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自主型司法改革道路——基于中国司法国情的初步分析

关键词: 司法国情/中国模式/中国道路/自主型司法改革

内容提要: 在当代中国， 坚持自主型司法改革道路， 是中国司法国情状况的必然要求， 体现了鲜明的自主品格与中国特色。自主型司法改革是社会主体从本国国情条件出发对司法改革方案、进程、目标和路径的自主选择， 体现了司法改革的“中国中心主义”。坚持自主型司法改革， 实际上就是坚持司法改革的中国经验， 坚持司法改革的中国道路， 坚持司法改革的中国模式。只有正确认识固有的司法国情条件， 才能科学选择司法改革的中国道路。
 
 
      一、引言
　　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 当代中国司法发展经历了一个不平凡的历史行程。特别是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以来， 中国司法改革进程波澜壮阔， 中国司法生活领域发生了历史性的深刻变化， 逐步走出了一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自主型司法改革道路。当代中国六十年的司法改革与发展， 积累了诸多弥足珍贵的历史经验， 其中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 在当代中国， 推进司法改革， 推动司法发展， 必须立足中国的基本司法国情条件， 从中国实际的司法状况出发， 坚定司法改革的中国道路， 探索司法改革的中国模式， 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历史与现实的改革实践充分表明， 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改革意愿与行动， 都有其特定的国情条件与国情背景。衡量一个国家的司法改革方向正确与否，关键是要看这个国家的司法改革是否符合本国的国情条件， 是否适应本国司法国情的现实需要。不断增强国情意识， 正确认识中国社会的基本国情条件和当代中国司法改革与中国司法国情条件之间的内在关联， 从中国的司法国情条件出发推进司法改革，这是坚持中国司法改革正确方向的基本前提。只有内生于本国深厚土壤的司法改革， 才能体现时代发展的要求， 才能真正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我们必须立足国情条件， 探索符合本国司法国情条件的司法发展道路。因此， 如何科学把握司法国情与司法改革之间的内在关联， 进而明确当代中国司法改革的运动方向， 自觉坚持自主型司法改革的中国道路，努力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便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需要我们认真对待， 积极回应。
　　二、自主改革与依附改革
　　在这里， 我们首先有必要对司法改革类型加以辩析。一般来说， 以司法改革是否符合本国国情条件为尺度， 可以把司法改革区分为自主型司法改革与依附型司法改革。这两种不同的司法改革类型，反映出不同国度或地区在全球范围内司法改革进程中的地位是不一样的， 甚至是不对称或不平等的。
　　自主型司法改革是指基于对本国国情条件的深刻把握， 自主选择适合本国社会生活状况的司法制度模式， 进而稳步推进司法改革。这一司法改革类型的主要特点是： 第一， 一般来说， 它是因社会自身内部条件的逐步成熟而渐进式地加以推进的。尽管域外司法理念与制度对这一改革进程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 但是就总体而言， 本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历史与文化诸方面的条件或因素， 决定或制约着司法改革的基本取向与运动方向。第二， 自主型司法改革注重从本国的法律与司法传统中汲取丰厚的历史资源。在自主型司法改革的推进过程中， 传统与现代性是水乳交融在一起的。尽管传统司法理念与制度和现代司法理念与制度的价值取向是截然分别的， 但是作为一个历史的连续过程来说， 传统的司法理念与制度并未因其是历史上的东西而发生断裂，它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以某种新的形式获得延续，进而在一个新的司法系统中发挥新的功用。第三，自主型司法改革离不开强有力的政治架构的推动。在这一过程中， 政府以及现代政党作为有组织的社会政治力量始终起到主导的作用， 藉以维护国家的法律与司法主权。政府主导和推动作用的方式主要有： 建立强有力的国家机器， 保障司法改革的顺利进行； 根据司法改革目标的需要， 建立健全法律与司法机构； 组织和动员社会资源参与司法改革进程。
　　“依附”这一概念最初是由依附学派的一些学者在讨论拉美国家不发达与发展问题时所使用的一个分析工具， 藉以强调非西方的不发达国家之所以不能很快地实现现代化， 主要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通过不平等的世界政治经济关系格局控制非西方的广大发展中国家， 使之依附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结果。因之， 依附是一种限定性状况， 在这种状况下所作出的选择不是完全自由的， 由此也就规定了被支配的那些国家可能的发展限度和方式。〔1〕302 - 306由这种依附概念衍伸开去， 在司法领域， 依附型司法改革主要是指一些发展中国家脱离本国国情条件与需要，按照域外国家的司法制度模式， 制定和实施司法改革方案， 从而使本国的司法发展依附于域外国家的司法制度。这一司法改革类型的特点主要有： 首先，它简单片面地移植域外国家的司法体制与制度。依附型司法改革或是在外部世界的强大压力下， 移植别国的司法制度而被迫走上司法制度转型与改革的道路， 或是不顾本国的国情特点和社会的现实需要，盲目地引进别国的司法制度模式， 进而误入脱离国情实际的司法改革歧途。其次， 依附型司法改革缺乏对本国司法传统的合理传承。依附型司法改革由于以舶来的域外司法制度与规范为司法改革的模式选择， 把司法制度的舶来品作为评价司法改革与司法发展的基本参照系， 因而必然有意或无意地排拒本国司法传统的历史价值， 制造了司法传统与现代司法发展之间的文化断裂， 从而使当代的司法改革进程失去了深厚的社会历史基础。再次， 依附型司法改革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本国司法发展的边缘化状态。由于依附型司法改革的推进力量强调域外(主要是西方) 司法制度模式的普世性价值意义，而忽略本国司法制度的固有逻辑力量， 因而不可避免地落入“西方中心主义”的藩篱之中。按照这种司法改革的“西方中心观”， 西方国家成为司法制度现代化的先行者， 而广大非西方国家则是司法现代化征途上疾步前行的后来人， 西方国家的司法发展样式被认为具有全球性的普遍意义， 成为后起的非西方国家司法发展的样板或原型。因之， 依附型司法改革使本国的司法发展失去了应有的独立自主的品格， 沦入司法依附发展的边缘化境况。
