当十”、“一针见血”的兵法运用。可见精要集中之理，文道和武道相通。虽然孔子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但兵略的要素不一定永远成于文艺之先。如果刘勰生在孙武之前，受到《文心雕龙》启发的孙武又不知会把《孙子兵法》写成何等模样?东洋兵法名家宫本武藏，在刀艺进境上受阻之后，曾弃刀浸淫雕刻绘画，以文艺扩展兵法技艺，而达到更上一层的境界。在最上层的艺境，文武之道，运用之妙，应当都是存乎一心，无有差别。   果决 
    《神思篇》赞扬“骏发之士，心总要术，敏在虑前，应机立断”。《通变篇》“赞曰：趋时必果，乘机无法”。《隐秀篇》说“万虑一交，动心惊耳”。刘勰在这几篇所赞扬的趋时必果、应机立断，都是兵略的要领。吴起在《吴子·治兵篇》里也说“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相传是姜太公传下来的《六韬》，也和所有的兵书一样重视果决。《六韬·军势篇》里说“巧者豫，是以迅雷不及掩耳”。这一说法和《孙子·军争》的“难知如阴，动如雷霆”，意义相同。西方的朗吉努斯(Longinus)也把雷霆电闪用于《论崇高》中节如发机、动心惊耳的演讲术。他说“A well-timed stroke of sub limity scatters everything before it like a thunderbolt，and in a flash reveal the full power of the speaker"。朗氏所用的“a well timed stroke"和刘勰在《定势论》里引用《孙子·势篇》而说的以“机发矢直”，“矢激如绳”而“因利骋节”之意相呼应。庄子在《齐物论》里也用“其发若机栝，其司是非之谓也”来解释“与接为构，日以心斗”的言辩斗争。《孙子·势篇》所说的“节”的另一义，注重物理上“时节”的功能。任势使人，如转木石，“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这个“势”，属于牛顿力学第一定律，又称惯性定律。“转圆石于千仞之山”的“势”，是运用位能。“激水之疾，至于漂石”的“势”，是运用动能。时节越短，“节如发机”，则加速度越大，力量越强。这其实同于牛顿力学第二定律，也可以说是宇宙的通理，可用于武，也可以用于文。时下正流行的RISC(Reduced  lnstruction Set Computer)电脑设计，就是使用短节以增加总运算次数。虽然应用不完全相同，但用意则亦相类似。可见古今中外智术的运用，都不能脱离“人法天，道法”。 
    刘勰的《文心雕龙》文字精炼，懂得节约兵力。《文心》组织严密，篇章规范有如《孙子}所讲的“法者，曲制、官道、主用”，而不像是借用印度的“因明逻辑学”。刘勰的《文心》不仅哲思、文论、逻辑、智术集前人之大成，更以兵略健硕势理，开辟文论的新方向，真是“兵法文用”的典范。 
    文、艺创作里的兵略运用的实例： 
    《刘勰、<文心>与兵略、智术》(1996年1月) 
    书法的突破：东晋·卫夫人《七条笔阵出入斩砍图》 
    在东西文论史上，刘勰很可能是第一位把兵略战术融会变通，执术驭篇，有系统地运用到文艺创作理论分析上，并幸有文集传世的文人。但是把兵战刃弩的动势引申到创作上，也许东汉的书法家蔡邕是东西艺术史上第一人。王羲之的“老师”卫夫人，更以妇流之身，允文允武，破天荒地把兵阵战势径写入《七条笔阵出入斩砍图》。其中“高峰坠石”和“劲弩筋节”则极明显出自《孙子·兵势篇》。卫夫人的《笔阵图》启发了她的“弟子”王羲之，写成《题卫夫人(笔阵图)后》和《又笔阵图》。其中把“纸笔墨砚”当作“阵刀甲城”，“心意、本领、结构、飚笔、出入、屈折”看成“将军、副将、谋略、吉凶、号令、杀戮”。简直就是旗帜鲜明地在讲兵法和作战。王羲之以兵法入书道，引以为秘，遗教子孙，千金勿传。羲之引融兵法以表述其笔势，难怪秀逸之中复有刚劲之气，为后人所不能及。元初杰出的文人书法家赵子昂在《兰亭跋》中称赞他“雄秀之气，出于天然，故古今以为师法”。其实也只看到纸上的气势，和古往今来绝大部分的文人一般，“去圣久远……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不知书圣笔法骨力的部分来源竟出自兵法和妇人! 
