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隆基和他的法哲学

      在20世纪上半叶，尤其是在30、40年代，罗隆基的法哲学思想，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是那个时代的标志性言论之一，因而颇有回顾与评论的价值。[1]
　　罗隆基生于1898年，江西安福县人。1912年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922年到美国留学，先在威斯康星大学获得了硕士学位，后来又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1925年，罗隆基离开美国，去英国伦敦大学留学，师从费边社的代表人物拉斯基。[2]
　　1928年秋天，罗隆基从英国回到上海，就任中国公学政治经济系的主任与教授，1930年11月4日下午1时，罗隆基正在中国公学的教员休息室里翻阅演讲笔记，几个警察把他抓走了，并把他带到上海市公安局，理由是“言论反动，侮辱总理”。幸运的是，当天傍晚，他就被释放出来了。积极营救他的，正是校长胡适。
　　1931年，罗隆基从上海迁到天津，就任《益世报》的主笔。稍后，又做了南开大学的讲师与《北平晨报》社的社长。由于罗隆基对国民党政府的批评比较激烈，他主持的《益世报》遭遇过停止发行的处分。
　　上世纪50年代，他是民盟中央的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委员。1956年，出任新成立的森林工业部部长。1957年，他成了全国知名的大右派，受到了批判，从此沉默下来。1965年12月7日，他死于北京寓所。直至1986年，在民盟中央举行的纪念罗隆基诞生90周年的大会上，[3]才算是给他正式恢复了名誉。
　　罗隆基的法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一系列政论性质的文章中。本文以这些文献作为资料，把罗隆基的法哲学思想分为人权思想、法治思想、宪政思想三个相互关联的部分，分别予以述论。
　　人权思想
　　罗隆基说：“人权，简单说，是一些做人的权。人权是做人的那些必要的条件。”这些条件包括：“衣，食，住的权利，是身体安全的保障，是个人‘成我至善之我’，享受个人生命上的幸福，因而达到人群完成人群可能的至善，达到最大多数享有最大幸福的目的上的必须的条件。”[4]
　　这段话，从四个方面讲了做人的那些必要的条件，揭示了人权的四个层次。首先，是维持自然生命的物质条件，这是最低层次的人权。譬如工作权，通过工作获得报酬，就是满足这个条件的一种人权。这样的条件，主要针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其次，是排除别人侵害的条件，它满足了人对于安全的需要。它针对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再次，是个性与人格发展的条件。它针对的是身与心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是人的生物性与精神性之间的关系。它意味着，人不仅是一种生物性的存在，也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人有精神层面上的追求，这种追求也是一种人权。最后，是个体向群体作出贡献的条件。它针对的是人与人类的关系，或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关系。它表明，人是一种类的存在，人要通过为人类作出贡献的方式，来实现个体与群体之间的融合。这种条件的实质，是个体在群体中获得承认、获得尊重的权利。这几种条件层层递进，让人联想到人本主义哲学家马斯洛关于人的需要的“五层次说”。
