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财政政策若干问题述评
来源：岁月联盟
时间：2010-06-26
1998年以来，在外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内受通货紧缩趋势的影响下，我国果断地实施了积极财政政策，至今已进入第四个年头了。那么，积极财政政策是如何产生的？其主要运作方式和效果又怎样？引起了哪些主要争论？它的前景和影响是什么？本文拟对这些问题作一述评，供大家。
一、积极财政政策产生的背景
我国于1998年7月份开始，宏观调控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由原来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转向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其直接导因是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和影响。亚洲金融危机于1997年7月2日率先在泰国爆发，然后迅速波及东南亚国家，继而冲击韩国、日本。和香港等我国周边国家和地区。但整个1997年下半年，亚洲金融危机还未直接殃及到我国，因为当年我国外贸形势比较好，外贸出口比上年增长 20.9％，使我国的对外贸易跃居世界第十位。199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8.8％，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上涨0.8％，迎来了经济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局面。
在当时较好的国内经济形势下，我们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可能对我国造成进一步的负面影响，已经估计到了，因为从1997年见月份以来，我国对东南亚和韩国的出口开始明显下降。但总体上看，当时对事态严重性的估计，仍有些不足，最明显的表现是，在酝酿和制定1998年宏观经济政策的总体方向和力度，是略为收紧的。1998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1998年要继续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为此，人代会通过的1998年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中，经济增长率为8％，商品零售物价涨幅控制在3％以内，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在5％左右，财政赤字要比上年减少100亿元，等等。
1998年上半年的经济进一步证实，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的负面影响逐步加深。上半年出口增速逐月放慢，一季度增长13.2％，4月份增长7.9％，5月份下降1.5％，6月份仅增长1.6％，整个上半年出口增长7.6％，与1997年同期相比增幅回落18.6个百分点。由于出口增速的减慢，势必影响经济增长速度的回升。据国家统计局的估计，上半年由于出口交货值增幅减慢，约影响生产增长减慢2.1个百分点，由此影响GDP增长减慢1个百分点。1998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2.5个百分点。更为严峻的是，在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同时，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从1997年10月起已连续9个月出现负增长，到1998年6月末增长幅度为一2.1％，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通货紧缩趋势。
通货紧缩趋势的发展使国内经济深层次的矛盾得以逐步暴露，就是供需失衡。简言之，就是供给大于需求，许多产品卖不出去，不得不降价销售，一方面使物价出现负增长；另一方面使企业盈利减少、亏损增加。如 1998年 1～5月，全国工业企业实现利润257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49. 5％。国有工业企业盈亏相抵后净亏损110亿元，而上年同期为净盈利91亿元，同比减利增亏201亿元。工业经济效益下滑，又集中反映到工业增长速度下滑，1998年上半年，全国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同期增长7.9％，增幅同比回落3.7个百分点。由于我国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靠工业经济增长的带动，工业经济增长的回落势必导致经济增长的下滑。
我国经济总量出现供给大于需求，一方面说明国民经济已由原来的供给不足转向需求制约，反映物资供应丰富了，这是一件好事；但另一方面也暴露出这种供大于求是低水平的、阶段性的和结构性的，一般加工工业产品的过剩很大程度上是低水平重复建设所致，深刻地暴露了我国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的矛盾，广大人民群众真正需要的东西远未得到满足，经济结构失衡是国内深层次的矛盾，它的表现形式是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再加上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使我国外需急剧减少，加剧了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所以，1998年以来，我国经济出现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和通货紧缩的趋势，其实质性的导因，是外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内受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的影响所致，前者是短期因素，后者是中长期因素，由于这两种矛盾交织并发，从而使我国的通货紧缩趋势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态势，这在其后的经济运行当中越来越得到证实。