　　显而易见， 自主型司法改革与依附型司法改革在社会动因、历史基础与主体力量诸方面的差异性，决定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司法改革后果。我们知道，在19世纪之前， 中国的法律与司法系统大体上处于自成一体的状态， 经历着自主发展的历史行程， 很少为外部世界所影响。然而， 在19世纪中叶之后，随着西方列强凭借武力和商品， 强行打开中国的封闭大门， 古老中国的司法生活中断了自主发展的自然历史进程， 逐渐被纳入以西方为主导的司法制度体系之中。正是在西方列强的强大压力和西方法律与司法文化的冲击下， 晚清统治集团启动了法制与司法改革， 实施了“修订新律”、“统一法权”的修律改制运动， 通过采用西方来整顿旧法， “将采西法， 以补中法之不足”，〔2〕4754 进而务期“中外通行”，〔3〕475收回领事裁判权。很显然， 清末司法改革是在西方法律文化冲击的情势下所采取的一种回应姿态， 是按照传统文化与近代文化的双重标准所进行的一次司法改造工程。它固然存留着传统法律与司法文化的深厚遗迹， 但更多地表现了近代西方法律与司法文化的强大影响。这一以采用西法为特征的依附型司法改革的历史性后果之一， 就是打破了传统的行政与司法合一的司法体制， 而代之以司法与行政的有限度的分立， 并且一个带有“西方化”色彩的新的司法体系开始逐步形成。清末司法改革的被动性与依附性， 非但没有达致收回领事裁判权的改革目标， 反而加剧了中国司法发展的边缘化趋势。
　　晚清十年的依附型司法改革之所以最终走向流产， 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中之一便是西法与固有民情风俗之间的紧张关系。沈家本、伍廷芳受命担任修律大臣之后， 抓紧制定《刑事民事诉讼法》， 于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完稿。随后， 伍、沈二人联名上疏《奏诉讼法请先试办摺》， 强调要参照泰西各国诉讼之法， 复析为民事裁判与刑事裁判二项， 这样有助于收回治外法权， 日本即是这方面的成功范例。伍、沈二人还申明， 欧美之诉讼规制， 款目繁多，于中国之情形未能尽合， 现谨就中国现时之程度，分别刑事、民事， 阐明诉讼法； 并且对在中国建立陪审员制度和律师制度作了特别的强调， 认为这二者“俱我法所未备， 尤为收回法权最要之端”， 是各国通例中“我国亟应取法者”。〔4〕280 - 281这部根据中国现时之国情程度、参酌欧美诉讼法制而编成的《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 包含总册、刑事规则、民事规则、刑事民事通用规则、中外交涉案等5章、260条， 最终未能得到清廷的允准颁行。其主要原因在于传统中法与近代西法的内在冲突。在清廷要求各地就该法草案签注评议时， 张之洞认为，这部法律草案“综核所纂二百六十条， 大率采用西法， 于中法本原似有乖违， 于中国情形亦未尽合。诚恐难挽法权， 转滋狱讼”。〔5〕5732所以， 他极力主张暂停试行该法。袁世凯的进奏， 一方面肯定编订该法的必要性， 另一方面又指出： “惟于现在民情风俗， 间有抒格难行之处。谨督同属僚中之娴习法律者， 体察本地情形， 悉心研究， 或原本罅漏， 尚待声明； 或礼俗不同， 暂难变更。其中尤以陪审员一是为最有异同”。〔6〕1421因此， 正是在“中法本原”、“中国情形”、“民情风俗”等等名义之下， 晚清的司法改革终于未能建立起近代的司法审判体制与制度。
　　这一依附型司法改革的历史事例， 把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突出地提到今天的人们面前：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中国的法律与司法生活日益同全球范围内的法律与司法生活逐渐交融互动， 当代中国的司法改革怎样才能保持独立自主的品格， 避免出现依附型司法改革或司法发展的边缘化的情形？ 这里的关键在于深刻地把握国情。
　　我们知道， 在新中国六十年的历史进程中， 发生了两次司法革命。尽管受到了苏俄法制模式与司法体制的深刻影响， 但是新中国的创立者们力图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历史条件出发， 选择适合自己的司法变革与发展的道路， 努力创制具有鲜明中国风格的社会主义司法体制与制度。
　　正是基于对中国国情的深刻把握， 在建国之初的七年间， 国家通过了一系列重要的司法制度的创制性立法， 有力地推进了新中国国家制度的创设和司法制度的建设。在第一次司法革命的过程中， 艰辛探索， 自主发展， 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体制与制度， 奠定了当代中国司法体制与制度的政治与法律基础。与1978年改革开放相伴而生的第二次司法革命， 面对着扑面而来的全球性浪潮，深刻反思“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剧， 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着力重构法律与司法制度， 坚定地走自主型司法改革的道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的广阔前景。在这一司法革命的过程中， 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始终总揽司法革命的全局并且主导着司法革命的发展方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实现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的历史性任务， 突出地提到全党全国人民面前， 强调“为了保障人民民主， 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 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 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还特别要求： “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 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 忠实于人民利益， 忠实于事实真相； 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7〕101979年7月， 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刑法典和刑事诉讼法典， 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把刑事审判工作建立在刑事法治化的坚实基础之上。