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政治逻辑阐释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4-08-21
另一个实例是作为一种政治意涵的法律传递的“三个至上”。2007年12月2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同参加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的代表和全国大法官、大检察官座谈时指出：大法官、大检察官要始终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切实承担起带领广大法官、检察官和其他工作人员保障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历史使命和政治责任，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而不懈努力。至此以后，我国全国司法系统（法院和检察院系统）就全面地开展了对于“三个至上”的学习，并要求全体法官和检察官要在自己的实际工作中始终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司法案件的处理一定要实现“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三者高度统一。
很明显，这“三个至上”是胡锦涛总书记特别地对那些对我国司法工作（人民法院工作和人民检察院工作）负有特别的领导责任的大法官和大检察官们提出的要求，这“三个至上”也就是在当前我国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背景之下我国那些大法官和大检察官们的政治责任。但是，在后来的宣传和学习与领会中，这“三个至上”被很不适当地同时也作为了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我国的全体法官和检察官的政治要求与业务能力要求了。其实际后果是，处于司法实务第一线的那些法官和检察官们，面对具体的案件要求充分体现这“三个至上”的要求并实现“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的时候，就遇到了“和谐司法”对我国法官和检察官的要求一样的实践难题：很多人都说不会办案、也不敢办案了！这种情况恰如2008年4月10日，新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到珠海法院视察时针对死刑判决问题所发表的讲话产生的社会效果一样，当时王院长谈到判不判死刑应该有三个依据：“一是要以法律的规定为依据；二是要以治安总体状况为依据；三是要以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感觉为依据。” 此话一出，不仅全国上下反响强烈，而且更重要的是法官们普遍感到我国的《刑法》似乎没有用了，作为法官自己不再敢判案了——因为自身的政治素养不够，对于治安总体状况如何不敢轻易判断而且即使有了判断也很可能不准确；对于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感觉究竟是什么更是心中没谱！
其实，“三个至上”的确就是中国共产党对我国司法工作负有特别领导职责的大法官和大检察官的基本要求：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大法官和大检察官们当然必须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作为国家公职人员，大法官和大检察官们当然必须坚持“人民利益至上”；作为法律职业人，大法官和大检察官们当然必须坚持“宪法法律至上”！这“三个至上”实际上是针对大法官和大检察官们不同的社会身份与社会角色的基本职责而言的。因为在通常情况下，我国的大法官和大检察官们基本上都是同时具备这三种社会身份和社会角色的。而且这“三个至上”确实也是内在地统一的，从根本上来说，“人民利益”确实是最为“至上”的，因为“党的事业”本身就是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存在的，2007年10月2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在《总纲》部分开宗明义地就宣布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党的建设必须坚决实现”的“四项基本要求”中第三项“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部分也明确宣布了：“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众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不允许任何党员脱离群众，凌驾于群众之上。”“人民利益”之所以确实是最为“至上”的，还因为“宪法法律”本身就是为了充分而切实地保障“人民利益”而由“人民”通过一定的合法途径（代议制方式）而制定出来的，这也是当代民主政治和宪政的根本与核心之所在。也正因为这样，从社会或者国家的规范化与制度化的治理来看，“宪法法律”是、也应该是集中表达和体现“人民利益”，当然也就自然地表达和体现了“党的事业”的根本性要求，也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很有把握地说这“三个至上”是内在地统一的。无论是从潜在的还是显在的、终极目标还是间接目标、无论是从过程的程序性目标还是结果的实体性目标来看，这“三个至上”都始终体现了法律与政治在根本性的指导思想上的统一、在主体的民主法治和宪政意识上的统一、在规范与制度的精神原则上的统一，这种统一的最终归属点应该是“宪法法律”。在法律事务上特别是在作为法律实践运作的核心的司法实践上如果不能统一到“宪法法律至上”上来，那么，“党的事业至上”和“人民利益至上”不仅各自而且它们的组合也根本就是一句空话，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同样的道理，所谓司法工作特别是具体的司法实践要实现“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其统一的最终归属点也在于“法律效果”。法律效果是这是三个效果实现的基础和前提，没有好的法律效果绝对不可能有好的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仅仅有了“政治效果”，而“法律效果”不好，那么，其“社会效果”也肯定好不了。因此，不首先关注和考虑司法实践的法律效果而单纯地从政治效果或者所谓的社会效果上去使劲，最终所损害的将不仅仅是法律的权威，而且最终也将损害政治的权威。
综上所述，政治作为法律的实践背景是一个客观的现实，也是法律与政治之间本来关系的真实逻辑的体现。但法律的实践运作一般情况下也不可直接地将现实政治的功利目的纳入具体的法律实践环节甚至以其为根本性指针而放弃或者忽视法律本身的目的。不过这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此处不赘。我在这里所强调的只是，在任何时候，政治的的确确都始终是法律实践展开的背景，法律实践在客观上就根本不能不顾及现实政治需求与现实政策，不能不顾及政治现实的具体情势——既包括国内政治现实情势又包括国际政治现实情势，现实政治政策与政治现实情势也肯定地要对法律实践施加各种直接的或者间接的、积极的或者消极的影响，制约甚至控制着法律的具体实践活动及其效果显现。
四、政治作为法律的发展动因
政治和法律的共同存在根基在于现实社会中各种利益的存在，而一个社会的存在又是政治和法律存在的基本前提，但是假如不能对社会中的这些众多的利益予以协调，利益之间的纷争很可能导致社会秩序的高度混乱，公共利益的缺失和公共事务的无政府状态也可能将彻底导致社会的崩溃。这也就是我们反复强调政治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任何阶段都存在的绝对必然性和不可或缺性的原因。从利益尤其是公共利益以及基于公共利益的公共事务来看，政治始终都是在事实和逻辑上先于法律而存在的，因此，说法律是政治的产物并不为过，这也表明政治乃是法律发展的根本性的动因。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公共利益的保护和公共事务的维持，乃是现实政治的直接的甚至也是根本性的重大目的，而在现代社会，这种政治的需求和目的在很大程度上确实是由法律来担当和承受的。换一句话说就是，在现实的社会生活层面，仅从技术角度而言，法律的发展无论在宏观层面还是在微观层面，都始终是受到政治——现实的政治与政治的现实两个方面——的促动、制约与控制的，政治毫无疑问是法律的发展动因。
