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贵连:法史学的“十五字”箴言

　“搞历史的人，都喜欢讲规律性。其实历史是没有什么规律的，都是偶然性。人生也是一样。”
　　
　　记者（以下简称“记”）：李老师，您好，您能谈谈您高中毕业报考大学时的经历吗？
　　李贵连（以下简称“李”）：当时大学招生的数量很少。大家复习很紧张。我1965年考大学。那年我的县里面有三个中学，一半多考生考上了大学。我高中的老师很厉害，都是正规大学毕业来当中学老师，所以那一年考得都不错。我那年考大学，也不像现在，没考以前就要填志愿。基本填法和现在也类似，分一类学校二类学校。填志愿基本就是老师出谋划策，我读法律也是老师的意见。现在选择多，时代还是比我们那时强多了。我们那时哪来选择，不想干的话，没有户口，没有工资，没有粮票，是无法生活的。
　　记：进入湖北大学法律系以后，您的感想有哪些？
　　李：考上大学时很高兴。当时城乡差距比现在还要大，离开农村很高兴。农村人为什么考大学？就是想把户口转到城市，离开农村。百分之九十九乃至百分之一百的农村学生都是这样的。现在有的人说进大学有多大抱负，我是不太相信。当时城市的人口也很少。我进了大学，对专业根本没什么印象。只知道法律是绝密专业，所以老师不会让成分不好的学生报考。连中农都不让报，得贫下中农才让报。我们读大学的时候，现在来看，整个的法律教育是最低级的。全国法律系只有四家：北大、人大、吉大、湖北大学有法律系，政法学院四家：北京、华东、西北、西南四家。我读书的时候，一个系里一个年级只有六十多人，一半是调干过来的，一半是考上来的。我们学校人数是这样，其他学校恐怕也是这样。这些人毕业出来，大部分都改行了。据我所知，我就读的湖北大学，1963、1964、1965、1967、1968年毕业的学生，基本都改行，很少进公检法。我那一届，真正搞政法工作的，就我一个。我毕业后进了当时的军管小组。另外有两个同学在劳改工厂，勉强算是政法工作。其他同学都改行了，改行去工厂的、去学校的，五花八门什么都有。
　　记：那本科学习结束后，到您报考北大法律史专业研究生，是一段怎样的经历？
　　李：搞历史的人，都喜欢讲规律性。其实历史是没有什么规律的，都是偶然性。人生也是一样。大学毕业后我到军垦农场搞了一年多，然后就分配。我分配到了县军管会。分配去搞了两年工作队。然后军管结束，公安法院分家，我就去了法院。到法院后又搞了一年运动，然后正式工作。我在法院里，待了大约四年时间。干过刑庭干过民庭，也干过秘书，做过庭长。我那个县六十多万人口，法院连炊事员在内，不到二十人。所以我什么都干过，办公室都不需要。说到报考研究生，第一是觉得在大学里没有读太多书，特别是专业书，想再读书；第二，对法院办案厌倦了。法院里有两类案件最多，我很厌倦。一类是反革命案，文化大革命里反反复复，像翻烧饼，今年反革命，明天就不是了；今天判完，明天又要平反，很麻烦的。另一类是性犯罪，当时通奸是有罪的，某人和某人通奸是属于犯罪的。性犯罪掌握证据很少，光靠口头证据，但是万一一翻供，又麻烦了。我很烦这两类案件，不想再干了。我当时没什么远大的理想，就想离开那个大山区，没有什么高尚目标。和我一届考进北大的研究生，很多都来自边远地区，考研究生就是为了改变命运。
　　记：那在三年研究生生涯里，对您影响最深的老师和同学是谁？
　　李：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就是张国华老师，他是我的导师。我们那时候读研究生，可没有你们轻松。读研究生，年纪大的四十多岁了，一般也三十多岁，都拖家带口。那个中文系的钱理群也是。不过研究生的那几年，确实是读书很勤奋，一天到晚都在读书。大家都觉得耽误了好多年，要补上；还想着要改变自己的命运，都很努力。可以说是理想主义，没有多少现实的考虑。我们是导师负责制，我跟着张国华老师，所以对我的影响最大。三年书读完我便留在学校了。
