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腐败之怪现状

      “中国人，面子要紧”——国人的面子观念
      中国人的“面子”是被美国传教士明恩浦“发现”的，他的《中国人的素质》第一章标题就是“面子要紧”。面子的确是理解中国国民性与儒家伦理的一把钥匙。“讲面子”范围限于情缘关系、“讲面子”法则基于礼义规范，这些都与儒家相关。吴思先生独具慧眼，创造了“潜规则”概念，但他将其视为与仁义道德背离的“规则”时，却不得要领。因为传统的“潜规则”，就是在情缘关系中公开实行的“礼规则”，其中便包括利益共享、彼此互敬“给面子”法则。今日中国，封建“礼纲”被废除、甚至颠倒了（如“媳妇虐待婆婆”），但“礼义”规范却以“面子法则”方式承继下来了。根据面子法则办事，绝非都是腐败，但它却为中国式腐败提供了一条合“礼”有“义”的程序化路径。
      行贿并非国粹，“黑金”各国皆有。但如吴思先生所说，国人一旦给“黑金”包上“红纸”，变成“礼敬”，就将“贿银”变成了必须“笑纳”的“礼金”了。“给面子”，把丑恶的权钱“交易”变成礼尚往来的“交情”，确是中国式腐败的一大特征。一些巨贪之所以能日进斗金，就因为只要他肯“给面子”，就有无数“关系”愿排队“送银子”。而对那些清廉官员而言，这面子法则却可能使其良心天天处在煎熬中。譬如当老同学、老战友、老领导以及哥们弟兄亲朋好友轮番出面请他“给个面子”的时候，他就是想不知法犯法都难。因为有些面子是必须给、不给不行的。不少品质尚好的官员之所以在“高危岗位”上一茬茬地倒下，实际上就是被面子法则打倒的。
      人们或许会感到疑惑：不畏法律的国人，为什么对这面子法则反倒敬畏如此呢？这是因为面子体现着国人的荣辱观念，丢什么，也不能丢面子。如一位德国教授“发现”的：国人“面子”不同于西方“体面”，它是在情缘关系中的“复数”存在。国人是否守法，只是个人行为；而是否讲面子，却牵扯到情缘关系中所有人的荣辱。如不给某人“面子”，便是不给某群人“面子”，就要受到“不仗义”的舆论制裁，这就会出现变成“公敌”的情况。譬如，文强向派出所所长明说某黑老大是自己的哥们，此后，再执法得罪了黑老大，那就是不给文强面子。在这个“讲面子”过程中，党纪国法、法治正义、社会公德，等等，统统被丢到爪哇国去了。当然，如有人破坏规矩，收了钱不办事，这时，行贿者就可撕破面子了；而一旦撕破面子，法律威力就彰显出来了。如果巨贪们能按“规矩”办事，在面子法则庇护下，他们可能依然是“优秀公仆”呢！
       “兔子不吃窝边草”——国人的私德观念
      私德是相对公德而言的。公德维护的是法治规范，私德维护的是礼制规范。是否践行公德，与面子无关；是否践行私德，与面子有关。“私德”不姓“公”，所以，对损害公共利益的腐败现象，私德不仅不制止，反而会助长、纵容。譬如国人吃请，对方是“私款”、还是“公款”，这是要搞清的“首要问题”。私款请客，点菜别太贵，意思到就行了；公款吃喝，千万别客气，“不吃白不吃”。以此类推，凡损公肥私的腐败行为，私德是不会干预的。
      但“私德”也是“德”，儒家伦理更是讲“爱”的，“仁者爱人”嘛。有私德约束，一些丧尽天良的腐败行为总不该发生吧！像豆腐渣工程，一旦楼倒路垮是要死人的。但给了回扣，这种工程就能评上优秀。像假药之类产品，拿了好处就批文，简直等于参与谋杀。贪官为什么缺德如此呢？这就涉及私德的外延问题了。私德或儒家仁爱是维持情缘关系的，它有“德”有“爱”，但又有“边”有“界”。《礼记》云：“亲亲以三为五，以五为九……而亲毕矣”。亲既毕，爱即止，道德即失效。因此，国人对“五服”之内的亲戚，是要讲仁爱的，否则便是“六亲不认”；但“五服”之外的陌生人，理所当然漠然待之了。“兔子不吃窝边草”，说的就是再缺德也不能害乡亲。至于是否“吃”了外面的“草”，甚至成为江洋大盗，乡亲们是不闻不问的。因此，那个竭力让患者“搭桥”的医生，是绝不会让自己父母“搭桥”的。基于这种现实，认识一个医生哥们还是“必须的”，关键时刻，基于私德，他会告我们实情。问题是，事关百姓生存安危的领域太多了，我们能认识如此多的懂行哥们吗？
      四、廉政文化应是反腐的核心
      本文所谓腐败，泛指利用各种权力违规获利的现象。对普通百姓而言，公域中的腐败未必与己相关，但私域中的腐败却是必然遭遇的。许多“显性腐败”已人所共知，许多难以识别因而难以逃避的“隐性腐败”，则危害更甚。如“过度教育”问题。所谓“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名言”，既是扼杀孩子童年幸福、求知兴趣乃至健康的罪魁，也是助长教育腐败的祸首。家长们既是被腐败对象也是腐败主体，他们不仅“自愿”购买辅导材料、上辅导班，还自愿给老师、校长送礼，进行钱权（教育权）交易。