为了保证这两部法律的严格执行，1979年9月， 中共中央专门向全党发出了《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以下简称《九月指示》) ， 明确提出了刑事司法法治工作的基本要求， 科学论述了党对司法工作领导的主要原则及其实现机制， 从而成为指导新时期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与司法审判工作的纲领性文献。1997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 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推进司法改革的战略任务。在党的十五大精神的指引下，1999年10月，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第一个《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以下简称“一五改革纲要”) ，提出了39项具体改革任务， 成为指导人民法院司法改革的重要司法文献。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来， 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处于重要战略时期的中国司法革命， 也面临着推进体制性的司法改革的时代要求。这是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历史进程中的战略抉择。200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大， 第一次用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而不是司法改革) 来总揽当代中国司法革命的发展趋势， 把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视为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本质性特征。〔8〕34中共中央把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摆上了重要议程， 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专门成立了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 具体负责和领导司法体制改革工作。2004年底， 中共中央以21号文件转发了《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关于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初步意见》， 确立了司法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 提出了35 项具体改革措施， 全面部署了推进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主要任务。〔9〕162 - 163该文件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 对司法体制改革问题作出全面部署安排， 这无疑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5年10月颁布了《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以下简称“二五改革纲要”) ， 提出了八个方面50项具体改革任务， 有力地推动了新世纪新阶段人民法院司法改革的深入发展。200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大， 基于对当代中国政治与司法发展的战略与全局的深刻把握，对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作出了战略部署， 强调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优化司法职权配置， 规范司法行为， 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10〕30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当代中国的第二次司法革命获得历史性升华的清晰轨迹。从党的十五大提出推进司法改革， 到党的十六大提出推进司法体制改革， 再到党的十七大提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一方面， 再现了当代中国司法改革的渐进式推进的路线图， 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对当代中国司法改革问题的坚持不懈的高度关注和执着努力， 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对在中国推进司法改革的规律性有了更为深透的科学把握， 进而体现了我们党对坚持自主型司法改革道路有了更加清醒的理性自觉。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关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总体部署， 2008年12 月， 中共中央批准和转发了《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这份司法改革意见在强调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必须遵循的六项原则的基础上， 从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加强政法队伍建设、加强政法经费保障等四个方面， 提出了29条60项改革任务， 对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根据中央的部署安排， 最高人民法院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于2009年3月正式发布了《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2009 - 2013) 》(以下简称“三五改革纲要”) ， 明确了深化人民法院司法改革的指导思想、目标、原则和要求， 提出了五个方面30项具体改革任务， 新一轮司法改革正在向纵深推进。