1998年上半年，党中央、国务院面对当时国内外严峻的经济形势，几经分析，为了进一步扩大内需，确保当年经济增长达到8％的目标，终于果断地作出较大力度地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的决策，即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针对对当前通货紧缩的形势，中央决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筹集更多的资金，进一步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力度，这是扩大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最有效措施。“
二、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运作方式和效果
从1998年7月份开始，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大政方针已定。到2000年为止，积极财政政策已经实行3年了。我国积极财政政策最主要的特征是：以增加财政赤字、增发国债的方式来加大投资力度，通过投资增长拉动国民经济的增长；同时积极扩大消费和促进出口。积极财政政策的运作方式划分为两个阶段。
1998年为第一个阶段，主要是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1998年年中，党中央、国务院决定由财政部向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增发10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经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后，连同银行的配套资金，重点用于基础设施等六个方面的建设：
第一，增加农田水利和生态环境建设投资，特别是抓好大江大河治理，水毁工程修复，以及长江黄河中上游天然林资源保护、植树造林等。
第二，加快铁路、公路、电信和一些重点机场建设，铁路主要安排京九南段复线建设等，公路按照“三纵两横”和“五纵七横”的规划，加快建设进度，电信建设主要发展数字通信和移动。
第三，扩大城市环保和垃圾处理、供水、供暖、供气、城市道路和绿化等。
第四，建设250公斤仓容的国家储备粮库，主要由地方政府按照统一标准包干建设，地方无偿提供建设用地，免除相关的税费，并由国家粮食储备局选派工程监理，保证工程质量。
第五，实施电网改造和建设工程，首先启动500个筹资能力较强的县级电网改造，同时抓紧进行城市电网改造。
第六，扩大经济适用住宅建设规模
1999年至2000年为第二阶段，积极财政政策的内容和方式有所改进，在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增加了对企业技术改造投资的支持；在扩大投资的同时，努力增加消费；在扩大内需的同时，千方百计地促进出口。1999年，我国继续遭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内通货紧缩趋势仍继续蔓延，面临的国内外经济形势较为严峻。1999年初，中央决定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形成投资和消费的双重拉动。但当时中央财政只安排了500亿元长期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现在看来，当时这个投资安排明显不足。从经济运转的实际情况来看，1999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8.3％，但从三四月份以来，投资。消费、出口状况都不好，由于1998年下半年和1999年初投入的国债投资的高峰期已经基本过去，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固定资产投资继一季度增长22.7％之后，二季度只增长12.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一季度增长7.4％，二季度回落为5.5％；整个上半年的外贸出口除5月份比上年同月有所增长外，其余各月均为下降，上半年出口下降 4 7％。这样， 1999年第 H季度经济增长只有7.1％，增幅比一季度回落1.2个百分点。从4月份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及时察觉了经济增长减慢的趋势，几经讨论研究，于7月份下发 了有关文件，决定进一步加大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在继续增发国债扩大投资的同时，对收入分配政策进行重大调整，同时采取一定的促进投资和出口的税收政策，以全面刺激经济增长。具体内容是：
第一，加大投资力度。年中增发600亿元长期国债，除继续用于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建设外，还拿出90亿元国债用于国有企业技术改造的贴息款，相应带动了1000多亿元的银行贷款。为了鼓励投资，决定从7月1日起，对实际完成的投资额减半征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并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企业技术改造项目购置国产设备，准许按 40％抵免企业所得税。