　　当时读书的同学，现在都退了。大家关系都比较融洽。当年法律教育刚刚恢复，法律人才非常紧缺，好多概念人们都不知道。当年在北大，讨论过法人制度问题。现在法人是个很平常的概念，而当时好多人都不知道。计划经济下，哪里来的法人概念。当时我们给光明日报投稿，光明日报的人说，你们这个地方写得不对，“标的”这个写法不对，中间应该断开。我马上打电话给光明日报，说你这个绝对不能断开，要是断开了不是开玩笑吗。当时就是这样，最基本的概念也不知道。
　　记：那您是不是在研究生期间，就确立了以后从事教学研究的志愿？
　　李：对。我是不想再回到机关了。我很反感再接触实务的东西。包括律师，我是最有资格做律师的了，因为我有法院工作的经历。但是我没有办过一件案子，也没有做过一天律师，我连律师证都没有。
　　
　　“这十五个字，我自己不能完全做到，但我觉得，我们法史应该朝这个方向努力。”
　　
　　记：那在法史学界，您有哪些基本观点？
　　李：我们1978年恢复高考以后，用了十多年时间，重新把民国时代那些东西恢复过来。中国的法史研究，从清末沈家本开始，到民国，解决了中国历史上有哪些法，法律发展的脉络问题。但是1949年以后到1978年，我们又把这些成果全都忘了。所以1978年以后是恢复，以两部著作为标志。一是《中国法学史》多卷本，一个是《中国法律思想史》多卷本。这两部多卷本问世以后，恢复的过程就结束了。接下来就应该往深入方向发展。纸面上的东西做出来了，应该再从社会实际实施的情况研究。我们现在颁布的法律和社会上实际实施的法律是两回事。现在是这样，以前也是这样。怎么样深入呢？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理解。我觉得，我们做法史的，要坚持十五个字：第一“通古今之变”，就是了解法律的整个变化过程。孔子的观点，是思想，但没有成为制度。孔子的思想后来成为制度，这个制度在社会上是怎么实施的，就会有很多问题。比如“容隐”制度。如果父亲把母亲打死了，告发不告发？容隐不容隐？这要靠实际的判决来决定。父亲打死母亲，社会上没有吗？有的。父亲把爷爷打死了，儿子要不要容隐，社会上没有吗？没有的话就不成其为社会了。“容隐”是法律，“子孙违反教令”也是法律，为什么清末法律改革，子孙违反教令争议很大？如果父亲教令和母亲教令不一样，怎么办？当时包办婚姻，父亲定了这个，母亲定了那个，这是不是都是教令？父母同意了这个，爷爷不同意，怎么办？一思考具体制度，这里面有很多问题，所以一定要通达古今的变化。这些制度可都是维持了几千年的，要思考古今是怎么变的。第二，要“明中西之异”。何老师本来是搞外法的，现在他也搞了不少中法。实质上光搞外法不行的，一定要和中法结合起来。我对北大搞外法的人说，不能光搞外法，光搞外法很空的。外法这么大一个范围，而中国一个朝代就有多少材料，外法搞这么大范围，那么多国家，没办法做到“地熟”，资料怎么看得过来？真正要搞外法的话，比如说英国，住它个七八年，可能能搞出点名堂。不然，一定要和中法结合起来。中国近代把传统的法一下子反过来接受西方，但又不是完全接受西方，传统还是受影响的。同一个概念，中国和西方可能就不一样。所以要搞明白中国和西方的概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西方传进来的一些即使很基本的概念，像民主啊，民权啊，人权啊，由于观念不一样，翻译过来会有差异在里面。我也不明白很多差异，只是说一下这一点。第三，要“究当世之法”。这十五个字，我自己不能完全做到，但我觉得，我们法史应该朝这个方向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