　　由此可见， 建国以来六十年的司法革命历程，之所以能够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型司法改革与发展道路， 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人正确把握方向，把马克思主义法律观同中国的法制实际相结合， 同中国司法发展的时代特征相结合， 坚持从中国的具体司法国情条件出发， 独立自主， 开拓奋进， 锐意改革， 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规律和社会主义司法发展规律的认识， 从而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事业勃勃生机与活力， 开辟了自主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改革的新境界。
      三、自主型司法改革的国情基础
　　接下来， 我们需要对司法国情与司法改革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探讨， 以便科学把握自主型司法改革的国情机理或国情基础。一般来说， 国情是指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基本情况和特点。司法国情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 主要是指该国国情状况在司法生活领域中的具体反映和表现。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司法国情，就必须悉心探讨司法国情赖以形成、发展和变化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方面的因素， 进而揭示司法国情的内在构成要素。
　　首先， 我们来分析司法国情的政治要素。司法与政治关系紧密， 内在相联。一定社会的政治体制与制度， 决定着该国司法制度与司法活动的根本性质和发展方向， 任何脱离政治的司法乃是不可思议的。即便在标榜司法独立的西方国家， 司法活动从来都不是超然中立的， 而是具有特定的价值取向的。
　　就总体而言， 司法权是一种国家权力， 一国的政权性质， 决定了司法权的性质； 司法权是国家权力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国家权力的基本架构， 决定了司法机关的权力配置； 司法作为统治阶级治国理政的一种方式， 必须以自己的特殊的功能形式， 服从和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意志与需要。因之， 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与制度， 是该国司法国情的首要的决定性的因素。在当代中国， 司法国情的政治要素集中地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司法国情的国体与政体因素。我国的国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国体决定了我们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国家的一项根本政治制度。在我国政权体系中， 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 居于核心地位。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 都是由人民代表大会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产生出来的。行政权和司法权均由国家权力机关派生， 以此确保所有国家权力最终归于人民统一行使。这与西方国家的三权鼎立与制衡的政治模式， 有着本质的不同。因之， 人民法院作为国家的审判机关， 由人民法院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 对相关案件事实进行分析判断， 并依照法律作出裁判。所以， 在考察当代中国的司法国情时， 就必须准确把握我国的国体与政体对司法权运行的深刻影响， 把握人民法院在国家政权架构中的基本地位， 准确把握我国司法权作为一种执政权的功能要求。
　　二是司法国情的政党因素。当今世界各国的政治生活大都具有政党政治的基本特征。与国外的政党制度不同， 我国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人民法院是党领导下的国家审判机关， 通过行使审判权来实现党的意志。因此， 加强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 是中国司法国情的决定性因素。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来， 面对国际国内错综复杂的形势， 我们党更加重视司法工作， 进一步强调必须加强和改进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因之， 我们思考中国的司法国情， 必须善于从政治上来观察和处理人民司法工作中的各种问题， 牢固确立党的意识， 不断强化党的领导的观念， 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 作为分析把握中国司法国情的核心要义， 从而更加扎实地做好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党的执政权威的各项司法工作。
　　三是司法国情的大局因素。在文明社会， 司法权作为国家统治者实施治理的一种重要工具， 都是为一定的社会政治需要服务的， 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这是我们研究司法国情问题时必须悉心关注的。在当代中国， 司法权是一种至关重要的执政权， 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司法工作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的正确政治方向。在中国， 认识和把握司法国情，就应当充分认识到， 人民法院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就必须自觉地担负起维护党的执政地位的政治任务， 通过行使国家审判权这一重要的执政权， 在党的领导下直接参与执政过程， 从而成为党依法执政的重要组成部分； 必须自觉担负起维护国家安全的政治任务， 善于把政治问题转化为法律与司法问题， 运用法律与司法手段开展政治斗争； 必须自觉地担负起维护人民权益的政治任务， 时刻牢记人民法院人民性的根本要求， 畅通民意沟通表达渠道，悉心把握新时期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的新要求新期待， 通过司法审判活动， 有效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诉讼利益问题； 必须自觉地担负起确保社会大局稳定的政治任务， 贯彻执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 努力运用和谐的司法方式化解矛盾纠纷。很显然， 司法机关通过司法职能的有效发挥， 能动地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这是中国司法国情的鲜明特征。