      相对公域而言，私域腐败危害更甚，因为它正在摧垮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道德底线。
      反腐败是世界性难题。与国内反腐专家只盯住制度建设不同，国际反腐专家更看重文化建设。道理很简单：反腐制度，最多能让人不能、不敢腐败，而廉洁文化，则使人不想、不愿腐败。制度是表，文化是本。假如人人有贪腐之心，制度再好也会失效，包括国内许多学者迷信的票选制度。我在巴西时曾问过当地朋友：为什么明明知道是贪官，选民还选他？答曰“选民也受贿”。
      北欧国家的清廉让人吃惊。多年前，中国一法官培训班请北欧国家法官授课，讲到该国二百年来无一法官枉法时，中国法官问这是为什么。对方语塞，想了一下说，这可能与我们的廉洁文化传统相关吧。事实的确如此，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客观上支持着中国式的腐败。
      这里绝没有全盘否定儒家的意思。传统只能在延续中变革、文化只能在变革中发展。我们要保留儒家的积极因素，扬弃或变革儒家不适用法治社会的内容。弃“礼”归“法”，去“私德”建“公德”，以法律与公德为公民善恶荣辱的统一德性标准。《论语》说得好：“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遗憾的是，这里的“德”和“礼”非今日之“公德”和“法律”。今日“有耻”维护的恰是礼制规则，当国人不给哥们面子时，便会感到“道德压力”；反之，今日国人“无羞、无耻”的恰是各种违法行为。违“法”而无羞、无“礼”而有耻，这正是中国式腐败之文化渊薮。
      那么，如何对国人观念进行“格式化”改造呢？鲁迅先生为此而努力了一生。当代学界新左、新右、新儒家虽彼此争斗不已，但在否定鲁迅批判国民性这点上，众多学者却立场一致。这令我备感悲哀。中国拥有的是鲁迅而非赛义德，这是值得我们民族庆幸的事情。如各派学者真诚期盼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现代文明强国的话，那就理应继承鲁迅精神，批贪官也批“刁民”，批“精英”也批“国粹”，无情批判社会，也无情解剖自己，扬弃礼制“旧我”，塑造法治“新我”，以此促进国民素质现代化；而不是借高调反腐兜售各自“主义”药方，遮掩问题本质，成为阻碍民族进步的“反动”学派。
      当年的儒家精英“修齐治平”，竟能把肯定差等礼制的思想融化到国人血脉中，把孔子诸多近乎乌托邦的“愿景”给实现了，使中国百姓能自觉克己维护了两千年的封建制度。当代有家国情怀、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也理应把肯定公平正义的法治观念渗透到国人灵魂中，完成把国人从“臣民”变成公民的启蒙使命。
      当然，我绝不轻视制度反腐的努力。新加坡和香港的经验证明，廉政文化与廉政措施同时建设，标本兼治，是取得重大反腐成果的关键。中国在这方面是有政治优势的。各种动议、拟议中的反腐制度，如反腐败法、公务员财产公示法、监督法，等等，应尽快出台。当然，法治教育是最基础性的工作了，让孩子形成违法可耻、腐败丑恶的价值观，对遏制成人腐败可生奇效。沈浩女儿给爸爸那张“不做贪官”的字条，我想，比廉政措施更管用。
      此外，根据中国式腐败的特点，还需制定非常规措施。建议有二：一是借鉴美国FBI反腐经验，“卧底反腐”。即由反贪局人员潜入企业，伺机向官员行贿并取证。对于某些常规难以突破的腐败领域或腐败人物，这一手非常有效。同时，应允许公民特别是新闻记者对权力部门进行“钓鱼”取证。二是建立“廉政期箱”制度。权力部门干部每人每年可向箱内存放自己收取的礼金存单等材料，并说明情况，同时检举他人受贿情况。该箱封后存档，三或五年后开箱。期间案发，可提前开箱，以证清白。此法利用“囚徒原理”秋后算账，可有效避开面子法则，让贪官“半夜”害怕“鬼叫门”。它对遏制腐败窝案或“遵命”腐败案，保护廉洁干部肯定有效。企业也可申请此箱，被逼“进贡”时可“秘密”告状；一旦事发，可免除行贿罪责。
      无论何种办法，都未必能立竿见影。但有法可依了，就可逐步上紧“法”条了。目前严打酒驾行为，只是把交通法规落实了，犯事概率加大了，哥们便不会拍胸劝酒了。同理可推，只要反腐力度加大，“出事”概率增加到3%-5%，使“送礼”变成给哥们“送手铐”时，中国式腐败现象便会停止蔓延了。而当小学生都懂得违法可耻时，中国的腐败现象便可根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