　　在阐述自己的人权概念的同时，罗隆基还批评了若干经典作家关于人权的看法。譬如17世纪的霍布斯，“认人权是满足一切欲望的东西”。但罗隆基认为，人有许多欲望，根本就不应该得到满足，“许多自命的大伟人有专制欲，有多妻欲，我们就不能根据人权的理论，说这种欲望，应该满足”。再譬如18世纪的卢梭，“认人权是天赋的，说我们要归真返朴，到自然的环境里去自由发展我们的本性。”但罗隆基的观点是，“我始终相信一九二九的上海没有法再变成五百年前的原野。”这就是说，彻底的归真返朴也是不可能的。还有19世纪的边沁主张“人权依赖法律根据。”对此罗隆基也不赞同，他说：“智者作法，愚者守法，是中国过去的历史。强者立法，弱者服法，是中国近来的现状。”[5]这种实证意义上的法律，显然也不可能为人权提供根据。
　　罗隆基认为，人权是要争取的，中国争取人权的运动也一定会成功。至于“争回人权的手段，原来没有一定的方式。纸笔墨水，可以订定英国一二一五年的大宪章；枪弹鲜血，才能换到法国一七八九年的人权宣言。在不同的环境下，争人权的手段亦随之而不同，这是历史的事实。”[6]这两句话，在不经意之间，揭示了两种不同的人权传统：第一，英国式的，或经验主义的、渐进主义的人权传统；第二，法国式的，或理性主义的、激进主义的人权传统。他对这两种不同的人权取得方式，是有比较的，也是有自觉的。
　　人权与法律既有联系，也有显著的区别。他说：“法律与正义公道是两件东西，这是世界各国普遍的通病。从法律上我最多可以知道我现在有些什么权利，找不到我应有什么权利。”他还说：“人权是先法律而存在的。只有人民自己制定的法律，人民才有服从的责任，这是人权的原则之一。法律的目的在谋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只有人民本身知道他们本身的幸福是什么，才肯为他们本身谋幸福。谋取本身的幸福，这又是人权之一。所以说人民制定法律，就是人权。所以说法律是人权的产物。人权与法律的关系，我的结论是法律保障人权，人权产生法律。”[7]
　　这段话表达了罗隆基关于法律与人权的基本观点：法律规定了人权，但人权的范围，绝不限于法律的具体规定；法律也不可能罗列所有的人权——这是就两者的形式关系而言。在实质上，法律与人权还有更深层的联系：“法律为保障人权产生的。法律为人权所产生的。第一项，指法律的功用；第二项，指法律的来源。”所谓法律的功能，是指“法律的根本作用在保障人权。”[8]所谓法律的来源，是指法律产生的源头与缘由，也是为了保障人权；若不是为了人权，就不会出现法律这个事物——这层关系表明，人权是法律的根据，法律为人权而存在。法律应当保障人权，人权应当作为评判法律的尺度。
　　罗隆基还进一步认为，“法律，用简便的话来说，可以分为两种。一为宪法，一为宪法以外的普通法。宪法，是人民统治政府的法。普通法是政府统治人民的法。在一个法治的国家，政府统治人民，人民同时统治政府。所以法治的真义是全国之中，没有任何个人任何团体处于超法律的地位。要达到政府统治人民，人民统治政府，非有宪法不可。”他说，“在蹂躏人权方面，所谓个人或私人团体，其为害实小。……明火打劫的强盗，执枪杀人的绑匪，虽然干的是‘以非法行为，侵害他人身体，自由，及财产’的勾当，其影响所及，远不如某个人，某家庭，或某团体霸占了政府的地位，打着政府的招牌，同时不受任何法律的拘束的可怕。”这才是对于人权的更大的威胁。更可怕的是，“宪法有时不但不能保障人民的人权，且为某个人，某家庭，或某团体的蹂躏人权的工具。这又非历史上统无的事，这也是争法治的人所应顾虑之点。”因此，“谈人权者固然要谈宪法，但在宪法上必要附带着宪法的来源的条件”[9] ——罗隆基所说的这个条件，其实就是卢梭所说的：法律是人民共同意志的体现。如果取消这个条件，宪法与法律就可能异化为某些强势者蹂躏人权的工具。
　　如果说，法律是为人权服务的，那么，国家与人权的关系又当如何理解？对此，罗隆基一语道破：“国家的功用，就在保障人权。就在保障国民做人上那些必要的条件。什么时候我的做人的必要的条件失去了保障，这个国家，在我方面，就失去了功用。同时我对这个国家就失去了服从的义务。”[10]
　　这句话表达了两个值得注意的观点：第一，国家的正当性在于保障人权，一个不能保障人权的国家，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无效的国家，或不具有正当性的国家，从这个角度上看，国家必须履行保障人权的义务，否则，国家就不能得到个体的承认。第二，国家与个体之间存在着一种契约关系：国家保障个体的人权，以换取个体对于国家的服从；而个体对于国家的服从，就是以国家保障个体的人权作为前提的。
