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根源新探讨

    但是凡事都有两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也存在着许多的封建糟粕，封建社会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对人伦尊卑关系中下对上的犯罪采取加重惩罚的原则，中国古籍中有大量的不孝、亲属杀伤罪的记载，而那些长辈、宗族或家族首领即使犯了重罪，却往往能得到从轻发落。封建社会还存在封建的特权思想，有封建特权思想的人，以我为中心，私欲恶性膨胀，是动物自私性的极度强化，走向犯罪是必然的。少数领导干部就是因为有封建特权思想，就把自己职务的高低与个人身价的贵贱和享受的多寡等同起来，认为自己做领导工作，很辛苦，享受特权待遇是应该的，因而把人民给予的权力当作为自己和亲属子女谋取私利的工具。在个人生活享受上，利用职权，或索贿受贿，或侵占国家和集体财产，或私建高级住宅等。在为亲属谋取私利上，利用职权为其谋求升学、入党、提干、就业、出国等方面的特权，拉关系走门子，互开绿灯，等价交换，放弃原则，营私舞弊，违法乱纪，贪赃枉法。有些领导干部的子女也是满脑子特权思想，认为自己高人一等，是不受任何约束的特殊公民。他们依仗父母的权势，敢以身试法：有的走私贩私，盗运珍贵文物出口；有的制作、传播淫秽物品；也有的调戏、侮辱、骗奸、轮奸妇女；还有的寻衅滋事，残害群众，欺压良民等。当这些违法犯罪行为败露后，有的领导干部就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四处活动，想方设法对其进行包庇和开脱，有的竟给执法机关施加各种压力，甚至直接出面干涉，力求达到减免刑的目的，从而使自己也走向违法犯罪。有些公务人员则对特权有一种顺从心理，一听说某首长或领导，甚至某首长或领导的秘书及子女的一个电话、一个条子，就不问其来历真假和正确与否，照办不误，从而不仅助长了特权思想的泛滥，而且为一些诈骗犯罪的发生大开了方便之门。所有这些违法犯罪，说到底，都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使然，因而职务腐败与中国几千年专制统治的传统文化是紧密联系的。

    现代文化对犯罪的影响：

    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文化在时代的变迁中也发生着自我的变化。加之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从以前的闭关锁国到现在的走向世界，外来文化的引进和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剧，文化的渗透通过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正在对犯罪起着一定的影响。中国的工业现代化进程也在加速发展，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已基本实现小康社会的建设。现代中国社会中的文化是兼容并包的，这个网络信息飞速发达的二十一世纪，一切都同这快速的生活节奏一般来的如此之匆匆。浮华背后必定是存在沉淀的黑暗的，IT时代犯罪手段越来越高端，犯罪类型越来越多样，这些都同这个社会的文化离不开。就中国社会的上述变化，构成了中国犯罪现象变化的宏观条件。

    第一、利益主体多元化导致利益冲突加剧(公平与效率问题),从而出现默顿所说的“社会紧张状态”,或社会价值目标与合法成功手段相脱节的现象。贫富差距过大成为中国当前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

    第二、在社会变迁中“社会资本”(非正式规范和准则)流失,出现迪尔凯姆所说的失范现象。社会变迁不可避免地带来社会伦理的变化,社会道德正处于重建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出现道德滑坡现象在所难免。

    第三、计划经济和集权模式被打破,以权威为中心的社会向国家—市民二元社会结构转变,超稳定社会结构被打破,使社会公众民主意识觉醒,自由度加大,但也造成社会控制松动和社会体制外因素增多。也就是说,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不仅以非正式规范和准则为内容的非正式控制消弱,而且以正式规范为内容的正式控制的威力也有所减弱。黑社会以及帮伙犯罪由此而有了形成的土壤。

    第四、城乡二元结构被打破,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不仅社会原有的身份秩序被打乱,而且造成社会流动加速,不但使社会控制更加困难,同时加剧了社会冲突、社会失范和社会紧张状态。

    第五、中国对全球化的参与,使得中国犯罪情况也出现了国际化或全球化的趋势和特点。

    有关犯罪与文化关系的一些展望：

    首先，如今的文化纷繁复杂，我们要学会挑选有用的文化来进一步对犯罪进行研究。

    其次，我们要关注到犯罪的发生是受何种程度的文化的影响和制约。

    然后，我们要正确的处理好主文化和亚文化之间的冲突关系，适合中国国情的文化冲突主要体现为主文化与犯罪亚文化的冲突和对立，但这仅是一般性原理的阐述，还缺乏对文化冲突的各种情况进行具体分析，缺乏对犯罪亚文化的各种类型及其机理的认知、归纳和深入分析，尤其是缺乏关于主文化与犯罪亚文化之间如何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研究。

    最后，既然文化是犯罪的根源，我们就要对文化进行进一步的规划，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来预防犯罪的发生。

    有关犯罪与文化关系的探讨正处于进程之中，它仍需要沿着犯罪之文化研究的发展趋势继续进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