    唐太宗李世民自幼出入兵阵，论书法以兵法为骨干，“临古人之书，殊不学其形势，惟在求其骨力，而形势自生”。论“磔”，则云“战”笔发外；说“点”，则云忌圆平，贵“通变”。清朝的曾国藩，文人领军，出生入死，曾说“作字之道，全以笔阵为主”。可见也是用兵法以解书法，因卫、王《笔阵图》而悟作字之道。又说：“读《孙子》‘鸷鸟之疾，至于毁折者，节也’句，悟作字之法，亦有所谓节者；无势则节不紧，无节则势不长。”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体势》中说：“孙子曰‘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此意通之于结字，必先隐为部署，使立于不败而后下笔也。” 
    曾、刘二氏用兵法论书法，可能都受到《文心雕龙》的启发，而未明言。更可能是“天地间无往而非兵，羿得之以射名，秋以弈，越女以剑”，文武相通之处，英雄所见略同。古今豪杰泰能自兴，不以男女、词章、射弈、佛儒、文武智术而隔。 
    作诗如用兵 
    唐朝从日本来中国留学的遍照金刚在《文镜秘府论·意》里就说“夫置意作诗，即须凝心，目击其物，便以心击之，深穿其境”，“凡诗者，虽以敌古为上，不以写古为能”，“夫诗，有生杀回薄，以象四时”，遍照金刚身在佛门，用字遣词曰“击”，曰“敌”，用“生杀”，那都是兵家术语。这是无心(?)之一例。 
    唐朝的杜牧精诗善文，曾注《孙子》，时有卓见。论行文则说“凡为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词采章句为之兵卫”，不负他兵法和文学上的胸襟造诣。 
    宋朝的词人姜白石论诗也用兵法，他说“一波未平，一波已作。如兵家之阵，方以为正，又复是奇，方以为奇，忽复是正；出入变化，不可纪极，而法度不可乱”，把《孙子》奇正通变化入文论，显出兵法和文学的关系似乎已普及到了“纯文人”都能接受的地步。 
    明朝的徐渭(文长)，富兵略，曾参与抗倭战争及多种军事活动。他写的四出传奇杂剧《四声猿》，其中两首：一文，《女状元辞凰得凤》；一武，《雌木兰)，以阐扬女子才能和讽刺当朝文武男不如女。他的剧作奇变脱俗，出类拔萃，让后之剧坛盟主汤显祖，佩服到词为之穷，恨不得“自拔其舌”，而不得不用军事术语说：“《四声猿》乃词坛飞将”。 
    清朝的叶燮论诗也以兵法为用，他说“诗而日作……如用兵然”。刘熙载在《艺概》里论文章之法式里也说“兵形象水，惟文亦然”，直承《孙子》而与《文心·书记》里的“管仲下令如流水，使民从也”相呼应。李渔在他的《闲情偶寄》里，就拈出“密针线……照应埋伏”和“审虚实”，以为作文要诀。就连写狐仙怪异的蒲松龄，也懂得把兵法应用到写作选材，像刘勰一样讲避实击虚之法，终以不同流俗，别变一格的《聊斋》传世。可见兵法已几乎普遍到了可被上层民俗文艺创作者接纳应用的程度。 
    至于蒲松龄的《大鼠》、《螳螂与蛇》，管同《记鸽》，薛福成写《蜘蛛与蛇》，更是以兵法记述动物间的“物性相制”。它们虽然是“短篇小说”，但趣味盎然，胜读达尔文朴素纪实的《物种起源》。   短篇小说的要诀：集中攻击、节约兵力 
    人公私事繁忙胜于古人。长篇小说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固然已没人能写，写了也没人有时间看。曾任北大校长的胡适，在八十年前用了约六千字，写了一篇《论短篇小说》，解释一个观点：“短篇小说是用最的文学手段，描写事实中最精彩的一段，而能使人充分满意的文章。”北大在蔡元培做校长时，也曾教授军训课。可惜文胜于武，没人注意《孙子兵法》里的微言精义。如果我们用《孙子》的角度来诠释“短篇小说”，其实最多只要用11个字“集中攻击、节约兵力以致胜”，就可以把整个观念讲清楚。 
    兵家高下 