　　1930年4月9日，劳动大学的章渊若院长在上海的《时事新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约法刍议”的文章，认为人权已经过时，应当提倡民权。对此，罗隆基给予了批评，他认为，以民权否认人权是错误的。因为，人权与民权含义不同。人权是做人的权利；民权是在政治国家里，做国民的权利。政治国家是人类许多组织中的一种，有不是国民的人，没有不是人的国民。因此，人权范围比民权范围更大、更基本。民权是人权的一部分，是偏重政治的一部分。因此，我们既做国民，更要做人；要民权，更要人权。[11]换言之，人的义务，要在社会上做人，不只是在国家做民，因此，国家的职权不是万能的。国家承认我们在社会上做人的必须的条件，就是承认人权。[12]
　　在“论人权”一文中，罗隆基还论述了人权的时间性与空间性。由于人们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具有不同的生活诉求，因此，人权的具体内容会随着时空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法治思想
　　罗隆基理解的法治到底是什么呢？他从法治的对立面说起：“国家有了形式上白纸黑字的法律条文，这不算法治。是一个国家，姑无论它野蛮退化，它的执政者模暴专制到什么地步，它总有几条法律。国家的小百姓守法奉命，这不算法治；愈在横暴专制的国家，小百姓愈不敢不守法奉命。”而且，“法治根本与执政者个人的专横独断的权力是不相并立。”[13]这就是说，有法律，并不意味着有法治；百姓守法，也不是法治。按照这样的标准，秦始皇时代，就绝不能称为法治时代。法家学派的主张，也不能像梁启超那样，称其为“法治主义”。[14]
　　以罗隆基的标准来判断，梁启超理解的“法治”并不是真正的法治，因为，“法治的真义，是政府守法，是政府的一举一动，以法为准，不凭执政者意气上的成见为准则。”更具体地说，“法治的重要原则，是法律站在最高的地位。政府的官员和普通的人民都站在平等守法的地位。我们不认识总司令副总司令的个人，我们只认识法律，我们犯了法，他们只有采取法律上正当的步骤，可以用法律来制裁我们；政府的官吏犯了法，我们亦可以采取法律上正当的步骤，用法律制裁官吏。这才是法治。”[15]
　　虽然法治的真义，就是政府守法。但在罗隆基看来，这一点并不能反映法治的全貌。他说：“国家有特殊阶级特殊地位的人具备了守法的精神，这固然是走上了法治轨道的初步，然而人民有否法治的实质，又另为问题。……要达到法治的目的，目前中国的问题，是保障人民权利上一切细则的整理。”譬如，“英国法治出人头地的地方，不在原则的树立，而在对各个原则，它有缜密周到的施行的细则。承认人民的权利是一件事，防止人们权利的被侵犯，侵犯后补救的方法，又为一件事。前者是宪法的责任，后者是普通司法制度的责任。英国法治的长处，就在‘防止侵犯’与‘侵犯后补救的方法’这两点。”[16]罗隆基在此强调的，是法治的另一个支点：对于人民权利的保障与救济。要实现这个目标，既需要宪法提供原则性的规定，还需要普通法提供具体的路径与方法。
　　罗隆基认为，“世界的历史，就告诉我们，法治上的障碍，总在有权力有地位者的专横独裁。擅用权力，是人类普遍的弱点。法治演进的程序，就在一步一步提高法律的地位，缩小有权力有地位的人的特权。……到了主权在国会，代替了主权在君主，法治的原则才算真实成立了。主权在国会，就是立法机关处最高的地位；立法机关处最高的地位，就是法律处最高的地位的意义。”[17]
　　什么是法治？按照罗隆基自己的总结，主要包括两点：“第一、法治的真义是执政者的守法。是缩小执政者的特权，提高法律的地位。是执政者与人民平等守法的地位，他们一举一动，要以法律为准则。第二、法治的重要条件，不止在国家的基本大法上承认人民权利上一切的原则，而在原则施行上，要有审慎周详的细则。法治要注重‘法定的手续’。”[18]这就是说：法治的第一要求是执政者守法；法治的第二要求是法律要承认、保障人民权利。前者针对法律的运行，后者针对法律本身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