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之间婚内侵权行为的中美法比较

    1． 美国法的做法
    美国法院对两者关系的态度不一:（1）一些法院允许两者合并审理。有法院允许在离婚之诉中提出婚内侵权之诉，有法院允许但不鼓励两者合并，有法院则要求两者合并进行。例如，新泽西州最高法院认为两者的合并一般而言是强制性的。当子女福利、子女抚养与监护与解除婚姻关系、解决婚内侵权交织在一起时，法院应将婚内侵权之诉与离婚之诉合并解决，但主审法官有权决定将两者分立审理。[33]德克萨斯州最高法院鼓励而非强制要求诉讼合并。[34]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认为，强制要求离婚之诉与侵权之诉合并将会不合理地延长离婚之诉的期间，并造成延缓决定子女监护与抚养等不利后果。将两者合并是可允许的，但强制合并有违公共秩序。[35]（2）一些法院不鼓励或不允许两者合并审理。马萨诸塞州最高司法法院认为不应将两者合并，而应分别为之。[36]纽约上诉法院也认为将人身损害之诉与离婚之诉合并审理并不适当。两者的目的不同、救济方式不同、要求的证据类型不同，将两者合并将会延长离婚之诉，并使其复杂化。这与迅速完成诉讼、将诉讼对当事人及其家庭造成的损害降至最低的目的相左。[37]第三，一些法院实施个案审查进而作出决定。其没有预先规定对两诉采取合并或分立，而是认为主审法官有权根据事实来决定是否合并审理。法官考量的因素常常包括侵权之诉的权利人是否要求陪审团审理，或者离婚是否采取无过错主义等。[38]
    2． 中国法的选择
    本文认为，美国法中允许而非强制两诉合并的做法可为我国法借鉴。我国法应允许当事人选择同时或分别提起两类诉讼，由法院合并或分立审理；同时允许法院向当事人提出建议，实现法院对诉讼程序选择的有力指导。第一，当事人对诉讼程序拥有处分权是我国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也符合国家对婚姻关系的有限干预，我国不应将两诉强制分立。第二，夫妻之间婚内侵权之诉与离婚之诉在目的、构成要件等方面的区别，使得我国法难以对其强制合并审理。第三，法院在考量具体因素后，有权对诉讼程序提出建议。一方面，法院基于对司法资源的掌握和审判经验，对诉讼程序选择拥有更权威的话语权；另一方面，基于两诉可能涉及到相同的事实，法院对诉讼程序的建议显得尤为必要。
   （三）夫妻之间婚内侵权行为民事责任的可执行性
    夫妻之间婚内侵权行为理应适用我国《民法通则》与《侵权责任法》中侵权责任的一般规定，停止侵害、损害赔偿、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等非财产与财产责任形式均可适用。
    由于非财产责任不存在执行障碍，本文将讨论财产责任的执行问题。
    首先，夫妻个人财产是夫妻之间婚内侵权行为财产责任的物质基础。无论采取何种财产制，夫妻会拥有法定或约定的个人财产，其成为财产责任执行的首选。
    其次，对于夫妻共同财产制而言，非常财产制成为婚内侵权财, 产责任执行的可行路径。非常财产制是指在特殊情况下，出现法定事由时，依据法律之规定或经夫妻一方（或夫妻之债权人）的申请由法院宣告，撤销原法定或约定的共同财产制，改设为分别财产制。在立法例上，瑞士、意大利等国分别设有通常法定财产制与非常财产制，法国、德国则设有共同财产制的解除或撤销制度。[39]就夫妻之间婚内侵权行为而言，当夫妻一方的财产无法清偿其债务时，另一方有权向法院申请宣告改采分别财产制。第一，我国《婚姻法》应增设非常法定财产制度。在采取共同财产制时，如果夫妻能够就婚内侵权的债务承担达成合意，自无申请宣告改采分别财产制的必要；当夫妻无法就债务承担达成合意时，任何一方均有权向法院申请，要求将共同财产制改为分别财产制。自法院宣告之日，夫妻分别财产制开始生效。第二，在现有体例下，采取共同财产制的夫妻仍可要求分割共同财产。一是我国《物权法》第 99 条规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份共有人可以随时请求分割，共同共有人在共有的基础丧失或者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时可以请求分割。”尽管尚不明确何为“重大理由”，但通过法律解释，可将其用于夫妻婚内侵权财产责任的执行之中。二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 4 条规定“一方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等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行为的”，允许法院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分割共同财产，为侵害财产权的婚内侵权救济提供了依据。
    最后，夫妻个人财产的自愿登记制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的报告义务之设定。一方面，个人财产的自愿登记制有利于明晰夫妻婚前及婚内所得的个人财产，保障婚内侵权责任之执行。有学者认为：“对于婚前财产，男女在结婚登记时，可以向婚姻管理机关申请进行婚前个人财产登记，载入婚姻登记档案，发给夫妻财产登记证书；或者在结婚登记后，夫妻双方共同制作婚前财产清单，并经双方签名后生效。对于婚后所得的价值较大的夫妻特有财产，夫妻可在取得财产所有权后的一年内，双方共同制作财产清单，并经双方签名后生效；或者向公证机关申请办理夫妻个人财产公证，取得公证的夫妻财产证书。”[40]另一方面，夫妻婚内所得财产的报告义务有利于非常财产制的执行。在立法例上，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1022 条规定“夫妻就其婚后财产，互负报告之义务”。我国《婚姻法》在修订时可增设夫妻就婚内财产的报告义务，并要求相关单位（如银行等）和个人承担一定的协助义务，保障婚内侵权责任的实现。
    结语
    无论是夫妻之间婚内侵权行为在美国法中由豁免走向规制的历史足迹，还是其在美国法中逐渐得到承认与有力规制的现实景象，抑或其兼具侵权行为之一般特点与特殊性的品质，无疑为尚未确立夫妻之间婚内侵权行为制度的中国法提供了借鉴与参考。从夫妻之间婚内侵权行为的一般性出发，在逻辑上构建夫妻之间婚内侵权行为的完善体系，在司法中充分考量其特殊性，在实践中尽量保证其可操作与可执行。这既有利于该制度的理论建构，也有助于该行为的实践规制。
 