    孙武子写兵法，只用了5913字(宋本曹注)。约米尼写《战争》和克劳塞维茨写《战争论》都要用上几十万字。古人批评文人领军，最忌“纸上谈兵”。其实写文章也是一种兵法智术，只是把白纸或电脑屏幕当战场，毛笔、原子笔或打字键盘作刀枪。虽说约米尼、克劳塞维茨和孙子都被称为“兵圣”，但若论兵法实用于文章时，我们还是能以“集中攻击、节约兵力以致胜”与否，判定他们“文略”和“文术”的高下。 
    古罗马的凯撒不仅是大家，而且是成功的军事家。但是他能诗能文又复能写悲剧，恐怕大家都不清悉。如果知道他有文有笔，大约是他的一句名言：“Veni，vidi，vici．”翻成中文就是“我来，我见，我征服”七个字。由此也可想见凯撒领军时，一定是最懂得“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的精髓和“告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的道理，难怪他的罗马兵，横扫欧陆，跨海征英，无往不利，成赫赫之功。 
    二战时领导大英国协对德作战的丘吉尔也是深通导民之术。他在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后，在英国下议院的演讲"We shall fight  on the beaches， we shall fight on the landing grounds， we shall  fight in the fields and in the streets， we shall fight in the hills；  we shall never surrender!……”音义铿昂，激奋人心，重振士气，终于挫败了德国渡海侵英的计划。丘翁后来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恐怕和他的二战功业和“告之以文”的训练有关。这是另一个文武相济而救几倾之国的名例。 
    画家高下 
    “集中攻击、节约兵力”的道理也可以用在绘画上。尤其是的水墨画，不仅颜色简到黑白，连用笔都如用兵，避免废笔。清初大画家石涛曾说：“与其多用笔，不如少用笔。……能于最少之笔写出最多之态，写出最多之势，则画石之能事尽矣。我深得此法故。”而郑板桥还觉得他不及八大山人笔简意雄，他说：“八大名满天下，石涛名不出吾扬州何哉?八大用减笔，而石涛微茸耳。”看来画道也和兵法相通，或者我们可以把魏源的话再加一句：“天地间无往而非兵也，无兵而非道也，无道而非情也。……羿得之以射名，秋以弈，越女以剑，八大以笔!” 
    上乘散文——“善战者无赫赫之功”，如水之就下，胜于无形 
    但是轰轰烈烈的战斗，对《孙子》而言，却不是最高明的作战方式；而赫赫显盛的战功，也不表示将领能力的优越。《孙子·军形篇》提出了更高的兵略指标：“故善战者之胜也，无奇胜，无智名，无勇功。”这也就是像曹操等所说的“善战者无赫赫之功”。能够用最少的兵力能源和流血战斗，以取得最大的战果，这才是“善战者”。从“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角度来衡量，以最小的熵(entropy)，生产最大的功，这才算是有效率。上乘的散文，也可以用这个方法来检验作家的高下。 
    就这一标准而言，西方散文名家，行文用语都有像在火炉边，娓娓而谈的功夫。中国古代东晋的陶渊明，更是这方面的妙手。他的诗文，表面上看起来平易近人，好像从胸中流出，没有一点斧凿的痕迹，使人读来毫不抗拒。宋代的文学大豪，天才智士苏东坡对他推祟极致，认为陶诗连曹谢李杜都“莫能及也”。其实陶公不仅才高，而且诗文锤炼极细，才能大匠举重若轻。苏东坡聪明才华更是空前绝后，大家都以为他的诗词文章是随意挥洒而成，朱子甚至说他的文章“无布置”。不过另一位天才智士，明代的徐文长，却深知文艺和锤炼的因果。他反驳朱子的看法，说“极有布置而了无布置痕迹者，东坡千古一人而已”。 
