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法中的“冲突规则”——一个相对封闭的WTO争端解决法律适用系统的形成

    （二）DSU第7．1、7．2、11和19．1条是冲突规则

    有些学者认为，WTO争端解决中可适用的法律不只包括WTO涵盖协定，并且解决WTO法与其他国际法之间冲突的冲突规则来源很广泛。这些冲突规则可在三个不同的地方找到：非WTO条约、WTO条约本身，以及一般国际法。DSU不能被解读为排除援引WTO涵盖协定以外的国际法，也不能被解读为包括一个始终以WTO涵盖协定为准的一般和自动的冲突条款。[42]WTO条约的起草者们本来可以插入一个类似于《联合国宪章》第103条的冲突条款，规定WTO条约优于所有过去和未来的国际法。如果起草者希望WTO条约优于所有其他法律，它们不会这样做吗？例如，它们不会在《WTO协定》中设置一个“不减损条款”，反而要在技术文书DSU中作出规定吗？而且，DSU或任何其他WTO规则都没有规定排除专家组处理并视情况而定适用其他国际法规则。WTO条约和DSU不需要明确提到或确认所有其他可能适用的有关国际法规则，无论它们是在1994年以前或以后。基于DSU是在更广泛的国际法背景下创制和继续存在这个简单事实，这种引用或确认自动发生，其他国际法规则自动适用，除非DSU或任何其他WTO规则已排除了它们。[43]从DSU第7条第1和2款明确提到一些法律（即WTO涵盖协定）推断所有其他法律因而被暗示地排除，是错误的。相反，第7．1和11条暗示在审查WTO申诉时专家组可能被要求援引和适用其他国际法规则。DSU中提到的诉诸涵盖协定不能被理解为排除其他法律。[44]另有一些学者则持相反立场，其认为，在DSU下并非所有的法律都可以由WTO裁决机构适用和执行；[45]这么多次具体提到涵盖协定作为WTO争端解决中可适用的法律，如果成员方还希望非WTO法是可适用的，将是很奇怪的。[46]

    笔者认为，处理WTO法与其他国际法之间潜在冲突的冲突规则，除了前述提到的WTO法中为数不多的规定以外，在DSU第7．1、7．2、11和19．1条的规定中还隐含着冲突规则。尽管DSU并没有对“可适用的法律”作出明确的规定，但是，DSU第7．1条规定了专家组的职权范围，并指示其“按照”争端各方引用的涵盖协定的“有关规定”审查提交给它们的事项。第7．2条规定专家组有义务“处理争端各方引用的任何涵盖协定的有关规定”。第11条更是明确规定专家组“应对其审议的事项作出客观评估，包括……有关涵盖协定的适用性和与有关涵盖协定的一致性的客观评估”，该条可谓“白纸黑字”，只提到“有关涵盖协定的适用性”和“与有关涵盖协定的一致性的客观评估”，因此，可将其理解为完全排除了其他国际法的适用性以及与其他国际法的一致性的客观评估。第19．1条也明确规定，如专家组或上诉机构“认定一措施与一涵盖协定不一致”，则应建议有关成员方使该措施符合该协定，这里指向的仍然是“一涵盖协定”，而非其他国际法。上述这些规定从“按照争端各方引用的涵盖协定的‘有关规定’审查”，到“处理争端各方引用的任何涵盖协定的有关规定”，最后落到“评估（或认定）与有关涵盖协定的一致性（或不一致）”上，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WTO争端解决法律适用系统就形成了。

    总之，DSU第7．1、7．2、11和19．1条中的规定应该被解读为是避免WTO法与其他国际法之间潜在冲突的隐含的冲突规则。在法律适用问题上，它们明确地完全排除了来自国际法其他领域的实体规则在WTO争端解决中的适用，也就是说，在WTO争端解决中唯一可适用的实体法是WTO涵盖协定的规定。

    四、结语

冲突规则的作用在于决定哪些国际法规范应优先适用。但是，《WTO协定》本身没有包含处理WTO法与其他国际法之间关系的一般的冲突条款。在WTO法与非WTO国际条约之间的关系上，不存在后续的关系，也不存在后法优先的问题。即使是在发生冲突的情况下，WTO专家组和上诉机构也不能适用其他国际法。对于WTO法与其他国际法之间的冲突，特别法规则的适用也几乎是不可能的。特别法规则不适于解决彼此独立的规范秩序之间可能存在的“危险的冲突”。也就是说，在处理WTO法与其他国际法之间的冲突方面，难以有国际公法的冲突规则适用的空间。在WTO法中，用于处理WTO法与其他国际法之间关系，除了明确规定的冲突条款以外，在DSU中还可找到一些隐含的“冲突规则”。不过，第3．2和19．2条并不是一条冲突规则，它只是起到限制WTO裁决机构司法能动的作用而已。处理WTO法与其他国际法之间关系的冲突规则隐含在DSU第7．1、7．2、11和19．1条的规定中。从上述规定可以推断，WTO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争端解决法律适用系统，而这个法律适用系统主要是由上述冲突规则构建起来的。
 