第二，调整了个人收入分配政策。从1999年7月1日起，国家较大幅度增加了城镇中低收入者的收人。全国普遍提高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工资水平，按基本工资提高 30％；对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的补助、职工失业救济金、城镇居民最低生活费三条最低保障线，也增加30％的补助；增加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的离退休费，提高国有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标准，补发拖欠的国有企业离退休人员统筹项目内的养老金，提高部分优抚对象抚恤标准等。为落实这些措施，国家财政共增加支出540多亿元，全国共有8400多万人受益。为了适当调节个人差距，刺激居民将储蓄转化为消费和投资，扩大国内需求，从11月1日起，对居民储蓄存款利息恢复征收个人所得税，到年底征收了8200多万元的利息税。
第三，为了支持出口，开拓和扩大国际市场，在1998年大幅提高出口退税率的基础上，1999年又分两次提高出口退税率，使我国出口货物的平均退税率比1998年又提高5.5个百分点，达到 15％以上，当年退税 626亿元，比预算增加156亿元，比上年增长 43. 5％。
2000年，国家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年初预算投入1000亿元长期国债的基础上，为了保持投资的连续性和必要力度，年中又增发了500亿元长期国债，全部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建设和企业技术改造等方面。1999年下半年增加城镇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到2000年是全年发放，等于比1999年又增加了半年的调整工资收入，进一步促进了消费。2000年出口退税额继续明显增加，进一步刺激了出口增长。
三年来，积极财政政策取得了显著效果。据统计，1998年仅国债投资就拉动经济增长三。5个百分点，1999年国债投资拉动经济增长2个百分点，2000年国债投资拉动经济增长1.7个百分点。到2000年底，财政共累计发行36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连同配套资金的投入，约完成1.5万亿元投资量。建成投产的工程主要有：加固大江大河大湖堤防1.64万公里，在长江沿岸移民建镇120万人，增加行蓄洪面积1400平方公里，在长江沿岸移民建镇120万人，增加行蓄洪面积1400平方公里，完成75座重点大型病险水库的除险加固工程；投产铁路新线3000公里，复线2560万公里，电气化里程3000公里；新增公路通车里程17.4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10230公里；新增城市日供水能力946 8万吨，日污水处理能力270万吨，日垃圾处理能力9929吨；新建和改造农村电网高低压线路近170万公里；新建国家储备粮库仓容258.5亿公斤；用195亿元国债作为贴息资金，带动银行贷款1459亿元，支持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的技术改造项目880个，总投资规模2400亿元；安排了78亿元国债资金用于科技，建设教学、实验、科研等高校设施项目694个，总建设面积870多万平方米，新建学生公寓250万平方米。利用国债资金进行重点建设，不仅有力拉动了当前经济增长，而且办成了一些多年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加快了结构调整步伐，增强了经济发展后劲。同时，积极财政政策在扩大消费、促进出口和支持改革等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到2000年年中，我国经济形势出现重要转机，下半年的经济运行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这个重要转机的成果，社会需求全面回升。200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扭转了多年来经济增长持续下滑的趋势，更重要的是，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得到显著提高。财政收入比上年增收 1936亿元，比上年增长 16. 9％；工业企业实现利润 4262亿元，比上年增长 86. 2％，其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2392亿元，比上年增长1.4倍；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474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1.5％，对外贸易在世界的位次上升到第八位；年末国家外汇储备达到1656亿美元，比年初增加了109亿美元。所有这些，均创最好水平。如果不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我们就不会赢得今天这样好的局面。
三、积极财政政策若干问题的探讨
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三年来，国内理论界和实际部门从各个层次、各个角度进行了多方探讨。现对有关问题的讨论予以述评。
（一）怎样理解“积极财政政策”的含义？
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后，理论界和实际部门对“积极财政政策”的提法引起注意并进行了讨论。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积极财政政策”的表述不够清晰，主张修改这个提法。因为把“特定时期的特定政策”界定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容易引起误解，即在特定时期以外而采取的财政政策，可能被认为是不积极的，因此建议将“积极的财政政策”表述改为国外通行的“扩张的财政政策”提法。
我们认为，修改“积极财政政策”的提法似有不妥。因为：