　　因之， 分析中国司法国情的国体与政体因素、政党因素和大局因素， 这是把握中国司法国情的政治属性的必然要求， 也是坚持自主型司法改革道路的政治基础。
　　其次， 我们来探讨司法国情的经济要素。一定社会的经济关系是一个国家国情状况的最基本的构成要素， 也是决定和制约国情其他方面要素的本质性的内容。一切司法国情条件只有理解了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经济条件， 并且从这些社会经济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 才能把握该国司法国情状况的内在底蕴。从总体上讲， 研究一个国家司法国情状况的经济要素， 重要的是要观察这个国家的经济制度的性质及其类型。1949年人民大革命的胜利， 在中国大地上逐步建立了一个全新的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制度， 进而推动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法律与司法秩序向社会主义法律与司法秩序的历史性更替。然而， 在我国， 建国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 脱离客观存在的一定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构筑了一个高度集权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下， 国家对经济生活实行了全面直接控制， 并且这种控制方式的经济性、法律性因素比较薄弱， 主要诉诸于直接命令的控制手段，政府对市场生活的干预常常具有超经济的垄断性质，从而导致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1978年开始启动的改革开放伟大革命在经济领域的基本目标， 就是要建立一个具有社会主义特点的能够充分发挥市场经济作用的经济体制。作为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革命，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的逐步确立， 为当代中国司法改革与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特别应当看到，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即： 一方面带来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进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另一方面带来社会正义与平等， 进而消除两极分化，促进社会的共同富裕。在这里， 发展生产力与实现社会正义， 实际上体现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市场经济是一个川流不息的价值体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公平与效率之关系构成了社会价值系统中的一对矛盾。是以效率为代价而更多地强调公平， 还是以公平为代价而更多地强调效率， 抑或其他？ 社会由此面临着对这两者的重大抉择。合理地协调统一这一价值矛盾， 便成为当代中国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 也是我们考虑当代中国司法国情之经济要素所无法回避的一个重大课题。对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 尤其要高度关注和解决公平或社会正义问题。邓小平明确把实现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区别的一个重要标志， 指出： “在中国现在落后的状态下， 走什么样的道路才能发展生产力， 才能改善人民生活？ 这就又回到是坚持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上来了。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 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 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而坚持社会主义， 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 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11〕64 “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 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 我们就失败了。”〔11〕110 - 111后来，邓小平又反复告诫说： “共同致富， 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 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11〕364所以， 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正义问题， 这的确是一个重大的问题。这对于我们深刻把握中国司法国情的经济要素， 坚定地走自主型司法改革道路， 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再次， 我们有必要分析司法国情的社会要素。马克思指出： “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 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相反地， 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12〕291 - 292这就告诉我们， 包括司法在内的一切法律现象， 都要受到社会生活的制约， 并且反映客观的社会存在状况。司法与社会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一个国家的社会结构， 制约着这个国家司法活动的价值取向； 一个国家的社会治理模式，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个国家的司法运作模式； 并且， 一个国家的社会秩序状况， 也直接影响着这个国家的司法功能效果。因之， 我们分析一个国家的司法国情， 必须悉心考察这个国家的社会生活状况， 寻找司法与社会之间有机互动的内在机理。