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法人犯罪制度及评析

当前的调查特别正在以下相关事项中获得进展：与埃尼尔电力公司交易行为相关的其他犯罪行为的确定，属于EMI集团的外国公司的角色，……外国政府官员的腐败，其他赞助商在与埃尼尔电力公司接触中的行为……[12]

埃尼尔电力公司案作为意大利反海外贿赂的典型案例而被详细报道。[13]目前尚未见有关该案最终审判结果的报道。值得关注的是，埃尼尔电力公司并未因其高级职员的犯罪行为以任何罪名遭到起诉。而根据第231号法令规定的归责条件，埃尼尔电力公司在无合格抗辩的情况下，应该承担责任。由于埃尼尔电力公司属于国家控股公司，因此，经合组织官员怀疑该法不能有效涵盖国有公司和国家控股公司。而根据该法关于法人犯罪主体的规定，上述两类公司无疑应该包括在内。虽然米兰普通法院根据该法对外国公司进行了处罚，但也错过了或者不愿意尝试以该法确立埃尼尔电力公司责任的良好时机；同时，埃尼尔电力公司通过在中东的咨询人员向阿联酋、阿曼和卡塔尔官员实施海外贿赂，埃尼尔电力公司能否承担责任，对此，经合组织官员也是充满疑问的。显然，这种疑问是有道理的。因为如果一公司通过非意大利人在意大利境外向外国公职人员实施贿赂而不承担责任，则法人责任的有效性将受到减损。而第231号法令并未对此作出规定。由此带来的管辖权上的断裂将给司法实践造成很大的漏洞。[14]

因此，对于意大利法人犯罪制度而言，埃尼尔电力公司案似乎很难称得上是一次成功的的司法尝试。

四、评 述

就现代刑法制度而言，意大利是“刑法的摇篮和故乡”，就现代刑法理论而论，意大利也是近现代各大刑法学流派的滥觞之地。[15]与其他大陆法系国家相比，意大利更强调刑法理论上的一贯性，因此，社团不能犯罪的传统刑法原则在意大利可谓根深蒂固，不可动摇。但是，面对本国法人犯罪的严重状况，在欧盟一系列国际法律文件以及经合组织相关公约的要求下，意大利法不得不在坚持传统原则的基础上，另寻他途对法人犯罪做出规定。意大利法人犯罪制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通过分析上述意大利关于法人责任的立法规定，我们可以看出，意大利立法机关可谓用心良苦。

首先，重新定义了行政责任模式。意大利立法机关将法人责任的模式界定为行政责任模式。第231号法令的立法报告认为，该法属于第三类别，通过给典型的行政法融合一些刑法因素，旨在以刑法更为强有力的保证来加强行政规章的预防效果，因而是一种混合责任模式。具体而言，这种混合模式的刑事方面表现为：案件由刑事程序确立，适用刑事审判的所有程序和机制；而行政方面则来源于立法机关的意图，即立法机关将该模式界定为行政责任模式。该混合模式的另一行政方面则表现为其适用的时效期限不同于刑事案件的时效期限。由此可见，该模式与调整行政责任的意大利传统法律原则相去甚远。由于传统理论关心的是与传统学说种类相关的理论上的分类而不是法律的效果，因此，这种立法上的含混不清已经引起了坚持传统学说的意大利学者的批评。当前的争论集中于第231号法令所确立的法人责任形式到底是刑事或者是行政责任形式这一问题上。[16]笔者认为，立法者将法人责任界定为“行政责任”只是为了规避意大利宪法第27条的限制。公司为刑事犯罪而不仅仅是行政违法行为负责，案件由刑事法庭而非行政法庭审理，以及在审理案件过程中适用刑事程序而非行政程序等等，这些事实均表明，第231号法令所规定的法人责任从实质上说是刑事责任而不是行政责任。

其次，创新性的引入“结构性疏忽”这一责任要素。正是结构性疏忽可以确定“责任”，而后者则保证了把刑事责任归于公司，从而，坚持了意大利法中的“无罪责即无刑罚”的原则。如上所述，第231号法令确立了法人应当建立的管理体制及具体要求，如果相关公司尚未建立规定管理体制或者尚未达到法定的具体要求，该公司将被认定为存在“结构性疏忽”，从而将因公司首脑或者下属人员的犯罪行为承担责任。由此可见，意大利立法机关摒弃了根据间接责任的简单理论而归责于公司的做法，因为这与无罪责即无刑罚原则相悖。这一责任要素的引入有很多优点。[17]如，这种未根据法律制定相应体制的“结构性疏忽”保留了过错要素，解决了对于严格责任的理论上的、宪法上的以及政策上的异议；又如，通过这一要素的引入，为公司应当建立何种类型的管理体制以防止犯罪发生提供了合理的指导；同时也为法律调查人员提供了有意义的指导；等等。

第三，设置了对于跨国公司的刑事管辖权。意大利法规定，总部设在意大利的公司可因其海外的分支机构的违法行为而在意大利被提起诉讼。这是意大利成为继美国《反海外腐败法》之后，第一个作出此规定的大陆法系国家。从理论上讲，该项规定比传统的属地原则更加符合现代全球经济对于更为广泛的管辖权的需要，并且使意大利法院有权管辖跨国公司，后者可能会为了规避刑事责任而将其严重的犯罪因素设置于对跨国公司留有很大余地的国家的该跨国公司分支机构的经营中。从这一意义上讲，意大利法人犯罪制度的设置更加符合经济全球化对于打击法人犯罪的客观需要。