第一，“积极财政政策‘确实是在我国特定时期采取的一项特定政策。具体来说，是指在特定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下，通过主动地适度扩大中央财政赤字，即增加中央财政支出，更直接、快速。有效地刺激国内需求，促进经济增长。使用”积极“一词，关键在于是”主动“地扩大财政支出，并要取得预期的良性循环效果。它综合考虑了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财政可承受的能力，以及客观上具备发行长期国债的各种有利条件，适度扩大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不会有大的风险。
第二，“扩张的财政政策”，是相对于“紧缩的财政政策”而言的，这是西方经济学的通用范畴。一般来说，“扩张”一词是中性的，既包含扩大财政支出、带动经济增长并取得良好效果的一面，也包含盲目扩大财政支出、最终引致通货膨胀的不良效果的一面。如果我们用“扩张”一词，人们的理解可以是褒义的也可以是贬义的，不完全是“积极”的含义，容易引起误解。
第三，一些权威的国际经济组织也认可和理解“积极财政政策”的提法。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对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1999年经济的年度评估报告中说：“面对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的困难，香港特区政府成功地捍卫并加强了港元的联系汇率制度，并及时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及创造就业和再培训计划，有效地减轻了金融危机对香港经济的冲击。”这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使用了“积极财政政策”的表述。
（二）积极财政政策的着力点是什么？
积极财政政策进入第二年，也就是1999年上半年，针对当时经济增长再度出现下滑的趋势，理论界和实际部门流行一种观点，认为积极财政政策的着力点应是增加消费支出而不是投资支出。这种观点认为，现行国债支出主要是用于投资，特别是用于产业链条短、直接经济效益不显著的基础设施投资，其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著，所以每年到年中不得不再增发国债。与其这样做，不如把相当一部分国债用来较大规模地增加居民收入，以此营造新的消费热点，通过增加消费来促进经济增长。这是因为，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投资需求只是中间需求，如果最终需求上不去，你怎样加大中间需求也无济于事，因为最终消费品卖不出去，投资需求即使上去了，也不会持久，最终还会掉下来。当前我国的通货紧缩问题，主要是消费需求不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广大工薪阶层的收入还比较低，需要大幅度地提高工薪阶层的收入水平。国债即使用于投资的部分，也不要都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上，而要适当投入能较快产生盈利的加工工业，大力启动和支持民间投资。
我们认为，这种观点也有欠妥之处：
第一，国债决不能用于增加工资等消费性支出。这是一般国家理财的通行准则，我国也不能例外。因为财政的工资性支出属于消费基金，在预算科目上属于经常性支出，即每年必须要支出的；而国债是通过增加预算赤字的方式进行筹集的，将来必须要还本付息。如果用国债来增加工资等消费性支出，就等于用赤字的方式来增加工资，这样财政将难以承受。例如，某年全社会增加 1000亿元工资，那么今后每年至少要保证这1000亿元基数的支出，仅这一项支出，就意味着每年都要发行1000亿元国债来弥补增加工资基数形成的缺口，财政赤字势必年年扩大，财政肯定承受不了。所以，发行国债只能用于建设，用于投资，在预算科目上属于资本性支出，这是一次性支出而不是经常性支出，因为项目投资与增加工资是不一样的，是一次性的投入，建成投产后，就不用再投资了，将来随着积极财政政策的退出，就不用再增发国债，财政赤字就可以急剧减少。所以，用于增加工资等消费性支出的缺口，只能通过财政收入的增加来弥补。财政收入主要是税收，这是经常性收入，可以保证经常性支出的需要。我国从1999年下半年起能够增加工资和对低收入者的补助，就是因为1999年以来我国的财政税收大幅增加，1999年财政收入总额为11444亿元，比上年增收1568亿元；2000年财政收入13380亿元，比上年增收1936亿元。财政收入大幅增加，就有财力来增加工资，而不会扩大财政赤字。此外，国债资金用于投资建设，将来项目投产形成经济效益后，是可以偿还或部分偿还的；但如果用于工资等消费性支出，是无法偿还的。各国搞财政复式预算，都不会把用于资本性支出的钱用来弥补经常性支出的缺口。因此，不能用国债来发工资。
第二，从我国现实情况出发，国债投资只能用于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建设，这不仅是扩大内需的需要，也是调整经济结构的需要。前面讲到，1998年以来，我国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的现象日益突出，加工等原来比较容易嫌钱的项目，均处于供大于求的状况，现在也不容易赚钱了。民间投资为什么萎靡不振？就是因为容易赚钱的项目难找，而民间资本又不愿意投向投资大。周期长、回收慢的基础设施项目。正是在包括民间投资在内的整个社会投资不振的情况下，由政府出面发行一定数量的国债投入基础设施建设，是惟一正确的选择。水利、、通信、电力、环保等方面的基础设施是国民经济的瓶颈部门，已欠账多年，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可进一步优化经济结构，不会导致重复建设。从1999年开始，我们增加了国债支持技术改造的力度，这是比较容易赚钱的项目，但前提是技术进步，实现工业结构的升级换代，也属于结构调整的范围。毫无疑问，我们搞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心目的是要扩大内需、促进经济。但发展不是盲目进行的，而是与结构调整有机地结合起来，是在发展中调整结构，在结构调整的基础上促进发展。下一步，我们将鼓励民间资本和外资进人更多的基础设施领域，国债投资将广泛采取贴息。参股、招标等方式，吸引更多的社会投资参与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建设b
