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法治建设的主要成就

　　七是司法改革初见成效。
　　20世纪90年代中期，司法改革主要是学术界和媒体谈论的话题。1997年，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了“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任务。此后，各个部门开始出台系统的改革方案，如1999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推出了《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1999—2003）；2000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推出了《检察改革三年实施意见》（2000—2004）；各地方法院、检察院也纷纷出台了相关的改革方案。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推进依法行政，维护司法公正，防止和克服地方和部门的保护主义。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按照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的要求，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根据党的十六大关于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战略决策，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于2004年底出台了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关于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初步意见》，对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做出了全面部署。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成立了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分别推出了《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2004—2008）和《关于进一步深化检察改革的三年实施意见》（2005—2008）。2006年5月，中央做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工作的决定》。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目前司法改革已成为中央主导的、各部门紧密配合的、社会各界广泛参与讨论的国家统一行动。司法改革是改革开放的逻辑结果，是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向市场体制转轨和民主与法治建设发展的一个必然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司法改革是中国法治进程的集中体现，是透视中国法治发展状况的一个聚焦点。
　　中国不断建立和完善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加强司法民主建设，努力通过公正司法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实现公平正义，司法改革初见成效。2007年9月，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认为，十六大以来司法体制机制改革取得明显成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加强了对司法权的监督制约，一些影响司法公正的突出问题得到有效解决。通过进一步完善审判公开、检务公开、警务公开、狱（所）务公开等司法公开制度，人民群众的参与权、知情权、诉讼权有了更好的保障。法律监督机制逐步健全，司法机关接受监督的自觉性进一步提高。全国绝大多数检察机关办理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在讯问嫌疑人时实行了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进一步规范了执法行为，涉及检察人员办案不文明、不规范的投诉明显减少。加强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司法腐败犯罪得到遏制。人民监督员试点工作平稳推进，人民陪审员制度进一步完善。
　　2.通过改革完善刑事司法制度，在尊重和保障人权上取得了新进展。改革死刑核准制度，从2007年1月1日起，死刑案件核准权统一收归最高人民法院行使，确保死刑只适用于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体现了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结合的原则。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进一步落实，未成年人司法制度进一步完善，适合未成年人特点的侦查、批捕、起诉和审判方式逐步建立。刑罚执行的法律监督更加规范，超期羁押由2004年的4 947人（次）下降为2006年的210人（次）。监狱体制改革试点稳妥推进，监狱科学文明执法的能力进一步增强，教育改造质量进一步提高，依法维护了在押犯人的合法权益，罪犯脱逃率和狱内发案率大幅度下降。积极推进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社区服刑人员重新犯罪率仅为0.21%。加强和改进劳动教养审批工作，推出律师代理、全面实行聆询制度、缩短劳教期限、扩大所外执行范围及强化监督等改革措施，有效维护了劳教人员的合法权益。
　　3.通过改革和完善工作机制，进一步提高了司法效率。目前，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刑事案件已达38.87%，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商事案件达到71.26%。全国绝大多数人民法庭实现了直接立案，设置了11 220个固定巡回审判点，方便了当事人尤其是偏远地区当事人的诉讼。建立健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2006年，全国各类人民调解组织共调解民间纠纷400多万件，95％以上的矛盾纠纷得到及时化解。积极推进司法鉴定体制改革，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了《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统一的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正在逐步形成，多头鉴定、重复鉴定的现象得到初步改变。大力开展信息化建设，以科技促效率。
　　4.进一步加大司法救助和法律援助力度，有效缓解了打官司难、执行难问题。2007年施行的《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平均降低诉讼费用60%，全国每年约减收诉讼费80亿元。2006年施行的《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严格收费程序，严惩违法违规收费行为。中央政法机关发布了刑事、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规定，进一步扩大了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的范围，全国法院在降低诉讼费用的同时，进一步加大司法救助力度，仅从2005年5月至2006年9月，就为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提供司法救助393 271人（次），减免缓诉讼费22.6亿元。2006年，司法行政部门的法律援助机构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318 514件，接受法律援助咨询3 193 801人（次），同比分别增加256%、19.9%，其中为125 290名农民工提供了法律援助服务，同比增加65%。采取这些举措，缓解了人民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众打不起官司和打官司难的问题。各地通过改革和完善执行体制，开展清理执行积案专项活动，下大力气解决执行难。