尽管意大利法人犯罪制度具有诸多优点，但远非臻于完善。经合组织在对其审查后提出的报告认为，意大利法人犯罪的立法符合公约规定，但由于其新颖性而仍需要对其适用进行监督。首先，在法人类型上，在该法是否适用于国有公司或国家控股公司这一问题上，并不清楚；其次，虽然该法规定了公司应设置的“结构类型”以适应防止法人犯罪的要求，但该规定只是一个一般性的标准，对于确定具体个案的公司结构是否合理以及是否存在抗辩理由并无多大助益。换言之，法庭在这一问题上具有极大的裁量权；[18]第三，对于涉及到公司首脑的案件，公司责任的关键在于证明“结构性疏忽”，此种疏忽可以在公司没有建立有效的管理和监督其雇员的情况下得以认定。如果公司提出证据证明其已有监督体制，那么举证责任又落回到控方身上证明该体制对于防止业已发生的犯罪行为没有效用。而在公司下属员工犯罪的情况下，证明公司存在结构性疏忽的举证责任则完全有控方承担。如果说意大利立法机关规定公司对于公司首脑的犯罪行为而承担的是绝对的间接责任的话，那么，不违反“无罪责即无刑罚”原则而使公司为其下属成员的犯罪行为承担责任则是难上加难。[19]同时，从可获知的材料看，也尚未见到成功适用第231号法令的典型案例。换言之，意大利法人犯罪制度作用的发挥存在很大疑问。

五、结 语

    意大利具有深厚的刑法理论积淀，其法人不能犯罪的传统刑法原则被宪法确定下来。如何既满足打击法人犯罪的现实需要和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法制统一性的要求，又要符合本国法律基本原则，成为摆在意大利立法者面前的一道难题。如上所述，意大利立法者没有采取在刑法典中规定法人犯罪的做法，而是在行政法中规定了法人责任，但是由于追究这种行政责任由刑事法院按照刑事诉讼法进行，从实质上讲仍然是一种刑事责任。虽然这种在立法上的含混不清遭到了意大利传统学说的批评，但它确实既维护了意大利法的传统原则，又在立法上保障了对于法人犯罪的追究。其引入的“结构性疏忽”这一法人归责因素以及其他制度因素，是对于法人责任原理的一次创新性尝试。其实践效果则有待于进一步观察、验证。
 
 
 
 
注释:
  [1] Sara Sun Beale and Adam G. Safwat, The Sarbanes-Oxley Act of 2002: What Developments in Western Europe Tell Us about American Critiques of Corporate Criminal Liability, Buff. Crim. L. R.（8）2004，p.89.
  [2] 参见范红旗：“法人国际犯罪主体问题探讨”，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6年第6期。
  [3] James Gobert and Maurice Punch, Rethinking Corporate Crimes, Butterworths 2003, at p.110.
  [4] Italy: Phase 2 Report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onvention on Combating Bribery of Foreign Public Officials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ransactions and the 1997 Recommendation on Combating Bribery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ransactions. P.39.
  [5] James Gobert and Maurice Punch, Rethinking Corporate Crimes, Butterworths 2003, at p.109.
  [6] James Gobert and Emilia Mugnai, Coping with Corporate Criminality-Some Lessons from Italy, Criminal Law Review, August 2002, P.625.
  [7] James Gobert and Maurice Punch, Rethinking Corporate Crimes, Butterworths 2003, at p.111.
  [8] Article 6, para 2 DLgs 231/2001.
  [9] Article 6, para 1 DLgs 231/2001.
  [10] Article 7, para 4 DLgs 231/2001.
  [11] Report by the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vention on Combating Bribery of Foreign Public officials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ransactions and the 1997 Recommendation. p.16.
  [12] Italy: Phase 2 Report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onvention on Combating Bribery of Foreign Public Officials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ransactions and the 1997 Recommendation on Combating Bribery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ransactions. P.25-26.
  [13] See Anti-bribery Enforcement On the Increase overseas, at http://www.gtlaw.com/pub/articles/2006/shaheenf06b.pdf, 2006, 23/5.
  [14] Italy: Phase 2 Report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onvention on Combating Bribery of Foreign Public Officials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ransactions and the 1997 Recommendation on Combating Bribery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ransactions. P.42.
  [15] [意]杜里奥·帕多瓦尼：《意大利刑法学原理》，陈忠林译，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16] Cristina De Maglie, Models of Corporate Criminal Liability in Comparative Law. Wash. U. Global Stud. L. Rev. 4, 2005, at p.547.
  [17] James Gobert and Maurice Punch, Rethinking Corporate Crimes, Butterworths 2003, at p.113.
  [18] Italy: Phase 2 Report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onvention on Combating Bribery of Foreign Public Officials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ransactions and the 1997 Recommendation on Combating Bribery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ransactions. P43.
  [19] James Gobert and Maurice Punch, Rethinking Corporate Crimes, Butterworths 2003, at p.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