    近人周作人的散文也是这方面的大家。张中行在《负暄续话·再谈苦雨斋并序》里说他的散文“布局行云流水，起，中间的转移，止，都没有规程，好像只是兴之所至……处处显示了自己的所思和所信，却又像是出乎无意，所以没有费力”。这也是“善战者无赫赫之功”，如水之就下，胜于无形的另一个范例。 
    《文心》对心和民俗文学的重视： 
    《谈<谐谐>——兼说戏剧、传奇里的谐趣》(1998年8月) 
    论谐讽的笑理学 
    能笑，是“生理学”和“神经学”。为什么会笑?那就是“心理学”。什么事在什么情况下会让什么人笑?这需要研究“社会学”。京剧大师齐如山分析戏剧里的笑，列出130项之多。可见“笑道”的学问不小。刘勰开篇明义就引用周厉王时代芮良夫的诗句：人以“自有肺肠”，有情有智，所以“心险如山，口壅若川”，如果疏导不良，就会发狂。《诗经》上记载的这个原始“心理学”的观点，可比西方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早了两千七百年。 
    生命之道，一弛一张；圣人之道，一龙一蛇 
    天地之道，一阴一阳。生命之道，一弛一张。圣人之道，一龙一蛇(李邕《东方朔一首》)。《论语》里记载孔子到武城，闻弦歌之声，很满意子游的礼乐治教，莞尔而笑，却和他开玩笑，说“杀鸡焉用牛刀”。子游以为老师真的认为他做的过分，急忙搬出孔子的教条来解释，结果孔子说了一句非常有人性的话：“前言戏之耳!”另一回，他听说公叔文子“不言不笑不取”，以为矫情，对公明贾的解释也认为不合人情，含蓄地批评说：“其然!岂其然乎?”不过幽默滑稽也有它的代价，年近四十的孔子在齐国时，政经见解受到景公的重视，将受爵封田。齐国名臣晏婴却以“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等词谤毁孔子(《史记·孔子世家》)，把潜在的政敌拉下马来，赶回鲁国去。也许经此“儒法之争”的教训之后，孔子才达到“四十而不惑”的境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谐道 
    中国《元曲选》里才出现了“丑角”这一脚色，姑不论它是从何类文字，是何种称谓演变而来，它的“实相”来源恐怕不能脱离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明朝以后，中国的戏剧里也称“丑角”为“醜角”，那可以说真是名至而实归了。不过美丑优劣也没一定的标准，所以《老子》有言：“下士闻道，大笑之”，这是说下也可以笑上，愚竟也可以笑智，五十步当然可以笑百步，笑的权利真是最平等了。世上固常有“零丁洋里叹零丁”之叹，但更多的时候是“愚人船上笑余(愚)人”。若自其可笑处而观之，人人皆为可笑。今人方笑前人，后人又笑今人。所以冯梦龙说“天下一大笑事也”。1908年，弗洛伊德首选五本他的代表作，请比瑞尔翻译成，其中之一就是《诙谐与无意识的关系》(“WIT and its Rela tion to the Unconscious”， translated by A． A． Brill， 1916)，亦可见“谐”之道大矣!    和禅宗机锋 
    禅宗的六祖惠能，因为不识字，反而脱离了文字相，把赋景、比物、兴志的传统启蒙方式变成了“由渐而顿”、“直指人心”的机锋。功行深的禅师，多能因材施教，中空实有，不滞两边。慧根浅的禅师，买“空”卖“空”，无道可传，无惑能解。《老子》论道日“恍兮惚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这是智者的实话。到了禅师们厚了脸皮说“青州袈裟重七斤”之类“禅话”的时候，“机锋”已然僵化和空化，变成粗诞而没有答案的“伪谜语”。这就和刘勰所描述的魏晋以来，“纤巧以弄思，浅察以炫辞，义欲婉而正，辞欲隐而湿”的谜语，差了不知多少级。“语”转成“谜语”是一种言辞上的“纤化、浅化”。纤巧而浅俗化的“语”，不仅两见于《红楼梦》回目，以灯谜暗示各人命运之谜；它更在群众里得到扎实的活力，演化出一年一度的元宵灯谜盛会，至今不衰。 