　　5.改革和完善干部管理体制，政法队伍的政治素质进一步提高。党中央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对政法工作领导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公安工作的决定》、《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工作的决定》，对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加强政法队伍建设提出明确要求。中央组织部印发了地方公安机关领导干部任职条件》，把政治上强、熟悉业务、作风务实、实绩突出的干部及时提拔到各级政法领导岗位。《关于缓解西部及贫困地区基层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法官、检察官短缺问题的意见》，对初任法官、检察官选拔任用做出具体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进一步完善了司法行政工作与审判、检察业务相分离的管理制度。颁布实施的《公安机关组织管理条例》，对公安机关工作人员实行科学的分类管理。中央政法部门相继制定完善了公开招考、竞争上岗、干部交流等制度，制定实施了干部教育培训规划，切实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严肃查处违法违纪案件，确保政法队伍清正廉洁。
　　6.改革和完善司法保障机制，为政法机关履行职责提供了更多保障。司法机关所需经费由县级以上财政保证，公安派出所、人民法庭、司法所经费列入县级财政预算。为了更好地保障县级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县级政法机关的正常运行，财政部与中央政法部门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制定县级政法经费基本保障标准，凡地方财政达不到保障标准的，由省级和中央财政予以补助。中央财政进一步完善了专项转移支付方式，并制定了相应的管理办法。近年来，国家和地方财政对政法机关的投入大幅度增加，为政法机关履行职责提供了更多的物质保障。中央和地方编制部门为各级政法机关增加了编制，有效缓解了警力不足的状况。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的司法改革又有新进展。
　　首先是死刑复核制度的改革。根据中央关于司法体制改革的部署和法律规定，2007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结束部分死刑案件核准权下放26年的历史，顺利实现死刑复核权的回收。2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关于复核死刑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死刑复核裁判方式做出重大改革，规定对于报请复核的死刑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原则上只能做出核准死刑或者不核准死刑的裁定；只有在少数特定情况下，可以依法改判。3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出台《关于进一步严格依法办案确保办理死刑案件质量的意见》，要求切实把好死刑案件的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适用法律关，使办理的每一起死刑案件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规定还要求，执行死刑应当公布，禁止游街示众或者其他有辱被执行人人格的行为，禁止侮辱尸体。死刑复核权收回是中国司法改革的突破性举措，标志着司法改革在朝向公平正义目标上又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标志着中国人权的巨大进步。
　　其次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2004年12月，中央政法工作会议提出：“正确适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活动严厉打击，决不手软；同时，要坚持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才能取得更好的法律和社会效果。”2006年10月，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包括刑事立法政策、司法政策和行刑政策[4]。近年来刑事司法都是围绕宽严相济展开的，而且它是今后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是对严打刑事政策的反思，是对刑法机制改革的回应，也是刑事政策合理性的追求。从逻辑和历史发展来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延续与改革[5]。
　　八是法律服务日益增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律服务的发展，主要体现了三条主线：一是专业化，即对法律服务人员的学历、专业知识有越来越高的要求。二是正规化，即加强了法律服务的制度化建设，在机构设置、职业准入、执业许可、市场监管、纪律惩戒等方面，都加强了规范化建设。三是市场化，法律服务从国家机关逐步转变为社会服务行业，人事管理、经营机制方面逐步实现市场化。我国的律师制度、基层法律服务、公证制度和法律援助制度均取得了长足进展。
　　九是法学教育迅猛发展。
　　在1977年恢复高考前，全国只有北京大学法律系和吉林大学法律系尚在培养法学专业学生，1978—1987年，中国法学教育进入全面恢复和快速发展时期，招收法学本科专业学生的院校从1978年的6所迅速增加到1988年的106所，10年间增长了17.67倍；到1998年，法学院系增加到214所，较10年前增长了2.02倍；截止2008年10月，法学院系达634所，较10年前增长了2.96倍，改革开放30年增长了105.67倍。
　　1978年，全国6所院校录取法学本科专业学生1 299名，1988年，当年本科在校生达28 325人，10年增长了21.80倍；至1998年，当年法学本科在校生达87 977人，10年增长了3.11倍；至2002年，当年法学本科在校生达264 039人，5年增长了3.00倍。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法学本科在校生在30万人左右，改革开放30年均增长了200多倍。
　　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研究所）等院校首批招收法学硕士研究生228人。1988年，在校法学硕士研究生达3 847人。1998年，在校法学硕士研究生达12 180人，较10年前增长了3.17倍。截止目前，106所拥有法学硕士学位授权的院校设有387个硕士专业点，在校法学硕士研究生60 000多人，在校法学硕士研究生人数较10年前增长了5倍多，较1978年增长了260多倍。
　　1984年，中国法学博士研究生开始招生时只录取1人。至1998年，在校法学博士研究生达1 340人；至2002年，在校法学博士研究生达4 157人。2008年，中国法学博士毕业生人数1 700余人，法学博士招生人数2 500余人，法学博士在校学生人数8 500余人。据统计，1990 —2004年，在校法学博士研究生数量的年平均增长率为28.34%，高于同期全国各学科研究生在校生数量年平均增长速度的16.82%[6]。近3年，法学博士研究生的招生人数趋于稳定。截止目前，35所拥有法学博士学位授权的院校设有111个博士专业点。有13个法学教育机构设有法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注释:
  [1] 李步云：中国法治历史进程的回顾与展望[J].法学，2007，(9)：34.
  [2] 杨绍华：十六大以来我国依法治国的新发展——访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中国法学会副会长袁曙宏[J].求是，2007，(14)：41.
  [3] 汪永清：坚持依法行政 建设法治政府——学习贯彻《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J].求是，2005，(2)：30～31.
  [4] 马克昌：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定位[J].中国法学，2007，(4)：120.
  [5] 蒋熙辉：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刑事法治改革[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8，(3)：69.
  [6] 朱景文：中国法律发展报告数据库和指标体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