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侵权案件裁判中的公共政策因素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4-08-22
有公共管理学者提出：“公共政策是现代社会法律的基础和依据。”从法学的角度来看，上述论断由于过于笼统，可能显得有些偏颇，但具体到侵权责任法领域，这一表述却又显得十分恰当。侵权责任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私法责任，其中贯穿了许多社会因素，在很多方面体现了公共利益的要求。虽然从形式上看，公共政策并不是明示的法律渊源，在侵权案件中并不作为裁判的依据直接加以引用，但它对司法者的行为和其他社会主体的利益又实实在在地产生着广泛的影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即便是在法制较为完备的发达国家，公共政策作为一种指导性依据，或者说是非正式渊源，也在一定程度上指导着侵权案件的司法裁判。遗憾的是，在我国侵权责任问题的研究中，学者们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对公共政策因素的探讨。
问题的研究将从三个方面来展开。首先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侵权案例为对象，将所研究的问题奠基于实证材料之上，具体考察到底有哪些公共政策因素影响了侵权案件裁判。其次，探讨侵权案件裁判中考虑公共政策因素的理由。最后，结合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分析侵权案件裁判中公共政策因素是如何实现的。
二、侵权案件裁判中公共政策因素的内容
本文选择《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中相关侵权案例作为问题研究的分析素材。《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公布的案例均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认真讨论并可能进行过修改，因此具有很高的准确性、权威性。同时，在目前我国法院系统内的“类行政化”运作以及上诉制度的作用下，公报案例对各级法院审判工作的影响不容忽视，所以分析《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发布的案例对本问题的探讨具有重要价值。1985年至2010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公布的侵权案例有130余个，通过研读，笔者发现其中至少12个案例与本文所讨论的“公共政策因素”有密切关联。在此，笔者拟就这些典型案例提供的法律素材来分析侵权案件裁判中蕴含的公共政策因素。
(一)价值优位因素的公共政策
法律自产生以来就一直与利益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利益是法律形成与发展的内在驱动力之一，法律则是对利益的确认、界定及分配。因此，从本质上看，法律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利益关系，是一种权威化了的利益关系。依照以公平、正义等原则保障人们应当享有的各种利益和合理地调节人们之间的各种利益关系，是隐藏在纷纭复杂的法律现象背后的秘密，也是立法者在制定法律和司法者在适用法律时必须解决与考虑的核心问题之一。各种各样的利益如当事人的具体利益、群体利益、制度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等形成了一个有机的层次结构。在现代社会中，任何法律制度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如何为对人类有价值的(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事物提供有效保护。同时，当诸多利益发生冲突时，法律又会选择对那些处于价值位阶高层的对象提供更加充分的保护。“当一种利益与另一种利益相互冲突又不能使两者同时得到满足的时候，应当如何安排它们之间的秩序与确定它们的重要性？在对这种利益的先后次序进行安排时，人们必须作出一些价值判断即‘利益估价’问题。”所以在侵权案件的裁判中，法院通常情况下对那些不值得法律保护的利益不予关注。即便是存在诸多值得法律保护的利益时，法院也可以根据不同利益在整个价值位阶中的重要性来确定提供相应的保护。这就是侵权案件裁判中的价值优位因素的公共政策。
在“江苏里下河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诉宝应县天补农资经营有限公司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中，一审法院解释了知识产权中的权利用尽原则，认为他人在市场上合法取得作为商品的植物新品种繁殖材料后再进行销售或者使用的，不构成侵权，从而确认了“避免形成过度垄断，阻碍产品的自由市场流通，影响社会生产的发展和进步”等社会利益对于植物新品种权益的优先地位。在“李某等诉叶集公安分局、安徽电视台等侵犯名誉权、肖像权纠纷案”中，法院将公安机关侦查行为的合法性、配合新闻媒体进行法制宣传的正当性同权利人的名誉权和肖像权进行了比较，确定了后者受到保护的优先地位。
(二)社会环境因素的公共政策