    人生如谜，方解方生。有如功过，虽至盖棺，不能论定。如果说家的挑战是解大的“谜”，那么文论家的意趣就是解文学的“谜”，研究文化的学者就是在“破文化之谜”。谜之道，深度远在“谐道”之上。 
    牡甫和谐戏诗体 
    杜诗的注释号称“千家注”，可惜传统文人对杜诗的了解，大多偏于他沉郁的忠君爱民诗或诗律渐细的技巧。很少有人注意到他轻松诙谐的一面，和在“游戏诗”及“俳谐体”上的成就。其实各门各派的“圣人”大都身兼数家之长。譬如文圣孔子，讲文事，也讲武备；武圣孙子，则“辞如珠玉”；太史公记载名人大事之余，也不忘给“谈言微中”的优伶立传。那么“无诗不杜”的杜诗，岂能只有严肃正经，以“诗言志”的一面而已?根据钱谦益的《草堂诗笺》所列杜诗，我们可以看到，其中以“戏”为题的诗组，就有二十一组之多。若加上《登楼》、《社日》诸篇，“谐”、“戏”诗的数量还要多些。金圣叹在他的《杜诗解》里说：“先生凡题中有戏字者，悉复用滑稽语。”杜甫在《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一诗中，把自己最得意的“晚岁渐于诗律细”和“谁家数去酒杯宽”相对，自己能开自己的大玩笑，诗固已至化境，心胸也不止于雅士。杜甫的“戏”诗，从《社日》的“尚想东方朔，诙谐割肉归”到《戏题画山水歌》的“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松半江水”，纵横人天，上追庄生《齐物》、《逍遥》，或是相当于莎士比亚化身到《暴风雨》里的魔法师(Prospero)，呼风唤雨，驭使精灵。他的《戏为六绝句》，更开创了一种文论的新形式。钱谦益说他“以诗，题之曰戏，亦见其通怀商榷，不欲自以为是”。后人学作“论诗绝句”者虽众，但因鲜知此意，少有日“戏为”的“问津”者。杜甫的《戏作俳谐体遣闷二首》，其中“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固然戏语惊人，但“是非何处定，高枕笑浮生”才是真得俳谐诗戏之妙。 
    李白、杜甫诗篇泛浩相敌，唯于谐戏文章，无论质量，杜胜于李。韩愈推崇李杜备至，但“以文为戏”的榜样，想系出于杜甫，而非李白。 
    韩愈：文以载“道”? 
    原始的“诙谐”也随时间而演变出新的文学如宋杂剧和元传奇。诙谐文字虽然在南朝就有俳谐文如《驴九锡》、《鸡九锡》等，但真正的小说雏形应当是起于宣扬复古、“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他的《毛颖传》的重要性可以说是“文起八代之衰”，而他的《送穷文》鬼话连篇，启发蒲松龄创造《聊斋》里的鬼狐故事。作为一个全面的文学创新大师，韩愈当然不限于“文以载道”而已。他在《荆潭唱和诗序》里指出“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所以把诙谐文章当成一种挑战和解放。因此裴度在《寄李翱书》中说“昌黎韩愈，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张籍也为亦师亦友的韩愈担心，严肃地批评他说：“使人陈之于前以为欢，此有以累于令德……拊扑呼笑，是挠气害性，不得其正矣。” 
    韩愈在《答张籍书》中，为自己写《毛颖传》之类的诙谐文章辩护说：“昔者夫子犹有所戏。《诗》不云乎：‘善戏谑兮，不为虐兮’。《记》曰：‘张而不弛，文武不能也。’恶害乎道哉?”柳宗元也为他辩护，在《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中说“圣人不以戏谑为非…… (其文)若捅龙蛇，搏虎豹，急与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韩子之怪于文也”。生性诙谐豁达的苏轼当然是韩愈的知音，他有诗赞日：“退之仙人也，游戏于斯文，谈笑出传奇，鼓舞南海神。”《朱子考异》更注意到韩愈的创造性，看出他施用“故为幻语以资笑谑，又以乱其事实，使读者不觉耳”的写小说技巧。 