（三）要不要实行大规模的减税政策？
我国连续两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后，理论界和实际部门关于减税的呼声日盛。这种观点认为，从国外的经验看，扩张性财政政策包含两方面含义：一是增加财政支出，二是减税。这种观点特别推崇减税，因为在我国通货紧缩的条件下，由于物价负增长，企业盈利空间不断减少，甚至亏损，如果实行大规模的减税政策，使企业税负明显降低，盈利空间扩大，企业投资的积极性就会增加，社会投资就得以启动，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但目前我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一直是以增加国债投资的方式进行的，政府投资力度很大，效果却不明显，包括民间投资在内的社会投资持续不振，所以应将发国债的方式改为减税。具体减税的方式，可考虑明显降低增值税的税负，将现行的生产型增值税转变为消费型的增值税。同时降低企业所得税的税负等。
我们认为，在当前的情况下，这种观点不可取，因为我国还不具备实行大规模减税的基础和条件。
第一，目前我国积极财政政策是以增加财政支出为主要特征的。这是必要的，因为财政支出更能体现中央宏观调控的意图，其效应是非常显著的。我们增加投资支出，主要用于基础设施等国民经济的瓶颈部门，而不能用于生产能力已经过剩的加工工业，有意识地调整国民经济结构；我们增加消费支出，有意识地增加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缩小个人收入差距，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减税就很难达到这种效果。相反，企业减税后，盈利空间增加，就有可能盲目增加投资，特别是投入已经过剩的加工工业，加剧经济结构的失调。况且，我国财政支出的力度很大，再实行大规模的减税政策，等于使财政赤字双向膨胀，财政将难以承受。所以，只能以财政支出为主要着力点，辅之以必要的减税政策。例如：为了扩大出口，我们连续3次提高出口退税率（对出口企业相当于减税），使平均退税率达到 15％以上；还颁布了一些税收优惠政策，实际上就是减税政策，但只是局部的、有限的，而不是普遍的、大量的。
第二，目前我国的税制结构是以间接税为主，减税效应不大。根据国际通行的经验，削减直接税的扩张效应要优于间接税。所谓直接税，主要就是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只要有所得（企业是利润所得，个人是收入所得），才能纳税，所以直接税是以利润或收入的存在为前提，削减直接税，能够使企业利润或个人收入相对增加，因而其刺激效果是比较显著的。发达国家的税制结构一直是以直接税为主，仅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般均占全部税收的一半以上，对减税刺激非常敏感，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它们往往采用减税政策。我国是发展家，税制结构一直以间接税为主体，大幅度提高直接税的比重还要有一个过程。2000年我国企业所得税（包括涉外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占全部税收收入的19％；而间接税中的增值税、消费税（包括海关代征的增值税和消费税）和营业税这三项税收占全部税收收入的70％。如果采取削减间接税方式，一方面减税效应较弱，放弃大量收入而获取较弱的刺激效果显然得不偿失；另一方面，削减间接税具有拉动物价下降的功能，在我国通货紧缩趋势下，将进一步导致物价下跌，不利于企业发展和促进经济增长。
第三，我国宏观税负较低，减税空间不大。目前发达国家全部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平均在 40％左右，有的高达50％以上，发展中国家一般也在 20％～25％之间。相对宽裕的税收收入为实施减税政策提供了财力支撑。2000年我国税收收入占 GDP的比重约为 14％，明显低于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水平。如果实行大规模的减税政策，势必使财政收入逐渐枯竭，引发财政危机。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建议》明确提出，“十五”期间要逐步提高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大规模的减税政策将会使提高财政收入“两个比重”的目标落空。
第四，目前企业负担偏重，主要不是税收负担重，而是非税负担重，如各种形式的收费、基金等，加上乱收费、乱摊派和乱罚款，有人估算过，各种非税负担甚至超过了税收。所以，当前工作的侧重点，是要大力清理整顿各种收费和基金，杜绝各种乱收费等，以此减轻企业负担，这相当于“减税”。因为无论是减费还是减税，对企业来说，只要减轻了负担，都是一样的。
（四）积极财政政策会否引发通货膨胀和债务危机？
随着积极财政政策进入第三年，理论界和实际部门关于积极财政政策持续扩大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林大财政风险的议论逐渐增多。这种观点认为，我国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前，中央财政已经是赤字财政，每年赤字五六百亿元，十分困难；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后，每年发行上千亿元的建设国债，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急剧扩大，1998～2000年，中央财政赤字分别为958亿元、1792亿元和2598亿元，1999年中央财政赤字和债务余额占当年GDP的比重分别为2.2％和 12. 7％。如果再把各种财政的隐性债务（或或有债务）算进去，包括银行的不良贷款、养老金债务、地方政府债务、外债等，我国政府综合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已达到或超过国际警戒线。因此，积极财政政策最多实行两三年后，不宜继续推行这项政策，否则财政风险将急剧扩大，最终将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债务危机。
