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光复与钓鱼岛列屿的法理回归

    摘要：明清朝廷与琉球中山目的往来有500多年历史，早就存在传统边界。明代福建省已经在管理钓鱼岛列屿。清朝在台湾设立台湾府，钓鱼岛列屿划归台湾府管辖。康熙五十九年徐葆光等人出使琉球，与琉球方面的官员及学者谈及琉球领土问题，后综合双方的意见，出版了《中山传信录》一书，这本书既确定了琉球国的范围，也划定了清朝与琉球的边界。按照这一边界，钓鱼岛列屿属于中国所有。甲午战争失利后，清朝被迫割让台湾，因而失去对台湾省管理的钓鱼岛列屿的管理权。日本二战失败后，钓鱼岛列屿在法理上已经回归中国。
　　关键词：钓鱼岛列屿；福建；台湾；琉球

　　1972年日本东都大学的井上清教授在其雄文中论证了钓鱼岛列屿自明清以来属于中国所有。其后，日本的一些学者对此提出了一些质疑。本文主要论证钓鱼岛列屿在明代就由福建省管辖，清代先由福建台湾府管辖、后由台湾省管辖，清朝被迫割让台湾后，才失去对钓鱼岛列屿的所有权。日本二战失败后，被迫归还中国的领土台湾，因而，从法理上而论，钓鱼岛列屿已经在法理上回归中国。
　　
　　一、钓鱼岛问题的以往研究
　　
　　中国与日本分界的钓鱼岛问题，历来是两国争论的焦点。在日本学者中也分成两种观点。奥原地敏雄主张钓鱼岛属于日本的冲绳县，而井上清教授在其雄文《尖阁列岛——钓鱼诸岛历史的解明》中，经过详细的考证，论证钓鱼岛列屿属于中国领土。井上清教授的雄文最早发表于1972年，本是其专著的一部分，1996年又由东京第三书馆出版《尖阁列岛——钓鱼诸岛的历史剖析》专著。井上教授搜罗的钓鱼岛相关中日文献十分详尽，论证也十分有力，因而在中日两国产生巨大影响。其后，中国学者中，杨仲揆、丘宏达、沙学浚、方豪相继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发表了一系列成果。大陆学者中，吴天颖于1994年发表专著《甲午战前钓鱼列屿归属考——兼质日本奥原地敏雄诸教授》，该书在详细辨析史料的同时，对日本奥原地敏雄诸人的观点进行了批驳。1998年，郑海麟在香港发表《钓鱼岛列屿之历史与法理研究》一书，该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增加了许多西文舆图史料，并从国际法的角度批驳了日方的观点。正如陈捷先所说：“咸认该书征引史料丰富，研究深入彻底，论证公允客观，并为钓鱼岛列屿主权之归属中国，提出了如山的铁证。”2007年由中华书局出了郑海麟著作《钓鱼岛列屿之历史与法理研究》增订本。原著有22万字，增订本达30万字。21世纪以来，中日双方都有新的著作问世。鞠德源所著《日本国窃土源流——钓鱼列屿主权辨》以较大的篇幅详细论证了钓鱼岛列屿属于中国。其后，作者在2006年又出版了《钓鱼岛正名：钓鱼岛列屿的历史主权及国际法渊源》，进一步论证了钓鱼岛归属中国的观点。和慈毅在其《明清时期琉球日本关系史》一书中，从日本与琉球的关系讨论中，论证了钓鱼岛列屿属于清朝的版图。
　　在日本方面，2002年浦野起央著有《尖阁诸岛·琉球·中国》一书，仍然坚持钓鱼列岛原是无主岛的观点。浦野起央还与在日本的中国学者合作，编著了《钓鱼台群岛(尖阁诸岛)问题研究资料汇编》一书，书中罗列了中国与日本双方的主要资料和观点。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学者不肯公示有利于中国的日文史著，如1719年新井白石所著《南岛志》，1785年林子平的《三国通览国说》，以及《冲绳志》、《冲绳志略》等书。