政治作为法律的发展动因体现在宏观层面，实际上就是指的政治乃是一个社会或者国家法律的制度及其实践运作、法律的思想观念与精神原则的发展的促动、制约与控制因素。也就是说，现实政治与政治现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社会或者国家法治状况的实际而重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因素。以我国的情况为例，自1949年以来，我国尽管也在断断续续地进行着法律的制度建设，但是并没有真正的法治建设——起码在改革开放政策实行之前我们的主流思想观念也还是把法治视为资产阶级的东西而给予否定的，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起我国要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政治政策之后，也就是在我国现实政治与政治现实发生了重大变化之后，我们才真正开始了全方位的法律制度建设并开始有了“法治”的意识，但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改革开放政策实行了将近20年之后，我国才真正明确地宣布我们也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
1996年，第八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作为国家的治国方针。199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并把“法制”之制由制度的“制”改成了治理的“治”。1999年，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进了宪法之中，使这一治国方略获得了国家根本大法的保障。为了把这一治国方略真正落实到实处，国务院在1999年以国发（1999）23号文件的形式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2004年，国务院又以国发（2004）10号文件的形式发布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提出了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和任务。2008年2月2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的法治建设》白皮书指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中国人民的主张、理念，也是中国人民的实践”，“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是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内容，成为中国政府施政的基本准则。”
政治作为法律的发展动因体现在微观层面，实际上就是指我国的一些具体的法律制度或者法律原则的发展与完善，乃是在现实的政治与政治现实的推动之下才得以实现的。我们以我国的几次重大修宪为例对此加以说明。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在一些左的、僵化的思想和观念影响之下所形成的制度安排和思维模式严重地影响和制约了我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妨碍了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所以，打破旧的、左的、僵化的政治思维和观念意识，成为现实政治实践最为关键的政治现实，在这种政治情势的推动下，1988年4月12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我国第一个宪法修正案，该修正案在宪法第十一条上增加规定了这样的内容：“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这个修正案将宪法第十条第四款规定的内容：“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修改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在20世纪90年代初，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加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增加社会财富总量，扩大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经济贸易合作。这样的现实政治需求在法律上的反映是多方面的，但在宪法中的反映意义最为深远。1993年3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新的宪法修正案，这个修正案共有9条，其中特别重要的是：第一，在宪法序言第十自然段末尾增加了这样的内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第二，宪法第十五条规定的内容：“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国家通过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和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协调发展。”“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破坏国家经济计划。”修正案将此条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国家依法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主义经济秩序。”1997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这时中国共产党已经在实行社会主义法治这个问题上达到了全党在思想和行动上的高度统一，江泽民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提出要“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同时强调“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在这样的政治现实背景下，1999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包含6条内容的宪法修正案，其中特别重要的有两个方面：第一，宪法第五条增加了一款作为本条的第一款，特别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第二，宪法第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修正案将其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2002年11月8日至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报告明确指出：“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这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全局性作用。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坚持依法执政，实施当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并要求“必须增强法制观念，善于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起来，不断提高依法执政的能力。”2004年9月19日，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更明确地将“依法执政”作为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本方式。所谓“依法执政”，其基本内涵就是：“坚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以法治的理念、法治的体制、法治的程序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要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各级党组织都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全体党员都要模范遵守宪法和法律。