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第一，我国1998年以来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是主动扩大赤字的结果，与1998年以前被动发生赤字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可以出现财政投入的良性循环效果。1998～2000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分别为7.8％、7.1％和8％，如果不主动扩大赤字，就要分别减掉国债投资拉动经济增长1.5个百分点S个百分点和三。7个百分点，这样经济增长速度分别降为 6. 3％、5. 1％和 6. 3％，这时的就业压力会更大，社会矛盾会更突出，甚至引发社会不稳定等，经济增长下来了，财政收入也会掉下来，反而会引致被动赤字的扩大。相反，我们主动扩大赤字，从根本上扭转了经济增长下滑的局面，经济增长了，财政收入由此大幅增收，1999年财政收入比上年增收1568亿元，2000年又增收1936亿元。其中约有20％的增收额是由积极财政政策直接带来的，出现了“赤字扩大——经济增长——财政增收”的良性循环，赢得了当前经济发展的好局面。
第二，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不会引发通货膨胀。财政赤字引发通货膨胀的必要条件是，通过财政向银行透支来弥补赤字，使货币发行增多，超过社会商品需求量，从而导致通货膨胀。在我国，这些条件均不具备。一是我国财政赤字弥补机制发生了变化。1994年以前，我国财政赤字主要是通过向银行透支来弥补的。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以来，改变了赤字弥补机制。财政出现赤字不能再向银行透支，只能通过发行国债来弥补。而《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中央银行不能直接购买或包销政府债券，这就切断了由于政府赤字和债务规模扩大导致货币超量发行的渠道。二是我国长期国债是直接向商业银行发行的，而商业银行存款大于贷款的差额正在不断扩大，由1998年的1.1万多亿元扩大到2000年的1.3万多亿元，将滞留在银行里闲置的钱通过国债方式用出去，可以减轻银行负担，用收取的国债利息支付老百姓的存款利息，改善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没有挤迫银行超发货币。三是有效需求不足已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矛盾，一般工农业产品供大于求，物价水平较低，即使扩大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物价也很难大幅涨起来，不会引发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
第三，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不会引发政府债务危机。尽管我国这几年财政赤字不断扩大，但我国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仍然明显偏低，1998～2000年，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分别为9.9％、12.7％和14.6％，大大低于国际公认的60％的警戒线指标。目前大多数欧美国家的这一比重均在 40％～ 60％，我国发行国债还有一定的空间。况且，从2000年开始，我国遵循国际惯例，将国债的“还本”和“付息”分开，国债利息支出列入财政预算支出项目，这样，偿还利息支出就有了预算监督和保障，以后再发国债，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借新债还旧债的问题，不会出现债务连本带息滚雪球式的扩大。至于学术界提到的各种财政隐性债务（有时又称或有债务）问题，如银行的不良贷款、养老金债务、地方政府债务，外债等，不完全等同于财政债务，目前银行等有关部门，正积极采取措施化解本领域的这些风险。应当看到，这些债务是多年来国民经济运行所累积起来的，其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正常债务的运转，有的是新旧体制转轨过程必须付出的代价，有的是因决策与管理不善而造成资产损失等，它们只构成财政债务风险的可能性。即使如此，也只是一种静态的可能性分析，真正能够分摊多少，何时分摊，是一个动态的可变化的过程，它将取决于国家整体经济实力和控制经济风险的能力。宏观经济运行状况越好回国家控制和化解经济风险的能力越强，各种债务转化为财政风险的压力就越轻，反之就越重。从中长期看，始终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态势，各种隐性债务对财政造成的压力不会很大，还有可能得到逐步化解，随着财政收入的稳定增加，为将来偿还财政债务提供有力保障。当前适当扩大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不会引发政府债务危机。
四、积极财政政策的前景及影响
朱总理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建议的说明中指出：“‘十五’前期，为了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以促进投资、消费和鼓励出口。”我国“十五”前期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依据是，原定国债投资项目总规模约2.4万亿元，1998～2000年已投资1.5万亿元，还剩下近1万亿元的投资量，中间不能断档，需要再用两年左右的时间来完成。这就是说，2001年和2002年每年还要发行不少于1000亿元的长期国债，连同银行等方面的配套资金在内，完成在建国债项目的投资量。此外，西部大开发已经启动，西气东输、西电东送、进藏铁路、南水北调、防沙治沙等一些重大项目已经上马或进入前期准备阶段，也需要投入一定数量的国债资金。这就是说，2001～2002年要继续保持积极财政政策的连续性和必要力度。从2003年开始，随着经济的稳步回升，可逐步减弱国债投资力度，积极财政政策的退出是逐步的，在退出的若干年内，仍将保持一定数量的财政赤字和发行一定数量的国债。