    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里截断众流地给予韩愈应享而未享的地位，说“今日所谓唐代小说者，亦起于贞元元和之世，与古文运动实同一时，而其时最佳小说之作者实亦即古文运动之中坚人物是也……而古文乃最宜于作小说者也。……小说既能以俳谐出之，又可资雅俗共赏，实深合尝试且兼备宣传之条件”，所以“韩退之作《毛颖传》，为以古文作小说之尝试，乃古文运动中之一重要节目”。可见韩愈的“文以载道”不止于正经严肃的“大道”，也包括轻松活泼的“小道”。而诙谐文学对九流之外，新一类小说的推动，是有相当大的贡献。 
    谐、戏剧：莫非兵也 
    “谐”、“滁”二语，一攻一守，一进一退，一发一藏。善谑者，谋定而后动，能攻人所不能守，而且攻其无备。好的“俏皮话”和智慧型的“机锋”一样，其势险，其节短。讽刺、棒喝之时，其势如张弩，节如发机。攻之前，静若处子，敌无戒备，动之时，捷如脱兔，敌不及拒。如果一击不中，则收兵翩然远走。巧的谜，或以正合，而形圆不可破；或以奇胜，藏于九地之下。“谐”的变化虽多，但自其智术而观之，则莫非兵法之用。以此观之，可以说“谐”是兵略之文戏，而文艺之富藏。 
    元明清传奇杂剧里的谐趣，后主义的黑色幽默 
    唐宋以来，“辞浅会俗”的滑稽戏，在武胜于文则“野”的蒙古统治下，反而投合所好，一扫中原精致文学的江山。失去了科举晋升的文人学士，把他们被压抑的创造力转投到民俗文艺。元末高明的《琵琶记》里，就有以作曲猜谜为科举考题，自己吞着眼泪，为百姓在戏园里逗笑。插科打诨的白话歌舞杂剧，同时受到统治阶级和广大民众的爱好。这是研究社会文艺学的一个少有机会，让我们能用类比的方式重验上古文化的源流。探讨俗文化里的丑角谐趣，能够让我们更能了解雅致文艺的基源，人类的本性。所以最适于研究丑角谐趣的人，反而是要像王国维一类的国学方家，才能见出五百年来人之所未见，说“世之为此学者自余始”。当然，王国维所搜集的材料，也是由焦循《剧说》等处得来。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就书目而言，可以说是“顿”至，但也是站在前修的肩膀上，“渐”而成之。 
    中国古典文论的发扬 
    应用文体之一：宣战书与“雄辩术”《<檄移>的渊源与变迁》， 1999年5月。 
    文论与艺理相通：八大山人的“六艺”。 
    《文心》对写意画的诠释(王元化2000年4月提出)：《从刘勰<文心>看八大山人的、人格》，2000年4月。 
    《文心》对文德和人格的重视：《从刘勰<文心>看八大山人的艺术、人格》，2000年4月。 
    文论、字说、兵法、人格和书法的关系：《字外有字》，2000年 8月。 
    《文心》与《文选》研究的结合：《广文选源变举略——自昭明至桐城》，2000年8月。 
    《从<文心>文论看中西园林和建筑艺术》 
    中国古典文论“新方向”的展望与局限 
    1．局限 
    难找“但开风气不为师”如韩愈、胡适者； 
    通外语者日益增多，但精于古文者日益减少； 
    精通外语者多不精通古文，精通古文者多不精通外语； 
    精通外语而又精通古文者更少，精通外语和古文，而犹有创意者更少。 
    2．现代化 
    现代汉语的文沦； 
    现代思想的广文论。 
    3．国际化 
    论文发表撰写化； 
    口语化，通俗化，另类好处《Character Beyond Character》； 
    研究范围和思路全球观。 
    4．电脑化 
    计量分析； 
    逻辑语意句型分析：中国朴素逻辑、印度因明学到罗素的原子说和维特根斯坦的语意学； 
    联系：活的研究，广的文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