人民法院在作出裁判时不可能完全脱离案件审理时的社会特定环境，主流价值观念、道德发展趋向甚至经济、政治方面的关注重点等都会以公共政策的形式在法院的案件裁判中产生一定的甚至是十分重大的影响。因为所有的侵权案件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它必然影响到周围社区和共同体的利益与环境，因此也必须超越当事人之间的具体利益，从共同体的范围内获得相当的评价。从这一点上看，任何案例的判决不能仅从技术层面予以分析，其背后蕴含了丰富的社会和时代的“潜台词”。比如，对“弱者”的保护就是这类社会环境的公共政策之一。近年来，“社会弱者”在官方文件、学者著述以及百姓日常话语中被屡屡提及，这说明在当代中国，社会弱者已经成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同时也表明从执政者、研究者到普通百姓都开始关注和重视“社会弱者”这个现实敏感问题。再比如，“(侵犯知识产权)这不仅影响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妨害企业竞争力和创新积极性，也损害了我国的国际形象”具体情况请参见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2010年11月5日，http://www.gov.cn/zwgk/201011/05/content_1739089.htm，2011年11月10日。［General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The Announcement of Special Action Program to Fight against Infringing up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Manufacture and Sale of Fake and Shoddy Commodities,”20101105, http://www.gov.cn/zwgk/201011/05/content_1739089.htm，20111110.］。因此，加大执法力度，充分发挥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的作用，营造知识产权保护的良好环境，就成为一项重要的公共政策。
在“罗某诉奥士达公司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中，法院的判决体现了国家政策对作为“弱者”的劳动者的倾斜保护的要求；在“伊士曼柯达公司诉苏州科达液压电梯有限公司商标权侵权纠纷案”中，法院认定，被告科达电梯公司使用“KODAK”商业标志的行为构成对原告伊士曼公司所有的“KODAK”注册商标权的侵犯。判决很好地反映了国家和社会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严厉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的公共政策上所表达的决心和要求。
(三)秩序管理因素的公共政策
在现代社会中，法院在很多情况下处于一种“不得不为之”的处境，在很多时候不能轻易以没有法律规定为由拒绝处理已经诉之法院的案件。为了解决上述难题，法院在审理侵权案件时要考虑如何避免诉讼可以轻易被提起现象的出现，这一考量的背后因素是加强社会秩序管理的公共政策。在一些案件中，行为人的一时疏忽可能导致多米诺骨牌效应，产生无数的请求权，这些请求权往往又有难以计数的请求权人，并针对许多根本无法确定的损害。在处理这类民事侵权案件时，法院时常担心如果某些案件获得解决，那么同类纠纷有可能就会像“洪水”一样纷纷向法院涌来。而管理因素的公共政策以维护社会秩序为取向，对此类诉求不予支持，从而避免了“洪灾”的发生。 在侵权案件的裁判中，法院对于纯粹经济上损失案件的态度集中体现了秩序管理因素的公共政策。在过失侵权且没有违反特别法规定而造成他人纯粹经济损失时，法院对赔偿请求一般不予支持。在“陈某诉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公司、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证券交易所侵权纠纷案”中，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被上诉人上海证券交易所制定权证交易规则符合法定程序，交易规则本身与上诉人的损失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同时，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广东机场集团权证信息披露、提示性公告发布等义务的监管中不存在过错。上诉人陈某要求白云机场、上海证券交易所承担责任没有法律根据。
(四)责任保险因素的公共政策
与传统社会不同，高度风险性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很难以绝对性、确定性和可计测性为前提来构建生活秩序，不安全隐患和不确定性因素无处不在。风险已经渗透到公众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们从事每一项活动或拥有某项财产都有可能产生法律责任而给自己造成经济损失。由于责任风险相当复杂，常常难以对其进行有效控制，因此在责任风险不可避免的情况下，个人或企业应当尽量把它转嫁出去，购买责任保险应属于优先考虑的对策。责任保险制度的发展对传统侵权责任法所确立的一些功能和原则提出了挑战。从一定程度上讲，保险为责任的确定铺平了道路。因此，保险的存在往往成为要求被告承担责任的一个“潜在”的理由。特别是在判断谁是较好的危险承担者时，责任保险因素对法院的裁判已经实实在在地产生了重要影响。
正如英国学者彼得·斯坦和约翰·香德所指出的那样，在诸如汽车等事故的司法实践中，若非基于损害赔偿将不由加害人负责，而由保险公司承担，法院不会如此愿意认定其有过失，或给予巨大的赔偿数额。在具体案件中，可以非常明显地感觉到，在有责任保险时，法官对受害人更富有同情心。在“郑某诉徐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兴支公司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中，法院认为，对原告郑某因涉案交通事故所受伤害，应当由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兴支公司按照其与被告徐某就涉案肇事车辆订立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条款进行理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