在当代中国急剧变革与转型的历史进程中， 社会生活状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社会结构、利益格局、社会组织、社会治理诸方面都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从社会发展阶段的总体状况上看， 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与此同时， 我国发展又呈现出一系列阶段性特征。我们知道， 我国是在社会生产力非常落后的历史条件下经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 这就决定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然经历一个相当长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亦即社会主义的不发达阶段。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 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 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国家综合实力明显提升， 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显著改善。特别是在当代全球化运动中，中国赢得了加速发展的战略机遇， 中国崛起的历史进程势不可挡。在时下的这场金融危机的全球应对过程中， 中国的举措尤其受到关注和重视， 国际社会普遍看到了中国模式的不俗表现。但是， 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 我国社会还没有从根本上摆脱不发达的状态， 依然具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明显特征。诸如， 经济发展方式粗放的状况依然存在， 城乡二元结构依然比较突出， 区域之间发展依然不够平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 人民生活质量和社会保障水平还不够高， 等等。因此，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重大问题始终保持清醒自觉的意识。深刻认识到这一点， 对于正确把握当代中国司法国情的社会要素至关重要。经过建国以来六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的改革、发展和建设， 当代中国的司法领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然而， 我国司法领域仍然带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明显特征。这主要表现在： 一是实行司法法治的社会历史基础还比较薄弱； 二是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司法发展还很不平衡； 三是司法公信力偏低的状况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 四是司法职业保障机制与条件还需要切实加以改善， 等等。这一状况也从根本上决定了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还不够完善， 我国司法领域的基本矛盾依然表现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与司法机关司法能力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
　　另一方面， 我们同样也要清醒地看到，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 我国社会发展也呈现出一系列阶段性特征，党的十七大报告对我国当前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作了深刻的分析。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必然对司法工作产生重要影响。从总体上看， 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 但是生产力水平还不够高，结构性矛盾突出， 发展还很不平衡， 影响发展的体制性机制性障碍依然存在， 统筹各方面利益的难度加大， 这成为当前社会矛盾纠纷增多的深层次原因；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 但是贫富差距、分配不公、社会保障、劳动就业、医疗卫生等民生问题依然比较突出， 由此引发大量的涉诉民生纠纷；人民群众的法制意识不断增强， 人民群众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呼声日益高涨， 人民群众的权利意识明显增长， 并且对司法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要求更高， 但是一些群众义务意识相对薄弱，利益诉求和表达方式不当， 对社会和谐稳定造成的影响增大； 解决矛盾纠纷的制度与机制在不断创新发展， 但解决矛盾纠纷的社会合力还没有完全形成，使得原本可以由社会自我消解的矛盾纠纷大量涌入人民法院， 司法审判任务空前繁重， 等等。因此，上述基本的司法国情和司法领域的基本矛盾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都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对司法工作的深刻影响， 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司法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具体表现，也必然对人民法院工作提出相应的要求。在新的形势下， 推进人民法院的改革、发展与建设， 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当代中国最大的司法实际出发， 必须准确把握我国司法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深刻认识这一点， 对于深入推进自主型司法改革， 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发展道路， 具有重要的意义。