 
 
 
注释:
[1]《美国法典诠注》［18 U． S． C． A． § 2264( b) ］。
[2]United States v． Morrison，529 U． S． 598 ( U． S． 2000) ．
[3]萨利•F•戈德法波：“最高法院，反针对妇女暴力的法案，以及联邦主义的运用与滥用”［Sally F． Goldfarb，“The Supreme Court，the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ct，and the Use and Abuse of Federalism”，Fordham Law Review，71 ( October，2002) ，p． 79］。
[4]米歇尔•J•安德森：“婚内豁免，亲密关系，和不适当的推论：规制亲密者实施性侵犯的新法律”［Michelle J．Anderson，“Marital Immunity，Intimate Relationships，and Improper Inferences：A New Law on Sexual Offences by Intimates”，Hastings Law Journal，54 ( June，2003) ，pp． 1468 － 1472］。
[5]《加利福尼亚州刑法典》［Cal． Penal Code § 262 ( West 2007) ］。
[6]《内华达州修订制定法》［Nev． Rev． Stat． § 200．373 ( 1997) ］。
[7]同注［4］引文，第 1494 －1495 页。
[8]《南卡莱罗纳州法典诠注》［S． C． Code Ann． 1976 § 16 －3 －615( B) ; S． C． Code Ann． § 16 －3 －658］。
[9]以南卡莱罗纳为例，其对婚外主体与配偶分别设定了最高 30 年和 10 年的刑期( S． C． Code Ann． 1976 § 16 －3－ 652，S． C． Code Ann． 1976 § 16 － 3 － 615) 。
[10]道格拉斯•E•艾布拉姆斯等：《当代家庭法》( Douglas E． Abrams，et al． ，Contemporary Family Law，Thomson/West，2006，p． 360) 。
[11]心灵慰藉之诉( heart balm actions) 包括离间夫妻感情之诉、通奸之诉、诱奸之诉和违反婚约之诉。
[12]《侵权行为法重述( 第二次) 》［Restatement ( Second) of Torts § 46 ( 1965) ］。
[13]Day v． Heller，653 N． W． 2d 475，480 ( Neb． 2002) ．
[14]Koelle v． Zwiren，672 N． E． 2d 868，875 ( Ill． App． 1 Dist． ，1996) ．
[15]G． A． W． ，III v． D． M． W． ，596 N． W． 2d 284，286 － 291 ( Minn． App． 1999) ．
[16]Koepke v． Koepke，556 N． E． 2d 1198，1198 － 1199 ( Ohio App． 1989) ．
[17]Crowell v． Crowell，105 S． E． 206 ( N． C． 1920) ．
[18]《婚内侵权行为：家庭暴力、冲突和性虐待》［Domestic Torts：Family Violence，Conflict and Sexual Abuse ( Revised Edition) ，Volume 1，Thomson / West，2005，p． 259］。
[19]Deuschle v． Jobe，30 S． W． 3d 215，218 － 219 ( Mo． App． W． D． 2000) ．
[20]McPherson v． McPherson，712 A． 2d 1043，1045 ( Me． 1998) ．
[21]Kathleen K． v． Robert B． ，198 Cal． Rptr． 273，276 － 277 ( Cal． App． 2 Dist． 1984) ．
[22]Maharam v． Maharam，510 N． Y． S． 2d 104，106 － 107 ( N． Y． A． D． 1 Dept． 1986) ．
[23]路易斯•A•亚历山大：“传播性传播疾病的侵权责任：生殖器疱疹与法律”［Louis A． Alexander，“Liability inTort for the Sexual Transmission of Disease：Genital Herpes and the Law”，Cornell Law Review，70 ( November，1984) ，p． 114］。
[24]同注［18］引书，第 251 －252 页。
[25]Doe v． Roe，267 Cal． Rptr． 564，568 ( Cal． App． 1 Dist． 1990) ．
[26]卡尔•托拜西：“美国的婚内侵权豁免”［Carl Tobbias，“Interspousal Tort Immunity in America”，Georgia Law Re-view，23 ( Winter，1989) ，p． 359． ］。
[27]《路易斯安那州修订制定法》( La Rev． Stat． § 9：291) 。
[28]同注［10］引书，第 369 －370 页。
[29]同注［10］引书，第 382 页。
[30]Hakkila v． Hakkila，812 P． 2d 1320，1323 ( N． M． Ct． App． 1991) ．
[31]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婚姻法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04 页。
[32]杨遂全等：《婚姻家庭法典型判例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71 页。
[33]Brennan v． Orban，678 A． 2d 667 ( N． J． 1996) ．
[34]Twyman v． Twyman，855 S． W． 2d 619 ( Tex． 1993) ．
[35]Stuart v． Stuart，143 Wis． 2d 347，421 N． W． 2d 505 ( Wis． 1988) ．
[36]Heacock v． Heacock，402 Mass． 21，520 N． E． 2d 151 ( Mass． 1988) ．
[37]Chen v． Fischer，810 N． Y． S． 2d 96，98 － 99 ( N． Y． 2005) ．
[38]同注［10］引书，第 396 页。
[39]范李瑛：“婚内损害赔偿与夫妻共同财产制的冲突和协调”，《烟台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 年第 3 期。
[40]陈苇：《中国婚姻家庭法立法研究》，群众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98 －199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