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对经理人股票期权激励效应的影响

　　(二)税收利益与财务报告成本
　　在股票期权被强制要求费用化之前，股票期权成为一种对企业而言既不发生成本又不需要现金支出的激励方式而被广泛采用。对于股票期权能否作为企业税前抵扣则有不同的规定。以美国为例，个人持有合格股票期权，只须在卖出行权所得股票时以卖出价与行权价之差缴纳资本利得税，这部分资本利得收入不能作为薪酬费用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个人持有不合格股票期权，在行权时以行权价和市价之差按薪金所得纳税，个人按一般薪酬纳税的那部分收入可作为企业薪金费用在税前予以扣除。合格股票期权与不合格股票期权不同的税收待遇给企业和个人带来不同的税收利益，其中资本利得税与个人薪金收入所得税率的差别越大(前者通常小于后者)，个人持有合格股票期权的税收利益越大；个人一般薪金收入适用的所得税率与企业所得税率的差异越大，个人是否持有不合格股票期权对企业税收利益的影响也

     (二)诱导经理人盈余管理的行为
　　已有研究表明，既定薪酬契约下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是经理人盈余管理的动因之一。经理人股票期权收益取决于行权价与售出价之间的差额，这就决定了经理人具有通过盈余管理手段影响行权价和售出价的动机。例如，为使行权价格降低，在股票期权授予日前的一段时间，经理人通常实施使收益下降的应计利润以降低期权授予价格。Bergstresser的研究发现，CEO报酬中来自于股票期权报酬的比例越高，以操纵性应计利润所表现的盈余管理程度越显著，在应计项目高的年份，同时伴随出现CEO高比例的行权和出售行为。中国上市公司的经理人也存在通过股权激励计划公告日前的三个季度操纵应急利润进行向下的盈余管理，或通过股票股利和公积金转增的方式来降低行权价格。在我国当前的税收制度下，行权价也是决定股票期权价值的重要因素，由于行权和出售两个环节的纳税义务相差甚远，这就容易导致经理人通过盈余管理或择时披露信息的手段影响其在行权时的股价升幅，让股价在未来出售时有更高的涨幅，以减轻行权环节的纳税义务，享受免征资本利得税带来的税收利益。
　　
　　(三)诱导经理人降低股利支付
　　目前我国对个人股利收入实行10％的比例税率，而对资本利得收入免征所得税的政策，具有对经理人减少股利支付，以提高资本利得，实现税收利益最大化的激励作用。在股权分置的情况下，超额现金股利分配是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遂道挖掘的普遍方式，伴随股权分置改革的完成，原来的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的利益实现方式趋于一致，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支付水平呈下降趋势。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变化，反映了在消除特殊的制度因素之后，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支付存在典型的代理问题，而股票期权及其相应的税收政策强化了经理人降低现金股利支付的行为，加剧了外部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代理问题。
　　此外，对于企业而言，股票期权作为薪酬费用计入利润表但不能在税前抵扣，导致企业面临高昂的财务报告成本却无税收利益可言。实证研究表明经理人具有高报利润的动机，目前股票期权会计处理规则严重影响摊销期间企业的利润，极大影响公司的股价和投资者的认同度，企业通常会权衡财务报告成本与税收利益的得失而行动，股票期权会计与税务的不对称处理，必将影响企业实施股票期权的积极性。在2006年底到2008年初的这段期间里，我国共有六家上市公司提出对原来的股票期权激励方案进行修改，修改后的方案具有的共同结果是使股票期权费用大幅下降，以避免对公司会计利润产生太大的冲击。
　　
　　四、结语
　　
　　经理人股票期权激励方式的广泛实施，某种程度上是受税收利益的驱动。对已实施股票期权的企业和个人来说，税收政策直接决定了双方的现金流入，从而影响企业股票期权授予和经理人股票期权的激励效应。税收对持有股票期权的经理人行为的调节存在两面性，其既可能缓解经理人的自利行为，提高股票期权的激励效应，也可能加剧本已存在的代理问题，抵消股票期权的激励作用。本文分析的结果表明，协调宏观层面基于调节作用的税收政策制定与微观层面委托代理问题的缓解是未来应该关注的问题。