      又次， 我们再来分析司法国情的文化因素。文化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有机统一， 构成了人类赖以生活和活动的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司法既具有文化的属性， 又受到文化的影响。在这里， 重要的是要分析法律与司法文化传统对一个国家司法国情的内在影响。这是我们把握司法国情的文化要素的关键之处。在人类社会变迁的历史长河中， 法律与司法文化传统逐渐成为一种历史文化力量， 它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 存在于普通民众的法律与司法意识、心理、习惯、行为方式及生活过程之中， 因而与一个社会的有机体密不可分。“传统之中包含着某种东西， 它会唤起人们改进传统的愿望。”〔13〕286一种法律与司法文化传统之所以有其历史存在的合理性， 原因之一就在于它是该社会诸方面条件和因素的法权要求之体现。在这种文化传统中， 凝聚了该社会人们调整行为以及制度安排的丰富历史经验，因而具有历史定在性。法律与司法调整经验之积累，经受了历史时间的长久考验， 其中有些部分继续存续下来并且用社会时间证明了其存在的合理性乃至优越性。如同文化传统可以区别为大传统与小传统一样， 法律与司法文化传统亦存在大、小传统之分，前者是指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以制度和观念形式表现出来的法律与司法文化传统， 而后者则是指民间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以民俗习惯型态展示出来的法律与司法文化传统。我们先来看一看作为大传统的法律与司法文化传统。传统中国有着悠久的以制度和观念型态表现的法律与司法文化传统。从形式意义上看， 它表现为法律分化程度较低的诸法合体的法律结构体系， 民事法与刑事法、实体法与程序法混然一体。从价值意义上看， 古代中国法制与司法表现为以宗法为本位的熔法律与道德为一炉的伦理法律价值体系。在古代中国， 体现儒家伦理精神的法律， 乃是一个建构于“天人合一”深厚道德基础之上的以王道精神相标榜的、通过家族本位与君权主义体现出来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 “天人合一”是古代伦理法律与司法的深层指导原则和存在的根据， 因而构成了该系统的终极依托； “内圣外王之道”是实现“天人合一”法律与司法理想的行动方式， 它表现为礼治主义、泛道德主义、人治主义和自然和谐主义。在礼治秩序下， 个体的思想、感情、态度、行为与个性， 都被置于儒家纲常名教规范之中， 因而在司法过程中， 人们更多地以是否合乎礼的规范来评判纠纷各方的行为和司法裁判的结果。在古代中国， 宗法血缘关系根深蒂固， 宗法与政治的高度结合， 铸就了家国一体的社会政治体制， 形成了以“信念伦理”为表征的家族本位的伦理法系统。因而在传统中国的伦理法系统中， 道德律几乎成为法律的化身， “德主刑辅”亦因此成为国家治理与司法运作的模式选择， 由此， 泛道德主义的盛行， 一方面导致了民众权利意识的缺乏， 另一方面也推动了非讼传统的形成。传统法律与司法的泛道德主义， 必然导致对法律的不信任， 把社会的有效治理寄希望于品德和才能突出的清官贤人， 期望通过包拯、海瑞式的清官来为民伸冤、替民作主， 这就为法律与司法世界中的人治主义提供了根据。此外， 在传统中国， 家族体制的存在与发展， 亦使调解机制在解纷过程中的功用愈发重要， 而调解机制的发达， 也体现了儒家伦理法律的中庸精神， 反映了民众的厌讼心态， 这种心态又与儒家“无讼”观念的长期熏陶密切相关。从更广泛更深刻的意义上讲， 这种机制乃是传统乡村自然经济体系所衍生出来的法权要求， 是传统的家族共同体内部关系的一种衡平方式。当然， 当代中国法律与司法系统亦保留了一套调节民事关系的调解规则(较之传统的调解机制， 无疑有所改进) 。这种保留是由于调解机制反映了社会各阶层对法律自治的某种需要， 反映了广大民众力图通过自身努力来排解纷争而公平交往的心理要求。这种对传统解纷方式的认同与接受，充分表明了法律与司法传统的生命力。再就法律与司法文化的小传统而言， 民俗习惯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相对于国家法， 民俗习惯是在长期社会生活历史中形成的， 为社会公众的内心所确信的习俗与惯例。它凝结着社会大众的普遍性的价值判断准则， 体现着社会成员的普遍性的社会经验。在传统中国， 民俗习惯反映了礼治社会的客观要求， “礼是合式的路子， 是经教化过程而成为主动性的服膺于传统的习惯”。〔14〕52作为礼俗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俗习惯乃是人们判断是非曲直的基本依据， 进而成为维系社会共同体秩序的重要工具。民俗习惯被大量运用于民间调解和司法裁判的过程之中， 成为解决纠纷的有效手段， 法律与人情、事理的内在结合，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民俗习惯的价值意义。因此，今天的人们尽可以对法律与司法文化传统作出这样或那样的评价和选择， 但是， 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是： 在迅速走上法制现代化道路的当代中国， 传统法律与司法精神依然以特定的方式影响今天中国人的法律与司法生活。况且传统法律与司法的价值系统本身， 确实存在着许多有待人们去开掘的历史遗产， 诸如， 对现行法律与司法的道德评价， 追求实质正义， 解决纠纷的自治方式， 建立秩序的责任体系， 等等。这些都可以成为完善当代法律与司法调整机制的有益借鉴。所以， 我们对于司法国情的文化要素的把握， 必须始终关注本国的法律与司法文化传统问题， 无论是大传统， 还是小传统。这是坚持自主型司法改革道路的内在必然性之所在。
　　最后， 我们需要研究司法国情的司法要素。如上所述， 司法国情的政治要素、经济要素、社会要素和文化要素， 主要是从司法现象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关系方面考察司法国情的构成要素，由此来把握自主型司法改革的深厚基础。我们这里所说的司法国情的司法要素， 则是从司法的内在机理方面考察司法国情的构成要素。一般来说， 司法国情的司法要素主要包括如下若干方面： 一是司法的功能。从政治意义上讲， 司法是统治阶级实现阶级统治的重要工具， 具有特殊的社会政治功能。从社会意义上讲， 一定社会的统治阶级借助司法手段，调整社会成员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社会关系， 因而司法是社会生活的调整器。当然， 司法只有在执行一般的社会管理职能时， 才能将其特殊的社会政治职能持续下去。二是司法程序。从总体上看， 当今世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诉讼程序模式， 即纠问式模式和对抗式模式。这两种诉讼程序既与诉讼体制与制度的不同有关， 也与一定社会的诉讼文化传统密切相联。应当看到，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 这两种诉讼程序模式正在呈现出彼此渗透、相互融合的趋势。三是司法过程。这涉及到司法活动的运行机理与机制问题。当代司法活动的一个明显特点是： 司法过程愈益向社会开放， 司法运作更加注意接近公众，司法活动的民主化程度愈来愈高， 司法显得更加公开透明。