 
 
 
注释:
  [1]例如，《生物多样性公约》第22条规定：“本公约的规定不得影响任何缔约国在任何现行国际协定下的权利和义务，除非行使这些权利和义务将严重破坏或威胁生物多样性。”
  [2]WTO体制内部的不同规则之间也可能存在冲突。不过，当WTO各涵盖协定中的两个规则发生冲突时，WTO条约有一系列应以何者为准的规定。例如，《WTO协定》与任何多边贸易协定（如GATT、GATS、《TRIPS协定》和DSU）之间产生抵触时，必须以《WTO协定》为准。在GATT1994与《WTO协定》附件1A中的货物贸易的另一协定之间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以另一附件1A的协定为准。
  [3]与之相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311条明确规定了公约与其他公约和国际协定的关系。
  [4]GATT1994第21．3条规定：“本协定的任何规定不得解释为：……3．阻止任一缔约方为履行其在《联合国宪章》项下的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义务而采取的任何行动。”
  [5]《TRIPS协定》第2．2条规定：“本协定第一部分至第四部分的任何规定不得背离各成员可能在《巴黎公约》、《伯尔尼公约》、《罗马公约》和《关于集成电路的知识产权条约》项下相互承担的现有义务。”
  [6]《SPS协定》第11．3条规定：“本协定中的任何内容不得损害各成员在其他国际协定项下的权利，包括援用其他国际组织或根据任何国际协定设立的斡旋或争端解决机制的权利。”
  [7]GATT1994第25条；GATS第5条。
  [8]该宣言规定，GATT1994的规则优先于IMF规则，除非GATT1994本身另有规定。
  [9]See Argentina–Textiles and Apparel，WT/DS56/AB/R，para．69．
  [10]Id．，para．70．
  [11]Id．，paras．69－74．
  [12]参见维也纳公约第30（3）、30（4）和59条。
  [13]See Mavrommatis Palestine Concessions，PCIJ（ser．A），No．2，pp．30－31；Chorzow Factory，PCIJ（ser．A），No．9，p．30；European Commission of the Danube，PCIJ（ser．B），No．14，p．23；Rights of Passage Case［1960］ICJ Rep．，p．6．
  [14]所谓彼此间协定（inter se agreement），是指多边条约的两个或两个以上当事国（而不是在所有条约当事国之间）缔结的在它们彼此间修改条约的某些规定的协定。
  [15]Joost Pauwelyn，The Role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WTO：How Far Can We Go？，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95，No．3，2001，p．545．
  [16]Gabrielle Marceau，Conflicts of Norms and Conflicts of Jurisdictions，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TO Agreement and MEAs and other Treaties，Journal of World Trade，Vol．35，No．6，2001，p．1095．
  [17]See US－Section 110（5）Copyright Act，WT/DS160/R，para．6．41；Japan–Film，WT/DS44/R，para．10．65；EC–Poultry，WT/DS69/AB/R，para．79．
  [18]See EC－Poultry，WT/DS69/R，para．206．
  [19]Id．，para．79．
  [20]See EC－Hormones（US）（Article 22．6–EC），WT/DS26/ARB，para．50．
  [21]Wolfgang Weiss，Security and Predictability under WTO Law，World Trade Review，Vol．2，Issue 2，2003，pp．213－214．
  [22]例如，A国在1999年签署了《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随后加入了WTO，以WTO规则为准；而对B国来说，作为WTO创始成员方，却以该议定书为准？或者反过来，比如，对C国来说，一个只在1997年加入了《气候变化公约》的WTO成员方，该公约优先于WTO规则；而对D国而言，一个在1992年《气候变化公约》缔结时同意它的WTO成员方，以WTO规则为准吗？这岂不是荒谬的结论？参见前注[15]，Joost Pauwelyn文。
  [23]参见前注[21]，Wolfgang Weiss文。
  [24]See Report of the Study Group of the ILC，Frag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Difficulties Arising from the Diversification and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Law，U．N．Doc．A/CN．4/L．702，18 July 2006，paras．25－26．
  [25]See Paul Reuter，Introduction to the Law of Treaties，London：Kegan Paul International，1995，pp．132－133；Ian Sinclair，The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2nd．ed．），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84，pp．114－115．