要督促和支持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依法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切实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14]也就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与现实政治情势促动下，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包含14条的宪法修正案，其中特别重要的内容体现在：第一，对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做了修改，明确提出了“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二，在宪法第三十三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原第三款相应地作为第四款），特别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第三，宪法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修正案将其修改为：“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第四，宪法第十三条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修正案将其修改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其实，政治作为法律发展的动因还不仅仅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其体现更为广泛。一个国家国内政治情势是一个方面，其所面对的国际政治情势同样有可能是对一个国家法律的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动因。2001年，经过多方的长期努力，中国终于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即WTO。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不仅仅是对我国国内而言，而且对于国际社会而言也理所当然地是一个重大的国际性政治事件。而这样一个重大的现实政治事件对我国法律制度的发展的促动是非常巨大的。因为根据我国加入WTO的承诺，我国不得不开始逐步修订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尤其是要大量地削减和取消与行政审批制度直接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内容。于是，我国政府从2001年开始就展开了对于与WTO规则不相适应的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的大规模的清理工作。“2008年1月15日，国务院总理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对截至2006年底现行行政法规共655件进行了全面清理，对主要内容被新的法律或者行政法规所代替的49件行政法规予以废止；对适用期已过或者调整对象已经消失，实际上已经失效的43件行政法规，宣布失效。国务院在加强法规、规章备案审查的基础上，进一步健全省、市、县、乡‘四级政府、三级备案’的规章、规范性文件备案体制，促进地方各级政府依法行政。2003年3月至2007年底，国务院对有立法权的地方和国务院部门报送备案的 8402件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地方政府规章和国务院部门规章进行了审查，对存在问题的323件法规、规章依法进行了处理。”[15]另外一个可以作为例证的是，早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即里约地球峰会）上，全世界154个国家就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随后1997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在日本京都召开，14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通过了旨在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以抑制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但是，美国作为全世界最主要和最重要的发达国家，却迟迟不签署《京都议定书》。
同时，我们还必须注意，政治作为法律的发展动因，还体现在政治的情势——政治现实与现实政治——对于法律发展始终体现在这样两个方面：一方面，通常情况下作为日常的理性认识，我们首先都会想到的就是现实的政治情势始终都对法律的实质性内容的变化或者说法律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这是客观事实；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我们不是很特别地加以注意的一个方面，这就是现实的政治情势对于法律的形式方面的发展与进步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而这一点恰恰反映了社会本身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所体现出来的政治文化与政治智慧的发展与进步，对于法律的外在形式与具体的技术环节更加精巧细致的要求，也就是说法律的这些形式上的发展与进步，应和着现实政治要求更加技术化地、功能最大化地表达和体现现实政治智慧的实践需求。
注释:
[1] [英]戴维?米勒（英文版主编）、韦农?波格丹诺（英文版主编），邓正来（中译本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29-630页。
[2] [英]戴维?米勒（英文版主编）、韦农?波格丹诺（英文版主编），邓正来（中译本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30页。
[3] [法]莫里斯?迪韦尔热著，杨祖功、王大东译：《政治社会学——政治学要素》，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1页。
[4] [法]莫里斯?迪韦尔热著，杨祖功、王大东译：《政治社会学——政治学要素》，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57-258页。
[5] [美]F?J?古德诺著，王元译：《政治与行政》，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0、11页。
[6] [美]F?J?古德诺著，王元译：《政治与行政》，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1页。
[7]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7页。
[8]参见周叶中主编：《宪法》第2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二章第三节“新中国宪法的产生和发展”。张晋藩：《中国宪法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八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制宪活动与宪法”。
[9]高铭瑄、马克昌主编，赵秉志执行主编：《刑法学》（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0-14页。
[10]参阅何勤华主编：《外国法制史》，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49页。
[11] [美]亨利?J?亚伯拉罕著，刘泰星译，姚诗夏、朱启明校：《法官与总统——一部任命最高法院法官的政治史》，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37页。
[12] [美]亨利?J?亚伯拉罕著，刘泰星译，姚诗夏、朱启明校：《法官与总统——一部任命最高法院法官的政治史》，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38页。
[13]参见赵华军：《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着力探索和谐司法新模式》 ，http://www.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333262 2009年8月20日。又参见吴修国：《司法和谐建设的目标模式与推进机制》，http://www.tzfy.gov.cn/fglt/llyd/t20080424-30780.htm 2009年8月20日。
[14]张文显：《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中国法治建设》，载《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9期。
[15] 《中国的法治建设》, http://www.chinalaw.gov.cn/article/xwzx/fzxw/200802/20080200030032.shtml , 2009年8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