司法过程的这一趋势和特点， 是司法回应变革时代的司法挑战的客观表现。四是司法方式。面对日趋强劲的“诉讼爆炸”浪潮， 司法方式也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从司法内部来看， 判决、调解、和解、协调等等司法方式的一体化的综合运用， 已经成为有效解决纠纷的明显特点。从司法外部来看，司法机关更加重视依靠社会力量， 努力形成诉讼与非诉讼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 共同化解矛盾纠纷。五是司法效果。司法应当追求什么样的司法活动效果， 国与国之间既有共同的一面， 也有差异之处。尽管司法公正是世界各国司法活动的共同价值取向，但是， 在不同的国度， 人们衡量司法公正的标准或尺度又是不尽相同的。就与司法公正内在相关的司法公信而言， 由于受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程度、司法机关自身司法水平的高低、一定的社会生活条件的差异等等诸方面因素的影响， 不同国家的司法公信状况亦是不尽相同的。此外， 司法队伍素质、司法保障条件等等， 也是司法国情的司法要素的重要内容， 各国也是不同的。在当代中国， 伴随着社会转型与变革的历史进程， 人民司法事业发展已经或正在呈现出一系列阶段性特征。一方面， 人民司法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 审判工作、队伍建设、司法改革、基层基础建设等各项工作成效显著。另一方面， 人民法院工作也面临着许多挑战和考验， 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 从司法功能看， 人民法院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压力更大，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更高， 保障群众合法利益的任务更重。从司法程序来看， 人民群众不仅要求司法程序严谨公正， 还要求司法程序高效便捷， 切实减轻诉讼负担； 不仅要求司法恪守中立， 平等保护各方当事人利益， 还要求司法对诉讼过程的能动干预， 促进当事人更多地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从司法方式看， 人民群众要求人民法院深入推进能动司法， 积极运用政策考量、利益衡平、和谐司法、弹性司法等司法手段有效解决纠纷。从司法过程看， 人民群众期待司法更加民主， 以便参与司法活动。从司法效果看，人民群众不仅要求司法公正， 还期待案结事了； 不仅要求程序公正， 还期待实体公正。与此同时， 人民群众对实体公正的认识日趋多元化， 人民法院司法审判的结果， 不仅要接受法律的评判， 还要接受社会道德、民俗习惯乃至当事人自身立场的评判。
　　对于同一案件的处理结果， 不同群体、不同阶层、不同个体时常做出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价值评判，人民群众对实体公正的理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差异性。从司法公信看， 人民群众要求法官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 以严格公正文明司法来不断提升司法公信。此外， 当前一些困扰人民法院的司法难题尚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一些司法难题还呈现出不断加剧的趋势。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司法发展还很不平衡， 案多人少矛盾突出并正在成为常态， 实现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涉诉信访矛盾依然较为突出， 执行难问题尚未从根本上缓解， 法官队伍的整体素质有待提高， 司法保障乏力的状况还没有根本改变， 司法环境还不尽理想， 等等。因此， 我们研究司法国情的司法要素， 必须高度关注转型时期司法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深入分析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来当代中国司法生活领域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特点， 悉心把握当代中国司法发展的趋势与规律。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为探寻当代中国自主型司法改革道路打下坚实的基础。
      四、自主型司法改革道路的基本要求
　　综上所述， 坚持当代中国自主型司法改革道路。就必须从中国的司法国情条件出发， 决不能脱离中国的实际和现状， 牢牢把握司法改革的国情基础。建国六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司法发展与司法改革所走过的不平凡的历程， 实际上就是基于对中国基本国情的深刻分析与把握， 坚持不懈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改革道路的过程， 就是在改革中不断完善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过程， 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优越性日益得到充分发挥的过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走出了一条自主型的中国司法改革道路。
　　当然， 推进司法改革， 这是当代中国司法生活领域的一场伟大而深刻的革命。科学认识和处理好吸收国际经验与保持中国特色的关系， 这对于坚持自主型司法改革的正确方向是至关重要的。在深化司法体制与工作机制改革的过程中， 对于那些反映社会治理与市场经济运行一般规律的外域司法文化的有益因素， 无疑是应当加以吸收和采纳， 以便使当代中国法制与司法同世界法律与司法文明的通行规则接轨沟通。特别是在当代全球化的时代进程中，我国经济生活日益融入国际市场经济体系的主流之中， 法律与司法领域也同样面临着开放性和全球化的全新挑战。闭关自守， 盲目排外， 只能导致司法文明进步张力的丧失。但是， 中国的司法改革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下所展开的司法体制与工作机制的创新实践， 具有独特的历史传统和社会条件。在这一变革过程中所建构的司法制度， 有着自身独特的个性和鲜明的中国特色。只有立足于中国本土的实际情况， 对域外的司法发展经验和模式进行具体的辨析， 才能建构一个具有中国风格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模式， 才能走出一条自主型的中国司法改革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