  [26]在北海大陆架案中，国际法院认为，“我们十分理解，在实践中，可以通过协定，在特定情况下或特定当事方之间，减损（一般）国际法的规则。”See North Sea Continental Shelf Cases（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v．Denmark and Federal Republic ofGermany v．Netherlands），ICJ Reports 1969，para．472．在大陆架（突尼斯/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案中，国际法院指出，“在特别协定中各当事方确定海洋法的某些具体发展，无疑是可能的。在特定情况下，在它们的双边关系中，这些规则应作为特别法具有约束力。”See Case concerning the Continental Shelf（Tunisia v．Libyan Arab Jamahiriya），ICJ Reports 1982，para．24．
  [27]See Brazil－Aircraft，WT/DS46/R，para．7．40；Turkey－Textiles，WT/DS34/R，para．9．92；Indonesia－Autos，WT/DS54/R，WT/DS55/R，WT/DS59/R，WT/DS64/R，paras．14．28－14．34．
  [28]在欧共体—香蕉案（三）中，上诉机构指出，专家组应在审查一般规定之前审查特别规定。See EC－Bananas III，WT/DS27/AB/R，para．204．美国－反倾销法（日本投诉）案的专家组则认为，欧共体－香蕉案的上诉机构适用了特别法规则。See US–1916 Act（Japan），WT/DS162/R，para．6．269．
  [29]Lorand Bartels，Applicable Law in WTO Dispute Settlement Proceedings，Journal of World Trade，Vol．35，No．3，2001，p．500．
  [30]See R．Hudec，GATT Legal Restraints on the Use of Trade Measures against Foreign Environmental Practices，in J．Bhagwati＆R．Hudec，Fair Trade and Harmonization：Prerequisites for Free Trade？，Cambridge，Massachusetts：MIT Press，Vol．2，1996，p．121．
  [31]参见前注[15]，Joost Pauwelyn文。
  [32]See Anja Lindroos，Addressing Norm Conflicts in a Fragmented Legal System：The Doctrine of Lex Specialis，Nordic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74，2005，p．41．
  [33]Id．，pp．65－66．
  [34]See EC－Hormones，WT/DS26/AB/R，WT/DS48/AB/R，paras．123－125．
  [35]《联合国宪章》第103条规定：“联合国会员国在本宪章下之义务与其依任何其他国际协定所负之义务有冲突时，其在本宪章下之义务应居优先。”
  [36]NAFTA第103条规定：“……2．如果本协定与其他协定不一致，本协定优先，除非另有规定。”
  [37]该条规定国际海洋法法庭适用“与本公约不抵触的其他国际法规则”。
  [38]比如，在欧共体－荷尔蒙案中，上诉机构认为，“预防原则并不优先于《SPS协定》第5．1和5．2条的规定”。See EC–Hormones，WT/DS26/AB/R，WT/DS48/AB/R，para．125．同样，在危地马拉－反倾销案中，专家组指出，在WTO范围内，被申诉方主张的国际公法习惯规则中的“无害的过错”是非法的。See Guatemala–Cement I，WT/DS60/R，paras．7．40－7．41．
  [39]参见前注[29]，Larand Bartels文。
  [40]参见前注[15]，Joost Pauwelyn文。
  [41]Joost Pauwelyn，How to Win a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Dispute Based on Non－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Law？Questionsof Jurisdictions and Merits，Journal of World Trade，Vol．37，No．6，2003，p．1003．
  [42]参见前注[15]，Joost Pauwelyn文。
  [43]参见前注[15]，Joost Pauwelyn文。
  [44]See Lorand Bartels，supra note 29，pp．499－519；David Palmeter＆Petros C．Mavroidis，The WTO Legal System：Sourcesof Law，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92，No．3，1998，p．399．
  [45]Gabrielle Marceau，A Call for Coherence in International Law–Praises for the Prohibition Against“Clinical Isolation”inWTO Dispute Settlement，Journal of World Trade，Vol．33，No．5，1999，p．87，110．
  [46]Joel P．Trachtman，The Domain of WTO Dispute Resolution，Harvar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Vol．40，No．2，1999，p．3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