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法学语言与文学语言的比较性分析
当然，有一点我们是必须明确的：语言和符号都是一定的“意义之网”，一方面它不可能完全传达“真实”，另一方面也不可能完全传达表达者本人对事实的感触。这就是说，语言的表达存在局限性。法律是规范人的行为的，但它首先要受到语言的规范，只有语言上规范之后，才能更有效的规范人的行为。当我们在进行规范性研究时，什么样的法律语言能够更好的追求正义，实现权力、权利、责任等才是要甚佳考虑的。法的意义在于法律实践的语言互动之中。法条是死的，法律机构也是死的，它们只有在语言的应用中才是有意义的，法才能显示出其旺盛的生命力，其灵魂正义也才能表现出来。文学语言是不能仅仅从符号的角度来理解的，它还必须从语用的角度进行考察，只有这样它的多重性功能才能体现出来。
三、分析：语境理解的命运
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法学与文学同是一定社会物质条件发展下的产物，也都与社会现实有着紧密的关联，有相似的历史与文化语境。那么，我们也只有在具体的语境中，才能辨别理论的正确与否。语言具有构造现实、影响现实的某种力量，法律语言的作用可想而知。法产生之后便在现实生活中运转，带来重大的社会影响。不同的国家文化之间还发生法律移植现象，其在鉴别、认同、调适、整合的基础上，引进、吸收、采纳、摄取、同化外国的法律（包括法律概念、技术、规范、原则、制度和法律观念等），使之成为本国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为本国所用。实践证明，仅仅是从抽象“正义”或者需要的角度去移植法律，而不考虑本国的国情和社会背景，不关注现实的社会生产生活方式，都注定是要失败的。这是法学语境性的必然要求。假如我们没有很好的理解法律语言的语境性特征，而是盲目的崇尚法条在社会统治中的无上地位，那么无疑会成为一种暴政，其他语境化的思想与做法必将就此湮埋。
西塞罗有句名言：为了得到自由，我们才是法律的臣仆。自由就是没有外在的强制力，可以按照自我的意志和目的来选择行为。法学所说的自由是社会生活中的政治权利和自由。追求自由是人生的价值和尊严的体现。但同样是追求，普希金在《自由颂》中的表达，却是文学语言超越性和审美性的体现。我们似可这样理解：法学语言有一种强制性规范的特点，有较大程度的客观性。而文学语言具有较多的主观性，是诗人审美态度的结果。文学首先是审美的，它在告诉你自由是什么的时候，更是唤起人们对自由追求的那份原始冲动。
“法是善和正义的艺术。”这句古老的法学格言表明法和正义是分不开的。正义是法的目的，法是实现正义的手段。法通过权力分配、权利保护、责任承担等来实现正义，达到惩恶扬善的效果。其实，文学也是一种非正式的制裁方式，因为文学里蕴含着很多的道德评价，这能规导人们的正义价值观。法和道德之间是相互渗透的，某些道德规范往往具有相当的法律效力，这点在我国古代社会中有深刻的体现，法也体现一定的道德精神。我国德主刑辅的传统政法文化（制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
在秩序这个层面，法学是通过法条和规则来维护秩序的。文学则是道德的作用来实现“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并以审美的方式出现。冲突危害着社会的秩序，而复仇又是冲突的主要内容，文学中复仇题材的作品举不胜数，较有代表性的《赵氏孤儿》和《哈姆雷特》。法学与复仇则更为紧密，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律是产生于复仇的。但对于法而言，秩序更多的表现是一种规律性，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法律不应仅仅停留在形式主义，它应指导实践，扎根于实际的现实生活中去，让人民的生活更加美满幸福。从文学之中得到的人情给养，如儒家的“仁爱”，这是法律之舟的行驶起着保驾护航的作用，对于实践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