　　在中日学者的争论中，日本学者也向井上清及中国方面提出了一些问题。例如，日本有人说：在陈侃出使琉球的明代嘉靖年间，中国的统辖权尚未伸及台湾岛，所以，作为台湾附岛的钓鱼岛也不可能是中国领土。日方学者因而主张钓鱼岛是无主之地。对这些问题，有必要认真回答。我认为日本学者观点之不当在于，他们有意无意忽略了琉球与福州之间的密切关系，从而忽略了琉球与福州之间早就形成的疆界，这一疆界不只是自然疆界，而且是具有法律意义上的国家之间的疆界。
　　
　　二、琉球与福建关系的建立
　　
　　冲绳群岛位于亚洲大陆架东面的海洋之上，大致处于中国的东面、日本的南面。因而冲绳在历史上一直受到中国文化及日本文化两方面的影响。南宋末年，冲绳主岛出现了独立的国家，由舜天王统治。明代该国受中国之封，取名为中山国。中国史籍也称之为琉球。
　　明代福建与琉球往来的港口最早是泉州，后改到福州，对这一问题学术界的研究成果颇多。大致来说，自唐宋以来，福建的主要对外贸易港口从福州转到泉州，其原因应与福州港的弱点有关。福州港是闽江的内港，进入闽江口之后，还有一百多里布满礁石的航道，才能抵达福州港。所以，福州港历来被航海家称为最险的港口。除了本地人，外来的船只不敢随意进入。这就限制了自身的发展。事实上，当时从海外进入福建领水贸易的船只，大都愿意到泉州的港口，而不是到福州。其次，福建南部的闽南人，是中国海洋文化的主要承载者，唐宋时期从中国出发的船只，大都属于他们所有。在他们的经营下，泉州与亚洲多数港口都建立了联系。对外商来说，只要进入泉州港，就可与各国商船贸易，买到自己想买的商品。这是泉州港胜过福州港的原因，也是明朝将三大市舶司之一设于泉州的原因。在前述背景下，可知当时琉球与泉州之间的航路是二者之间的主要航路，闽南的民众也常私下到琉球贸易。如正统三年，“龙溪民私往琉球贩货”。凹可以证之历史的是，在琉球国度起到重要作用的明朝移民，如蔡、郑、林、梁、金等居住于琉球的久米村，他们多为闽南人的后裔。他们应是在琉球人到泉州进贡的时代结识了琉球人，而后有机会到琉球发展，并被奉为上宾。
　　然而，设置于泉州的福建市舶司，最终于明朝成化年间移到了福州，这与琉球人的选择有关。在明朝三大市舶司中，泉州市舶司的地理位置不如明州市舶司，更不如广州市舶司。因为，泉州市舶司夹于明州和广州两大市舶司之间，从北方国家到中国贸易的船只，大多到明州的宁波港，而从南方国家来到中国的船只，大多到广州港进行贸易，不论是从北方来的船只还是从南方来的船只，到泉州的都不多。自宋元以来，泉州海外贸易的发展，主要得益于当地民众自行到海外贸易，官府因而得以抽税，所以要设市舶司。自明朝实行海禁制度后，民众去海外贸易成为非法行为，闽南人不能从泉州港到海外贸易，只好自行冒禁下海，他们大多集中于九龙江流域的漳州区域，泉州港在明代前期的私人海上贸易中，发挥的作用不大。而在官方的对外贸易中，泉州只能与来自东方的港口贸易。具体地说，当时自动来到泉州港贸易的，主要是东方的琉球和东南方向的三屿、苏禄等港口。三屿和苏禄应是分布于菲律宾群岛的小国，他们的经济较为落后，对中国商品的需求不大，所以，他们没有迫切的进贡要求，来到明朝的机会也不多。明代中叶以后，苏禄国不再向中国进贡。这样，泉州市有价值的贸易对象，实际上剩下了国家虽小、但对海外贸易十分积极的琉球国。琉球人从其海岛向中国航行，早期是沿着海岛向西南行驶，过了台湾之后，再由澎湖抵达泉州。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