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６０年的反思与展望：再论中国经济学究竟向何处去

  　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尤其改革开放30余年的实践——“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在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摸索出来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已初步奠定了中国经济学的基础。毋庸置疑，中国转轨经济学体系的产生已具备时代所赋予的历史必然性和实践所塑造的现实的品性。本文重点解读中国经济学逻辑体系及其特征和取向。
　　
　　一、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体系的方法论的基础只能是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学说而不是西方的“范式”理论
　　
　　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尤其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学说是马克思第三个重大发现和理论贡献。“马克思过去和现在都是惟一能够担当起这样一件工作的人，这就是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含黑格尔在这方面的真正发现的内核剥出来，……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作基础的，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方法则是它们在经济学领域的应用，也是“总体”方法论的具体化，或者说，这是“思想总体”再现“生产总体”和“具体总体”，主观辩证法或“概念辩证法”能动地反映客观辩证法，并从总的联系和内在矛盾中阐述概念辩证法或主观辩证法的运动的一门学问。政治经济学“六册计划”结构、《资本论》“大写的逻辑”是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方法的结晶。这一方法论主要的规定性是：
　　(1)结构的规定性和层次性。它包括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本身的结构、思想总体层次上的结构以及外在化的结构。(2)经济学范畴转化或移植的三大规律。一是范畴转化的动力来自范畴自身内在的矛盾而不能借助于后继范畴；二是转化路径是范畴中介管道；三是具备“物质内容”和“社会形式”二重性的范畴，在不同社会经济形态之间的移植规律。(3)矛盾分析贯穿于逻辑运动的全过程。马克思批判了形而上学的“排斥‘矛盾’的逻辑”观。(4)经济学元范畴(逻辑起点)、中心范畴、中介范畴的选择原则和方法。(5)抽象法、“内在观察法”，以及从抽象呈螺旋式上升到具体的方法。(6)主体和客体、历史和逻辑、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以及具体总体和思想总体相一致的方法等等。
　　西方主流派学者一般都否定马克思逻辑体系构筑学说而崇尚库恩和拉卡托斯的“范式”理论。而所谓“新范式”提倡者还把物理学、数学、心理学和认识论引入逻辑领域和思维领域，创造心理学逻辑学体系、逻辑认识论和运算逻辑，并提出关于“知识和逻辑的建构主义”理论，以及在有东方思想特点的辩证思维方式和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逻辑演绎形式主义之间的鸿沟上架桥的任务。
　　关于经济学体系两大构建方法的区别主要在于：(1)马克思的逻辑体系构筑学说擅长于对规模宏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演变规律的分析以及对“生产力一经济制度关系一经济运行关系”框架的设计，强调事物和系统的可知性、历史性、整体性和社会性。辩证逻辑和规范分析方法是主要分析工具，其前提条件是，它考察的对象和事物必须处在成熟阶段，至少其主要矛盾已经展开。并且，这种体系构建是一项艰巨的理论系统工程。(2)范式理论是围绕假设、准则、硬核、保护带、启示法、研究主题、论据、方法论原则、技术、事例等形成的一种思维方式和认知模式。它强调事物和系统的开放性、变迁性、无序性、不确定性、多样性和非线性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擅长于对局部中的整体或非整体性事物的实证分析和数理模型的构筑；对资源配置的市场经济分析是它的长处。这是一种“短平快”的研究方式。 但是，以经济人假设—一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经济行为——自由市场经济的经济模式为标志的范式框架，往往具有非社会性、非制度性和非历史性的倾向，逻辑空间比较狭窄；有时对某些局部的表象问题仅仅提供对策性、描述性的说明或数理模型。
　　应该强调指出：国内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方法呈现多元化趋向。鉴于用范式理论构筑理论体系在学术界蔚然成风，因此，尤应鲜明地反对“取代论”、“取消论”、“对立论”和“拼盘”式“互补论”，而是提倡从属型“互补论”，换而言之，借鉴范式理论的合理成分，把范式理论纳入并从属于马克思逻辑体系构筑学说及其方法论体系。
　　同时，马克思逻辑体系构筑方法还应该借鉴20世纪后期产生的新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的营养成分。这种思维方式总的导向是把系统与环境、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之间的关系内生化，着重研究系统的无序性、不确定性、多样性和非线性特征。渊源于近代牛顿物理学和黑格尔逻辑学体系(这也是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学说的一个来源)的现代演绎体系和思维方式，因而受到强有力的挑战。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学说自身随着新情况、新条件尤其新科学技术的突破，必然赋予其新的理论思维形式和内容；同时又要借鉴和吸收国外相关理论尤其范式理论和复杂系统方法论的优秀成果。
　　
　　二、发展是中国经济学的核心主题和重要特征
　　
　　我国在改革开放30年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发展代价。如何走出诸如“增长中的贫困”、“增长中的烦恼”一类可持续发展的困境或瓶颈。这就为新的科学发展观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思想材料。科学发展必须解决“什么叫发展，怎样发展，为谁发展、依靠谁发展、由谁来享受发展成果”等一系列问题，从而实现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科学发展。这种科学发展就是一种创新型发展、公平与和谐型发展、绿色型发展和非依附型性发展。总之，怎样区分发展与增长尤其区分科学发展和非科学发展，怎样把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学融入中国经济学体系，值得研究。
　　
　　三、中国经济学体系的特征是转轨型经济学
　　
　　中国30年改革实践所提供的经验材料和逻辑构件在目前只能构建中国转轨型经济学体系。该体系应保持一定的弹性，以免让不成熟的体系来束缚实践活动。但这并不能成为“体系缓搞”论的一个理由。许多学者主张先对具体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和理论归纳，对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过程中不断涌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分析、解释和总结，通过点的突破然后再带动理论体系的变革，所以构建体系要缓以时日。对此我是持反对意见的，理由有三：一是理论体系既不是绝对真理更不是“绝对精神”，只能逐渐逼近相对真理；二是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提供构建转轨型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研究材料和逻辑构件；三是不要忽视理论思维的前瞻性和自己独特的运动规律。
　　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因其强调资本主义取向的政治转轨而对“转轨”(Transition)、“改革”(Reform)和“转型”(Transformation)的概念进行了严格区别。中国经济学着重研究经济转轨，其中包括经济体制的转轨、资源配置的转轨和发展模式的转轨。现阶段中国经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因其鲜明的阶段性或过程特性、开拓性、不成熟性、双重过渡性和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