“十五”后期，随着经济发展周期渐趋活跃，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和方向会有所调整，也许那时我们不再称之为“积极的财政政策”，但财政政策仍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因素，到2005年，总的财政目标将达到：
第一，不断提高财政收入的“两个比重”，将财政收入占 GDP的比重提高到 20％左右，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提高到 60％左右。
第二，合理控制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年度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控制在3％以内，债务余额占 GDP的比重控制在 20％左右，各种财政隐性债务得到很好的控制和化解。
第三，财税体制改革取得较大进展，基本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公共财政体制。
今后财政政策中的税收政策作用将越来越重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在继续发挥财政支出政策作用的同时，将更加重视发挥税收政策的作用。税收是间接调控手段，对市场机制反映比较灵敏，随着经济的全面回升，市场机制作用不断增强，税收政策的作用将越来越大。税收政策具有较强的调节产业结构的功能。在已实行刺激投资的相关政策下，今后可考虑实行增值税转型，将现行的生产型增值税转变为消费型增值税。所谓生产型的增值税，就是在增值额时，只允许扣除购进原料的价值，而不准对任何购进固定资产的价值给予抵扣，这个固定资产在上一个环节已经缴纳了增值税，这就导致税基扩大、重复征税、负担加重和抑制企业投资的积极性。所谓消费型的增值税，就是在计算增值额时允许把当期购进的固定资产价值在当期全部予以抵扣，这样可以起到进一步消除重复征税因素、合理减轻企业增值税税负、刺激企业投资积极性和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作用。但是，实行这项改革，要考虑我国经济发展的特征及对财政收入的影响，列入抵扣范围应限于企业的设备购置，体现国家支持的重点，并采取分年抵扣办法来缓解增值税转型造成的财政明显减收等问题。
二是进一步促进财政消费支出的良性循环。即：财政政策要积极促进居民收入的增加，居民收入增加了，才会积极消费，促使企业增加生产，促进经济增长，反过来增加财政收人，又可以通过财政消费支出来增加居民收入。运用财政政策促进居民消费，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不断提高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我国1999年下半年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就采取提高工资和补助的办法，较大规模地增加了城镇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2000年是全年发放，等于比1999年增加了半年的调资收入。消费的良性循环开始显现，2000年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34153亿元，比上年增长9.7％，消费渐趋回暖。今后若干年，我国将继续采取不断增加中低收入居民收入的财政政策。第二，调节个人收入差距。个人收入差距扩大，不利于促进居民消费。因为高收入阶层的消费已经基本饱和，而中低收入居民对新的消费热点，如住房、轿车、电信产品等，受制于购买力，想消费而又消费不起。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1998年可与国际比较的吉尼系数是0.456，1997年为0.425，1996年为0.424. 1998年我国城镇居民收入按七等份分组，最高的居民组人均可支配货币收入增长6.9％，最低的居民组仅增长1.9％；从收入增加的绝对额看，前者增加 707元，后者增加46元，两者相差 15.4倍。而目前居民存款中 15％的人，已经拥有约 85％的存款。我国个人收入差距已出现不合理状况并呈扩大之势。为此，要面向社会高收入阶层开征遗产税；把一些高档消费品纳入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对高级娱乐业等特殊消费行为，提高营业税税率；实行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加大个人所得税的累进调节力度等；进一步强化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功能，将调节高收入的钱用来充实社会保障基金和补助低收入者，扩大社会总体消费水平。
1998年以来，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已经取得并将继续取得显著成效。在可预见的将来，我国积极财政政策要实施5年，这是一个长达中期的以财政支出为主要特征的持续扩张的财政政策，是宏观调控政策的一次大胆而有益的尝试。面对经济周期的膨胀与紧缩，我们不仅具备了治理通货膨胀的成功经验，也积累了治理通货紧缩的宝贵经验，可以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表明中央宏观调控能力和调控日趋成熟。不管国内外舆论怎样评价它，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将越来越深刻地展示在人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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