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修改后刑诉法视野下的预防职务犯罪工作

　　论文摘要 修改后的刑诉法进一步突出了尊重和保障人权，对检察机关的侦查权也予以了必要的加强，也给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带来了新机遇。本文从分析目前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现状，结合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新机遇，对今后的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提出动机预防、技术预防、机会预防、全面预防的设想。

　　论文关键词 刑诉法 职务犯罪 特殊预防

　　2012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这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无疑是中国刑事法治文明建设的一大转折点，也给检察工作带来了空前的机遇与挑战。预防职务犯罪，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责的应有之义，也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手段。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检察机关而言，不但在打击职务犯罪、人权保障方面具有重大突破，而且对于预防职务犯罪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目前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现状

　　（一）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
　　检察机关在当前反腐工作形势严峻的情况下，结合查办职务犯罪工作，率先扛起了预防职务犯罪的大旗。目前，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几乎找不到预防职务犯罪方面的相关规定或措施，最高人民检察院虽制定过《关于加强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意见》，但该意见终究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指导意见，缺乏具体的实操性。因此，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几乎是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缺乏法律的保障力和强制力，缺乏权威性。在强调依法治国的今天，这给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深入开展带来致命弱点。检察机关在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只能靠当地党政部门的重视与支持，各单位的自觉来开展，这样一来，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只能成为柔性监督，有关预防建议、措施等难以落实，甚至受到某些部门的排斥亦毫无办法，影响预防工作效果的发挥。因此，无法可依的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就变成了“一厢情愿”的事情。
　　（二）预防效力有待提高
　　检察机关目前开展预防工作的方式主要有个案预防、系统预防、专项预防和预防教育宣传等，预防手段和措施单一，缺乏前瞻性的宏观预防理论研究，也没有明确的法律支撑，目前的工作仍停留在“软预防”，缺乏刚性，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检察机关预防的权威性。另外，受人员配置等问题的限制，让基层检察院的预防工作仍面临着尴尬局面。如在对发案单位及其相关部门提出旨在堵塞制度漏洞、隐患的预防建议时，由于其技术难度要比犯罪分析、预防调查等高得多，需要配备更高层次的专业人员。然而，在我国检察机关预防部门的人员配置上，几乎没有专家级的工作人员。紧靠一般的检察人员审阅制度文本难以提出有实质性的预防建议，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预防工作的实效性。
　　（三）预防合力不足
　　当前职务犯罪侦查和预防分属于不同的部门，职责指向不同，在实际工作中协同配合的也很少，基本上属于各自为政的局面，缺乏衔接与配合。侦查部门在侦查过程中能够及时发现制度流程存在的漏洞，但往往只单纯考虑侦查，考虑预防较少，而预防工作游离在检察工作的边缘，习惯于由侦查部门查案后开展个案预防，预防工作形式化、表面化，没有针对性，存在着办案和预防脱节现象。因此，实践中预防工作往往不能到位，落实预防措施的效果也不明显。检察机关的职能优势在社会化大预防格局中没有得到充分、全面的发挥不能发挥最大效能。

　　二、修改后刑诉法给预防工作带来了新机遇

　　（一）特殊预防工作力度进一步增强
　　惩治职务犯罪是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责，及时查处职务犯罪本身就是一种特殊预防教育，也是目前最有效的预防。有学者认为“刑罚及时性的缺失是社会其他人员‘前腐后继’腐败犯罪的助推力。从这个角度而言，要有效预防职务犯罪，就必须加大职务犯罪的查处力度。只有通过及时查处的手段架起公职人员“伸手必被捉”的防火线，才能更好地发挥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效能。
　　近年来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的打击力度越来越大，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完善与创新了许多检察制度，对于推动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深入发展、提升惩治职务犯罪的能力，有效控制职务犯罪活动、最低限度减少刑罚缺失性的影响，促进预防职务犯罪的实效性，都具有积极的意义。例如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增加了关于“技术侦查措施”的内容，规定在立案后，对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审批程序，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并且规定通过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所收集的材料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这顺应了当前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日益隐蔽化、智能化、复杂化的趋势，对检察机关加大职务犯罪尤其是贿赂犯罪的打击力度、提高办案效率、确保办案质量必将起到积极作用。
　　（二）公权力滥用得到有效防止
　　腐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公权力的滥用，要遏制腐败必须防范公权力的滥用。在刑事诉讼制度中，检察机关是我国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依法对侦查、审判、刑罚执行等诉讼活动进行法律监督，保障我国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维护司法公正。要预防刑事诉讼活动中的职务犯罪，必须在刑事诉讼制度与程序设计中，将防止刑事诉讼的公权力被滥用的理念贯穿始终。
　　为了更好地实现和彰显司法公正，防止司法权力的滥用，修改后的刑诉法进行了许多制度的设计与创新。例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有效遏制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以确保侦查权、审查起诉权、审判权的正确行使，保障了人权，体现了司法文明。这种非法证据的事前审查、排除规则的设立，其本身就是对司法机关公权力的一种监督，无疑可以更好地预防职务犯罪特别是渎职侵权犯罪的发生。
　　除此之外，修改后的刑诉法还健全了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被侵害时的救济渠道，确立了检察机关对逮捕后羁押必要性的审查、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监督、对法院的量刑、对强制医疗的决定和执行实行法律监督等规定。这一系列制度、程序构建和设计旨在加强对刑事司法权行使的监督制约，也是对刑事诉讼领域职务犯罪预防制度的完善。

　　（三）职务犯罪预防手段得到强化
　　有效、及时查处可以有效减少职务犯罪，同时应在刑事法治的框架内，执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当宽则宽、该严则严”，切实发挥刑罚在惩防职务犯罪中的威慑功能。最近几年，我国职务犯罪轻刑化的问题已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职务犯罪缓刑滥用以及减刑、假释操作的不规范等问题让法律权威受到质疑，对犯罪分子的变相纵容也容易造成无法估量的社会危害，不利于遏制职务犯罪。
　　修改后的刑诉法在加重职务犯罪处罚方面作出了新规定，例如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规定对于贪污贿赂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在通缉一年后不能到案，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依照刑法规定应当追缴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这一制度的设计加大职务犯罪的刑罚力度，彰显了打击贪污贿赂等重大犯罪的决心，在挽回国家损失的同时，有效遏制了职务犯罪的蔓延，体现职务犯罪预防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