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宪法解释方法与比较解释的可能性（下）

（二）、对外国宪法解释所下结论的借鉴
外国宪法学就某一个问题进行宪法解释的时候，其论证可以分为理由和结论两个部分。例如，在德国宪法上，公共领域的言论与其他法益相冲突的情况下，原则上意见自由优先。就结论而言，德国宪法上的这一结论对解释中国宪法上的言论自由提供了参考，明确了一个可能的解释方向。鉴于外国法对本国法的解释所提供的这种指导，德国学术界中的一种意见认为，比较法对于国内法的解释起到一定作用。[7]国内也有学者指出，通过与外国法的比较，可以探索法律发展的一般规律，比较解释可以使得解释结果更加符合法律的一般原理和精神。[8]然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够以外国宪法上如何如何为由，来主张中国宪法上也应该如此。从这个角度来看，针对某一问题解释中国宪法的时候，外国宪法解释对相同问题所下结论具有一定的、但是有限的参考价值。
（三）对外国宪法解释所提出理由的借鉴
就理由而言，需要进行区分。由于各国宪法在文义、系统、历史和目的方面存在种种差异，一国宪法的解释中提出的理由可能不适用于其他国家的情况。但是，因为各国宪法之间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共同点，例如规定很多类似的基本权利，这就使得一国宪法解释中的部分理由也可能适用于其他国家。只要是相关理由也适用于本国情况，则对本国宪法的解释完全可以借鉴外国宪法解释中所提出的理由。事实上，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有时就在这种意义上采取比较宪法的方法。例如在吕特案判决中，该法院援引法国1789年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第11条指出，自由表达意见是最重要的人权之一，紧接着引用20世纪三十年代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卡多佐的原话，称该基本权利在一定意义上是任何一项自由的前提。[9]就中国的言论自由而言，中国《宪法》也规定了包括第2条在内的很多建构和保障民主制度运行的条款。从系统解释和目的解释的角度来看，因为公民的政治言论对于宪法所规定的民主制度具有重要意义，政治言论也应当受到特别保护。由此可见，德国的宪法法官提出的公共领域的言论对民主生活的重要性，也完全适用于中国。在解释《宪法》第35条的时候，可以依据这一理由主张政治言论受到特别保护。此外，不能否认，人具有表达的需要。《宪法》第33条第3款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此外《宪法》第38条规定了公民的人格尊严。保障人的表达需要，符合这两个条文的精神。在这种意义上，我国宪法上的言论自由和德国的意见自由一样，也以保障人的表达需要为目的。从这一目的出发，我们可以推导出没有太大价值的言论也受到宪法保护的结论。此外，将有意的或者明显的谎言排除出意见自由的保护范围的时候，德国的宪法法官提出如下理由：谎言对于意见的形成、对于公共生活中的交流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对真实性提出太高的要求又将抑制交流。[10]这种论证，立足于意见自由的服务于民主制度的目的。如前所述，这一目的也是中国言论自由所追求的目的之一，因此，这些理由也适用于中国宪法上的谎言保护问题。当然，这并不排除其他可能的理由。例如，《宪法》第38条禁止对公民进行诬告陷害。因为诬告陷害的主要手段就是谎言，因此，考虑到《宪法》第38条的规定，言论自由也不保护作为诬告陷害手段的谎言。
由此可见，在宪法解释中从比较宪法的角度借鉴外国宪法解释的有关论证理由具有可行性。这种借鉴，大多是在目的解释的框架内进行的。具体而言，我们在考察某一宪法条文所追求的目的的时候，可以通过比较法，分析外国宪法学者在解释宪法的时候认为外国宪法的相关条文追求什么目的，然后考察中国宪法的这一条文是否也以此为目的。如果能够对此得到肯定的答案，则可以由此出发，推导出进一步的结论。因此，这种意义上的比较解释，仍然属于目的解释，而并不构成文义、历史、系统和目的解释之后的第五种解释方法。
 

[1]  《联邦宪法法院判决集》第66册，第139页。
[2]  《联邦宪法法院判决集》第75册，第380页。
[3]  《联邦宪法法院判决集》第75册，第369页以下。
[4]  《联邦宪法法院判决集》第61册，第12页；第82册，第283、284页。
[5]  《联邦宪法法院判决集》第12册，第126页以下；第54册，第138页。
[6]  《联邦宪法法院判决集》第7册，第208页。
[7]  Häberle, JZ 1989, 916ff; vgl. Zweigert/Kötz, Einführung in die Rechtsvergleichung auf dem Gebiet des Privatrechts, 3. Auflage, Tübingen 1996, S. 16ff..
[8]  张翔：《基本权利的规范建构》，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2页。
[9]  《联邦宪法法院判决集》第7册，第208页。
[10]  《联邦宪法法院判决集》第61册，第8页；第90册，第249页，第2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